华山，古称“西岳”。现存最早的华山志就是金大定年间道士王处一撰修的《西岳华山志》。此后华山志历代都有撰修，明代撰修了《华岳全集》。
　　


　　国家博物馆图书馆藏有一部《华岳全集》残本，存四卷六册，框高21.5厘米、宽14.1厘米。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字数同，四周单边，白口，单黑鱼尾。版心记书名、卷次、叶。首卷为图。卷首有万历丁酉（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年贾待问撰《刻华岳全集叙》，后有曹士伦题识，然后为万历丙申（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张维新《华岳全集叙》，后面也有曹士伦题识。其后为目录。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证此书有四个版本：其一，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华阴知县李时芳撰修，十卷;其二，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张维新为潼关道副使，贵阳人马明卿为华阴知县，两人以李时芳的刻本为底本，修改了部分错误，并增补三卷，为十三卷;其三，万历三十年（1602年），华阴知县河间人冯嘉会又以张维新的刻本为底本，增文数篇;其四，入清后，书中载“国朝祭告之文，与宋琬、蒋超诸人之诗，则莫知谁所续入。”
　　由此可知，《华岳全集》至少有四个版本，依据馆藏残本《华岳全集》卷首贾待问和张维新的叙，以及卷三所载祭告文的时间，最晚为万历十五年（1587年），可以确定馆藏《华岳全集》是以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的刻本为底本的。
　　王重民先生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中也记载了一个版本：此本卷首贾待问的叙为万历三十年，张维新的序为万历二十九年，不知何故。此外，卷末有马明卿和冯嘉会的跋，马明卿的跋后有曹士抡的评语“不朽之脉，文章是也。明序姑序，因笔损益之，道也。斯文未丧，百世可知，愿后有识之者。大顺囗年开创。邑令曹士抡评。”王重民先生还指出，此书所载祭告之文“下至康熙五十三年”。那么，此书应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提到的在第三种版本——冯嘉会增文本——的基础之上增补为第四种版本的清代增补本。馆藏本早于王重民先生提到的清代增补本，清代增补本卷末马明卿的跋后有曹士抡的评语。可以想像，馆藏残本若完整，应该也有马明卿的跋和曹士抡的评。王重民先生没有提到贾待问和张维新的叙后有曹士抡的题识，想必是在流传以及朝代更迭的过程中删削增改时遗失了，这就尤显馆藏残本《华岳全集》的重要与珍贵。
　　


　　馆藏万历二十四年本卷首贾待问和张维新的叙后都刻有曹士伦的题识，均署“大顺初年开创第一令曹士抡谨识”。笔者学疏才浅，未识出两篇题识，将图片录于此，以求教于方家。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朝，年号大顺，与此同时，李自成在陕西建立大顺朝，年号永昌。“大顺初年”到底是大西朝的大顺，还是大顺朝的大顺呢？这个问题在上世纪60年代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当时潘景郑先生、鲁深先生、李承详先生等多位学者参与论争。1993年，鲁深先生在《陕西对中国古代出版事业的贡献》一文中回忆了这一争论，结论是此书为李自成大顺朝所刻。大顺朝在历史上仅存在一年多，1645年就灭亡了。卷一署“天中张维新曰按古本图说二十有四所从来矣说稍增饰不得加损云”，保留了张维新为原著者的痕迹。卷二署“钦命镇守潼关兼摄河南山陕等处地方军民事务巫山伯马世耀”、“钦命镇守潼关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学政防御使刘苏”、“华阴县令曹士抡编辑”、“华阴县令学正王名世较正”。《国榷》卷104载有一段话：“豫王阿吉哥攻潼关，破之，伪巫山伯褚世耀败死，自成欲返延安……”由此可知马世耀是李自成的属下将领。曹士抡是大顺朝华阴县的第一任县令，因此署“开创第一令曹士抡”。此书是李自成大顺政权剜改刊印并留有明确纪年的图书，是中国现存惟一一部带有农民起义政权标记的图书，非常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