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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后期，冀鲁豫军区下属的抗日军政大学陆军中学（简称抗大陆中），曾一度名扬全边区内外，深受社会各界的交口称赞。
一、抗大陆中的由来
抗大陆中是杨得志将军于1942年2月在冀鲁豫边区的渡阳琉璃井亲自创办的。
此前，日本帝国主义已开始推行“治安肃正”计划，强调军政民一体的“总力战”。在军事上，采取“牛刀子战术”，实行“分区扫荡，分散布置，灵活进剿”；在政治上，推行“以华治华”，强化汉奸组织，豢养死心塌地的卖国贼来统治占领区；在经济上，则对抗日根据地的物资大肆破坏和掠夺。他们到处设据点，建炮楼，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所到之处，浓烟滚滚，一片废墟，使千百万平民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鲁西、冀鲁豫两区虽然刚刚合并半年多，但连成一片的解放区却被分割成了6小块，抗日根据地渐渐缩小。此外，还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旱灾、蝗灾，更使我军民雪上加霜。
在此危难之际，党中央于1941年12月17日向全党发出“精兵简政”的号召，要求全军按照“逐渐收缩，保存實力”的方针，整顿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还强调指出：“精兵简政”是克服根据地日益缩小，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和生息民力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苏振华、副司令员杨勇、参谋长阎揆要、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等人反复研究后，立即在军区实行起小团制，即在团的建制中撤消了营级单位，实际上是团变营、营变连。于是，大批干部被精简下来。
为保存、储备和提高这批干部，同时也为了培养一批在职的优秀青年干部和从敌占区来的进步学生，军区决定组建一所学校，让他们入校学习。为此，先办了一个类似现在的“学习班”，作为“试点”，以便总结经验。但是，有不少营团干部对此并不理解，有些抵触情绪，并不安心学习。杨得志得知此情，深感问题严重，遂决定亲自兼任校长，并选调一位得力的副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几经筛选，他最终看中了教导第7旅代旅长余克勤。此人一向英勇善战，又是年轻的老红军，无论战功，还是资历，都足以为人师表；还曾在红大担任过学员队队长及随营学校学员营营长，有丰富的学校管理的经验；另外，他一身正气，又善于团结同事，关心属下，具有较强的凝聚力。
随后，军区领导研究决定：在原鲁西军校抗大一分校二校基础上，成立抗日军政大学陆军中学，简称：抗大陆中；由杨得志兼任校长，余克勤任副校长主持工作，军区宣传部长郑思群任副政委，朱子伟（后为潘焱）任教育长，赵风岐任政治部主任；办校方针，同样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学校除校部设有供给股、卫生所、通讯排之外，下设四个中队，一队、二队的学员是由参军较早的老红军、老八路组成，均为团营干部；三队的学员由在职工作人员组成，都是连排干部；四队是由参军时间较短和从敌占区来的一部分进步青年学生组成，其中有一个女生班。另外，还领导一个边区地方学院——筑先学院（该学院是以当地牺牲的抗日将领范筑先的名字命名的，约500人），全校共1000余人。
二、抗大陆中的校风
余克勤、郑思群等人上任后，首先根据杨校长的指示商定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接着分头进行调查研究，并就一些突出问题达成共识。随后，重点采取了三项措施，也就是军区首长后来给他们开玩笑时所说的“三把火”，即“烧官气”、“烧惰气”、“烧娇气”。
所谓“烧官气”，是不准学员带战马、带警卫、带通讯员。余克勤等校领导根据掌握的情况，先是找有关团、营干部个别谈话，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然后专门召开一、二队全体学员大会，明确规定：干部在校学习期间，要放下官架子，以普通学员的身份参加学习，任何人不得搞特殊化。所带工勤人员，一律返回原部队；所带马匹，统统上缴后勤分队。
由于一、二队的学员多是老红军和抗战初期入伍的同志，他们在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从南打到北，由西打到东，始终坚持在对敌斗争的第一线，不少人还多次立功，所以，一开始取消其以往待遇，曾遇到不少阻力。但他们毕竟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好同志，一旦明白了道理，也就很快付诸实施，带头当好普通学员。
所谓“烧惰气”，是打掉某些教员、学员的“等、靠、要”思想，因陋就简，艰苦创业。没有教材，自己编印；没有教具，自己制作；没有教室，就在田间地头、打麦场上、树荫底下上课。届时，背包当凳子，膝盖当课桌，手指头当成笔，沙滩当纸张。教员更艰苦，常常用老乡的黑色门板靠在大树上当黑板，用破砖烂瓦中的白石灰块当粉笔，弄得满脸灰尘，呛得直咳嗽。
当时，课时分配是政治课占40%，军事课占40%，文化课占20%。上军事课时，由于武器少，一个队平均8支步枪，还有的打不响，所以大家分外珍惜打靶的机会。为取得优异的成绩，无论男女学员，都常常在地里、沟里摸爬滚打，苦练基本功。
所谓“烧娇气”，是当时部队和群众都严重缺粮，学校的供应也很差，每人每天定粮不过半斤，而且大部分是粗粮。为填肚子，只好发动学生采集树叶、野菜。学校还特地规定，每个队每天要派出一个班去挖野菜。由于长期缺乏营养，学员们有的得了夜盲症，一到天黑就犯愁；有的得了浮肿病，鞋子也穿不上，只好找條细绳系着。此间，日寇又不停地对中心区进行频繁的扫荡，为对付日伪的炮火，有时不得不天天行军，夜夜转移。他们经常是夕阳西下就出发，东方欲晓又开始宿营，平均每天行程60里左右。一遇刮风下雨，个个成了泥人。有几次，还遇到学校刚准备开饭，就接到日伪袭击的情报，顾不得吃一口就又出发了。
尽管如此，由于烧掉了“三气”，树立了正气，学校上下洋溢着团结友爱的互助精神、大无畏的进取精神和革命的乐观主义。在行军中，身体强的主动帮身体弱的同志背背包，男同志主动帮助女同志背行李；到达宿营地休息时，还要帮助老乡扫院子、挑水、干农活等。在上课空隙或助农劳动中，对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是共产党员的，要把每天宣传内容、人数、场次及助民情况等一一向党小组长汇报，小组长每天向支部书记汇报。 各学员队指导员还负责文体活动，主要是拔河、打篮球等。打篮球是把一个藤篮的圈儿绑在一架木梯上，木梯埋在土里，大伙儿还打得挺有劲。此外，还要每周组织一次娱乐晚会，会场往往设在群众的大院子里，或在打麦场上。由同志们把家乡的小调、民歌、戏剧等，都贡献一段。于是，河南豫剧、河北梆子、山东吕剧、快板、地方小调应有尽有，真是五湖四海大联欢，人人都感到分外开心。
特别是学校开大会时，各队互相拉歌，每次拉歌又总是青年队夺魁。因此，青年队常常得到军区首长的表扬。
学员队的领导，对女学员格外关心和照顾，行军时总是把她们安排在队伍中间，宿营时只让她们白天站岗、放哨，不让她们晚上担任警戒。至于其它公差勤务，则尽量不让她们参加，以便她们尽快恢复体力。特别是住宿，男学员一律住在野外、场院、牛棚，而把她们安排在群众家里。一般说来，老百姓一家有两三间房，腾出一间给她们住半个班到一个班，也就是5至10个人。她们都是打地铺，先在地上铺草，再把门板卸下来当床。因为学校是流动的，所以住老百姓的家也不是固定的，过段时间就得换一家。女学员也坚持為房东打扫院子、挑水，争当“水满缸运动”的模范。男学员怕她们滑到井里，总是提前跑到井旁边，帮她们一一把水桶打满，提到井台上。当然，女学员也想方设法地帮助男学员，如缝缝补补之类。
就这样，条件虽然艰苦，任务虽然繁重，但始終洋溢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
三、在“九·二七”大“扫荡”中的抗大陆中师生们
由于抗大陆中设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即濮县、范县、观城三县交界的孟楼一带，和党、政、军机关离得不远，因此，经常受到日伪频繁的扫荡。
1942年9月27日，抗大陆中遭到了日伪最残酷的扫荡。敌军集中了万余人，在10辆坦克、250辆汽车和一些飞机的配合下，兵分8路，对濮、范、观交界处进行了血腥的“铁壁合围”，妄图消灭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
那天早上，抗大陆中的师生正出操，忽然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响。余克勤急忙向司令部情报队询问“怎么回事？”对方说，他们并没有接到鬼子扫荡的情报。待学员吃过早饭，正准备上课，炮声夹杂着枪声越来越近。余克勤凭其多年的经验，意识到形势严峻，立即命令各学员队做好应急准备。这时，学校和上级已经失去了联系，眼前情况也难以判断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又是一次大“扫荡”。不一会，敌人果然潮水般地冲来。如果不能突围出去，全校将会覆没。在此危机时刻，余克勤果断地作出决定：由副政委郑思群、教育长潘焱带学员转移，自己和其他同志负责掩护。
将近中午，敌人的包围圈已经形成，刹时炮声、枪声大作，飞机疯狂扫射，包围圈越缩越小，形势越来越急。
“一定要突围出去！”余克勤一面大声呼喊，一面掩护着大家边打边撤。下午三时，总算攻破了敌人的薄弱环节，使绝大部分师生冲出了包围圈。
这次扫荡，抗大陆中遭受到了巨大损失，有50名教官和学员被敌人俘去，其中包括女生班的5人；训练处长孙厚甫、校务处长王志彬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潘焱教育长的爱人韩红因临产而被敌人抓捕，最后在山东郓城惨遭杀害……根据地人民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大部分村庄变成一片废墟！人民群众为了掩护我们的干部、学员，还献出了自己的亲人。如3队有位学员，就是一位老大爷以儿子的生命为代价救下来的！
在突围中，郑思群为保护学员而与队伍失散。他边打边跑，后来又就近躲进了一家群众的院子里。他见鬼子紧紧追赶着，为不落入魔掌，竟用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颈部。随着“叭”的一声响，自己倒在血泊中！鬼子赶到后，见他脸上、脖子上尽是鲜血，用脚踢了踢，以为他死了，才扬长而去。幸运的是，他那一枪打偏了，并没有伤及要害处，最后被群众抢救过来。
在这次反扫荡中，女生司同兰和同班同学李翠兰在一起。李翠兰小时候缠过脚，跑不快；而司同兰虽然是个大脚，却穿了一双小号的新鞋。经过半天的奔跑，大脚趾被挤得青肿，脚掌上又磨出了泡，实在走不动，两人一起掉了队。为躲鬼子，她们就在路旁棉花地里的高棉花棵下藏起来。当时，她们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教员在给她们上第一堂课时所说的：“我们八路军的同志，宁死不当敌人的俘虏。”她们还商定，敌人必然从这里过，如果他们用刺刀乱扎乱捅，自己也不要出声。随后，她俩南北方向躺在棉花地里，听着鬼子的炮车从一旁行驶的声音，纹丝不动地任凭鬼子从身边走过，鬼子竟然没发现她们；也可能看见了，但认为她们已经死了，没当回事。等敌人走过去、站在大堤上向北射击时，她俩才迅速爬起来，夹在逃难的群众中间，逃出了包围圈。
在“9·27”大扫荡中被俘的50名抗大陆中师生，当天被关在范县一间破旧的民房里。夜间，他们曾试图挖墙逃出，但因敌人防守太严，未能成功。第二天一早，他们被装上汽车，拉到郓城。接着，又经巨野、济宁，被押往济南。其间，他们也几次准备逃脱，均未如愿。
在济南，学员们被关进靠火车站不远的一个外国石油公司的房子里。敌人对他们进行逐个审问，并玩弄所谓的“怀柔政策”，还派“宣抚班”进行“宣抚”，妄图瓦解其斗志。然而，大家不但无一动摇，反而利用放风的机会秘密串联，很快成立了以二队教官、老红军战士罗少维为首的“临时行动委员会”，由罗少维统一指军并负责二队、温元著负责三队、杨文渊负责校部和青年队，相机组织暴动。遗憾的是，未待他们动手，敌人却把他们转移到了斜对门的原美孚石油公司的仓库，白天被押着去挖封锁沟或修飞机场，晚上挤在一座钢筋水泥砌成的库房里，对他们看守更严了。
尽管如此，抗大陆中师生们仍冒着性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进行了周密策划，并决定在11月16日利用吃晚饭的机会举行暴动。正当大家焦急地等待预定的信号，突然两辆汽车载着几十个鬼子开进院子，——原来是一群卫生兵，要给关押他们的库房消毒。这些人折腾来，折腾去，占去了好长时间，使暴动计划被迫取消。
此后，由于敌人改变了看守策略，集体暴动越来越困难，只能由少数人相机行事。于是，出现了罗少维、黄兴华等5同志白天夺取敌枪的暴动，傅伸骅、温元著等十几位同志夜间夺枪越狱的暴动。其他同志也都以他们为榜样，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逃出虎口，重新回到冀鲁豫革命队伍中。 为此，冀鲁豫军区党委于1943年2月15日下达了《军区党务委员会为罗少维等同志在敌狱组织暴动事告全军区党员通知书》，通报表扬罗少维、黄兴华、傅伸骅、温元著等同志“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革命品质和气节”。要求各支部要根据这一事实，对党员进行气节教育，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接着，杨得志司令员接见、慰勉了越狱归来的同志们。4月17日，军区《战友报》又在第4期头版位置，再次宣传英雄们的感人事迹。军区政治部宣传队也以这次越狱斗争为题材，创作并演出了活报剧。
身为校领导的余克勤、郑思群、潘焱等人，为拥有这样一批好教员、好学员而深感欣慰和自豪。同时，充分利用这一活生生的教材，在抗大陆中掀起了学习罗少维等同志大无畏革命精神的热潮。从此，抗大陆中进一步焕发出勃勃生机，受到当地军民的交口称赞和冀鲁豫军区的一再表扬。
四、抗大陆中的光荣
1944年6月，抗大陆中经过2年多的风风雨雨，如期完成了教学计划，学员毕业，并奔赴各个战场；按照上级指示，与晋冀豫军区党校合并，向太行山挺进。这时，学校已成功地培训学员600余人。
抗大陆中撤销时，校长杨得志已奉命去陕北保卫延安，直到1945年10月7日才遵照中央军委指示重返冀鲁豫，就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随后，又改任晋察冀军区第2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华北军区第2兵团司令员，参加、指挥了邯郸、石家庄等战役，后参加平津、太原、兰州、宁夏等战役。
杨得志于1950年兼任陕西军区司令员。1951年2月抗美援朝，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1954年回国，1955年4月任济南军区司令员。
自1969年起，杨得志历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司令员。1979年1月，改任昆明军区司令员。1980年起任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1955年被授上将军衔。
抗大陆中撤销后，为恢复和发展水东抗日根据地，冀鲁豫军区抽调307位精兵强将，作为“南下大队”，由余克勤和一分区政委袁振率领着开赴水东地区。在这307人中，就有温元著、司同兰等好几位抗大陆中学员。
7月1日，“南下大队”从兰封（现为兰考）、内黄之间越过陇海铁路，进入水东地区最北边的杞县。先打掉了杨城敌据点，活捉了伪保安大队长贾建德，給水东人民群众送了个厚重的见面礼。7月4日，到达杞南，和王广文、李中一领导的“水东独立团”胜利会合，并遵照上级指示进行整编扩建，整编后的部队仍用“水东独立团”番号，余克勤任团长，袁振任政委。接着，独立团相继攻打长岗、河堤岭、叶寨、欧阳岗，捷报接二连三。1945年元月，冀鲁豫军区十二分区（即水东军分区）成立，余克勤任司令员、袁振任政委。
后来，余克勤曾任湖西军分区司令员、华北独立二旅旅长、68军副军长、洛阳步校校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抗大陆中撤销前，潘焱曾调任冀鲁豫军区第2军分区参谋长，于1943年10月组织奇袭八公桥。此后，又参加指挥了昆张战役、攻克清丰县城、讨伐汉奸刘本功、阳谷等战役，巩固和扩大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屡立战功。
在解放战争时期，潘焱于1945年10月任冀鲁豫军区参谋长，1946年12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7纵队参谋长，1948年5月任中原野戰军第1纵队参谋长，参加了解放郑州战役、淮海战役等。
新中国成立后，潘焱于1949年11月参加了进军大西南，解放贵阳及贵州省的战斗。同年12月与杨勇等组成前指，率16军、18军入川，参加了成都战役。1955年3月，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6军军长，1958年8月回国。此后，相继担任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海军参谋长、顾问，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抗大陆中的其他教职员工和学员，后来也有不少成了我军的高级将领。如政治指导员朱光，曾任海军司令员；学员张平，曾任68军副军长。其他同志，也都一个个在各自岗位上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抗大陆中的由来
抗大陆中是杨得志将军于1942年2月在冀鲁豫边区的渡阳琉璃井亲自创办的。
此前，日本帝国主义已开始推行“治安肃正”计划，强调军政民一体的“总力战”。在军事上，采取“牛刀子战术”，实行“分区扫荡，分散布置，灵活进剿”；在政治上，推行“以华治华”，强化汉奸组织，豢养死心塌地的卖国贼来统治占领区；在经济上，则对抗日根据地的物资大肆破坏和掠夺。他们到处设据点，建炮楼，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所到之处，浓烟滚滚，一片废墟，使千百万平民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鲁西、冀鲁豫两区虽然刚刚合并半年多，但连成一片的解放区却被分割成了6小块，抗日根据地渐渐缩小。此外，还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旱灾、蝗灾，更使我军民雪上加霜。
在此危难之际，党中央于1941年12月17日向全党发出“精兵简政”的号召，要求全军按照“逐渐收缩，保存實力”的方针，整顿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还强调指出：“精兵简政”是克服根据地日益缩小，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和生息民力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苏振华、副司令员杨勇、参谋长阎揆要、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等人反复研究后，立即在军区实行起小团制，即在团的建制中撤消了营级单位，实际上是团变营、营变连。于是，大批干部被精简下来。
为保存、储备和提高这批干部，同时也为了培养一批在职的优秀青年干部和从敌占区来的进步学生，军区决定组建一所学校，让他们入校学习。为此，先办了一个类似现在的“学习班”，作为“试点”，以便总结经验。但是，有不少营团干部对此并不理解，有些抵触情绪，并不安心学习。杨得志得知此情，深感问题严重，遂决定亲自兼任校长，并选调一位得力的副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几经筛选，他最终看中了教导第7旅代旅长余克勤。此人一向英勇善战，又是年轻的老红军，无论战功，还是资历，都足以为人师表；还曾在红大担任过学员队队长及随营学校学员营营长，有丰富的学校管理的经验；另外，他一身正气，又善于团结同事，关心属下，具有较强的凝聚力。
随后，军区领导研究决定：在原鲁西军校抗大一分校二校基础上，成立抗日军政大学陆军中学，简称：抗大陆中；由杨得志兼任校长，余克勤任副校长主持工作，军区宣传部长郑思群任副政委，朱子伟（后为潘焱）任教育长，赵风岐任政治部主任；办校方针，同样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学校除校部设有供给股、卫生所、通讯排之外，下设四个中队，一队、二队的学员是由参军较早的老红军、老八路组成，均为团营干部；三队的学员由在职工作人员组成，都是连排干部；四队是由参军时间较短和从敌占区来的一部分进步青年学生组成，其中有一个女生班。另外，还领导一个边区地方学院——筑先学院（该学院是以当地牺牲的抗日将领范筑先的名字命名的，约500人），全校共1000余人。
二、抗大陆中的校风
余克勤、郑思群等人上任后，首先根据杨校长的指示商定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接着分头进行调查研究，并就一些突出问题达成共识。随后，重点采取了三项措施，也就是军区首长后来给他们开玩笑时所说的“三把火”，即“烧官气”、“烧惰气”、“烧娇气”。
所谓“烧官气”，是不准学员带战马、带警卫、带通讯员。余克勤等校领导根据掌握的情况，先是找有关团、营干部个别谈话，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然后专门召开一、二队全体学员大会，明确规定：干部在校学习期间，要放下官架子，以普通学员的身份参加学习，任何人不得搞特殊化。所带工勤人员，一律返回原部队；所带马匹，统统上缴后勤分队。
由于一、二队的学员多是老红军和抗战初期入伍的同志，他们在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从南打到北，由西打到东，始终坚持在对敌斗争的第一线，不少人还多次立功，所以，一开始取消其以往待遇，曾遇到不少阻力。但他们毕竟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好同志，一旦明白了道理，也就很快付诸实施，带头当好普通学员。
所谓“烧惰气”，是打掉某些教员、学员的“等、靠、要”思想，因陋就简，艰苦创业。没有教材，自己编印；没有教具，自己制作；没有教室，就在田间地头、打麦场上、树荫底下上课。届时，背包当凳子，膝盖当课桌，手指头当成笔，沙滩当纸张。教员更艰苦，常常用老乡的黑色门板靠在大树上当黑板，用破砖烂瓦中的白石灰块当粉笔，弄得满脸灰尘，呛得直咳嗽。
当时，课时分配是政治课占40%，军事课占40%，文化课占20%。上军事课时，由于武器少，一个队平均8支步枪，还有的打不响，所以大家分外珍惜打靶的机会。为取得优异的成绩，无论男女学员，都常常在地里、沟里摸爬滚打，苦练基本功。
所谓“烧娇气”，是当时部队和群众都严重缺粮，学校的供应也很差，每人每天定粮不过半斤，而且大部分是粗粮。为填肚子，只好发动学生采集树叶、野菜。学校还特地规定，每个队每天要派出一个班去挖野菜。由于长期缺乏营养，学员们有的得了夜盲症，一到天黑就犯愁；有的得了浮肿病，鞋子也穿不上，只好找條细绳系着。此间，日寇又不停地对中心区进行频繁的扫荡，为对付日伪的炮火，有时不得不天天行军，夜夜转移。他们经常是夕阳西下就出发，东方欲晓又开始宿营，平均每天行程60里左右。一遇刮风下雨，个个成了泥人。有几次，还遇到学校刚准备开饭，就接到日伪袭击的情报，顾不得吃一口就又出发了。
尽管如此，由于烧掉了“三气”，树立了正气，学校上下洋溢着团结友爱的互助精神、大无畏的进取精神和革命的乐观主义。在行军中，身体强的主动帮身体弱的同志背背包，男同志主动帮助女同志背行李；到达宿营地休息时，还要帮助老乡扫院子、挑水、干农活等。在上课空隙或助农劳动中，对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是共产党员的，要把每天宣传内容、人数、场次及助民情况等一一向党小组长汇报，小组长每天向支部书记汇报。 各学员队指导员还负责文体活动，主要是拔河、打篮球等。打篮球是把一个藤篮的圈儿绑在一架木梯上，木梯埋在土里，大伙儿还打得挺有劲。此外，还要每周组织一次娱乐晚会，会场往往设在群众的大院子里，或在打麦场上。由同志们把家乡的小调、民歌、戏剧等，都贡献一段。于是，河南豫剧、河北梆子、山东吕剧、快板、地方小调应有尽有，真是五湖四海大联欢，人人都感到分外开心。
特别是学校开大会时，各队互相拉歌，每次拉歌又总是青年队夺魁。因此，青年队常常得到军区首长的表扬。
学员队的领导，对女学员格外关心和照顾，行军时总是把她们安排在队伍中间，宿营时只让她们白天站岗、放哨，不让她们晚上担任警戒。至于其它公差勤务，则尽量不让她们参加，以便她们尽快恢复体力。特别是住宿，男学员一律住在野外、场院、牛棚，而把她们安排在群众家里。一般说来，老百姓一家有两三间房，腾出一间给她们住半个班到一个班，也就是5至10个人。她们都是打地铺，先在地上铺草，再把门板卸下来当床。因为学校是流动的，所以住老百姓的家也不是固定的，过段时间就得换一家。女学员也坚持為房东打扫院子、挑水，争当“水满缸运动”的模范。男学员怕她们滑到井里，总是提前跑到井旁边，帮她们一一把水桶打满，提到井台上。当然，女学员也想方设法地帮助男学员，如缝缝补补之类。
就这样，条件虽然艰苦，任务虽然繁重，但始終洋溢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
三、在“九·二七”大“扫荡”中的抗大陆中师生们
由于抗大陆中设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即濮县、范县、观城三县交界的孟楼一带，和党、政、军机关离得不远，因此，经常受到日伪频繁的扫荡。
1942年9月27日，抗大陆中遭到了日伪最残酷的扫荡。敌军集中了万余人，在10辆坦克、250辆汽车和一些飞机的配合下，兵分8路，对濮、范、观交界处进行了血腥的“铁壁合围”，妄图消灭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
那天早上，抗大陆中的师生正出操，忽然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响。余克勤急忙向司令部情报队询问“怎么回事？”对方说，他们并没有接到鬼子扫荡的情报。待学员吃过早饭，正准备上课，炮声夹杂着枪声越来越近。余克勤凭其多年的经验，意识到形势严峻，立即命令各学员队做好应急准备。这时，学校和上级已经失去了联系，眼前情况也难以判断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又是一次大“扫荡”。不一会，敌人果然潮水般地冲来。如果不能突围出去，全校将会覆没。在此危机时刻，余克勤果断地作出决定：由副政委郑思群、教育长潘焱带学员转移，自己和其他同志负责掩护。
将近中午，敌人的包围圈已经形成，刹时炮声、枪声大作，飞机疯狂扫射，包围圈越缩越小，形势越来越急。
“一定要突围出去！”余克勤一面大声呼喊，一面掩护着大家边打边撤。下午三时，总算攻破了敌人的薄弱环节，使绝大部分师生冲出了包围圈。
这次扫荡，抗大陆中遭受到了巨大损失，有50名教官和学员被敌人俘去，其中包括女生班的5人；训练处长孙厚甫、校务处长王志彬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潘焱教育长的爱人韩红因临产而被敌人抓捕，最后在山东郓城惨遭杀害……根据地人民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大部分村庄变成一片废墟！人民群众为了掩护我们的干部、学员，还献出了自己的亲人。如3队有位学员，就是一位老大爷以儿子的生命为代价救下来的！
在突围中，郑思群为保护学员而与队伍失散。他边打边跑，后来又就近躲进了一家群众的院子里。他见鬼子紧紧追赶着，为不落入魔掌，竟用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颈部。随着“叭”的一声响，自己倒在血泊中！鬼子赶到后，见他脸上、脖子上尽是鲜血，用脚踢了踢，以为他死了，才扬长而去。幸运的是，他那一枪打偏了，并没有伤及要害处，最后被群众抢救过来。
在这次反扫荡中，女生司同兰和同班同学李翠兰在一起。李翠兰小时候缠过脚，跑不快；而司同兰虽然是个大脚，却穿了一双小号的新鞋。经过半天的奔跑，大脚趾被挤得青肿，脚掌上又磨出了泡，实在走不动，两人一起掉了队。为躲鬼子，她们就在路旁棉花地里的高棉花棵下藏起来。当时，她们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教员在给她们上第一堂课时所说的：“我们八路军的同志，宁死不当敌人的俘虏。”她们还商定，敌人必然从这里过，如果他们用刺刀乱扎乱捅，自己也不要出声。随后，她俩南北方向躺在棉花地里，听着鬼子的炮车从一旁行驶的声音，纹丝不动地任凭鬼子从身边走过，鬼子竟然没发现她们；也可能看见了，但认为她们已经死了，没当回事。等敌人走过去、站在大堤上向北射击时，她俩才迅速爬起来，夹在逃难的群众中间，逃出了包围圈。
在“9·27”大扫荡中被俘的50名抗大陆中师生，当天被关在范县一间破旧的民房里。夜间，他们曾试图挖墙逃出，但因敌人防守太严，未能成功。第二天一早，他们被装上汽车，拉到郓城。接着，又经巨野、济宁，被押往济南。其间，他们也几次准备逃脱，均未如愿。
在济南，学员们被关进靠火车站不远的一个外国石油公司的房子里。敌人对他们进行逐个审问，并玩弄所谓的“怀柔政策”，还派“宣抚班”进行“宣抚”，妄图瓦解其斗志。然而，大家不但无一动摇，反而利用放风的机会秘密串联，很快成立了以二队教官、老红军战士罗少维为首的“临时行动委员会”，由罗少维统一指军并负责二队、温元著负责三队、杨文渊负责校部和青年队，相机组织暴动。遗憾的是，未待他们动手，敌人却把他们转移到了斜对门的原美孚石油公司的仓库，白天被押着去挖封锁沟或修飞机场，晚上挤在一座钢筋水泥砌成的库房里，对他们看守更严了。
尽管如此，抗大陆中师生们仍冒着性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进行了周密策划，并决定在11月16日利用吃晚饭的机会举行暴动。正当大家焦急地等待预定的信号，突然两辆汽车载着几十个鬼子开进院子，——原来是一群卫生兵，要给关押他们的库房消毒。这些人折腾来，折腾去，占去了好长时间，使暴动计划被迫取消。
此后，由于敌人改变了看守策略，集体暴动越来越困难，只能由少数人相机行事。于是，出现了罗少维、黄兴华等5同志白天夺取敌枪的暴动，傅伸骅、温元著等十几位同志夜间夺枪越狱的暴动。其他同志也都以他们为榜样，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逃出虎口，重新回到冀鲁豫革命队伍中。 为此，冀鲁豫军区党委于1943年2月15日下达了《军区党务委员会为罗少维等同志在敌狱组织暴动事告全军区党员通知书》，通报表扬罗少维、黄兴华、傅伸骅、温元著等同志“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革命品质和气节”。要求各支部要根据这一事实，对党员进行气节教育，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接着，杨得志司令员接见、慰勉了越狱归来的同志们。4月17日，军区《战友报》又在第4期头版位置，再次宣传英雄们的感人事迹。军区政治部宣传队也以这次越狱斗争为题材，创作并演出了活报剧。
身为校领导的余克勤、郑思群、潘焱等人，为拥有这样一批好教员、好学员而深感欣慰和自豪。同时，充分利用这一活生生的教材，在抗大陆中掀起了学习罗少维等同志大无畏革命精神的热潮。从此，抗大陆中进一步焕发出勃勃生机，受到当地军民的交口称赞和冀鲁豫军区的一再表扬。
四、抗大陆中的光荣
1944年6月，抗大陆中经过2年多的风风雨雨，如期完成了教学计划，学员毕业，并奔赴各个战场；按照上级指示，与晋冀豫军区党校合并，向太行山挺进。这时，学校已成功地培训学员600余人。
抗大陆中撤销时，校长杨得志已奉命去陕北保卫延安，直到1945年10月7日才遵照中央军委指示重返冀鲁豫，就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随后，又改任晋察冀军区第2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华北军区第2兵团司令员，参加、指挥了邯郸、石家庄等战役，后参加平津、太原、兰州、宁夏等战役。
杨得志于1950年兼任陕西军区司令员。1951年2月抗美援朝，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1954年回国，1955年4月任济南军区司令员。
自1969年起，杨得志历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司令员。1979年1月，改任昆明军区司令员。1980年起任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1955年被授上将军衔。
抗大陆中撤销后，为恢复和发展水东抗日根据地，冀鲁豫军区抽调307位精兵强将，作为“南下大队”，由余克勤和一分区政委袁振率领着开赴水东地区。在这307人中，就有温元著、司同兰等好几位抗大陆中学员。
7月1日，“南下大队”从兰封（现为兰考）、内黄之间越过陇海铁路，进入水东地区最北边的杞县。先打掉了杨城敌据点，活捉了伪保安大队长贾建德，給水东人民群众送了个厚重的见面礼。7月4日，到达杞南，和王广文、李中一领导的“水东独立团”胜利会合，并遵照上级指示进行整编扩建，整编后的部队仍用“水东独立团”番号，余克勤任团长，袁振任政委。接着，独立团相继攻打长岗、河堤岭、叶寨、欧阳岗，捷报接二连三。1945年元月，冀鲁豫军区十二分区（即水东军分区）成立，余克勤任司令员、袁振任政委。
后来，余克勤曾任湖西军分区司令员、华北独立二旅旅长、68军副军长、洛阳步校校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抗大陆中撤销前，潘焱曾调任冀鲁豫军区第2军分区参谋长，于1943年10月组织奇袭八公桥。此后，又参加指挥了昆张战役、攻克清丰县城、讨伐汉奸刘本功、阳谷等战役，巩固和扩大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屡立战功。
在解放战争时期，潘焱于1945年10月任冀鲁豫军区参谋长，1946年12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7纵队参谋长，1948年5月任中原野戰军第1纵队参谋长，参加了解放郑州战役、淮海战役等。
新中国成立后，潘焱于1949年11月参加了进军大西南，解放贵阳及贵州省的战斗。同年12月与杨勇等组成前指，率16军、18军入川，参加了成都战役。1955年3月，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6军军长，1958年8月回国。此后，相继担任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海军参谋长、顾问，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抗大陆中的其他教职员工和学员，后来也有不少成了我军的高级将领。如政治指导员朱光，曾任海军司令员；学员张平，曾任68军副军长。其他同志，也都一个个在各自岗位上作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