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时间追回到2003年3月，在那个特别的春天里，非典的影响逐渐从广州向全国蔓延，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一级恐慌”。回忆起这段日子，卢广感叹时间过了太久，但在聊起那些独特的经历时，他却记得每一个细节。当年作为报社记者的他，在“非典”期间拍摄了上百卷胶卷的照片，之后出版了《非典64天日记》这本书，用影像为人们讲述他看到的一切。而这64天中最让他难忘的，便是4月22日这天。
4月20日下午3点，中国卫生部在发布会上首度承认北京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疏漏，原本五天公布一次疫情，改为每天公布。这让卢广再也坐不住了，尽管早在3月底他就有意在天安门广场、西单等地抓拍那些戴口罩上街的行人，但这对于一个渴望用镜头挖掘事件真相的摄影师来说，还远远不够。聊到4月22日那天，卢广讲出的画面历历在目。那天，他历尽周折第一次走进了非典急救现场，亲眼见证了这场阻击战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而当天的疫情数字就像当头一棒，狠狠地砸醒了尚在懵懂的民众。
2003年4月22日AM5：00靠照片拼来前线“许可证”
天光刚一放亮，卢广就起床了。早上5点，他拿着连夜冲洗出来的照片，赶到了北京急救中心附近的西松树胡同。道路两旁停满了救护车，再往里走不远就是两间十几平方米的平房，这是“非典”急救车队临时休息和消毒的地方。
几个医生和昨天一样，依然穿着一身防护服，看样子已经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卢广赶忙将照片递了过去。“这是昨天给我们拍的？”一个医生略带吃惊地问道，表情明显有些激动。在场的其他医生也纷纷传阅照片，虽然隔着厚厚的口罩、眼罩，依然看得出大家都很高兴。卢广见状赶紧跟一个医生申请，想随车拍摄急救现场。“这太危险了，目前还没有治疗“非典”的特效药。遇上紧急情况，我们很难保护你。”医生犹豫了—下，拒绝了他。卢广立刻说：“我来这里就是要到最前线拍摄最真实的东西。我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绝不给大家添麻烦”。医生沉默了片刻，终于点了下头。
听到这句话，卢广简直兴奋地要跳起来。说实话，经过昨天的拍摄，他已经知道了疫情有多严重，但是心中的激动远远大于恐惧。在这个非常时期能零距离接触非典战场，亲自目睹人类与病毒抗争的悲壮场景，对一个摄影人来说意义非凡。尤其是此前，权威媒体发布的疫情信息被证实有很大出入，这让卢广更加坚信只有照片才能真实地见证这一切。
2003年4月22BAM9：00长安街也有没人的时候
上午9点，120热线接到电话，某大学一个女生有发烧症状。“疫情就是命令！”急救小组火速跳上了救护车。出于安全考虑，卢广被安排和医生、司机并排坐在驾驶室里。大家谁也没有说话，气氛很凝重。车子一路飞奔上了长安街，渐渐地就看不到什么车了。巨大的天安门广场只有寥寥数人，都戴着口罩，行色匆匆。看升国旗的游客、提笼架鸟的大爷、逛街的情侣，统统不知了去向。诺大的北京城仿佛一夜之间就变得光秃秃、灰蒙蒙的，没了生气。只剩下金灿灿的迎春花疯了似的向外吐着穗子，抽打着这个无措的春天。
救护车驶进校园的那一刻，卢广有些恍惚。校园里到处是成群结队的学生，站得远远地望着，看起来既新奇又害怕。一路走进宿舍楼，所到之处、所见之人没做任何隔离、防护措施。除了正在发烧的那个女生躺在床上，她的舍友就如常地坐在宿舍里聊天，连个口罩都没戴。就在医生带着女孩准备坐电梯下楼时，还有几个同学想上来同乘。回程的路上依旧没有人说话，卢广的心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连呼吸都变得有些困难。“如果这个女孩不幸得了“非典”，那整个学校都可能爆发大规模传染。不行，得尽陕把照片发布出去。”
在学校的见闻让他心痛地意识到一一在“非典”蔓延初期，大众的麻木漠然，媒体有意无意的隐瞒，比病毒的危害还大。他眼睁睁地看正在飞速蔓延的疫情，心里早已急得上蹿下跳。疫情扩散的速度与民众的反应完全不成正比，可急也没用，想想自己能做的，唯一能利用的就是手中的相机了。
2003年4月22日PM14：00转院的三个小时数着秒针过
回到急救中心，已是下午两点多。卢广跳下急救车，感到一阵天旋地转。气温已经接近30°C，浑身上下都被汗打湿了，心里却感到阵阵的寒意。—上午的跟踪拍摄，让他真切地认识到了非典疫情的严峻。病人承受的极大痛苦，家属脸上的无助和绝望，都让他的心情从最初的亢奋逐渐平静了下来。就在大伙儿还没缓过神儿来的时候，急救车队就接到通知，要派六辆车去人民医院转移29位非典病人去地坛医院。“什么？29个？怎么会有这么多！？，卢广敏感地察觉到此事不同寻常，便不顾一切地坐进了急救车，匆忙中完全忘了已经大半天滴水未进了。
急救车一路飞奔至人民医院住院部北门，负责转运的医护人员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了。由于重病号比较多，双方经商议决定分两批运送。当时的住院部还没有有效的隔离措施，可有几个重症患者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在防护措施非常不到位的情况下，医生只得从病床上扯下来一块床单盖在他们的头上。卢广努力睁大眼睛，浑身上下被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狠狠地控制住了，手指仿佛下意识地按动着快门，他努力控制自己不在此刻去想，“为什么一个有八十五年历史的三级甲等医院连最起码的防护措施都没有？”整个住院部大门、急诊大门、楼外的空地都没有戒严，小卖部甚至还在正常营业。卢广看着医院门口聚集起了越来越多的围观群众，感到心里有个地方轰然倒塌了，眼前的一切是如此混乱，这一切又是那么真实，似乎没有人知道自己身边有那么多非典病人。
医院的电梯极其慢，等了好久才把第一批病人全部送上急救车，而余下的十几位病人就在人来人往的露天场地等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一场冗长的等待，让人无比焦躁。几个来回之后，这场几百人生死存亡的大转移终于完成时，已经是下午5点了。
2003年4月22日PM17：00保护好家人才是最有成就感的事
卢广勉强打起精神，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了家里。在过去的三个小时中，由于身上没有任何口袋，攥在手里的四个胶卷让他不得不把拍摄节奏放到最慢，每按。下快门都在心里打鼓。当时的他完全没想到，在这三个小时里竟拍出了多张事件经典照片。
此时此刻，终于摘掉了厚重的口罩，可卢广依然觉得喘不上气来。是紧张？是恐惧？还是心痛？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灾难的爆发不仅仅源于灾难本身，更因为人们的麻痹大意和盲目无知。过去的这十几个小时让他深刻地体会到：病毒不是最可怕的，甚至死亡也不是。最可怕的是身处让人喘不上来气的紧张气氛中，可你却无能为力。
在接下来的60天中，卢广每天都没离开过相机和隔离病房。因为防护措施得当，一直以来他都觉得非典肯定和自己无缘。然而，明6日晚上，他4岁的儿子突发高烧139.6°C，体温计上的数字—下子把全家人都吓傻了，整整3天，儿子的烧都没退下来。卢广白天在医院隔离病房跑采访，晚上回到家也是整夜整夜地失眠。内疚、恐惧、焦虑如同一支支锐利的箭，将他逼到了悬崖边上。“坚持？还是放弃？”每天早上临出门时，看着孩子稚嫩的小脸烧的红红的，一脸痛苦地躺在床上，他都觉得手中的摄影包有千斤重。几经周转，他和妻子终于在儿童医院得到了确切的答复，儿子不是非典！一瞬间，卢广真的觉得自己重新活过来了。“没什么比保护好自己的家人更有成就感的了。”卢广感慨不已。很庆幸，在这一场忙乱之中，自己收获到的东西不仅仅是照片，还有一份转变。
4月20日下午3点，中国卫生部在发布会上首度承认北京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疏漏，原本五天公布一次疫情，改为每天公布。这让卢广再也坐不住了，尽管早在3月底他就有意在天安门广场、西单等地抓拍那些戴口罩上街的行人，但这对于一个渴望用镜头挖掘事件真相的摄影师来说，还远远不够。聊到4月22日那天，卢广讲出的画面历历在目。那天，他历尽周折第一次走进了非典急救现场，亲眼见证了这场阻击战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而当天的疫情数字就像当头一棒，狠狠地砸醒了尚在懵懂的民众。
2003年4月22日AM5：00靠照片拼来前线“许可证”
天光刚一放亮，卢广就起床了。早上5点，他拿着连夜冲洗出来的照片，赶到了北京急救中心附近的西松树胡同。道路两旁停满了救护车，再往里走不远就是两间十几平方米的平房，这是“非典”急救车队临时休息和消毒的地方。
几个医生和昨天一样，依然穿着一身防护服，看样子已经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卢广赶忙将照片递了过去。“这是昨天给我们拍的？”一个医生略带吃惊地问道，表情明显有些激动。在场的其他医生也纷纷传阅照片，虽然隔着厚厚的口罩、眼罩，依然看得出大家都很高兴。卢广见状赶紧跟一个医生申请，想随车拍摄急救现场。“这太危险了，目前还没有治疗“非典”的特效药。遇上紧急情况，我们很难保护你。”医生犹豫了—下，拒绝了他。卢广立刻说：“我来这里就是要到最前线拍摄最真实的东西。我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绝不给大家添麻烦”。医生沉默了片刻，终于点了下头。
听到这句话，卢广简直兴奋地要跳起来。说实话，经过昨天的拍摄，他已经知道了疫情有多严重，但是心中的激动远远大于恐惧。在这个非常时期能零距离接触非典战场，亲自目睹人类与病毒抗争的悲壮场景，对一个摄影人来说意义非凡。尤其是此前，权威媒体发布的疫情信息被证实有很大出入，这让卢广更加坚信只有照片才能真实地见证这一切。
2003年4月22BAM9：00长安街也有没人的时候
上午9点，120热线接到电话，某大学一个女生有发烧症状。“疫情就是命令！”急救小组火速跳上了救护车。出于安全考虑，卢广被安排和医生、司机并排坐在驾驶室里。大家谁也没有说话，气氛很凝重。车子一路飞奔上了长安街，渐渐地就看不到什么车了。巨大的天安门广场只有寥寥数人，都戴着口罩，行色匆匆。看升国旗的游客、提笼架鸟的大爷、逛街的情侣，统统不知了去向。诺大的北京城仿佛一夜之间就变得光秃秃、灰蒙蒙的，没了生气。只剩下金灿灿的迎春花疯了似的向外吐着穗子，抽打着这个无措的春天。
救护车驶进校园的那一刻，卢广有些恍惚。校园里到处是成群结队的学生，站得远远地望着，看起来既新奇又害怕。一路走进宿舍楼，所到之处、所见之人没做任何隔离、防护措施。除了正在发烧的那个女生躺在床上，她的舍友就如常地坐在宿舍里聊天，连个口罩都没戴。就在医生带着女孩准备坐电梯下楼时，还有几个同学想上来同乘。回程的路上依旧没有人说话，卢广的心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连呼吸都变得有些困难。“如果这个女孩不幸得了“非典”，那整个学校都可能爆发大规模传染。不行，得尽陕把照片发布出去。”
在学校的见闻让他心痛地意识到一一在“非典”蔓延初期，大众的麻木漠然，媒体有意无意的隐瞒，比病毒的危害还大。他眼睁睁地看正在飞速蔓延的疫情，心里早已急得上蹿下跳。疫情扩散的速度与民众的反应完全不成正比，可急也没用，想想自己能做的，唯一能利用的就是手中的相机了。
2003年4月22日PM14：00转院的三个小时数着秒针过
回到急救中心，已是下午两点多。卢广跳下急救车，感到一阵天旋地转。气温已经接近30°C，浑身上下都被汗打湿了，心里却感到阵阵的寒意。—上午的跟踪拍摄，让他真切地认识到了非典疫情的严峻。病人承受的极大痛苦，家属脸上的无助和绝望，都让他的心情从最初的亢奋逐渐平静了下来。就在大伙儿还没缓过神儿来的时候，急救车队就接到通知，要派六辆车去人民医院转移29位非典病人去地坛医院。“什么？29个？怎么会有这么多！？，卢广敏感地察觉到此事不同寻常，便不顾一切地坐进了急救车，匆忙中完全忘了已经大半天滴水未进了。
急救车一路飞奔至人民医院住院部北门，负责转运的医护人员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了。由于重病号比较多，双方经商议决定分两批运送。当时的住院部还没有有效的隔离措施，可有几个重症患者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在防护措施非常不到位的情况下，医生只得从病床上扯下来一块床单盖在他们的头上。卢广努力睁大眼睛，浑身上下被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狠狠地控制住了，手指仿佛下意识地按动着快门，他努力控制自己不在此刻去想，“为什么一个有八十五年历史的三级甲等医院连最起码的防护措施都没有？”整个住院部大门、急诊大门、楼外的空地都没有戒严，小卖部甚至还在正常营业。卢广看着医院门口聚集起了越来越多的围观群众，感到心里有个地方轰然倒塌了，眼前的一切是如此混乱，这一切又是那么真实，似乎没有人知道自己身边有那么多非典病人。
医院的电梯极其慢，等了好久才把第一批病人全部送上急救车，而余下的十几位病人就在人来人往的露天场地等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一场冗长的等待，让人无比焦躁。几个来回之后，这场几百人生死存亡的大转移终于完成时，已经是下午5点了。
2003年4月22日PM17：00保护好家人才是最有成就感的事
卢广勉强打起精神，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了家里。在过去的三个小时中，由于身上没有任何口袋，攥在手里的四个胶卷让他不得不把拍摄节奏放到最慢，每按。下快门都在心里打鼓。当时的他完全没想到，在这三个小时里竟拍出了多张事件经典照片。
此时此刻，终于摘掉了厚重的口罩，可卢广依然觉得喘不上气来。是紧张？是恐惧？还是心痛？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灾难的爆发不仅仅源于灾难本身，更因为人们的麻痹大意和盲目无知。过去的这十几个小时让他深刻地体会到：病毒不是最可怕的，甚至死亡也不是。最可怕的是身处让人喘不上来气的紧张气氛中，可你却无能为力。
在接下来的60天中，卢广每天都没离开过相机和隔离病房。因为防护措施得当，一直以来他都觉得非典肯定和自己无缘。然而，明6日晚上，他4岁的儿子突发高烧139.6°C，体温计上的数字—下子把全家人都吓傻了，整整3天，儿子的烧都没退下来。卢广白天在医院隔离病房跑采访，晚上回到家也是整夜整夜地失眠。内疚、恐惧、焦虑如同一支支锐利的箭，将他逼到了悬崖边上。“坚持？还是放弃？”每天早上临出门时，看着孩子稚嫩的小脸烧的红红的，一脸痛苦地躺在床上，他都觉得手中的摄影包有千斤重。几经周转，他和妻子终于在儿童医院得到了确切的答复，儿子不是非典！一瞬间，卢广真的觉得自己重新活过来了。“没什么比保护好自己的家人更有成就感的了。”卢广感慨不已。很庆幸，在这一场忙乱之中，自己收获到的东西不仅仅是照片，还有一份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