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莉是股票大亨的前妻、上海知名心理学家、女企业家，离婚前家里还坐拥位于上海国宾馆旁的两栋别墅……但谁能料到，她竟遭受了长达10年的无性婚姻和13次被送精神病院“囚禁”治疗的经历！
　　2013年，李莉通过诉讼，向前夫伍建提出离婚，结束了生不如死的痛苦生涯。但在签订离婚协议前后，她才赫然得知：经司法鉴定，自己根本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13年间，她一直是在“被精神病”！这时，她又得知：“阳痿”丈夫和失踪的小保姆早已偷生了两个孩子……
　　这是一场怎样的恶意欺骗和阴谋布局？2015年5月，本刊记者独家采访了李莉，通过她的口述，还原了一场云谲波诡的人生悲喜剧——

序·咏：一朵复生的野花

　　“我突然加快步伐，从精神病院大门口直接狂奔而逃……女护士吓得大声呼救：‘跑了，快抓住她！’所有的医生、护士，甚至医院里施工的农民工，都倾巢涌来，加入抓逃跑疯子的行列！一阵喧闹之后，我又被抓了回去，穿上精神病服，被捆绑着喂药——在音乐的催眠下，吃药后的我迷迷瞪瞪、晃晃悠悠，像地上的一株野花，被很多人踩在脚下。”“2013年，我终于摆脱痛苦的婚姻，从精神病院被解脱出来。窗外墙角那朵不知名的野花，就如昔日的我：‘即使是被人践踏和漠视，但只要春天来了，我也不能放弃生命开花和怒放的权利！’这是我在今年母亲节，为自己即将到来的44岁生日写下的一句话。我曾是一个‘被精神病人’，现在，我要借着《知音》杂志，为自己曾被践踏和漠视的生命权利抗争、呼吁，我要让自己的生命重新怒放！”往事，不堪回首——

一次“精神感冒”后，我的人生被逆转……

　　我叫李莉，生于1971年，陕西安康市人。15岁时，我就考上了安康师范学院，后又就读于陕西师大中文系。1995年8月，本科毕业后，作为人才引进来到上海，就职于徐汇区中国中学，任语文老师。1996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前夫伍建，1997年与他领证结婚。1999年，我们的女儿妞妞出生了。
　　2000年8月的一天，我在课堂上试行语文教学改革，学习东北语文教学专家魏书生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当老师。我这种新的教学方式引起了学校领导的不满。一次，我正在上课时，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宣布要停我的课，年轻气盛的我和领导争吵了起来，最后，学校领导打电话给我丈夫伍建，派几个同事把情绪激动的我送回家。回到家，丈夫指责我不懂事，我更委屈了，干脆把自己锁在屋子里，痛哭到第二天早上。丈夫不但没安慰我，还惊讶道：“咋这么‘作’啊？！一根筋！”我气得一下冲到了阳台，往楼下扔东西……丈夫惊慌了，打电话给我学校的领导，校长到我家后，说带我出去散散心。没一会儿，车停了下来，我才发现这里是上海静安区精神病医院，还没等我反抗和叫喊，早已等在那里的医生和几个身强力壮的男护工一拥而上，把我像绑架一样推进了医院。就这样，我被当成一个精神病人，强制送到这里来治疗。我的噩梦开始了……
　　我的前夫伍建出生于1957年，是上海一家五金厂的下岗工人，他初中文化，但却很好学，他是上海第一批老股民，对股票和经济有独到的研究和见解，因为有炒股票的特长，经济条件相当不错。他很精明、城府深，但很会关心人，刚开始，我们的夫妻关系还很融洽。我年轻奋发，特别想在教学上有一番作为，遇事易感情用事，不善处理人际关系。那天，我因为受了刺激，才出现了应激障碍，导致我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我没想到，医院就凭这里主治医生简单的观察和问诊后，一纸写在病历上的诊断结论就决定了我的命运：“（李莉）患精神分裂症（偏执性），建议给予治疗，设立监护。”我从此就被定性为一个精神病患者！丈夫在给我办理了住院手续后很快就不见了，我被两个男护工强行带到病房后，双手双脚立即被白布条绑在床上。此后一周，我像活在恐怖的梦魇里，除了吃饭和上厕所，我都被绑着，全身不能动弹，我害怕被打麻醉针和上电刑（电击治疗），开始变得老实听话了，也被解除了强制捆绑。
　　治疗了三个月后，我父母闻讯赶到上海，把我从精神病院接了出来。三个月的“囚禁”，让我竟如同被“洗脑”一般，我反省了自己的脾气性格，去找学校领导求情，又回到学校教学上班。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却没有发现我的家庭也在悄悄发生变化——
　　2002年的一天，我女儿刚学会说话，忽然对我说：“爸爸和阿姨睡觉觉。”女儿口中的阿姨是我家请的小保姆。我很纳闷，问女儿：“爸爸和阿姨在哪里睡觉？”女儿指着床上说：“在那里。”我以为是孩子小不会表达瞎说，根本没在意。小保姆叫张小英，1999年女儿出生时，我从老家聘请她来帮忙带孩子、做家务。张小英，1985年出生，老家在陕西安康关庙镇，父亲是瘸子，母亲是个不会说话的智障人，家里非常贫困，她到我家时，仅14岁，由于营养不良，瘦弱矮小。我教她做家务，还教她读书认字，她甚至还和我女儿一样喊我“妈妈”，和伍建年龄也相差将近三十岁，所以我压根没把她和我老公想到过一块儿。可我万万没料到，这个没上过学的农村姑娘，日后竟成了我婚姻的“秘密杀手”！
　　出院后，我和丈夫相处小心翼翼，生怕丈夫一不高兴就把我再次送进医院，可事与愿违。2003年的一天，小保姆在给女儿喂饭时，女儿吵着要我喂，我让孩子自己吃，结果孩子哭闹。伍建勃然大怒，骂我是神经病，一听到这句话，我又一次“情绪感冒”，和他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两人都直冒火气推搡了起来，我冲进厨房拿了一把菜刀，见状，丈夫吓得跪倒在地，我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把菜刀放下。他眼珠一转，哄道：“老婆，消消气，我带你出去走走！”我解气后，和他一起下楼散步。岂料，他偷偷给精神病院打了电话，把我骗上出租车，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出租车又开到医院门口，医生和护工再一次等在那里。我像一个待宰的羔羊，只好老老实实地在那里治病。这一次，我学乖了，按时吃药、听医生护士话、不乱跑、不抵抗……

“阳痿丈夫”送我两重天：知名心理专家和“精神病人”

　　又“治疗”了三个月后，我终于被“释放”回到家。学校也不敢让我回去继续教学了，给我办理了病休手续，每月发放基本生活费。我知道伍建炒股赚了不少钱，劝说他投资房地产，他也看到了投资房地产的赚钱商机。他在上海一个别墅小区购买了第一套独栋别墅，这套别墅位于上海西郊宾馆隔壁，位置非常好。不久，精明的他又购买了同小区的另一幢别墅。2003年，我们一家三口还有小保姆，搬进别墅。此后，伍建反复跟我灌输，他是下岗工人，股票都买了房子，还贷款了，家里没有钱。我信以为真，开始出去打工赚钱养家。那段时间，我积极利用自己的特长，四处兼职赚钱补贴家用。
　　一天晚上，当我拖着疲惫步伐回到家时，伍建突然愁眉苦脸地对我说，他查出得了糖尿病，而且，由于那次我拿菜刀向他发脾气时，他受到了惊吓导致他阳痿了，夫妻生活不能过了！丈夫的话，如同五雷轰顶！我才30出头，就要面临无性婚姻。
　　但那刻我心里更多的是内疚，忙安慰他：“老公，我会一直陪着你的，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我们一起把女儿好好抚养大……”也就是从那时起，伍建开始与我分房睡。我有苦难言，每天在外辛苦打工奔波来消磨内心的苦痛。
　　没多久后，一天下午，丈夫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小保姆不辞而别，留了一张条子，说家人帮她介绍了男朋友，她要和男友去广州打工，不在我家当保姆了，我们就这样跟她失去了联系。而自从丈夫“不举”后，我把所有精力都寄托在事业上，寻找人生的另一种精彩和骄傲。2005年，我报考了上海华东师大心理咨询师，2006年通过考核，获得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正式成为心理事业工作者。此外，我还注册了上海茉莉花健康管理咨询工作室，成为一名专职的心理咨询师。由于咨询者心理治疗效果显著、口碑好，我渐渐小有名气。我因此被推荐上“辽宁卫视”《复合天使》栏目做嘉宾，录制了10期节目，帮助10个破碎家庭复合成功。在帮他人修复感情的过程中，也触痛了我的伤，无数个深夜，我都浸泡在无眠的孤泪中。因为无论我多么成功，都始终无法得到丈夫丁点儿爱怜和温存。他冷漠得可怕，也开启了我的两面人生——
　　我一面顶着上海滩“知名心理专家”的光环，一面遭受着丈夫的冷暴力，他不但不与我同一个房间睡，甚至不与我同桌吃饭。我吃过的菜，他不会动，故意对我说：“你是精神病人，唾液有毒，你要有自知之明……”他还总找茬跟我吵架激怒我，动辄用报警或哄骗的方式，将我往精神病医院送。每次出院回到家里，如果我胆敢发火、情绪激动，他就会马上打110报警！就这样，前前后后，伍建将我通过骗上出租车、报警，或者直接给精神病医院打电话等方式，共送我进过12次精神病院。
　　然而，正是这些住进精神病院的机会，让我能近距离接触和研究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对精神病领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反思。我原以为，判断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病是一个复杂过程，就算是认定一个患者是精神分裂，除问诊，也要经过一系列的诸如测谎仪、脑部CT等严格的仪器检查。
　　但事实上这一切根本没有。我国到目前为止，对精神病患者还没有出台一个统一科学的医学鉴定标准和司法保护规范，所以，医生和监护人的意见，就是对一个精神病人的“生死判决”。
　　一番深入学习和研究，我得知自己的这种症状，在心理学上疑似“双向情感障碍人格缺陷症”。像崔永元、白岩松，也属于抑郁症中的一种心理障碍，并不能归入精神病患者的范畴，更不能强制被送入精神病院进行强迫治疗。我只是由于性格的原因，在情绪受到刺激时，会出现恍惚性、短暂的情绪失控，其实就是一次“精神感冒”，和精神分裂症根本沾不上边。而我和伍建的一些冲突，无非是和天下普通夫妻一样，是夫妻之间难免的摩擦。可我哪里知道，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直到我离婚后才曝光的卑鄙阴谋——

10年“无性婚姻”竟是一场阴谋：我从绝境中崛起

　　哪怕是无性婚姻，为了女儿，我也认了。可我再忍受不了动不动就被丈夫送进精神病的折磨了，2012年4月，丈夫又一次无理由送我进医院，并且不通知我任何亲属，连基本的生活用品都不送，医生和护士都看不下去了！是我女儿偷偷打电话通知我母亲，她千里迢迢赶来上海接我出院。我再也受不了了，恳请母亲当我的监护人，坚决要求离婚。
　　得知我要离婚，伍建一开始不同意离婚。我只好起诉，寻求法律的帮助。当我聘请的律师调查后得知，这些年伍建通过炒股，仅股票账户里就有将近二千万的股票，那两栋别墅，现在的市场价值已达到四五千万，他的身价已接近亿万富翁。我这才明白，他之所以不愿离婚，主要是怕我分割他的巨额财产。而我只想离婚，不想觊觎这些财产，虽然从法律上来说，那些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我可以平分。当他听说我只要我们结婚时的那套80平米的小公寓，再要一点经济补偿就可以时，他当即同意离婚。
　　我起诉后，法院要求我做精神鉴定。2013年1月14日，上海司法鉴定中心对我出具了具有法律效力的鉴定报告：我“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这纸司法鉴定有力地证明，我不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我是一个和大家一样的正常人！这么多年，我只是一个“被精神病患者”。那一刻，我欲哭无泪、感慨万千！
　　2013年1月25日，在法官的主持下，我和伍建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离婚，他把那套小公寓过户给我，并分期补偿我500万元人民币。从此，我再也不用担心自己随时会被送进精神病院。我搬进了那套小公寓，简单装修了下，注册公司，开了一个心理咨询工作室。
　　但离婚没多久，我突然从女儿口中听到了一个让我崩溃的消息：小保姆张小英和我前夫早已在一起生活多年了。我急火攻心晕倒……第二天，等我醒来，我发现自己声音嘶哑，说不出一句话来，幸亏我的老母亲闻讯赶来照顾我。当我赶到别墅找他俩时，他们玩起了消失。我想调查清楚事情原委，在母亲的陪伴下，我跌跌撞撞地来到张小英老家后，整个村子都知道她跟我前夫的事，而我竟然整整被骗、被冤、被害了十几年——原来，早在2005年从我家不辞而别时，张小英已经怀孕，怕我发现，伍建在另外一个小区为她买好了一套150平米的新房，张小英借口打工离开我家“乔迁新居”。几年间，他们的两个孩子先后出生了，2003年就号称阳痿了的伍建，2005年做了爸爸，他和小保姆生的大女儿如今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 　　2014年，就在他和我协议离婚期间，他又做爸爸了，他和小保姆生的小女儿也出生了。我的世界，瞬间天旋地转！前夫10年的阳痿和我10年的“无性婚姻”，竟是一场险恶布局！他屡次送我进精神病院，也是他蓄意导演的阴谋！其后我整整三个月不能说话，去医院又检查出我患上了喉癌！身心双重重创下，我一直咬牙告诉自己：不要崩溃、不能倒下！
　　在挺过这段艰难岁月后，我通过调查，得知伍建虽和张小英一直没领结婚证，但和她生了两个孩子，已经涉嫌重婚罪，我已委托律师拟向法院提起诉讼，追究他的重婚罪责任，现在正在搜集证据。
　　而我的癌症由于发现及时，还是早期，经过化疗和中药治疗，目前病情已经控制，癌细胞也基本消失。在病情稳定后，不想沉沦的我又开始复出工作。在创办心理咨询室的同时，我还投资环保种植业。如今，我在江苏盐城等地已有四百多亩种植育苗基地，种了近四百万株高科技新树种“柳竹”，如今，这些绿树都已快成材。在发展种植业的事业中，我还收获了爱情，我和我手下的员工小许相爱。小许是一个来自盐城的小伙，有很丰富的种植技术，对我的遭遇也很同情，他小我几岁，但人很儒雅能干，我们不知不觉处出了感情。有了爱情的滋润，我走出了那段痛苦的经历，也早已从一个“被精神病人”回归到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我渐渐品到，有一种人生，历久而怒放弥香！

跋·写在末页空白上

　　[采访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