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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占据七分之一的历史岁月，仅从时间这一维度去考虑，它已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王朝了。如果從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进行审视，其历史地位尤其重要。已故法国著名宋史专家巴拉兹先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各种问题，宋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另一位西方学者甚至把宋代视为中国“现代的拂晓时辰”。
正是基于以上种种认识，美国、欧洲一些国家及日本对宋史研究都表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兴趣，都投入了相当规模的人力和物力。譬如美国就有一百七十五人(到一九八○年)专门从事宋史的研究，而且出版了一批相当有水平的著作。与域外相比，我国的宋史研究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在我国的古代史研究中也还是比较薄弱的环节。
但是，这种落后状态近几年有了很大改观。尽管我国史学界力量还比较分散，但是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近百人的宋史研究队伍，建立了邓广铭为首的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漆侠为首的河北大学宋史研究室，程应为首的上海师范大学宋史研究室；徐规为首的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周宝珠为首的河南大学宋史研究室等专门宋史研究机构；此外，还召开了一系列重大的国内、国际宋史研究学术会议，并且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尤为值得重视的是，学术界与出版界通力合作，推出了一批有份量的宋史专著。如：《王安石》、《岳飞传》、《求实集》、《两宋史论》、《宋代社会研究》、《宋史论集》、《简明宋史》等等。
在上述研究成果中，应当首推邓广铭先生的几册看似平淡，读之邃博的人物评传。早在四十年代初期，陈寅洛先生曾云：“邓恭三先生广铭，夙治宋史……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金明馆丛稿二编》245页)细读邓氏著作，仍不能不承认此言殊为允当。仅以邓氏《岳飞传》而论，四十年来三易其稿，一九四四年撰成《岳飞》一书，在此基础上一九五四年改编成《岳飞传》，一九八三年再修订成今日三十四万言的《岳飞传》。一次改写，是一次自我否定；一次改写也是一次再创作。而且这种再创作往往比一项新创作更难以驾驭，于斯，可见邓氏严谨学风之一斑。应当特别说明的是，半个世纪来邓氏毕力于王安石、岳飞、辛弃疾、陈亮这几个爱国人物的研究，都开始于抗日战争初期，是深怀寓意的。此点陈寅恪先生当时已为探发：“先生与稼轩生同乡土，遭际国难，间关南渡，尤复似之。”(《金明馆丛稿二编》246页)邓氏在《岳飞传》的《自序》中亦道：
“单纯、质直、坚定、强项。当一个惊天动地的祸变降临到他的时代和乡邦中时，要保卫乡邦、敉平祸变、拯救万千苦难同胞的强烈愿望，便冲动在他的生命脉搏当中。一念所至，勇往直前。”
这些，我们完全可以视为先生爱国激情的内心独白。就一定意义而言，抓住了这几个重要人物，实际上就抓住了宋代政治史的主线，囊括了两宋三百一十九年间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所以，如果我们把邓氏的几册人物评传连贯地进行阅读，等于阅读了一部颇具特色的多卷本宋朝断代史。
漆侠先生的宋代经济史研究，近年来创获甚丰，特别是已经震动了素以治宋代经济史著称的日本史坛。漆氏乃邓氏之高足，可谓“青出于蓝”。漆氏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蕴深厚，遍览天水一朝之史料，信手拈来，斐然成文，其成就结穴为《求实集》和即将问世的《宋代经济史》二书中。揆诸漆氏著述，发现其重大建树有三：
一、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马鞍形这样一个过程。自春秋至隋唐为第一个马鞍形；自宋至明、清为第二个马鞍形。宋代为最高峰(参见《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二、中国封建化在战国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完成，尔后逐步扩展。秦汉至长江流域；魏晋南北朝隋唐至闽江、珠江流域及西北、东北地区；两宋至西南地区；元、明、清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参见《求实集》3页)。
三、系统地研究了宋代经济的各个层面，确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在宋代，特别是经济高度发展的两浙、江东、福建等路。
这些建树，有的是发前人所未发，有的已为史坛广泛接受，当然有的尚需深入论证。
此外，如朱瑞熙关于宋代封建家族组织的研究(《宋代社会研究》98页—110页)，关履权关于宋代广州香药贸易的研究(《两宋史论》217页)，王曾瑜关于宋代军制的研究，周宝珠等人撰成《简明宋史》，都填补了宋史研究的空白。
欣欣生气，方兴未艾，宋史研究之“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之日举目可待矣！
在发展中的宋史研究领域，宋代文化史研究至今仍是一片荒芜。在上面举述诸家的著作中，对于宋代文化这一至关重大的问题却着力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重大的缺陷。
中国文化迄今为止，我认为只出现过三次高潮，曰：
1.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2.两宋时期的文化复兴；
3.本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
以是言之，中国封建社会只出现过一次文化高潮(笔者持秦统一封建说，说详见《中国封建社会的辩证思考》，载《学习与探索》一九八七年第一期)。此诚如邓广铭所言：“两宋时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谈谈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六年第二期)“空前绝后”者，高峰也。陈寅恪四十五年前早有揭示：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金明馆丛稿二编》245页)
陈氏此论，非等寻常。陈氏乃隋唐史之巨擘，他讲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却排除了李唐王朝。显然，这一断语出自陈氏，绝非轻率。令人遗憾的是，陈氏只提出论点，而未及申论。
“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陈寅恪：《寒柳堂集》162页)宋代文化堪称为辉煌者，已不可胜数：
一、继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儒学对佛教思想的挑战，有了一个创造性的回应”(杜维明语)，发展为理学。理学是对先秦子学的一次重大觉醒→复兴→扬弃。从此儒学越出伦理学这一狭小范围，更加思辨化，更加哲学化。其时学派林立，“自安定、泰山诸先生以及濂、洛、关、闽相继而起者”(《宋元学案·刊例》)几百十家。诸家或承袭渊源，或各执师说，或相互辩难，或互相诋。或闭门索居，沉潜著述；或游学四方，聚徒讲学；或朝夕论道，通贯精微，剖析幽眇；或退而沉思，殆忘寝食，修成顿悟。于时“学校之设遍天下”(《宋史》卷155)，“书院更为发达”，“讲学之风亦大盛”(《简明宋史》477—478页)。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继“百家争鸣”之后又一文化奇观。
二、因刊刻、印刷业和活字版印刷术的发明，遂使图书出版事业兴盛起来，因此而使文化信息量激增和科学技术的重大发现成为可能。即使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一个科技强国也很难做出一项足以给世界文明带来根本变化的巨大发明，但是宋代却做出了活字版印刷、火药、指南针三项重大发明，并且及时转移到社会应用方面和流布到国外。
三、两宋人文之盛，远迈历代，文人士夫率以著述为风习。宋诗于唐诗臻于极境后别开生面，以理入诗，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哲理诗。宋诗之外别创宋词新体裁，与唐诗同列为民族文化之奇葩，并发展到顶峰的水平。宋词有豪放派，有婉约派；或主空灵清峻，或刻意缠绵悱侧，曲尽其妙，词尽其情，为元、明、清所无法企及。文学素有唐宋八大家之美谈，然唐仅占二家，其余尽为宋人。
四、两宋史学极为发达，其最大特点，宋人特别重视近现代史的编修。梁启超认为这是史家最富责任感和最有魄力的做法，因为“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八)。李焘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之《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诸书，皆是当代人写当代事，“诚乙部之杰作”，一朝之信史。
五、宋代绘画、书法艺术超迈盛唐。昔人云：“唐人尚法，宋人尚神。”此不独一字之更异，实为审美观念之变迁。潘天寿有云：“宋人轻形似，重精神，脱离实际之应用法式，深入纯粹艺术之途程”(《中国绘画史》113页)，因此而形成特有的中国美学标准。认识了这一点才能领，悟中国画、书法艺术的真谛所在。苏东坡、米芾都是直写胸臆，强调作品为个性外化的巨匠，苏东坡更开中国完美的艺术家必须达到诗、文、书、画“四绝”的功夫标准的先河，就涉猎领域的广泛程度而言，他直可比侔达·芬奇，实为不可多得的奇才。
罗素曾云：“在全部的历史里，最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于解说的莫过于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了。”(《西方哲学史》上卷24页)但是，假如把希腊文明拿来与宋代文明相比，我们觉得后者更难于解说。这是因为两点。其一：在希腊，民主制度渊源甚远，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则根本不知民主为何物。其二，两宋三百余年忧患不已，时时面临国破家亡的威胁并终于没有摆脱这种威胁。文化的高扬，必以思想自由为因子，按着黑格尔的提法，“惟有当思想不去追寻别的东西，而只是以它自己——也就是最高尚的东西——为思考对象时，即当它寻求并发现它自身时，那才是它的最优秀的活动。”(《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10页)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宋代文化高潮称之为“宋代文明之谜”。
近年有人试图从“经济基础”的单一理论模式解说这一中国文化之谜，但是每每在尚没接触问题实质的时候，便陷入自相矛盾之中。这是因宋代社会生产力虽表现为发展的趋势，但是因“冗官冗费”导致的不是经济繁荣，而是“积贫积弱”。实际上马克思经常告诫人们，不能把他的这一理论当成一把“万能钥匙”而到处乱用。“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四477页)恰恰相反，一次文化高潮的出现，一次哲学的繁荣，往往“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黑格尔对此有过如下精彩的论述：
“当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城邦没落时，伊奥尼亚的哲学反而随之兴起。……在雅典，由于雅典民众生活的败坏，哲学兴盛的时期反而到来。在罗马，哲学之开始传播，乃在原来的罗马生活和共和国没落，罗马皇帝专制统治之时——在这段社会灾难严重政治生活没落时期内，传统宗教生活摇动，一切解体，而向往于新的生活。亚历山大里亚的新柏拉图派哲学家对于希腊古典哲学之高度辉煌的发挥，是与罗马帝国的没落——这样伟大、富庶、光荣，但灵魂已死的罗马帝国的没落——密切联系着的。”(《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54—55页)
这也是中国哲学史的一个主要特点。随着封建社会鼎盛王朝的衰落与崩解，和西夏、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马队的南下，宋朝政府从此便陷于极度的优患意识之中，而这些正是宋代文化的氛围和理学发生、发展的场景。我认为正是这种忧患意识，才是宋代文化复兴的潜动力。因为正是这种忧患意识导致了宋代“重文轻武”、文化宽容政策；提供了封建社会至为罕见的“朝廷宽大，不欲以言罪人”(《二程集》第二册548页)的言论自由。几近凝固的传统政治因抵御外患的力不从心才显出几丝活力。这也就是封建机制的自律性。皇权的政治是腐败的，但不是过时的。
上述这种忧患意识表现为如下两个特点：
1.多层次性；
2.阶段性。
所谓多层次，是就忧患内容而言。皇帝有皇帝的忧患，大臣们有大臣们的忧患，庶民有庶民的优患。而且同为士大夫，其忧患内容也因经历际遇不同而各异。“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笛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是范仲淹因边防危机而产生的忧患意识。“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这是苏轼因政治失意而触发的幻灭意识。“万事乡山路不通，年年佳节百忧中。”这是南渡后的陈与义思乡念土的伤痛意识。“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是李清照因国破家亡而形成的心理变态。“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是辛弃疾因极度的忧患而激发的渴望。翻开宋人的诗词集，此类句子触目皆是，它构成了宋代文化的主弦律。
这种忧患意识表现为明显的逐步深化的三个阶段：
一、从北宋建国之初到澶渊之盟以前，最高统治集团的内患甚于外忧的忧患意識；
二、从澶渊之盟到靖康之难，北宋统治集团的被动挨打的忧患意识；
三、从靖康之难到南宋灭亡，南宋人民的国破家亡的忧患意识。
宋代文化的各个层面都应从这种忧患意识的角度给予重新阐释。因忧患的袭击，诗人词家直抒愤懑，排遣忧郁，所谓愤怒出诗人。而理学家们则遁身心、理、性、命以寄托王纲失坠的哀思，所谓忧患出哲人。
(《岳飞传》，邓广铭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六月第一版，1.55元；《求是集》，漆侠著，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四月第一版，2.00元；《宋代社会研究》，朱瑞熙著，中州书画社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第一版，0.76元；《两宋史论》，关履权著，一九八三年五月第一版，0.94元；《简明宋史》，周宝珠、陈振主编，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四月第一版，3.90元)
正是基于以上种种认识，美国、欧洲一些国家及日本对宋史研究都表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兴趣，都投入了相当规模的人力和物力。譬如美国就有一百七十五人(到一九八○年)专门从事宋史的研究，而且出版了一批相当有水平的著作。与域外相比，我国的宋史研究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在我国的古代史研究中也还是比较薄弱的环节。
但是，这种落后状态近几年有了很大改观。尽管我国史学界力量还比较分散，但是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近百人的宋史研究队伍，建立了邓广铭为首的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漆侠为首的河北大学宋史研究室，程应
在上述研究成果中，应当首推邓广铭先生的几册看似平淡，读之邃博的人物评传。早在四十年代初期，陈寅洛先生曾云：“邓恭三先生广铭，夙治宋史……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金明馆丛稿二编》245页)细读邓氏著作，仍不能不承认此言殊为允当。仅以邓氏《岳飞传》而论，四十年来三易其稿，一九四四年撰成《岳飞》一书，在此基础上一九五四年改编成《岳飞传》，一九八三年再修订成今日三十四万言的《岳飞传》。一次改写，是一次自我否定；一次改写也是一次再创作。而且这种再创作往往比一项新创作更难以驾驭，于斯，可见邓氏严谨学风之一斑。应当特别说明的是，半个世纪来邓氏毕力于王安石、岳飞、辛弃疾、陈亮这几个爱国人物的研究，都开始于抗日战争初期，是深怀寓意的。此点陈寅恪先生当时已为探发：“先生与稼轩生同乡土，遭际国难，间关南渡，尤复似之。”(《金明馆丛稿二编》246页)邓氏在《岳飞传》的《自序》中亦道：
“单纯、质直、坚定、强项。当一个惊天动地的祸变降临到他的时代和乡邦中时，要保卫乡邦、敉平祸变、拯救万千苦难同胞的强烈愿望，便冲动在他的生命脉搏当中。一念所至，勇往直前。”
这些，我们完全可以视为先生爱国激情的内心独白。就一定意义而言，抓住了这几个重要人物，实际上就抓住了宋代政治史的主线，囊括了两宋三百一十九年间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所以，如果我们把邓氏的几册人物评传连贯地进行阅读，等于阅读了一部颇具特色的多卷本宋朝断代史。
漆侠先生的宋代经济史研究，近年来创获甚丰，特别是已经震动了素以治宋代经济史著称的日本史坛。漆氏乃邓氏之高足，可谓“青出于蓝”。漆氏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蕴深厚，遍览天水一朝之史料，信手拈来，斐然成文，其成就结穴为《求实集》和即将问世的《宋代经济史》二书中。揆诸漆氏著述，发现其重大建树有三：
一、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马鞍形这样一个过程。自春秋至隋唐为第一个马鞍形；自宋至明、清为第二个马鞍形。宋代为最高峰(参见《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二、中国封建化在战国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完成，尔后逐步扩展。秦汉至长江流域；魏晋南北朝隋唐至闽江、珠江流域及西北、东北地区；两宋至西南地区；元、明、清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参见《求实集》3页)。
三、系统地研究了宋代经济的各个层面，确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在宋代，特别是经济高度发展的两浙、江东、福建等路。
这些建树，有的是发前人所未发，有的已为史坛广泛接受，当然有的尚需深入论证。
此外，如朱瑞熙关于宋代封建家族组织的研究(《宋代社会研究》98页—110页)，关履权关于宋代广州香药贸易的研究(《两宋史论》217页)，王曾瑜关于宋代军制的研究，周宝珠等人撰成《简明宋史》，都填补了宋史研究的空白。
欣欣生气，方兴未艾，宋史研究之“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之日举目可待矣！
在发展中的宋史研究领域，宋代文化史研究至今仍是一片荒芜。在上面举述诸家的著作中，对于宋代文化这一至关重大的问题却着力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重大的缺陷。
中国文化迄今为止，我认为只出现过三次高潮，曰：
1.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2.两宋时期的文化复兴；
3.本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
以是言之，中国封建社会只出现过一次文化高潮(笔者持秦统一封建说，说详见《中国封建社会的辩证思考》，载《学习与探索》一九八七年第一期)。此诚如邓广铭所言：“两宋时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谈谈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六年第二期)“空前绝后”者，高峰也。陈寅恪四十五年前早有揭示：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金明馆丛稿二编》245页)
陈氏此论，非等寻常。陈氏乃隋唐史之巨擘，他讲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却排除了李唐王朝。显然，这一断语出自陈氏，绝非轻率。令人遗憾的是，陈氏只提出论点，而未及申论。
“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陈寅恪：《寒柳堂集》162页)宋代文化堪称为辉煌者，已不可胜数：
一、继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儒学对佛教思想的挑战，有了一个创造性的回应”(杜维明语)，发展为理学。理学是对先秦子学的一次重大觉醒→复兴→扬弃。从此儒学越出伦理学这一狭小范围，更加思辨化，更加哲学化。其时学派林立，“自安定、泰山诸先生以及濂、洛、关、闽相继而起者”(《宋元学案·刊例》)几百十家。诸家或承袭渊源，或各执师说，或相互辩难，或互相诋
二、因刊刻、印刷业和活字版印刷术的发明，遂使图书出版事业兴盛起来，因此而使文化信息量激增和科学技术的重大发现成为可能。即使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一个科技强国也很难做出一项足以给世界文明带来根本变化的巨大发明，但是宋代却做出了活字版印刷、火药、指南针三项重大发明，并且及时转移到社会应用方面和流布到国外。
三、两宋人文之盛，远迈历代，文人士夫率以著述为风习。宋诗于唐诗臻于极境后别开生面，以理入诗，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哲理诗。宋诗之外别创宋词新体裁，与唐诗同列为民族文化之奇葩，并发展到顶峰的水平。宋词有豪放派，有婉约派；或主空灵清峻，或刻意缠绵悱侧，曲尽其妙，词尽其情，为元、明、清所无法企及。文学素有唐宋八大家之美谈，然唐仅占二家，其余尽为宋人。
四、两宋史学极为发达，其最大特点，宋人特别重视近现代史的编修。梁启超认为这是史家最富责任感和最有魄力的做法，因为“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八)。李焘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之《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诸书，皆是当代人写当代事，“诚乙部之杰作”，一朝之信史。
五、宋代绘画、书法艺术超迈盛唐。昔人云：“唐人尚法，宋人尚神。”此不独一字之更异，实为审美观念之变迁。潘天寿有云：“宋人轻形似，重精神，脱离实际之应用法式，深入纯粹艺术之途程”(《中国绘画史》113页)，因此而形成特有的中国美学标准。认识了这一点才能领，悟中国画、书法艺术的真谛所在。苏东坡、米芾都是直写胸臆，强调作品为个性外化的巨匠，苏东坡更开中国完美的艺术家必须达到诗、文、书、画“四绝”的功夫标准的先河，就涉猎领域的广泛程度而言，他直可比侔达·芬奇，实为不可多得的奇才。
罗素曾云：“在全部的历史里，最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于解说的莫过于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了。”(《西方哲学史》上卷24页)但是，假如把希腊文明拿来与宋代文明相比，我们觉得后者更难于解说。这是因为两点。其一：在希腊，民主制度渊源甚远，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则根本不知民主为何物。其二，两宋三百余年忧患不已，时时面临国破家亡的威胁并终于没有摆脱这种威胁。文化的高扬，必以思想自由为因子，按着黑格尔的提法，“惟有当思想不去追寻别的东西，而只是以它自己——也就是最高尚的东西——为思考对象时，即当它寻求并发现它自身时，那才是它的最优秀的活动。”(《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10页)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宋代文化高潮称之为“宋代文明之谜”。
近年有人试图从“经济基础”的单一理论模式解说这一中国文化之谜，但是每每在尚没接触问题实质的时候，便陷入自相矛盾之中。这是因宋代社会生产力虽表现为发展的趋势，但是因“冗官冗费”导致的不是经济繁荣，而是“积贫积弱”。实际上马克思经常告诫人们，不能把他的这一理论当成一把“万能钥匙”而到处乱用。“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四477页)恰恰相反，一次文化高潮的出现，一次哲学的繁荣，往往“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黑格尔对此有过如下精彩的论述：
“当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城邦没落时，伊奥尼亚的哲学反而随之兴起。……在雅典，由于雅典民众生活的败坏，哲学兴盛的时期反而到来。在罗马，哲学之开始传播，乃在原来的罗马生活和共和国没落，罗马皇帝专制统治之时——在这段社会灾难严重政治生活没落时期内，传统宗教生活摇动，一切解体，而向往于新的生活。亚历山大里亚的新柏拉图派哲学家对于希腊古典哲学之高度辉煌的发挥，是与罗马帝国的没落——这样伟大、富庶、光荣，但灵魂已死的罗马帝国的没落——密切联系着的。”(《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54—55页)
这也是中国哲学史的一个主要特点。随着封建社会鼎盛王朝的衰落与崩解，和西夏、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马队的南下，宋朝政府从此便陷于极度的优患意识之中，而这些正是宋代文化的氛围和理学发生、发展的场景。我认为正是这种忧患意识，才是宋代文化复兴的潜动力。因为正是这种忧患意识导致了宋代“重文轻武”、文化宽容政策；提供了封建社会至为罕见的“朝廷宽大，不欲以言罪人”(《二程集》第二册548页)的言论自由。几近凝固的传统政治因抵御外患的力不从心才显出几丝活力。这也就是封建机制的自律性。皇权的政治是腐败的，但不是过时的。
上述这种忧患意识表现为如下两个特点：
1.多层次性；
2.阶段性。
所谓多层次，是就忧患内容而言。皇帝有皇帝的忧患，大臣们有大臣们的忧患，庶民有庶民的优患。而且同为士大夫，其忧患内容也因经历际遇不同而各异。“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笛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是范仲淹因边防危机而产生的忧患意识。“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这是苏轼因政治失意而触发的幻灭意识。“万事乡山路不通，年年佳节百忧中。”这是南渡后的陈与义思乡念土的伤痛意识。“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是李清照因国破家亡而形成的心理变态。“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是辛弃疾因极度的忧患而激发的渴望。翻开宋人的诗词集，此类句子触目皆是，它构成了宋代文化的主弦律。
这种忧患意识表现为明显的逐步深化的三个阶段：
一、从北宋建国之初到澶渊之盟以前，最高统治集团的内患甚于外忧的忧患意識；
二、从澶渊之盟到靖康之难，北宋统治集团的被动挨打的忧患意识；
三、从靖康之难到南宋灭亡，南宋人民的国破家亡的忧患意识。
宋代文化的各个层面都应从这种忧患意识的角度给予重新阐释。因忧患的袭击，诗人词家直抒愤懑，排遣忧郁，所谓愤怒出诗人。而理学家们则遁身心、理、性、命以寄托王纲失坠的哀思，所谓忧患出哲人。
(《岳飞传》，邓广铭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六月第一版，1.55元；《求是集》，漆侠著，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四月第一版，2.00元；《宋代社会研究》，朱瑞熙著，中州书画社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第一版，0.76元；《两宋史论》，关履权著，一九八三年五月第一版，0.94元；《简明宋史》，周宝珠、陈振主编，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四月第一版，3.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