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尼亚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做出贡献应当承认，阿尔巴尼亚在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是出了大力、做出过历史贡献的。对此，中国人民始终牢记在心。马利列作为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从1956年起就经常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一些会议，从而有机会多次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下面便是他的回忆：
　　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最初是印度倡议列入联合国日程的。后来印度撤销了倡议。随后，苏联取而代之，继续在联大提出倡仪。再后来，苏联也撒手不管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阿尔巴尼亚与中国的关系十分良好，这一问题便在阿尔巴尼亚的要求下被列入了联大议程。
　　联大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进行了约20年的讨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国家越来越多，而反对的国家则逐渐减少。当时的主要障碍是美国。1971年，华盛顿对北京的政策发生了转折。同年10月，当联合国大会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进行辩论时，基辛格仍然逗留北京，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准备。
　　由于阿尔巴尼亚是将这个问题列入大会议程的倡议国，她理所当然地负起在联大就此问题进行辩论的特殊责任。于是，我们在地拉那及时精心地研究了问题的方方面面，制定了我们在联大的行动纲领和策略，拟出了提案，设想了其他支持国所应做的工作。我们还就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国家有可能在实质问题和程序问题方面提出各种方案进行了讨论，确定了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我们意识到，我们将面临意想不到的情况，因此在联大应特别小心。我们把拟定的策略及决议草案交给了中国驻地拉那大使刘振华，请他转交北京，征求中方的最后意见。几天后，中国大使到阿尔巴尼亚外交部，向我通报说，中方完全同意提案及我们要采取的策略。完成这些准备之后，我们带着略微平静的心情前往纽约。尽管如此，代表团成员们还是继续就这个问题讨论了整整一路。
　　在联大就提案进行表决的前夕，我们23个共同提案国的代表团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讨论我们在大会上应当采取的策略。我们将各种问题逐个进行了讨论。并对各共同提案国负责反驳的问题进行了分工，以便不让重担仅落在两三个代表团身上，而是所有代表团组成一个整体，一起站起来捍卫我们的提案，实现我们的目标。共同提案国的各国代表团为将在大会上开展的“战役”进行紧张的准备。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就在程序性辩论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做了准备。除了上述会议分配的任务外，我们代表团还就可能危及我们提案的几个关键性的和敏感的问题进行了准备，并设想了大会期间某个提案国突然未与会，我们将如何及时补救等问题。实际上，所有共同提案国都表现得积极认真，他们都准确无误地完成了上述会议为他们确定的任务。
　　期待已久的联合国大会对各项提案的表决时刻终于来临了。1971年10月25日的会议，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程序角度看，都将作为联大工作中最特殊、最具历史意义的会议之一，作为联合国生活中最值得庆贺的会议之一，而永远被人们所回忆。
　　15时，大会主席、印尼外长马利克宣布开会。这时，会场内外都挤满了人，各种议案的修正案雪片般在代表团中间一个又一个地散发，其目的就是要破坏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共同提案，或推迟表决时间。
　　会议一开始，沙特阿拉伯代表亚米尔·M·巴拉迪要求就一所谓的“紧急问题”发言。主席根据规则允许他发言。巴拉迪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权问题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新的修正案，修正案中充满了套话以及使问题严重复杂化和使大会陷入死胡同的条款，其实质就是使“两个中国”合法化，导致双重代表权。最后，巴拉迪还借口要给各国代表团研究他的长篇提案的时间，要求推迟表决日期。
　　巴拉迪知道阿尔巴尼亚与阿拉伯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因而对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持友好和接近的态度。他曾数次要求阿代表团撤回自己的提案，接受他刚才提出的修正案。我们坚持不改变自己的立场，于是他便吁请我们至少同意推迟表决时间。对此，我们仍然表示，现在已为时过晚。为了礼貌而郑重地解释我们的立场，我同他进行了几次单独会晤。我们之所以不在大会上直接回击沙特代表，是因为担心他可能借口行使答复权而再次进行长篇大论的发言，我们不愿失去时间。他的建议虽付诸表决，但被大会否决。这是一个好兆头。
　　对各种修正案和提案进行表决之前，与议程问题直接相关的方面－阿尔巴尼亚、蒋介石政权和美国代表，各有一次发言机会，以便对自己的提案做出说明。
　　我在发言中再次阐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就是于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则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在，美国看清楚总趋势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便改变策略，同意中国进入联合国，但同时又让台湾留在联合国。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只有一个中国。
　　这一期间，联大上又出现暗中散布关于中国已经接受美国提案的假消息。为了排除一些代表团的犹豫不决，我当即摘要宣读了1971年8月20日中国政府关于这个问题发表的声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这是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因此，只要在联合国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其他类似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中国政府的这一严正立场是不可改变的。”
　　我在发言中还指出，不存在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而是恢复她在这个组织中的一切合法权利的问题，因为中国是这个组织的首创国之一。
　　蒋介石的代表在提出他所谓代表中国的观点后声明，对于阿尔巴尼亚的提案，他只同意一点，那就是“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此后，美国代表布什发言，他强调指出，“20年来，美国被指责为不考虑现实。今天，我肯定地说，是阿尔巴尼亚提案的作者们忽视现实。”他的意见仍然是存在“两个中国”。布什要求阿尔巴尼亚的提案只有在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后方可通过，否则不予通过。按照他的说法，这是因为将“中华民国”驱逐出联合国是一个重要问题。
　　上述3个插曲结束后，开始投票前马拉松式的“表决说明”，其中包括对提案的说明、对修正案的说明等等，这耗费了不少时间。障碍并未结束：突尼斯代表突然提出3个新的提案，旨在千方百计地使“两个中国”合法化。最后，通过激烈的辩论，这3个提案才全部被打掉。
　　剩下的问题是，大会要对美国提出的要求－－阿尔巴尼亚的提案应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通过――发表意见。围绕这一问题，一场新的辩论又开始了。我们当时相信，我们的提案能够获得简单多数通过，但能否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没有把握，因此，我们坚决反对美国的这一要求。美国的要求付诸表决，所有的代表团都焦急不安地注视着投票情况，结果是美国输了，大会没有接受它的建议。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失败，而对于联合国中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席位的各国代表团来说，则是一个鼓舞。
　　尽管如此，美国提案的炮制者们仍然不死心。布什代表，依据联大内部规则的第91条，要求对阿尔巴尼亚提案进行专门表决。它的原话是这样的：“······以及就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们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机构中非法占据的席位中驱逐出去的问题进行表决。”实际上，这仍然是企图使“两个中国”合法化。大会气氛骤然紧张，然而，美国的建议并未被大会通过。
　　蒋介石集团在已经清楚地看到他们无望再继续留在联合国组织中之后，台湾代表团离开了会场，中国的席位空缺。对阿尔巴尼亚提案进行表决的道路终于开通了。
　　大会主席手持名册，宣布对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共同提案国的提案进行表决。大厅内鸦雀无声，会场内所有的人併住呼吸，全神贯注。代表团一个接一个的高声表达自己的主张：“赞成”、“反对”、“弃权”，以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听清楚。所有的人都在记录各代表团的表态。
　　会场内一片寂静，静得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见。大会主席马利克宣布表决结果：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共同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获得通过。提案如同提交的文本那样被完整地通过了，既没有任何修改，也没有丝毫的肢解。会场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年的不公正待遇终于得到了纠正。联大主席宣布，将把表决结果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结果后，他还强调指出，美国提案已无需表决。
　　大会会场内沸腾了，有节奏的掌声经久不息。一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密切友好关系的非洲国家的代表团成员，跳起了欢乐的非洲舞蹈，有的人甚至跳到桌子上载歌载舞，其他人则不断地用力鼓掌，手掌都拍红了。代表们、新闻记者们、听众们以及在会场外面通过电视和广播跟踪大会实况的人们，都成为联合国大会这一绝无仅有的场面的见证人。
　　
　　 中阿关系出现裂痕
　　
　　中阿即使在上世纪关系最好的时候，双方也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存在分歧。霍查白天对我大谈友好，夜里写日记时却发泄不满，甚至大骂我们，真是白天说人话，夜里说鬼话。他于1962初－1977年底期间的有关中国的“政治日记”以《中国纪事》为书名分两册出版，于1978年1月党内发行、1979年9月公开发行，同时还翻译成外文发行到国外。也不知道这些日记是他当时写的，还是后来补写的。比如：《霍查言论集》（1963－1964）（1977年地拉那出版）中发表的他在阿国庆节前的讲话中的一段是这样讲的：
　　“修正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兄弟党所进行的坚定的、英勇的和原则性的斗争中遇到了顽强抵抗。”而在该选集1980年再版时改为这样：“修正主义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兄弟党所进行的坚定的、英勇的原则性的斗争中遇到了顽强抵抗。”
　　又如，原来的说法是：“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其他兄弟党和所有马列主义者都英勇地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分子的背叛政策的斗争。”而新的说法是：“我们党、其他兄弟党和所有马列主义者英勇的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分子的背叛政策的斗争。”
　　霍查把“中国共产党”统统删掉了！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毛泽东和党中央果断抓住机会，争取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毛泽东提议并经党中央讨论决定，由周恩来率代表团祝贺10月革命47周年，以了解苏联新领导的真实动向，寻求团结对敌的新途径。周总理雷厉风行，日以继夜地接见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驻华使节，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倡议通知他们，强调中方的目的是寻求团结，请他们报告各自的党中央和政府。考虑到苏联已主动断绝了同阿尔巴尼亚党的关系和外交关系，周总理特别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了我们主动采取这一行动的意图，分析了不论这一行动的结果如何对我们的共同事业都有益无害。而阿尔巴尼亚态度强硬，未予理会。他们认为，赫鲁晓夫下台是一个大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赫鲁晓夫主义也随之完蛋。地拉那坚定不移地做出决定：决不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的继承人勃列日涅夫决不和解！
　　1969年9月，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逝世，阿尔巴尼亚应邀派代表团参加葬礼。霍查任命政治局委员马尔科为团长。马尔科抵达河内后即同率领中国代表团的李先念副总理联系。李先念告诉他，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将前来参加胡志明的葬礼。马尔科当即问李先念：“如果您和柯西金打照面怎么办？”
　　“如果他向我伸手，我也向他伸手，因为我们两国有外交关系······尽管我们两党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分歧······总之，我们已经邀请柯西金在从河内返回莫斯科时在北京停留，他已经接受了邀请。”李先念回答说，而马尔科则神色茫然。他在琢磨：是不是要和柯西金握手？虽然他事先知道该怎么回敬柯西金，但为了不出事，他还是用密电向霍查请示：如果遇上苏联总理怎么办？
　　霍查命令：不！
　　马尔科还转达了李先念的问题：恩维尔同志是否愿意于10月份参加中国国庆20周年庆祝活动？
　　地拉那又发出一个大字：不！
　　这是霍查对邀请柯西金去北京的反应。
　　柯西金和李先念在河内是否见了面、握了手，不得而知，但肯定未与马尔科握手。
　　柯西金在北京逗留期间发生了什么？霍查命令阿尔巴尼亚所有媒体绝对不予报道，就好像没有那么回事。霍查却掌握每一个细节。通过阿通社发给他的内参告诉他，周恩来总理用双手握着柯西金的手。霍查感到十分不爽。
　　当年10月，霍查派另一名政治局委员托斯卡赴北京参加中国国庆20周年活动，让他睁大眼睛看一看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同时指示他：向中国领导提出关于柯西金为何在北京逗留的问题，并向他们重申：劳动党领导把同苏联人的任何这种接触都看作“严重的失误”。
　　托斯卡没有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受到毛主席的单独接见，而只是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近处看到他。托斯卡感到不解，问是何原因。回答说，毛主席很忙。霍查发火了，因为迄今访阿的中国代表团，哪怕是副部长级或是候补中央委员，霍查不管多忙或健康情况如何，都要出来接见，然后阿通社发消息，说“会见是在十分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新华社地拉那分社照此办理。
　　周总理在会见托斯卡时，不同意阿党领导对关于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会晤的看法，双方发生分歧。
　　托斯卡离开北京后不久，中国又接待了由库兹涅佐夫率领的又一个苏联重要代表团，并停止了同莫斯科多年的意识形态论战。对此，霍查迷惑不解。作为“回报”，他命令降低出席我们建国20周年庆典活动的规格。本来应该是部长会议主席（总理）来的，后来来了个副主席（副总理）。当年，他在日记中说，“早在1960年，由于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观点一致，两国兄弟党之间建立了紧密合作的好传统，双方互不保密。然而现在一反常态，中国同志莫名其妙地沉默不语了。像他们同柯西金和库兹涅佐夫会晤这样重大的事竟然也不向我们通报了！”他在日记中还说，周恩来同阿尔巴尼亚人会见时坚持不懈地提出“建立阿－罗－南巴尔干联盟”的计划，“为什么？”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 阿同我在国际共运、意识形态、全球战略、向我索要援助等方面, 产生严重分歧和碰撞越来越多。霍查晚年的“要么一切全好、要么一切全坏”的绝对思维方式,骂遍全球、反遍全球的极左幼稚综合征,“一条道走到黑”的山民性格,没完没了超量要援助的蛮横无理, 逐渐暴露出来。在国际共运和意识形态方面, 他标榜阿尔巴尼亚是“唯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地拉那是“国际马列主义运动的中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橱窗”。霍查热衷于反对一切, 唯我独革, 唯我独“左”。他对各国各党领导人肆意诋毁、辱骂。攻击他们是“独裁者”、“法西斯分子”、“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匪帮”、“疯子”、“小丑”、“饶舌者”等等。在他眼里, 除了阿尔巴尼亚以外, 天底下没有一个好人！一时间, 国际共运的领袖排位竟然成为“马恩列斯霍”！说什么“霍查的思想和教导是马列主义在阿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阿党是唯一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
　　年历牌撕到了1971年。这一年的7月到8月，霍查异乎寻常地在亚得里亚海滨的都拉斯避暑胜地呆了很长时间。他在准备定于当年11月召开的阿党“六大”报告。回到地拉那后，他继续写报告，几乎不公开露面。但是，3条机密消息从秋天起就扰乱了他需要的平静。这些消息使他十分不安，尤其是这些消息都是通过阿尔巴尼亚信使紧急从北京送来的。
　　第一条消息：阿尔巴尼亚驻北京大使罗博被告知，中国共产党由于国内原因，将不派代表团参加阿党“六大”；
　　第二条消息：林彪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中国压根儿不再提他的名字，就好像他已不存在，中国人不愿说并回避关于这位领导人的任何问题。罗博大使说，所有这些消息是从他的同行――其他国家驻华大使那里听到的。据他们说，林彪谋害毛泽东和企图发动政变未能得逞后，乘军用飞机逃跑，飞机起火，坠落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无疑，他的飞行方向是苏联。
　　霍查很不高兴，因为他没有得到关于这一极其重要事件的大道消息。他一直等到1972年7月，才从中国领导那里得到期待已久的信件。这时全世界都已知道了林彪完蛋的真情。
　　第三条消息：在美国总统特使、国务卿基辛格1971年7月秘访北京后，确定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正式访问中国！霍查气炸了，他惊讶地无法沉默。
　　当人们在北京证实关于“毛泽东与尼克松会晤”的突如其来的消息后，霍查于八月上旬, 以阿党中央名义致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一封上万言的长信, 全面阐述了阿的立场, 指责我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事先同阿商量?（毛主席说同他商量就干不成了）称阿一向主张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敌人, 不能抱任何幻想, 只能坚持不调和斗争, 不能依靠帝国主义去反对修正主义, 也不能依靠修正主义去反对帝国主义, 应左右开弓, 全面出击。显然，霍查把敌人看作铁板一块, 认为不能利用矛盾, 利用矛盾就是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 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霍查在当时属于绝密的信件中说：“在共产主义历史上，有过同敌人进行各级会谈的很多例子，但历史上类似的事情不可能重现，因为那是在不同的条件、时间和问题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认为，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我们坚信，其他国家的人民、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不会接受已宣布的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因为中国的作法“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
　　阿尔巴尼亚报纸只字不提尼克松抵达北京的消息。同时，还特意加强了反美宣传运动，霍查称尼克松是“法西斯分子”，称基辛格是“尼克松的里宾特洛甫”。他故意把基辛格出生德国同希特勒的外长里宾特洛甫·冯·约希姆联系起来。当时，正在地拉那分社工作的阿籍雇员奈吉·卢鲍尼亚，一反常态，失去了往常的笑容，闷闷不乐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是阿党党员，又同内务部有联系，显然他从内部已经收到了尼克松访华的情报。
　　霍查在他后来出笼的日记中埋怨说，中国人对阿尔巴尼亚严密封锁，不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他认为，中国人和当年赫鲁晓夫一样越轨。其实，当时考虑到兄弟国家对尼克松访华可能产生误解，周恩来总理除了向其他兄弟国家的领导人通报有关情况、作解释外，很快就约见了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详细介绍中方与基辛格会谈情况，说明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想法和对美国的政策，说明这是中美之间的“谈判升级”，是美国“找上门来的”。特别强调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动摇，不会拿原则作交易。
　　从此，中阿之间出现的重大政治分歧日益增加。起初，阿主要领导人对我方先进行内部指责，继则公开影射，进而阿媒体发表不点名批判文章。阿方不仅把反对的矛头指向中美关系的改善，说我党搞机会主义，而且公然批判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特别是1977年7月7日阿党报根据霍查“七大”报告的论调撰写了长篇编辑部文章《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即“七七文章”）。文章虽未点名，但目的很明显，就是试图公开挑起中阿论战。
　　自那以后, 阿尔巴尼亚不顾后果地日益恶化两国关系，反华调子日高, 两国关系愈益紧张,
　　
　　 关系解冻 逐渐正常
　　 ?１９８５年4月，霍查逝世，阿利雅上台。阿利雅表示阿愿意同中国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经双方共同努力，中阿签署了双边关系恶化后的第一个较有分量的贸易协议——中方向阿方出售年产１０万吨尿素的成套设备。这也是中阿经贸交往史上第一个体现真正“互利”的项目。阿方称这个项目为两国关系的“破冰船”项目。90年代，阿尔巴尼亚尾随其他东欧国家，发生了政体剧变。中国政府表示，中国尊重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选择，发展正常的双边关系。两国关系在经过一冷一热的经历后，开始步入友好、互利的平稳发展阶段。近年来，双方实现了高层互访，国家关系发展较快，各领域的交往与合作也在增多。
　　我们国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遇到我，总是关切地问，过去中国援建的那些项目如今怎样了？ 朋友的问题，也是我这个在阿尔巴尼亚工作和生活多年所关切的。?
　　
　　那么，如今这些中国援建项目又怎么样了呢？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粗野式剧变”导致的“打砸抢烧”时期和1997年的武装动乱的年代，除了像水电站这样的对国家“生命攸关”的项目之外，许多其他援建项目都没有逃脱被偷、被毁坏的命运，有的只剩下了空荡荡的厂房。在私有化的过程中，这些项目虽政府疾呼“投资改造”，却迄今大多无人问津。
　　中国援建的最大项目要数爱尔巴桑冶金联合企业了。从地拉那走，48公里的路程，但要翻过几座大山。意大利时期修的这些盘山路的确很险，但我走惯了，也不觉的险了。
　　这座企业是1974年由姚文元参加剪彩的（当时他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阿），于1976年炼出第一炉钢水，曾是被霍查誉为“阿尔巴尼亚第二次解放”的最大企业。
　　来到联合企业大门口，看到了在中国常见的那种工厂布局，心里仍然热乎乎的，但走进去，心就凉了一大截。早就听说这座工厂基本停工，但眼前的场景还是令我感到震撼。到处堆着废物，许多车间就像垃圾站，两座炼铁高炉全部停产，炼钢车间的几个转炉也都冰凉，只有两个电炉还在运作，机械车间的数十台机床只有几台工作，铸造车间业只是一个角落里有几个工人。厂房还算完好，但许多玻璃在剧变动荡时被砸碎了······
　　工厂的两位负责人介绍说，企业已经于1991年一分为三，其中湿法冶炼厂完全停产，动力厂的热电站也停了，只继续生产氧气，黑色冶金厂只能用电炉炼钢，年产2万吨，所需电力由国家电网中获取。整个联合企业原有1·1万名职工，如今只剩下3000人，其他都加入了失业大军。如何落到今天的地步，企业负责人说，最根本的原因是投产近20年没有进行过任何技术改造，技术和设备都已陈旧。
　　在几年的私有化过程中，土耳其“库卢姆”公司租赁了这个企业中的炼钢厂，经过改造后开始生产，其产品还可出口。
　　 2002年的一天，我曾陪专程来阿采访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记者走访了伐乌－代耶水电站。这个位于阿北部德林河上的水电站于1967年开工，1974年投入使用。当时，中国的专家和技术工人参加了水电站的设计、施工、机器安装和调试等全过程，所有的机器设备都是由中国提供的。在水电站机组厂房里，机器上可隐约看出汉字标识，让人备感亲切。自投入使用后，伐乌－代耶水电站一直运行良好，其发电量占到全国总发电量的20％，为电力紧张的阿尔巴尼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时年66岁的水电站工程师贾维特，大学毕业后就与中国专家一起在这里工作，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不少中国专家的名字。他愉快地回忆起当时大家一起打乒乓球的场景。谈及对中国人的印象，贾维特几乎用了最美好的词汇来形容他的中国同事：勤劳，智慧，质朴，工作认真负责，没有架子，容易相处。他说：“中国人是我们阿尔巴尼亚人永远的朋友，你们帮助我们是真心的，在我家中，至今仍珍藏着30年前中国朋友送给我做结婚礼物的一些中国花瓶。”他还特别希望通过中国媒体，向当年参加建设的中国专家们问声好。
　　不幸的是，这座水电站在2005年发生了一次火灾，其中一个机组停止了运转，直到几个月后，才修复完毕，重新投入运行。它同位于同一条河――德林河上游、也是中国援建的更大的费尔泽水电站一起，继续为这个国家的电力生产发挥着巨大作用。
　　据阿工业能源部宣布，到２００４年９月底，阿尔巴尼亚全国已有１３０多家国有矿厂被关闭，同时还要关闭几家大型污染企业。这其中，更多的是我国援建企业。
　　这些关闭的矿厂事实上已废弃多年，如一些煤矿、铬矿和铜矿的矿厂自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初就不再运行了。现在，阿尔巴尼亚矿产业私有化过程还在继续进展，这些关闭的矿厂也在私有化之列，如果私有企业和外商感兴趣，即可向阿工业能源部提出申请。
　　
　　割舍不断的中国情结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过“山鹰之国”的人都知道，当时公路上跑的是解放牌汽车，骑的是永久牌自行车，手上戴的是上海牌手表，听的是熊猫牌收音机。阿尔巴尼亚人的衣食住行无不同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以后的年代里，两国关系虽然变化，但许多阿尔巴尼亚人对中国人总是有着割舍不断的“中国情结”。
　　 即使在中阿关系最为紧张的八十年代，我们仍能深深感受到阿尔巴尼亚人民对中国人的深厚情谊。一次，我们到阿尔巴尼亚南部的萨兰达采访。我们获得外交部的批准后刚一离开住地，便被内务部的便衣警察车盯梢，暗中尾随。当我们结束采访沿沿海山路返回时，汽车在一段石子路上抛了锚。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半山腰上，情急之下，我们只得招手向尾随于后的内务部人员求助。他们立即快速驱车，停在我们汽车旁，司机二话没说，爬到我们的汽车底下捡修。原来是机油箱被石子击裂，机油漏光所致。时值八月，司机从车底下爬出来时，上衣全被汗水打湿，粘满了泥土。我们的汽车只能靠其他车拉着才能走。为了等待过路的汽车，我们便在路旁树荫下聊了起来。其中一个小伙子说他曾在中国援建的水电站工地与中国专家一起工作过，中国专家给他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终于来了一辆卡车，他们用钢缆把我们的汽车栓在卡车后面，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徐徐前行。好不容易来到一个小山村，内务部的人很快找来石膏，把裂缝补上，又加满机油，我们又上路了。然而，好景不常，由于山路颠簸，石膏全掉下来了，汽车再次趴窝，幸好是停在一个村庄。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看到我们，问明情况，便回家取来水泥，爬到车下，把裂缝补好。出来后，他告诉我们他曾经在中国援建的军工项目工作。我们离开山村时，天黑下来了。汽车依然沿着逶迤的山路行驶，内务部的车紧随其后，为避免车灯晃我们的眼睛，影响视路，他们竟不开车灯。我们终于于深夜抵达了发罗拉。劳累了一天的我们，忘关车窗就到饭店睡觉了。他们发现后派人整整守了汽车一夜。第二天清晨，他们对我们低声说：“绍库，对不起，我们有纪律，不能送你们到首都。以后即使我们见了面，也不能打招呼，请谅解。你们慢慢开，多加小心。”说完，就开车离去了。2005年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那个小伙子又碰上我们。这时，他已经年过半百，生活很拮据，因为当过内务部便衣（特工），现在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家门口摆摊儿。
　　还有一次，大概是1987年的8月，阿遭受比较严重的旱灾，我们开车前往莱什区察看受灾情况。当然后面仍然有内务部的车盯梢。我们在一片玉米地旁停下，刚下车，就见两个农业社社员远远跑过来，我们赶紧解释说，我们只是看看旱情，不会偷摘老玉米。两位社员却拉着我们的手，满面笑容地说：“我们知道。请别误会，我们看出你们是中国人，来请你们去前面西瓜地吃瓜的。”我们指指公路，说：“那边有内务部的人，我们不想给你们惹麻烦。”他们却说：“不怕的，你们帮我们区建了那么多项目，我们至今十分感激。”在他们的再三坚持下，只好一起前往瓜地。吃完西瓜，他们又在我们汽车上装了好几个大西瓜，说“拿回去给使馆的同志们尝尝鲜。”
　　迄今，几十年过去了，阿国人，特别是中老年人，还是忘不了那“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时代。我们在地拉那，或是在阿尔巴尼亚各地采访，经常碰到一些当地的中老年人用汉语蹦出“你好”。
　　?我们在采访中同样也可以看到，有的阿尔巴尼亚人依旧骑着70年代进口的中国永久牌自行车，一种由中国的“时风”牌三轮车改装成的农用车在这里随处可见。在大街上，一位素不相识的老者同我握手，还热烈地同我拥抱。他发现我懂阿语，便跟我攀谈起来。老人家说，“过去，中国在阿尔巴尼亚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们那么多的援助，还有的中国专家为我们的建设牺牲了生命。这些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近来，我们国家发生了20年来最严重的电力危机，还不是中国援建的水电站为我们救急。至于其他的中国援建项目，我们真希望中国人前来投资改造。”
　　2001年元旦，我采访在任总统迈达尼时，他表达了对中国的友好情谊，希望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下去。迈达尼深情地说:"我刚访问过中国，见到了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国人民在进步与繁荣的道路上表现出的创造性和不屈不挠精神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值此新世纪到来之际，我谨向中国人民致敬，祝他们在自己选择并坚决捍卫的道路上取得成就。" 2002年，年轻的在任总理马伊科接受采访时也对我讲了他对中国的感情：“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曾用中国生产的笔和笔记本写了‘熊猫、牛奶’几个字。我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是用语言无法形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