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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汤序波编撰的《楚辞讲座》是汤炳正先生20世纪80年代初为研究生授课的课堂讲记，该书集中体现了汤先生的治学态度、学术主张，是本楚辞学乃至学术研究的入门书。编撰者尊重讲稿原貌；洞悉学术脉络；力求完备周全为全书锦上添花
关键词：楚辞；汤炳正；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1222.3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8705(2008)－3－108－110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授业、解惑的方式多样，而面对面的讲授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从《论语》开始，教师们的讲授记录便是传道者思想、教育方式的重要表现。近年来，课堂讲记的编撰出版也成为图书出版的一个亮点。较早的如黄山书社出版万绳楠先生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把我们带到了民国时期的课堂。又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则出版了一套“大学名师讲课实录”，所收王兆鹏师《唐宋词名篇讲演录》附有光盘，能跨越时空聆听名师讲授，对于不能当面求教的人们而言，这样的书籍实在是有莫大的吸引力的。相对而言，改革开放初期名师讲课的记录较少，汤炳正先生的《楚辞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正是其中突出的一部。该是“中国传统文化通识讲座丛书”的一种。汤序波先生整理的《楚辞讲座=》是乃祖汤炳正先生上世纪80年代给研究生上课的讲稿，是文革后学术复苏状况的标本。该书出版后在网络书店的排行榜上十分靠前；去年十一月，我在上海书城问及该书的销售情况，亦被告知颇受欢迎。实际上，该书不久即告售罄，出版社又将重印。书籍受欢迎的理由很多，但最重要的我想还应该是书籍内容的本身。从著者而言，汤公对楚辞学的贡献举世皆知。该书是课堂讲稿，汤公楚辞研究精髓多在其中。又因为它不是专著，自然有别于学术论文的书写模式，但却真实体现了汤公传道授业的风神，再次诠释了国学薪火相传的理由。从编者而言，汤序波先生的细致认真让我们能从各个方面全面地认识令人尊敬的汤炳正先生。
因为该书起于为研究生授课，所以汤公在书中对治学方法和学习态度强调得特别多。该书正编的第一讲《治学与学风》就专门谈这两个问题。而对于研究者来说，端正的治学态度是进行学术研究的首要条件。还记得我的硕士导师力之教授曾一再跟我们说起他初见汤公时的情景：力之师携自己的论文造访汤公，并对汤公说自己的论文观点结论与汤公一致。据说汤公听后脸色颇为凝重，盖以力之师当时说到的论文乃汤公新作，公或以为力之师抄袭其作。汤公遂取论文细读，其后十分高兴地说：“年轻人，你的论文不是抄我的，是自己写的。尽管观点结论一样，但所用材料和推理过程跟我的都很不同。”之后又对力之师多有勉励，且说欢迎力之师不时造访。可见汤公对学术的严谨态度，对后进的热心奖掖之一斑。难怪汤公在该讲的第一个问题中讲的就是“端正态度”。而类似这样对治学态度的强调在书中俯拾皆是，一以贯之。可以说，第一讲是汤公为人与治学的经验总结，斯后的课程全由第一讲展开。
汤公在授课时特别注意引导学生批评地继承前人成果，对前人的成说加以辨析后吸取其合理成分。研究生的学习不可能满堂灌，指导学生自主地阅读相关著作是很重要的。汤公在第二讲中开列了历代楚辞要籍，对这些典籍分类进行介绍，要言不烦地说明这些著作的优长和缺憾。对于我这样的屈学门外汉来说，这些内容无疑是了解屈学的迷津宝筏。
元好问有句云：“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汤公却是要想方设法把金针度与人的。在该书中，我们可以不时发现汤公介绍各种研究方法。借用时下一句政坛流行语：这些方法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汤公师从章太炎，做学问尊从乾嘉学派，考证、校勘信手拈来却又一丝不苟。书中涉及屈原生平、《楚辞》成书过程的考订时，景麟先生就常告诉学生，该如何寻找、选择、运用相应的材料。而这对初窥学术门径的研究生来说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先生介绍的方法并不仅仅局限在乾嘉学派的考证功夫上。汤炳正先生在研究中不时援引相邻学科作为佐证，而这点在对群弟子介绍学术方法时也有所反映。王国维最先提出并使用二重证据法研究先秦文史，先生在楚辞研究中也相当注重使用考古资料解释屈学问题。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是先生并不拘泥于“二重证据”，他还使用第三重证据——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最明显的例子是对屈原流放的路线的讨论。汤公在讲稿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前几年到那儿(按：指湖南溆浦)去的时候，专门到文化馆去问了一下，询问现在还有没
有屈原的古迹。文化馆的同志说现在没有。但是离县城几十里有一个大队，水边上有一座亭
子，当地老乡说屈原在那儿乘过凉。因为天黑了，路又远，我就没去了。老乡们口口相传屈原
到过淑浦，这是符合屈赋所说的内容的。
这里以民间传说印证屈赋内容，考订屈原行实。这说明汤公对研究方法的态度是开放的。只要能解决问题，能有说服力，就取为所用。这和汤公在介绍治学与学风的时候特别提到萧兵先生的研究是有共通之处的。(当然萧先生的研究过于重或然推论，我虽尊重却无法学用之。)
如前所说，二本书的畅销，其他因素或许是次要的，但作者和编者的因素应该是决定性的。汤公的讲稿本身应该是该书跻身排行榜的最主要原因。那么第二重要的原因大约就是编者的因素了。汤序波先生的编撰工作可颂扬者颇多，我觉得最值得称道的有这么几点：尊重讲稿原貌；洞悉学术脉络；力求完备周全。
上个世纪80年代的课堂讲稿必然会反映当时的学术思潮和状况。我们这些未曾经历当时情况的学术后来者恐怕很难想象当时那种将舒未舒的状态。汤序波先生编撰该书时为我们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讲稿的原貌。例如第十二讲《屈原与爱国主义》，“爱国主义”这个名词似乎是个标签，在当时颇为流行。而不贴上这个标签的文学家似乎就很难受到重视，于是屈原是爱国的、杜甫是爱国的、辛弃疾是爱国的……冉云飞先生关于《楚辞讲座》的文章里对这个问题有专门的讨论，见解十分精辟。回望80年代的学术界，当时的大环境就是如此，汤公在授课中讲到爱国主义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不提爱国主义反倒是不正常的。今天编撰该书的时候，汤先生本有机会将这个标签撕去，但序波先生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讲稿的原貌，这对下一代之文献居功甚伟。这也让我们在阅读该书时能更加全面地了解当时的学术状况，了解建国后知识分子的话语程式。在今天这样一个话语系统完全转换，人们已经厌倦“爱国主义”标签的时代，编撰者能最大程度地保留讲稿原貌，而这并不影响该书在读者中的传播流布，是十分了不起的。而也正是因为编者保持了讲稿原貌，更有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汤炳正先生。在该书中汤公说道：
《文艺报》当时是宣传党的文艺政策的权威刊物。但这篇文章的观点却是错误的。(P35)
这在今天或许极为正常，但在当时的背景下，能不畏惧权威，不讳言真理，汤先生实事求是的态度是让人感佩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编者并不是不了解当前学界的情况才保留讲稿原貌的。从该书小注、附录等编者按语中，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编撰者洞悉楚辞学研究的脉络。我们随意看两例：
崔富章先生在乃师此书的基础上，又著有《楚辞书目五种续编》，可参。(P39)
清中叶的胡浚源在《楚辞新注求确·凡例》已说《远游》“明系汉人所作”，然其说影响未广。(P71)
前例说乃是对学界屈学论著新状况的补充说明，后例是对研究观点的溯源。又如第95页对董运庭、黄灵庚两先生的论著的观照也说明编撰者汤先生对屈学前沿了解甚确。对于一本书的学术价值而言，前能追溯源头、后能直指当下，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而汤序波先生的细致工作可以算得上为乃祖遗作锦上添花了。
汤先生编撰该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力求周全。因为编者是汤公嫡孙，汤公许为“能较全面地总结我的学术成就”的“很出色的嫡孙”。汤公在讲稿中也曾提及序波先生，想来平日必常提点。而序波先生在编撰该书时为我们娓娓道来，更多方搜罗来汤公所开列的书目、论学书信及其他讲座稿等各种资料。这些资料让我们能更加全面地掌握汤公对学术、对生活的见解。我们或许不太能完全体会到汤先生编撰时力求周全的辛苦，但是读过《楚辞讲座》后你一定能有所体会。如第二讲后附录中所列的为何炜女士开列的书目、根据《楚辞类稿》补写第十讲《屈原的政治理想》其六“变民俗”、副编收录的《自述治学之甘苦》等文章，对我们更加完整地掌握汤公的楚辞学理念助益良多。
草草行文，不能言汤公精要之万一，读者展书必有所获；率尔操瓠，笔者知其所当汗颜者……
关键词：楚辞；汤炳正；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1222.3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8705(2008)－3－108－110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授业、解惑的方式多样，而面对面的讲授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从《论语》开始，教师们的讲授记录便是传道者思想、教育方式的重要表现。近年来，课堂讲记的编撰出版也成为图书出版的一个亮点。较早的如黄山书社出版万绳楠先生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把我们带到了民国时期的课堂。又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则出版了一套“大学名师讲课实录”，所收王兆鹏师《唐宋词名篇讲演录》附有光盘，能跨越时空聆听名师讲授，对于不能当面求教的人们而言，这样的书籍实在是有莫大的吸引力的。相对而言，改革开放初期名师讲课的记录较少，汤炳正先生的《楚辞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正是其中突出的一部。该是“中国传统文化通识讲座丛书”的一种。汤序波先生整理的《楚辞讲座=》是乃祖汤炳正先生上世纪80年代给研究生上课的讲稿，是文革后学术复苏状况的标本。该书出版后在网络书店的排行榜上十分靠前；去年十一月，我在上海书城问及该书的销售情况，亦被告知颇受欢迎。实际上，该书不久即告售罄，出版社又将重印。书籍受欢迎的理由很多，但最重要的我想还应该是书籍内容的本身。从著者而言，汤公对楚辞学的贡献举世皆知。该书是课堂讲稿，汤公楚辞研究精髓多在其中。又因为它不是专著，自然有别于学术论文的书写模式，但却真实体现了汤公传道授业的风神，再次诠释了国学薪火相传的理由。从编者而言，汤序波先生的细致认真让我们能从各个方面全面地认识令人尊敬的汤炳正先生。
因为该书起于为研究生授课，所以汤公在书中对治学方法和学习态度强调得特别多。该书正编的第一讲《治学与学风》就专门谈这两个问题。而对于研究者来说，端正的治学态度是进行学术研究的首要条件。还记得我的硕士导师力之教授曾一再跟我们说起他初见汤公时的情景：力之师携自己的论文造访汤公，并对汤公说自己的论文观点结论与汤公一致。据说汤公听后脸色颇为凝重，盖以力之师当时说到的论文乃汤公新作，公或以为力之师抄袭其作。汤公遂取论文细读，其后十分高兴地说：“年轻人，你的论文不是抄我的，是自己写的。尽管观点结论一样，但所用材料和推理过程跟我的都很不同。”之后又对力之师多有勉励，且说欢迎力之师不时造访。可见汤公对学术的严谨态度，对后进的热心奖掖之一斑。难怪汤公在该讲的第一个问题中讲的就是“端正态度”。而类似这样对治学态度的强调在书中俯拾皆是，一以贯之。可以说，第一讲是汤公为人与治学的经验总结，斯后的课程全由第一讲展开。
汤公在授课时特别注意引导学生批评地继承前人成果，对前人的成说加以辨析后吸取其合理成分。研究生的学习不可能满堂灌，指导学生自主地阅读相关著作是很重要的。汤公在第二讲中开列了历代楚辞要籍，对这些典籍分类进行介绍，要言不烦地说明这些著作的优长和缺憾。对于我这样的屈学门外汉来说，这些内容无疑是了解屈学的迷津宝筏。
元好问有句云：“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汤公却是要想方设法把金针度与人的。在该书中，我们可以不时发现汤公介绍各种研究方法。借用时下一句政坛流行语：这些方法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汤公师从章太炎，做学问尊从乾嘉学派，考证、校勘信手拈来却又一丝不苟。书中涉及屈原生平、《楚辞》成书过程的考订时，景麟先生就常告诉学生，该如何寻找、选择、运用相应的材料。而这对初窥学术门径的研究生来说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先生介绍的方法并不仅仅局限在乾嘉学派的考证功夫上。汤炳正先生在研究中不时援引相邻学科作为佐证，而这点在对群弟子介绍学术方法时也有所反映。王国维最先提出并使用二重证据法研究先秦文史，先生在楚辞研究中也相当注重使用考古资料解释屈学问题。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是先生并不拘泥于“二重证据”，他还使用第三重证据——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最明显的例子是对屈原流放的路线的讨论。汤公在讲稿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前几年到那儿(按：指湖南溆浦)去的时候，专门到文化馆去问了一下，询问现在还有没
有屈原的古迹。文化馆的同志说现在没有。但是离县城几十里有一个大队，水边上有一座亭
子，当地老乡说屈原在那儿乘过凉。因为天黑了，路又远，我就没去了。老乡们口口相传屈原
到过淑浦，这是符合屈赋所说的内容的。
这里以民间传说印证屈赋内容，考订屈原行实。这说明汤公对研究方法的态度是开放的。只要能解决问题，能有说服力，就取为所用。这和汤公在介绍治学与学风的时候特别提到萧兵先生的研究是有共通之处的。(当然萧先生的研究过于重或然推论，我虽尊重却无法学用之。)
如前所说，二本书的畅销，其他因素或许是次要的，但作者和编者的因素应该是决定性的。汤公的讲稿本身应该是该书跻身排行榜的最主要原因。那么第二重要的原因大约就是编者的因素了。汤序波先生的编撰工作可颂扬者颇多，我觉得最值得称道的有这么几点：尊重讲稿原貌；洞悉学术脉络；力求完备周全。
上个世纪80年代的课堂讲稿必然会反映当时的学术思潮和状况。我们这些未曾经历当时情况的学术后来者恐怕很难想象当时那种将舒未舒的状态。汤序波先生编撰该书时为我们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讲稿的原貌。例如第十二讲《屈原与爱国主义》，“爱国主义”这个名词似乎是个标签，在当时颇为流行。而不贴上这个标签的文学家似乎就很难受到重视，于是屈原是爱国的、杜甫是爱国的、辛弃疾是爱国的……冉云飞先生关于《楚辞讲座》的文章里对这个问题有专门的讨论，见解十分精辟。回望80年代的学术界，当时的大环境就是如此，汤公在授课中讲到爱国主义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不提爱国主义反倒是不正常的。今天编撰该书的时候，汤先生本有机会将这个标签撕去，但序波先生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讲稿的原貌，这对下一代之文献居功甚伟。这也让我们在阅读该书时能更加全面地了解当时的学术状况，了解建国后知识分子的话语程式。在今天这样一个话语系统完全转换，人们已经厌倦“爱国主义”标签的时代，编撰者能最大程度地保留讲稿原貌，而这并不影响该书在读者中的传播流布，是十分了不起的。而也正是因为编者保持了讲稿原貌，更有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汤炳正先生。在该书中汤公说道：
《文艺报》当时是宣传党的文艺政策的权威刊物。但这篇文章的观点却是错误的。(P35)
这在今天或许极为正常，但在当时的背景下，能不畏惧权威，不讳言真理，汤先生实事求是的态度是让人感佩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编者并不是不了解当前学界的情况才保留讲稿原貌的。从该书小注、附录等编者按语中，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编撰者洞悉楚辞学研究的脉络。我们随意看两例：
崔富章先生在乃师此书的基础上，又著有《楚辞书目五种续编》，可参。(P39)
清中叶的胡浚源在《楚辞新注求确·凡例》已说《远游》“明系汉人所作”，然其说影响未广。(P71)
前例说乃是对学界屈学论著新状况的补充说明，后例是对研究观点的溯源。又如第95页对董运庭、黄灵庚两先生的论著的观照也说明编撰者汤先生对屈学前沿了解甚确。对于一本书的学术价值而言，前能追溯源头、后能直指当下，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而汤序波先生的细致工作可以算得上为乃祖遗作锦上添花了。
汤先生编撰该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力求周全。因为编者是汤公嫡孙，汤公许为“能较全面地总结我的学术成就”的“很出色的嫡孙”。汤公在讲稿中也曾提及序波先生，想来平日必常提点。而序波先生在编撰该书时为我们娓娓道来，更多方搜罗来汤公所开列的书目、论学书信及其他讲座稿等各种资料。这些资料让我们能更加全面地掌握汤公对学术、对生活的见解。我们或许不太能完全体会到汤先生编撰时力求周全的辛苦，但是读过《楚辞讲座》后你一定能有所体会。如第二讲后附录中所列的为何炜女士开列的书目、根据《楚辞类稿》补写第十讲《屈原的政治理想》其六“变民俗”、副编收录的《自述治学之甘苦》等文章，对我们更加完整地掌握汤公的楚辞学理念助益良多。
草草行文，不能言汤公精要之万一，读者展书必有所获；率尔操瓠，笔者知其所当汗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