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清同治二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大渡河兵败、在成都就义，当时目睹石达开之死的的黄彭年，在书信和日记中留下了记录。他的日记《黎雅纪行》已有抄本行世，书信则未见。最近在贵阳出现的黄彭年覆唐炯书，内容涉及石达开的途穷就俘与从容就义、清军背信杀降、黄氏对石迭开的评价，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关键词：太平天国 石达开 黄彭年
中图分类号：k2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1-39-42
贵阳五之堂主人舒奇峰君，最近买到清末黄彭年复唐炯书一通，兴高采烈地邀我去看，我没见过这位著名学者的手迹，闻之大喜，冒烈日往观。此函计二纸，长达四尺许，字作行楷，首称“鄂生仁弟亲家阁下”，末署名“彭年”，押一朱文印“子寿”。前尚有二印，一日“安仁知命”，朱文，在前叶；一日“到处逢人劝读书”，白文，骑缝。未署日期，信中说：“四月廿九同方伯赴大渡河，五月廿一归寓。两奉手书，未及肃复。”又说：“方伯此行，因石逆就擒而馀党尚多，是以宫保檄饬迅速前进。”可知系同治二年(公元一八六三年)。这一年三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三四万之军，由云南昭通突入川西南，企图直取成都，不料为大渡河所阻，清军与土司兵步步围杀，进退无路，辎重尽失，陷入绝境。石达开为挽救残众三千人的生命，向清军投降。四川总督骆秉章得报，惟恐有诈，命布政使刘蓉前往查看并处理善后事宜。此时，黄彭年随父黄辅辰在骆秉章幕府，刘蓉邀之同往。回到成都，见到唐炯的两通来信，乃复之，信中说到石达开之死，则回信当在五月二十九日以后。
此函根据唐炯来信的内容谈了自己的看法，并告大渡河之行的目的、见闻，最有价值的是对石达开就俘经过和石达开之死的记录。
刘蓉大渡河之行的目的，信中说是“因石逆就擒而馀党尚多”，骆秉章在奏报中也说：“臣前于四月二十八日得报后，虑其余党歼除不尽，将贻后患，札饬藩司刘蓉驰往大渡河，会同唐友耕等委办善后事宜。”言下之意，石达开已经就擒，刘蓉只是去善后，实际上不尽如此。黄氏有日记留存，大渡河之行的日记题日《黎雅纪行》，早已抄出行世。黄氏在序中说：“既而闻贼势益蹙，将缚石达开来降。骆公虑其伪降以缓我师，乘懈而逸，又虑诸将之不能善其后也，于是檄刘公往。时家君居骆公幕府。部署已定，刘公邀予同往。”说明刘蓉启程前，尚未有石达开就擒的确报。刘蓉、黄彭年于四月二十九日离成都，当日至新津，“暮得雅州书，谓贼穷乞降，将过河审其虚实。因检《新津图经》，南诏阻新穿水不得渡，乃伪请和，桥成而遁。今日贼势正与咸通往事相类。”黄彭年从雅州府得到了“贼穷乞降”的确息，但仍然认为与唐代咸通年间的南诏诈降逃遁之事相类。第二天，“五月初一日宿邛州。刘公牒唐总兵、建昌道，檄雅州王千户、岭土司，言善后事。以得骆公檄，石酋果就擒耳。”这一天，他们从骆秉章发来的公函中知道石达开被擒的消息。实际上石达开已于四月二十五日落入了清方之手，大渡河到省城，情报上达需要两三天时间，加上前线将领与全川最高统帅骆秉章一样，都怀疑石达开之降有假，一边设法验证石达开的真伪，一边静观事变，不敢贸然上报。黄彭年为何不向同乡、亲戚、朋友唐炯说真话呢?可能是后来骆秉章规定了“宣传口径”，一律以其奏稿为准。
但私人信函还是有官方文书以外的东西的。
关于石达开就俘经过，此函云：“石逆来至子打地，可谓天夺其魄，而河伯现灵，山水陡长，不惟大渡河不易渡，王千户应元所属之小水、岭千户承恩所属之凉桥小河，亦皆水长二三丈。土司又十分出力，石逆以千金、二骏向王应元假道，不应，又向岭夷乞路、黑夷乞路，皆不应；拼死冲突，夷人自山巅抛石击之，死者万馀，卒不得出，粮尽力竭。适有南字营都司王松林者，深入贼营说石逆使降，于是越寓之杨参将及泽波、蔡太守诸军哗然相争，几欲各分项羽一体以取封侯。而王松林者，又属妄人，欲遂部勒石逆馀党，以三千为六营。制府檄方伯查办，唐、蔡两军渡河诛馀党，又误伤楚营百馀人，缘勇与馀党皆系南字号片。王松林所自取也。幸方伯右助唐军，故唐军与之私了。”黄彭年代刘蓉草致骆秉章禀稿，内容与此大致相同而更加详细。不同处，在禀稿说石部六十馀人偷偷出降，唐友耕遂命竖“投诚免死”大旗相诱，石达开就出降了，而此函无之；此函有唐、蔡两军过河杀降、误杀南字营兵勇百馀人事，禀稿无。禀稿是官方文书，有些事会瞒报，私人通信却可实说。此函与禀稿还有一点是共同的，均未提及石达开同意投降的条件。石达开起事十馀年，纵横十馀省，在大渡河不幸陷入绝境，但要叫他无条件投降，是不可想象的。综合各种记载，比较符合事理的经过是：石达开走投无路，军心动摇，斗志丧失，清方乘机竖起“投诚免死”大旗招诱。王松林入石达开营中劝降，石达开提出的条件，是他携其子石定忠及二三部将就俘，部众就地遣散，王松林满口答应。石达开自然不会轻易相信，而清方代表杨应刚、王松林“指天誓日”，保证“待以不死”，并邀他赴清营谈判。石达开无路可走，只能冒险一试，结果被清方羁押，不但他父子、三位部将被解往成都杀害，大渡河对岸的数千残众也未能幸免。石达开的条件肯定也得到了骆秉章的佯诺，但王松林这样的下级军官不会知道其真实意图，所以才敢将石部三千人收编。骆秉章在杀害石达开后给清廷的奏报，说：“臣前以石逆或传其死，倘能设法生擒，辨认真确，俾就显戮，庶可以释群疑。当经杨应刚等以该逆无路逃生，于洗马姑竖立‘投诚免死’大旗，石逆果携其一子及伪宰辅曾仕和、伪中丞黄再忠、伪恩丞相韦普成等并馀党至洗马姑乞降。”他完全没有提到石达开想救全残众的事，也完全没有提到他的下属深入“贼垒”设计诱擒的事。这样他既将把功劳归于自己，又掩盖了石达开落人清营的真正情由，似乎石达开一见了免死旗就自动来降，也掩盖了他背信杀降的恶行。
关于石达开本人和石达开之死，此函写道：“此贼举止甚稳，语言气概，不亢不卑，寓坚强于和婉之中。方其就死，纳履从容，若是我大清忠臣如此死法，叙人史传，岂不炳耀千载?如此人不为朝臣用，反使为贼，准之过欤?”大有钦佩、惋惜之意。使人想到武则天读骆宾王《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后说的那句话：“宰相安得失此人?”这样的话也只会私家撰著中出现。《黎雅纪行》载五月初五日到荣经时，遇川东镇总兵唐友耕解送石达开至，刘蓉遂提讯之，石达开“枭杰之气，见于词色。其于天下将帅独服曾公，亦但称其忠勤为国而已。”又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云：“因于荣经途次遇唐镇亲解石逆上省时，即将该逆提讯，据供金田起事之后，与洪逆分合及共事伪党、扰窜各省情形，历历如绘，其枭杰坚强之气，见于词色，绝非他贼所能假冒。”三稿所记大略一致。黄彭年所记，得自亲历亲闻，故不同于后来那些绘声绘色的虚拟之辞。
麻江周询《蜀海丛谈》载，石达开就死之日，成都将军崇实、四川总督骆秉章同坐督署大堂，布政使、按察使以下的阖城文武官员俱在，石达开及其两部将趺跏坐于堂下拜垫上。清制将军位在总督之上，故骆让崇先问。崇语音低矮，不辨作何语，只见石昂头怒目视，崇顿时气沮语塞。骆秉章才发话：“石达开，今日就戮，对 你来说，也很值得。你计自起事以来，蹂躏数省，我方封疆大吏死于你手的三人，今以一死了结，也没有什么遗恨吧?”石达开笑道：“俗谓成王败寇，今生你杀我，安知来生我不杀你么?”遂就绑。石下阶，步略缓，两部将仍左右侍立，且日：“仍主帅请前。”石达开三人被凌迟处死，自始至终，均默然无声。周询不禁赞叹道：“真奇男子也!’，周询之父周之翰此时官省城保甲总局提调，是在场官员之一，周询当时随父在蓉，他的记载得诸其父口述，应该是可信的，故转述于此，作为黄书的补充。
还要再说说写信人黄彭年和收信人唐炯。黄彭年，字子寿，贵阳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官至湖北布政使，是晚清著名循吏、学者、书画家，曾主讲西安关中书院、保定莲池书院，主纂《畿辅通志》。唐炯，字鄂生，遵义人，后移居贵阳，道光二十九年举人，是当时有名的能吏，官至云南巡抚。从黄对唐的称呼看，他们是姻亲，黄年长。同治二年，他们都在四川，黄在四川总督幕府，赞画军机，唐署绥定知府。唐炯不仅是能吏，而且知兵。上年石达开由湖北人川，他率军在石硅、涪州一带参加堵击，石达开败走贵州，趋云南昭通。唐炯预料石达开必走川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乘虚进入四川腹地，宁远、越嶲一带宜警备，调骁勇善战的川东镇总兵唐友耕扼守大渡河东岸。骆秉章以为然，加紧布置。后来局势发展，果如唐炯所料。此函未有他人名章，当是唐氏带回贵阳家中，世传至今者。
鄂生仁弟亲家阁下：
四月廿九同方伯赴大渡河，五月廿一归寓。两奉手书，未及肃复。彭年前谓弟当亲赴乡间，而来书论持大体，方伯、懿老阅之，同为倾倒。彭年则谓大体当持，民亦当亲。一二尺厚之公事，随在可办，不必定在衙斋。持大体者，首在得人，足下谓任得其人耶?如狗头者，足下既用为营官，今复以为属吏，谓此人不欺足下，不害百姓，吾不信也。试以鄙言详察之，果能出吾所料，则城口之民之福耳。
与家君书，言不喜随俗吏妄禀以乱上官之耳目，所见甚卓。地方官侦探不确，妄牍误事，诚为可恶。然南江来牍，言蓝逆因通、南、广元不能阑人，辄由洋县窜往绥属，意图窥伺城、太，乘虚而入，其言似觉有因。川中声势，足下威名，蓝逆固应消沮。但有备无患，尚乞留意太平一带。唐泽波营已请撤，留四营交其兄大有统带，驰赴治置。尚在新津，未即拔营，到防尚须时日。拟请檄向导先拨两营至太平，不意能否。
方伯此行，因石逆就擒而馀党尚多，是以宫保檄饬迅速前进。幸而有此一行，文武畏惧，于方伯未到之先，即已了结。石逆来至子打地，可谓天夺其魄，而河伯现灵，山水陡长，不惟大渡河不易渡，王千户应元所属之小水、岭千户承恩所属之凉桥小河，亦皆水长二三丈。土司又十分出力，石逆以千金、二骏向王应元假道，不应，又向岭夷乞路、黑夷乞路，皆不应；拼死冲突，夷人自山巅抛石击之，死者万馀，卒不得出，粮尽力竭。适有南字营都司王松林者，深入贼营说石逆使降，于是越嶲之杨参将及泽波、蔡太守诸军哗然相争，几欲各分项羽一体以取封侯。而王松林者，又属妄人，欲遂部勒石逆馀党，以三千为六营。制府檄方伯查办，唐、蔡两军渡河诛馀党，又误伤楚营百馀人，缘勇与馀党皆系南字号片。王松林所自取也。幸方伯右助唐军，故唐军与之私了。
此番大捷，非唐、蔡扼守河岸，则一经渡河，必致蔓延；非两土司效顺出力，则必至旁窜；非王松林身入贼巢，则石逆亦毙于乱军之中，断不能生致。而宫保先檄土司，运筹得策，又值水长，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一时并到，非偶然也。此贼举止甚稳，语言气概，不亢不卑，寓坚强于和婉之中。方其就死，纳履从容，若是我大清忠臣如此死法，叙入史传，岂不炳耀千载?如此人不为朝臣用，反使为贼，谁之过欤?
泽波撤营赴任，靖臣告假归湘，其勇尚未撤；萧、何两军自广元出，张补诗、朱桂秋、刘鹤龄均令听雨苍李云麟内务府员外郎，骆老请加衔，尚未奉旨调遣者，乃雨苍以母忧单骑奔丧，其所部交梁观察统带。楚省咨已言可守而不可战，须俟雨苍百日孝满来营，方议进取。李黼堂武昌途次猝然中风，看来汉南之行，霞翁必不能免，虽制府奏留，言川省无知兵大员，留之以备不虞，然朝命恐仍属此老也。此老谊不容辞，亦锐于自任。彭年则谓事权不一，一难；饷运不继，二难。出省之后，谗人交捧，主者不能坚信，恐有损于声望，无益于事机。若此间得一藩司如霞老之于雨苍，则汉中之贼百日可了办。即不能聚而歼旃，其肃清汉上以为进援关中根本，决可必也。曾帅皖南北贼势颇炽，江浦复失，何能问及金陵?苗逆方请撤练，于所占关卡请派兵派官，而僧邸必欲其束身归罪，前赴军营激之使变，勇而无谋者耳。多帅连克羌白、王阁、仓头各老巢，东路肃清，然西路又急矣。
祗此奉达，馀容续布。
彭年顿首
赐撰先慈叙赞，真挚沉痛，文字有懿叔收拾处。
关键词：太平天国 石达开 黄彭年
中图分类号：k2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1-39-42
贵阳五之堂主人舒奇峰君，最近买到清末黄彭年复唐炯书一通，兴高采烈地邀我去看，我没见过这位著名学者的手迹，闻之大喜，冒烈日往观。此函计二纸，长达四尺许，字作行楷，首称“鄂生仁弟亲家阁下”，末署名“彭年”，押一朱文印“子寿”。前尚有二印，一日“安仁知命”，朱文，在前叶；一日“到处逢人劝读书”，白文，骑缝。未署日期，信中说：“四月廿九同方伯赴大渡河，五月廿一归寓。两奉手书，未及肃复。”又说：“方伯此行，因石逆就擒而馀党尚多，是以宫保檄饬迅速前进。”可知系同治二年(公元一八六三年)。这一年三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三四万之军，由云南昭通突入川西南，企图直取成都，不料为大渡河所阻，清军与土司兵步步围杀，进退无路，辎重尽失，陷入绝境。石达开为挽救残众三千人的生命，向清军投降。四川总督骆秉章得报，惟恐有诈，命布政使刘蓉前往查看并处理善后事宜。此时，黄彭年随父黄辅辰在骆秉章幕府，刘蓉邀之同往。回到成都，见到唐炯的两通来信，乃复之，信中说到石达开之死，则回信当在五月二十九日以后。
此函根据唐炯来信的内容谈了自己的看法，并告大渡河之行的目的、见闻，最有价值的是对石达开就俘经过和石达开之死的记录。
刘蓉大渡河之行的目的，信中说是“因石逆就擒而馀党尚多”，骆秉章在奏报中也说：“臣前于四月二十八日得报后，虑其余党歼除不尽，将贻后患，札饬藩司刘蓉驰往大渡河，会同唐友耕等委办善后事宜。”言下之意，石达开已经就擒，刘蓉只是去善后，实际上不尽如此。黄氏有日记留存，大渡河之行的日记题日《黎雅纪行》，早已抄出行世。黄氏在序中说：“既而闻贼势益蹙，将缚石达开来降。骆公虑其伪降以缓我师，乘懈而逸，又虑诸将之不能善其后也，于是檄刘公往。时家君居骆公幕府。部署已定，刘公邀予同往。”说明刘蓉启程前，尚未有石达开就擒的确报。刘蓉、黄彭年于四月二十九日离成都，当日至新津，“暮得雅州书，谓贼穷乞降，将过河审其虚实。因检《新津图经》，南诏阻新穿水不得渡，乃伪请和，桥成而遁。今日贼势正与咸通往事相类。”黄彭年从雅州府得到了“贼穷乞降”的确息，但仍然认为与唐代咸通年间的南诏诈降逃遁之事相类。第二天，“五月初一日宿邛州。刘公牒唐总兵、建昌道，檄雅州王千户、岭土司，言善后事。以得骆公檄，石酋果就擒耳。”这一天，他们从骆秉章发来的公函中知道石达开被擒的消息。实际上石达开已于四月二十五日落入了清方之手，大渡河到省城，情报上达需要两三天时间，加上前线将领与全川最高统帅骆秉章一样，都怀疑石达开之降有假，一边设法验证石达开的真伪，一边静观事变，不敢贸然上报。黄彭年为何不向同乡、亲戚、朋友唐炯说真话呢?可能是后来骆秉章规定了“宣传口径”，一律以其奏稿为准。
但私人信函还是有官方文书以外的东西的。
关于石达开就俘经过，此函云：“石逆来至子打地，可谓天夺其魄，而河伯现灵，山水陡长，不惟大渡河不易渡，王千户应元所属之小水、岭千户承恩所属之凉桥小河，亦皆水长二三丈。土司又十分出力，石逆以千金、二骏向王应元假道，不应，又向岭夷乞路、黑夷乞路，皆不应；拼死冲突，夷人自山巅抛石击之，死者万馀，卒不得出，粮尽力竭。适有南字营都司王松林者，深入贼营说石逆使降，于是越寓之杨参将及泽波、蔡太守诸军哗然相争，几欲各分项羽一体以取封侯。而王松林者，又属妄人，欲遂部勒石逆馀党，以三千为六营。制府檄方伯查办，唐、蔡两军渡河诛馀党，又误伤楚营百馀人，缘勇与馀党皆系南字号片。王松林所自取也。幸方伯右助唐军，故唐军与之私了。”黄彭年代刘蓉草致骆秉章禀稿，内容与此大致相同而更加详细。不同处，在禀稿说石部六十馀人偷偷出降，唐友耕遂命竖“投诚免死”大旗相诱，石达开就出降了，而此函无之；此函有唐、蔡两军过河杀降、误杀南字营兵勇百馀人事，禀稿无。禀稿是官方文书，有些事会瞒报，私人通信却可实说。此函与禀稿还有一点是共同的，均未提及石达开同意投降的条件。石达开起事十馀年，纵横十馀省，在大渡河不幸陷入绝境，但要叫他无条件投降，是不可想象的。综合各种记载，比较符合事理的经过是：石达开走投无路，军心动摇，斗志丧失，清方乘机竖起“投诚免死”大旗招诱。王松林入石达开营中劝降，石达开提出的条件，是他携其子石定忠及二三部将就俘，部众就地遣散，王松林满口答应。石达开自然不会轻易相信，而清方代表杨应刚、王松林“指天誓日”，保证“待以不死”，并邀他赴清营谈判。石达开无路可走，只能冒险一试，结果被清方羁押，不但他父子、三位部将被解往成都杀害，大渡河对岸的数千残众也未能幸免。石达开的条件肯定也得到了骆秉章的佯诺，但王松林这样的下级军官不会知道其真实意图，所以才敢将石部三千人收编。骆秉章在杀害石达开后给清廷的奏报，说：“臣前以石逆或传其死，倘能设法生擒，辨认真确，俾就显戮，庶可以释群疑。当经杨应刚等以该逆无路逃生，于洗马姑竖立‘投诚免死’大旗，石逆果携其一子及伪宰辅曾仕和、伪中丞黄再忠、伪恩丞相韦普成等并馀党至洗马姑乞降。”他完全没有提到石达开想救全残众的事，也完全没有提到他的下属深入“贼垒”设计诱擒的事。这样他既将把功劳归于自己，又掩盖了石达开落人清营的真正情由，似乎石达开一见了免死旗就自动来降，也掩盖了他背信杀降的恶行。
关于石达开本人和石达开之死，此函写道：“此贼举止甚稳，语言气概，不亢不卑，寓坚强于和婉之中。方其就死，纳履从容，若是我大清忠臣如此死法，叙人史传，岂不炳耀千载?如此人不为朝臣用，反使为贼，准之过欤?”大有钦佩、惋惜之意。使人想到武则天读骆宾王《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后说的那句话：“宰相安得失此人?”这样的话也只会私家撰著中出现。《黎雅纪行》载五月初五日到荣经时，遇川东镇总兵唐友耕解送石达开至，刘蓉遂提讯之，石达开“枭杰之气，见于词色。其于天下将帅独服曾公，亦但称其忠勤为国而已。”又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云：“因于荣经途次遇唐镇亲解石逆上省时，即将该逆提讯，据供金田起事之后，与洪逆分合及共事伪党、扰窜各省情形，历历如绘，其枭杰坚强之气，见于词色，绝非他贼所能假冒。”三稿所记大略一致。黄彭年所记，得自亲历亲闻，故不同于后来那些绘声绘色的虚拟之辞。
麻江周询《蜀海丛谈》载，石达开就死之日，成都将军崇实、四川总督骆秉章同坐督署大堂，布政使、按察使以下的阖城文武官员俱在，石达开及其两部将趺跏坐于堂下拜垫上。清制将军位在总督之上，故骆让崇先问。崇语音低矮，不辨作何语，只见石昂头怒目视，崇顿时气沮语塞。骆秉章才发话：“石达开，今日就戮，对 你来说，也很值得。你计自起事以来，蹂躏数省，我方封疆大吏死于你手的三人，今以一死了结，也没有什么遗恨吧?”石达开笑道：“俗谓成王败寇，今生你杀我，安知来生我不杀你么?”遂就绑。石下阶，步略缓，两部将仍左右侍立，且日：“仍主帅请前。”石达开三人被凌迟处死，自始至终，均默然无声。周询不禁赞叹道：“真奇男子也!’，周询之父周之翰此时官省城保甲总局提调，是在场官员之一，周询当时随父在蓉，他的记载得诸其父口述，应该是可信的，故转述于此，作为黄书的补充。
还要再说说写信人黄彭年和收信人唐炯。黄彭年，字子寿，贵阳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官至湖北布政使，是晚清著名循吏、学者、书画家，曾主讲西安关中书院、保定莲池书院，主纂《畿辅通志》。唐炯，字鄂生，遵义人，后移居贵阳，道光二十九年举人，是当时有名的能吏，官至云南巡抚。从黄对唐的称呼看，他们是姻亲，黄年长。同治二年，他们都在四川，黄在四川总督幕府，赞画军机，唐署绥定知府。唐炯不仅是能吏，而且知兵。上年石达开由湖北人川，他率军在石硅、涪州一带参加堵击，石达开败走贵州，趋云南昭通。唐炯预料石达开必走川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乘虚进入四川腹地，宁远、越嶲一带宜警备，调骁勇善战的川东镇总兵唐友耕扼守大渡河东岸。骆秉章以为然，加紧布置。后来局势发展，果如唐炯所料。此函未有他人名章，当是唐氏带回贵阳家中，世传至今者。
鄂生仁弟亲家阁下：
四月廿九同方伯赴大渡河，五月廿一归寓。两奉手书，未及肃复。彭年前谓弟当亲赴乡间，而来书论持大体，方伯、懿老阅之，同为倾倒。彭年则谓大体当持，民亦当亲。一二尺厚之公事，随在可办，不必定在衙斋。持大体者，首在得人，足下谓任得其人耶?如狗头者，足下既用为营官，今复以为属吏，谓此人不欺足下，不害百姓，吾不信也。试以鄙言详察之，果能出吾所料，则城口之民之福耳。
与家君书，言不喜随俗吏妄禀以乱上官之耳目，所见甚卓。地方官侦探不确，妄牍误事，诚为可恶。然南江来牍，言蓝逆因通、南、广元不能阑人，辄由洋县窜往绥属，意图窥伺城、太，乘虚而入，其言似觉有因。川中声势，足下威名，蓝逆固应消沮。但有备无患，尚乞留意太平一带。唐泽波营已请撤，留四营交其兄大有统带，驰赴治置。尚在新津，未即拔营，到防尚须时日。拟请檄向导先拨两营至太平，不意能否。
方伯此行，因石逆就擒而馀党尚多，是以宫保檄饬迅速前进。幸而有此一行，文武畏惧，于方伯未到之先，即已了结。石逆来至子打地，可谓天夺其魄，而河伯现灵，山水陡长，不惟大渡河不易渡，王千户应元所属之小水、岭千户承恩所属之凉桥小河，亦皆水长二三丈。土司又十分出力，石逆以千金、二骏向王应元假道，不应，又向岭夷乞路、黑夷乞路，皆不应；拼死冲突，夷人自山巅抛石击之，死者万馀，卒不得出，粮尽力竭。适有南字营都司王松林者，深入贼营说石逆使降，于是越嶲之杨参将及泽波、蔡太守诸军哗然相争，几欲各分项羽一体以取封侯。而王松林者，又属妄人，欲遂部勒石逆馀党，以三千为六营。制府檄方伯查办，唐、蔡两军渡河诛馀党，又误伤楚营百馀人，缘勇与馀党皆系南字号片。王松林所自取也。幸方伯右助唐军，故唐军与之私了。
此番大捷，非唐、蔡扼守河岸，则一经渡河，必致蔓延；非两土司效顺出力，则必至旁窜；非王松林身入贼巢，则石逆亦毙于乱军之中，断不能生致。而宫保先檄土司，运筹得策，又值水长，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一时并到，非偶然也。此贼举止甚稳，语言气概，不亢不卑，寓坚强于和婉之中。方其就死，纳履从容，若是我大清忠臣如此死法，叙入史传，岂不炳耀千载?如此人不为朝臣用，反使为贼，谁之过欤?
泽波撤营赴任，靖臣告假归湘，其勇尚未撤；萧、何两军自广元出，张补诗、朱桂秋、刘鹤龄均令听雨苍李云麟内务府员外郎，骆老请加衔，尚未奉旨调遣者，乃雨苍以母忧单骑奔丧，其所部交梁观察统带。楚省咨已言可守而不可战，须俟雨苍百日孝满来营，方议进取。李黼堂武昌途次猝然中风，看来汉南之行，霞翁必不能免，虽制府奏留，言川省无知兵大员，留之以备不虞，然朝命恐仍属此老也。此老谊不容辞，亦锐于自任。彭年则谓事权不一，一难；饷运不继，二难。出省之后，谗人交捧，主者不能坚信，恐有损于声望，无益于事机。若此间得一藩司如霞老之于雨苍，则汉中之贼百日可了办。即不能聚而歼旃，其肃清汉上以为进援关中根本，决可必也。曾帅皖南北贼势颇炽，江浦复失，何能问及金陵?苗逆方请撤练，于所占关卡请派兵派官，而僧邸必欲其束身归罪，前赴军营激之使变，勇而无谋者耳。多帅连克羌白、王阁、仓头各老巢，东路肃清，然西路又急矣。
祗此奉达，馀容续布。
彭年顿首
赐撰先慈叙赞，真挚沉痛，文字有懿叔收拾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