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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城市化质量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农民工完全融入城市的难度会进一步增大，进程会进一步放慢，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将长期在非正规部门就业，这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两面性的。因此，必须通过适宜的政策引导农民工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达到兴利除弊的目的。
一、引言
根据2006年世界银行的表述，非正规就业的定义是“以获得收入为目的，在城市地区规模较小的单位中就业，其劳动关系是以临时雇用或社会关系而不是以契约为基础的”，这些就业者往往具有低收入、低保障、不稳定且缺少知识技能的特点。中国快速的城镇化吸引了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这种模式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同时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一般农民工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识与职业技术，无法被城市正规部门吸纳，只能转而进入非正规部门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工作，而且相对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者，他们往往面临更艰难的生活条件与更少的保障。
我国学者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研究，目的在于能妥善解决中国的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问题，并得出了一些共识：第一，非正规就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第二，从事城市非正规部门工作的农民工应该得到更多的社会保障，政府也应该鼓励引导非正规部门的发展；第三，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但是随着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问题更为突出，而近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常态形势下如何快速促进农民工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忽略了农民工所从事的非正规就业已演变为一种常态的社会现象，本文通过分析新常态对非正规部门的影响和农民工非正规就业背后的经济因素，提出政策建议，以促进我国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健康发展。
二、新常态下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基本状况
（一）农民工非正规就业人口进一步扩大
我们可以从表1中看出，近年来进城农民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越来越大，如果根据有无签订合同作为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区别，那么农民工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工作的比例越来越大，这一比例在2016年达到高峰，当年的农民工总数为28171万人，那么就有18283万人在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就业，承担了当年全国44.13%的城镇就业。
根据统计数据，2017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為13432元，而农民工的年均工资则达到41820元，而2017年全国城镇人口失业率仅为3.9%。根据托达罗的理论，城市期望工资水平和农村平均收入间的巨大差距仍有可能吸引更多农民进入城市，而且城市每增加一个就业岗位就会吸引数个农村移民来到城市。
（二）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结构性转移
我国经济在经济新常态下呈现出了三个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而农民工从事的大多数非正规部门都是以投资驱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建筑业、低端制造业等。这些行业受新常态影响可能面临着产能缩减或破产的前景，其所雇佣的农民工只能被迫转移到第三产业。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近年来，大量农民工从第二产业转移至第三产业，其背后原因一部分是由于新常态下第二产业比重的逐步下降，另一部分的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偏爱从事更为轻松的第三产业。但是他们往往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这些技术含量最低的行业内工作，从事的职业一般是快递员、餐厅服务员、商场服务员、维修工人等技术含量最低的工作。而且这些工作大都没有保障，也很少会签订劳动合同，他们只是简单地从第二产业转移至第三产业，其非正规就业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三）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难以适应城市发展
不可否认农民工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助力，但是在新常态下，城市的发展更为注重质量，许多非正规部门的活动对城市发展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但是这些部门能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而农民工作为廉价劳动力又为这些部门提供了利润空间。
首先是非正规部门的合法性问题，由于审批难，融资难，缺乏技术，很多非正规部门的经营活动往往行走在法律的边缘，或者本身就是违法经营。这些部门的产品质量也难以达到规定的标准，生产场所也存在很严重的安全隐患。而且经营者本身缺乏安全意识，往往酿成安全事故，但在正规部门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只能进入这些生产部门出卖廉价的劳动力，且随时面临人身安全和被查处的风险。
其次，这些非正规部门的生产方式导致了城市环境的恶化。一些进城农民工只能找到维持基本生存的工作，如：摆地摊、三轮车载客、沿街叫卖等，这些同行业商贩往往聚集在一条街上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而且大多数非正规就业者只能居住在城市边缘的贫民窟，缺少便利的生活条件，他们通过随意倾倒垃圾、占用公共资源等方式牟取生活便利，节约生活成本。因此，他们的生产生活给城市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给城市基础设施带来沉重的压力。
最后，大量的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给城市正规部门带来一定冲击。因为非正规部门的工资水平较低，所以非正规部门的生产成本更低，这就会对一些正规部门产生冲击，这种低成本会抵消一部分正规部门技术和管理上的优势，使得一些企业更偏好用人力去代替技术。从长远来看，这对企业产业技术升级是不利的。
三、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面临的挑战
（一）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造成大量农村居民进入城市的根本原因，也是农民工无法进入城市正规部门的根本原因。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得乡村居民在教育水平、资本积累、思维方式上与城镇居民有着较大差距，这反映为农村居民难以融入城市生活。而且传统的城市偏向导致农民工在城市寻找正规部门的就业时往往遭受城乡歧视和地域歧视，大量农民工进城后只能进入非正规部门就业。即使是这些低收入、低保障、不稳定的非正规工作仍然比乡村收入高出许多，这将会引诱农村居民继续进入城市，造成农村的空心化，进一步扩大城乡之间的经济失衡。 （二）农民工就业信息的缺乏
由于非正规部门的特殊性，农民工可能经常更换工作，但农民工相较于城市下岗职工、待业青年来说，更难获取有价值的就业信息。一些用人单位本身与农民工之间存在信息的不平等并利用优势欺骗农民工；一些中介机构则很有可能与企业勾结，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些情况的存在使得农民工难以对企业和中介发布的用工信息产生信任，却因为担心被骗而更愿意相信当地的亲戚与朋友介绍。久而久之，一些信誉良好的企业也不得不通过有限的人际关系招募工人。这种人际传播渠道的作用体现在双方被欺骗的概率明显降低。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低效的手段造成了双方效用的降低，农民工可能因此错失就业机会，企业也会因此浪费大量时间而达不到预期目标。
（三）难以掌握合适的职业技术
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民工往往面临着养家糊口的现状，他们通常工作很长时间才能获取维持基本生活的收入，沉重的生活负担让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资金去学习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如果辞掉工作去学习技能，很有可能面临一段时期的失业，这对于一个低收入家庭往往是致命的。而缺乏职业技能导致农民工不但难以进入正规部门工作，在非正规部门中也只能从事最初级的工作。
从表3可以看出，农民工老龄化问题也开始显露，年龄增長意味着学习能力下降，学习成本上升。他们更不愿意投入时间和资金学习技能。即使政府组织的免费培训也往往不会产生很好地效果，一是落后的培训方式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二是免费培训的方式往往造成机构与学员双方的不重视；三是短时间难以看到效果，农民工会产生抵触情绪。
四、新常态下规范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信息平台的建设
建立透明公开的信息平台可以有效减少农民工的就业成本，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一方面，如果能进一步完善信息平台的建设，农民工的个人信用和财务状况将会变得更易获得，一些金融机构会愿意对那些信用和财务状况良好的农民工进行贷款，农民工创业与参加职业培训会获得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农民工可以通过丰富的信息确定适宜的就业方向，而非简单地听取同乡和亲戚的建议。
（二）发展乡村劳动密集型产业
一些原本在劳动密集型的三高企业（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工作的农民工在行业没落后，由于种种原因很难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他们很可能终身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一些具有当地特色的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手工艺品制作等乡村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吸纳大量被非正规部门淘汰的农民工。政府可以通过直接投资或是税收政策鼓励此类产业的发展，但是在扶持过程中一定要以农民工为主体以利于其发挥积极性。
（三）开展职业技术培训
政府部门首先应当改变以往强制农民工接受短时期技能培训的做法，而应该深入了解不同农民工群体的需求，针对不同群体安排不同的课程和培训方式。其次，可以通过扩大宣传和设置就业壁使农民工主动参加培训。最后，企业在提升农民工职业技能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政府可以支付一定的补助金，让农民工以实习的方式进入企业边工作边学习职业技术。（作者单位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作者简介：周伟杰（1995-），男，汉，河南省焦作市人，经济学硕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西方经济学专业，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
一、引言
根据2006年世界银行的表述，非正规就业的定义是“以获得收入为目的，在城市地区规模较小的单位中就业，其劳动关系是以临时雇用或社会关系而不是以契约为基础的”，这些就业者往往具有低收入、低保障、不稳定且缺少知识技能的特点。中国快速的城镇化吸引了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这种模式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同时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一般农民工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识与职业技术，无法被城市正规部门吸纳，只能转而进入非正规部门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工作，而且相对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者，他们往往面临更艰难的生活条件与更少的保障。
我国学者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研究，目的在于能妥善解决中国的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问题，并得出了一些共识：第一，非正规就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第二，从事城市非正规部门工作的农民工应该得到更多的社会保障，政府也应该鼓励引导非正规部门的发展；第三，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但是随着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问题更为突出，而近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常态形势下如何快速促进农民工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忽略了农民工所从事的非正规就业已演变为一种常态的社会现象，本文通过分析新常态对非正规部门的影响和农民工非正规就业背后的经济因素，提出政策建议，以促进我国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健康发展。
二、新常态下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基本状况
（一）农民工非正规就业人口进一步扩大
我们可以从表1中看出，近年来进城农民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越来越大，如果根据有无签订合同作为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区别，那么农民工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工作的比例越来越大，这一比例在2016年达到高峰，当年的农民工总数为28171万人，那么就有18283万人在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就业，承担了当年全国44.13%的城镇就业。
根据统计数据，2017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為13432元，而农民工的年均工资则达到41820元，而2017年全国城镇人口失业率仅为3.9%。根据托达罗的理论，城市期望工资水平和农村平均收入间的巨大差距仍有可能吸引更多农民进入城市，而且城市每增加一个就业岗位就会吸引数个农村移民来到城市。
（二）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结构性转移
我国经济在经济新常态下呈现出了三个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而农民工从事的大多数非正规部门都是以投资驱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建筑业、低端制造业等。这些行业受新常态影响可能面临着产能缩减或破产的前景，其所雇佣的农民工只能被迫转移到第三产业。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近年来，大量农民工从第二产业转移至第三产业，其背后原因一部分是由于新常态下第二产业比重的逐步下降，另一部分的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偏爱从事更为轻松的第三产业。但是他们往往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这些技术含量最低的行业内工作，从事的职业一般是快递员、餐厅服务员、商场服务员、维修工人等技术含量最低的工作。而且这些工作大都没有保障，也很少会签订劳动合同，他们只是简单地从第二产业转移至第三产业，其非正规就业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三）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难以适应城市发展
不可否认农民工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助力，但是在新常态下，城市的发展更为注重质量，许多非正规部门的活动对城市发展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但是这些部门能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而农民工作为廉价劳动力又为这些部门提供了利润空间。
首先是非正规部门的合法性问题，由于审批难，融资难，缺乏技术，很多非正规部门的经营活动往往行走在法律的边缘，或者本身就是违法经营。这些部门的产品质量也难以达到规定的标准，生产场所也存在很严重的安全隐患。而且经营者本身缺乏安全意识，往往酿成安全事故，但在正规部门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只能进入这些生产部门出卖廉价的劳动力，且随时面临人身安全和被查处的风险。
其次，这些非正规部门的生产方式导致了城市环境的恶化。一些进城农民工只能找到维持基本生存的工作，如：摆地摊、三轮车载客、沿街叫卖等，这些同行业商贩往往聚集在一条街上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而且大多数非正规就业者只能居住在城市边缘的贫民窟，缺少便利的生活条件，他们通过随意倾倒垃圾、占用公共资源等方式牟取生活便利，节约生活成本。因此，他们的生产生活给城市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给城市基础设施带来沉重的压力。
最后，大量的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给城市正规部门带来一定冲击。因为非正规部门的工资水平较低，所以非正规部门的生产成本更低，这就会对一些正规部门产生冲击，这种低成本会抵消一部分正规部门技术和管理上的优势，使得一些企业更偏好用人力去代替技术。从长远来看，这对企业产业技术升级是不利的。
三、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面临的挑战
（一）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造成大量农村居民进入城市的根本原因，也是农民工无法进入城市正规部门的根本原因。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得乡村居民在教育水平、资本积累、思维方式上与城镇居民有着较大差距，这反映为农村居民难以融入城市生活。而且传统的城市偏向导致农民工在城市寻找正规部门的就业时往往遭受城乡歧视和地域歧视，大量农民工进城后只能进入非正规部门就业。即使是这些低收入、低保障、不稳定的非正规工作仍然比乡村收入高出许多，这将会引诱农村居民继续进入城市，造成农村的空心化，进一步扩大城乡之间的经济失衡。 （二）农民工就业信息的缺乏
由于非正规部门的特殊性，农民工可能经常更换工作，但农民工相较于城市下岗职工、待业青年来说，更难获取有价值的就业信息。一些用人单位本身与农民工之间存在信息的不平等并利用优势欺骗农民工；一些中介机构则很有可能与企业勾结，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些情况的存在使得农民工难以对企业和中介发布的用工信息产生信任，却因为担心被骗而更愿意相信当地的亲戚与朋友介绍。久而久之，一些信誉良好的企业也不得不通过有限的人际关系招募工人。这种人际传播渠道的作用体现在双方被欺骗的概率明显降低。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低效的手段造成了双方效用的降低，农民工可能因此错失就业机会，企业也会因此浪费大量时间而达不到预期目标。
（三）难以掌握合适的职业技术
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民工往往面临着养家糊口的现状，他们通常工作很长时间才能获取维持基本生活的收入，沉重的生活负担让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资金去学习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如果辞掉工作去学习技能，很有可能面临一段时期的失业，这对于一个低收入家庭往往是致命的。而缺乏职业技能导致农民工不但难以进入正规部门工作，在非正规部门中也只能从事最初级的工作。
从表3可以看出，农民工老龄化问题也开始显露，年龄增長意味着学习能力下降，学习成本上升。他们更不愿意投入时间和资金学习技能。即使政府组织的免费培训也往往不会产生很好地效果，一是落后的培训方式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二是免费培训的方式往往造成机构与学员双方的不重视；三是短时间难以看到效果，农民工会产生抵触情绪。
四、新常态下规范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信息平台的建设
建立透明公开的信息平台可以有效减少农民工的就业成本，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一方面，如果能进一步完善信息平台的建设，农民工的个人信用和财务状况将会变得更易获得，一些金融机构会愿意对那些信用和财务状况良好的农民工进行贷款，农民工创业与参加职业培训会获得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农民工可以通过丰富的信息确定适宜的就业方向，而非简单地听取同乡和亲戚的建议。
（二）发展乡村劳动密集型产业
一些原本在劳动密集型的三高企业（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工作的农民工在行业没落后，由于种种原因很难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他们很可能终身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一些具有当地特色的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手工艺品制作等乡村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吸纳大量被非正规部门淘汰的农民工。政府可以通过直接投资或是税收政策鼓励此类产业的发展，但是在扶持过程中一定要以农民工为主体以利于其发挥积极性。
（三）开展职业技术培训
政府部门首先应当改变以往强制农民工接受短时期技能培训的做法，而应该深入了解不同农民工群体的需求，针对不同群体安排不同的课程和培训方式。其次，可以通过扩大宣传和设置就业壁使农民工主动参加培训。最后，企业在提升农民工职业技能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政府可以支付一定的补助金，让农民工以实习的方式进入企业边工作边学习职业技术。（作者单位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作者简介：周伟杰（1995-），男，汉，河南省焦作市人，经济学硕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西方经济学专业，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