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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群体性事件、邻避事件等个案经常发生，整个社会陷入一种多重不信任状态。这反映的就是人们的风险意识明显增强，也是中国式风险政治萌发的前兆。
如果说，风险社会是工业社会发展的高级形态的话，那么，世界风险社会则是世界所必须面对的一种命运。改革开放战略有意或无意将中国置入一个世界风险社会之中。面临类型各异的风险，执政者稍微疲怠则可能陷于政治危机。
对于中国来说，关键是深入理解以下基本问题：风险是什么？风险社会是什么？这种社会状态之下又有哪些政治风险？最后，发现规避这些政治风险的妙计良药。
不安全感来自何方
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风险概念和应对风险的方式也不同。国外专家认为，所有的风险社会都是世界风险社会。中国在承接世界产业转移之时，也将自己卷入到世界风险社会之中。但是，就中国目前发展阶段而言，则丛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三种形态。对于当下中国人，既有自然界的危险，也有市场中的概率风险，亦有致命性后果的化学品泄露风险。这些风险处于个体决定与公共决策双重动力的推动下，被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形成了充满威胁的风险链。而置身于这条风险链中，人们处于高度“不平等”和“不安全”的状态。
第一个不平等，是风险决策者与风险承担者（或受影响者）之间的权利不平等。简而言之，风险作为一种概率是由决策所致，而危险则被归因于外在因素。对于决策者，他所面对的敢于冒的和不得不冒的是“风险”;而对那些受到这一决策影响的群体，“风险”则变成了“危险”。他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既不是由他做出，也不是由他控制的决策的威胁。
第二个不平等，是后果散布的不平等。即风险的后果散布到任何一个受到风险的影响的人。而损失本身对不同人群的打击力度是不均等的。富人损失更大，但伤害很小;穷人损失很小，但伤害更大。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无论个体或群体的财富多寡、地位高低是多么不均衡，但是，公共风险的放大或弱化，都会使每个个体或群体超越社会阶级或阶层的界限，普遍感觉到不安全。这里所谓的不安全，包括两种类型：第一是身体的不安全，由于食物、空气、水、光线等日常时刻接触的介质被污染和破坏，从而带来身体的不舒适和不安全。简言之，物质系统、生态系统的破坏让一切财富和社会地位黯然失色或价值锐减。
第二是心理的不安全。风险的放大或弱化，带来社会恐慌、生命恐惧，消极情绪普遍蔓延，社会心理普遍缺乏安全感。
中国传统应急处置已过时
时至今日，无论是针对自然灾害的危险、经济领域的概率风险还是科学技术的伤害后果，中国社会依然在用一种传统的应急处置的方法对待。即当风险转化为事实伤害之后，再通过大规模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的广泛动员，以减少伤害扩散，治疗创伤、激发善性、获取支持。之所以缺乏防御风险的认知与行动，不外乎以下三种痼疾：利益蒙蔽、因果模糊和反思缺失。
利益蒙蔽。国外专家认为，资本主义的成功秘诀，在于用利益来抑制欲望，欲望是一种心灵机制，难以建立起有效的评价机制;而利益则是一种社会机制，它可以通过社会认同、赞许以获得平抑个人复杂多变欲望的功效。而在进入风险社会后，控制利益最大化的有效工具则变成了风险。
在当下中国，那些本是为了防范或分散市场风险的制度和工具，经常转变为权贵群体获取最大利益的场所与手段。以股市为例，公司上市没有成为锁定客户的工具而成为圈走散户资本的利器。组织与制度的功能分野不能完成，风险的利益抑制机制也无从建立。
因果模糊。现代社会沟通是通过不同的编码系统来完成的，如法律、金钱、政治等。现代社会的沟通，通常是以不同层面的跨越时空的遥远性和抽象性来运作的，它们经常相互依赖而又彼此冲突。例如，究竟是经常的地下或海底核试验引发了地震和海啸，还是地震、海啸导致了核泄漏？
反思缺失。中国人更多把科学技术视为改善生产和生活的工具，而较少费尽心思探索科学技术背后的原理。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工艺，始终缺乏将其科学化的尝试，也因此无法将其标准化并进入大规模生产的现代工业。与此相应，中国人也缺乏对科学技术负面风险的认识，没有预防风险而只有消灭危机的意识。
在实践中，很少设置防范科学技术风险的屏障而只有应急处理事故的反应。一旦某项科学技术的潜在风险转变为伤害现实之后，只能是快速处置已有的伤害，接下来，寻找一種新的科学技术对抗或治疗伤害，而不是发明一项科学技术去替代有缺陷的产品。应急处置变为政府的首要工作。事故发生后，几乎所有机构都围绕危机事件转动;一旦应急结束，依旧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社会风险政治化出现端倪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风险政治化开始出现端倪，如中国官方报纸上频频出现的“社会矛盾多发期”、“环境敏感期”、“观念多元化”和“权益矛盾冲突显性化”等词汇。环境群体性事件、邻避事件、“拍”砖（专）家等个案经常发生，整个社会陷入一种“不信任官员”、“不信任专家”和“不信任政府”的多重不信任状态。
这一系列状况，反映的就是人们的风险意识明显增强、对知识的准确性反思加大和对决策者的自我利益认知开始加深，这也是中国式风险政治萌发的前兆。
多种风险的交织与蔓延，给执政者制造出相当大的政治风险。从表面来看，执政者面对的政治风险来源于自然灾害危险、市场风险与科学技术的负面后果;然而，深度挖掘就可发现，真正的政治风险不是上述的客观风险而是主观风险。仔细检视这些政治风险后，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说明：
信任体系全面崩溃的风险。风险是决策的产物。一般而言，决策包含两个重要维度：决策民主化与决策科学化。然而，中国目前通过决策民主化获取政策合法化的机制并未落实。相反，目前中国的政策合法性来自于它的科学性——即决策科学化，专家成为政策公信力的来源。然而，无论是政治组织还是商业公司都呈现过度消费专家的倾向，专家也在权和利的诱惑之下，将并不成熟的知识快捷应用于生产与生活领域，从而导致专家判断屡屡失效，知识失去了应有的公信力。专家的社会地位坍塌，是社会信任体系最后一根稻草的燃尽，结果必然是公共政策合法性与合理性的丧失。
组织化社会成长失控的风险。就执政者而言，各种组织的数量剧增、结构扩大以及人员扩充对于政治是一个潜在威胁。
网络技术的迅速兴起及其低廉推广，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个人在虚拟空间中重新组织起来。这种新型组织化社会的特点是缺乏中心和领导者，但是，它的动员能力又要比传统社会组织更为强大、速度更快。
国际压力骤然增大的风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是一个渐进过程，虽然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成为大国，但是，依然需要谨慎学习国际规则、再造国际规则和重建国际秩序。在进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执政者需要非常慎重地对待每一条国际规则所带来的国内政治影响。但是，一旦国际压力骤然增大，对于执政者而言，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国际社会的各种诉求，都可能冒影响国内政局的政治风险。
面对环环相扣的政治风险，需要认真对待公共决策，重审政策过程，有效控制政治风险。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探索。
首先，慎重决策，避免浮躁。公共决策是一个利益交换过程，既有国内不同群体间的利益交换，也有国际间不同区域间的利益交换。权利诉求纷繁复杂、利益焦点相互冲突，有些要求看似言东、实则击西，有些指责听起来合理、做起来风险极大，因此，执政者更需慎重决策、避免浮躁。
其次，民主决策，防范浮夸。民主决策可能难以产生最优决策，却是防止最坏决策的防火墙。在一个充满欲望、利益与风险的世界里，浮夸已经成为部分专家、学者以及管理者的共性。尤其是决策权集中于顶层的体制，民主决策对于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第三，科学决策，削减风险。民主决策是借助社会理性为科学理性设置过滤器，却无法修补科学理性本身的缺陷。真正能填补科学理性漏洞的依然是知识，各种知识之间的争论、辨识与相互借鉴，将会改变知识生产过程，削减科学的负面后果。
（《文化纵横》总第25期）
如果说，风险社会是工业社会发展的高级形态的话，那么，世界风险社会则是世界所必须面对的一种命运。改革开放战略有意或无意将中国置入一个世界风险社会之中。面临类型各异的风险，执政者稍微疲怠则可能陷于政治危机。
对于中国来说，关键是深入理解以下基本问题：风险是什么？风险社会是什么？这种社会状态之下又有哪些政治风险？最后，发现规避这些政治风险的妙计良药。
不安全感来自何方
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风险概念和应对风险的方式也不同。国外专家认为，所有的风险社会都是世界风险社会。中国在承接世界产业转移之时，也将自己卷入到世界风险社会之中。但是，就中国目前发展阶段而言，则丛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三种形态。对于当下中国人，既有自然界的危险，也有市场中的概率风险，亦有致命性后果的化学品泄露风险。这些风险处于个体决定与公共决策双重动力的推动下，被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形成了充满威胁的风险链。而置身于这条风险链中，人们处于高度“不平等”和“不安全”的状态。
第一个不平等，是风险决策者与风险承担者（或受影响者）之间的权利不平等。简而言之，风险作为一种概率是由决策所致，而危险则被归因于外在因素。对于决策者，他所面对的敢于冒的和不得不冒的是“风险”;而对那些受到这一决策影响的群体，“风险”则变成了“危险”。他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既不是由他做出，也不是由他控制的决策的威胁。
第二个不平等，是后果散布的不平等。即风险的后果散布到任何一个受到风险的影响的人。而损失本身对不同人群的打击力度是不均等的。富人损失更大，但伤害很小;穷人损失很小，但伤害更大。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无论个体或群体的财富多寡、地位高低是多么不均衡，但是，公共风险的放大或弱化，都会使每个个体或群体超越社会阶级或阶层的界限，普遍感觉到不安全。这里所谓的不安全，包括两种类型：第一是身体的不安全，由于食物、空气、水、光线等日常时刻接触的介质被污染和破坏，从而带来身体的不舒适和不安全。简言之，物质系统、生态系统的破坏让一切财富和社会地位黯然失色或价值锐减。
第二是心理的不安全。风险的放大或弱化，带来社会恐慌、生命恐惧，消极情绪普遍蔓延，社会心理普遍缺乏安全感。
中国传统应急处置已过时
时至今日，无论是针对自然灾害的危险、经济领域的概率风险还是科学技术的伤害后果，中国社会依然在用一种传统的应急处置的方法对待。即当风险转化为事实伤害之后，再通过大规模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的广泛动员，以减少伤害扩散，治疗创伤、激发善性、获取支持。之所以缺乏防御风险的认知与行动，不外乎以下三种痼疾：利益蒙蔽、因果模糊和反思缺失。
利益蒙蔽。国外专家认为，资本主义的成功秘诀，在于用利益来抑制欲望，欲望是一种心灵机制，难以建立起有效的评价机制;而利益则是一种社会机制，它可以通过社会认同、赞许以获得平抑个人复杂多变欲望的功效。而在进入风险社会后，控制利益最大化的有效工具则变成了风险。
在当下中国，那些本是为了防范或分散市场风险的制度和工具，经常转变为权贵群体获取最大利益的场所与手段。以股市为例，公司上市没有成为锁定客户的工具而成为圈走散户资本的利器。组织与制度的功能分野不能完成，风险的利益抑制机制也无从建立。
因果模糊。现代社会沟通是通过不同的编码系统来完成的，如法律、金钱、政治等。现代社会的沟通，通常是以不同层面的跨越时空的遥远性和抽象性来运作的，它们经常相互依赖而又彼此冲突。例如，究竟是经常的地下或海底核试验引发了地震和海啸，还是地震、海啸导致了核泄漏？
反思缺失。中国人更多把科学技术视为改善生产和生活的工具，而较少费尽心思探索科学技术背后的原理。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工艺，始终缺乏将其科学化的尝试，也因此无法将其标准化并进入大规模生产的现代工业。与此相应，中国人也缺乏对科学技术负面风险的认识，没有预防风险而只有消灭危机的意识。
在实践中，很少设置防范科学技术风险的屏障而只有应急处理事故的反应。一旦某项科学技术的潜在风险转变为伤害现实之后，只能是快速处置已有的伤害，接下来，寻找一種新的科学技术对抗或治疗伤害，而不是发明一项科学技术去替代有缺陷的产品。应急处置变为政府的首要工作。事故发生后，几乎所有机构都围绕危机事件转动;一旦应急结束，依旧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社会风险政治化出现端倪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风险政治化开始出现端倪，如中国官方报纸上频频出现的“社会矛盾多发期”、“环境敏感期”、“观念多元化”和“权益矛盾冲突显性化”等词汇。环境群体性事件、邻避事件、“拍”砖（专）家等个案经常发生，整个社会陷入一种“不信任官员”、“不信任专家”和“不信任政府”的多重不信任状态。
这一系列状况，反映的就是人们的风险意识明显增强、对知识的准确性反思加大和对决策者的自我利益认知开始加深，这也是中国式风险政治萌发的前兆。
多种风险的交织与蔓延，给执政者制造出相当大的政治风险。从表面来看，执政者面对的政治风险来源于自然灾害危险、市场风险与科学技术的负面后果;然而，深度挖掘就可发现，真正的政治风险不是上述的客观风险而是主观风险。仔细检视这些政治风险后，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说明：
信任体系全面崩溃的风险。风险是决策的产物。一般而言，决策包含两个重要维度：决策民主化与决策科学化。然而，中国目前通过决策民主化获取政策合法化的机制并未落实。相反，目前中国的政策合法性来自于它的科学性——即决策科学化，专家成为政策公信力的来源。然而，无论是政治组织还是商业公司都呈现过度消费专家的倾向，专家也在权和利的诱惑之下，将并不成熟的知识快捷应用于生产与生活领域，从而导致专家判断屡屡失效，知识失去了应有的公信力。专家的社会地位坍塌，是社会信任体系最后一根稻草的燃尽，结果必然是公共政策合法性与合理性的丧失。
组织化社会成长失控的风险。就执政者而言，各种组织的数量剧增、结构扩大以及人员扩充对于政治是一个潜在威胁。
网络技术的迅速兴起及其低廉推广，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个人在虚拟空间中重新组织起来。这种新型组织化社会的特点是缺乏中心和领导者，但是，它的动员能力又要比传统社会组织更为强大、速度更快。
国际压力骤然增大的风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是一个渐进过程，虽然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成为大国，但是，依然需要谨慎学习国际规则、再造国际规则和重建国际秩序。在进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执政者需要非常慎重地对待每一条国际规则所带来的国内政治影响。但是，一旦国际压力骤然增大，对于执政者而言，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国际社会的各种诉求，都可能冒影响国内政局的政治风险。
面对环环相扣的政治风险，需要认真对待公共决策，重审政策过程，有效控制政治风险。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探索。
首先，慎重决策，避免浮躁。公共决策是一个利益交换过程，既有国内不同群体间的利益交换，也有国际间不同区域间的利益交换。权利诉求纷繁复杂、利益焦点相互冲突，有些要求看似言东、实则击西，有些指责听起来合理、做起来风险极大，因此，执政者更需慎重决策、避免浮躁。
其次，民主决策，防范浮夸。民主决策可能难以产生最优决策，却是防止最坏决策的防火墙。在一个充满欲望、利益与风险的世界里，浮夸已经成为部分专家、学者以及管理者的共性。尤其是决策权集中于顶层的体制，民主决策对于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第三，科学决策，削减风险。民主决策是借助社会理性为科学理性设置过滤器，却无法修补科学理性本身的缺陷。真正能填补科学理性漏洞的依然是知识，各种知识之间的争论、辨识与相互借鉴，将会改变知识生产过程，削减科学的负面后果。
（《文化纵横》总第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