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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阿Q正传》与《堂吉诃德》这两部经典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有着“精神胜利法”的典型特征，但因两位主人公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使其存在着程度和性质上的差别。对于阿Q和堂吉诃德的形象，将采用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其成因。
关键词：阿Q；堂吉诃德；精神胜利法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7-0255-02
一、关于可比性
阿Q与堂吉诃德是有联系的。虽然鲁迅和塞万提斯年代相距甚远，但“堂吉诃德20世纪初来到中国。大约1908年，鲁迅与周作人在日本读到了《堂吉诃德》的德文本，对它爱不释手。直至1928年，他还约请郁达夫将屠格涅夫的《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从德文转译过来，发表在他们合编的《奔流》（创刊号）上。鲁迅与塞万提斯的关系当然不止这些，就在林纾等人出版译作《魔侠传》之前，鲁迅已经发表了《堂吉诃德》式的小说《阿Q正传》，这两部世界名著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具有相似的特征，这中间不能说没有某种影响关系。”“《堂吉诃德》作为一个外在因素和外部条件促进了鲁迅完成自己的艺术构思，形成主人公的美学性格，以及运用讽刺艺术手段；从鲁迅对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的评论中可以发现他对塞万提斯及其名著的深刻理解。”也就是说，鲁迅在阿Q的创作前，无论从构思到人物形象以及创作手法都受到了塞万提斯的影响，阿Q与堂吉诃德之间的联系是不可磨灭的。然而，鲁迅本人并未承认他的作品受到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的影响，我们又不能妄加论断，因此，对于阿Q与堂吉诃德这两个艺术形象的比较可以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两个角度进行比较。
考查比较文学研究的可比性，有六大原则，即“一个本体，两个学贯（学贯中西，学贯古今），三个关系（材料事实关系、美学价值关系与学科交叉关系）、四个跨越（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汇通性，体系化。”可以说，阿Q与堂吉诃德这两个艺术形象之间具有一定的事实联系和美学价值上的共同性，因此，阿Q与堂吉诃德这两个艺术形象间是具有可比性的。
二、关于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法是人的“反抗精神与现实环境的沉重压迫的产物”，是用虚幻的精神胜利来掩饰或者替代事实上的失败，这是一种病态心理。可以说，这种心理现象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它虽程度不同但却相当广泛地存在于人民的潜意识之中。
从表面上看，这两个艺术形象间是有一定的事实联系的，在思想和行为上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二者都具有质朴、直率的性格，在生活中是被欺凌的弱者，但都希望成为强者，其愿望之迫切有时达到了妄自尊大的地步；精神胜利法可以说是二个形象性格和气质的核心。”阿Q在和别人口角时“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被人揪住辫子往墙上撞头之后“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画押的圆圈画成瓜子时“孙子才画的圈呢”等这些自欺欺人的自慰使他把实际上真切的失败变成精神上虚幻的胜利，觉得自己是“第一个”自轻自贱的人，具有状元的荣耀而心中得意。堂吉诃德也善于利用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认为遭到痛打是“游侠骑士份内应有的”，何况这些挫折和骑士小说中的英雄相比微不足道，又在想象中给自己戴上了“骑士中第一”的桂冠，同阿Q的状元一样，于是便欣欣然起来。可以说，阿Q的精神气质是受到了堂吉诃德精神气质的影响，有堂吉诃德的影子。
这两个艺术形象在精神胜利法的性质上是有差别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消极的，“阿Q以如是等等的妙法克服怨敌之后，便愉快地跑到酒店喝几碗酒，又和别人调笑一番，口角一通，又得了胜，愉快地回到了土谷祠，放倒头睡着了。”他借此去麻木自己那颗因地位卑微、生活艰辛而充满痛苦的心，去适应那种凄惨的生活，丝毫没有借此去改变现状的意思。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是积极的，在吃了亏以后，堂吉诃德仍安慰他的侍从“咱们经过的那些暴风雨，都是马上要天晴风定的征兆，表示时势要好转。”他借此鼓舞起自己继续前进的勇气，使自己不至于因暂时的挫败磨灭了意志，被一时的失败泯灭了其行侠仗义、救苦济贫、名扬天下的伟大抱负。
二者的精神胜利法是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十六世纪末的西班牙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都是一个病态的、畸形的社会，同时又是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在潜滋暗长、以其不可抗拒力量取代这个病态的畸形社会的历史过渡性时期。堂吉诃德和阿Q都是他们所处那个病态的畸形，同时也是处于转折时期社会历史状态的产物。”旧思想的畸形毒害，使堂吉诃德和阿Q都善于用精神胜利法来麻醉自己。但由于二者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决定了其精神胜利法的差异。鲁迅笔下的阿Q几乎成了“精神胜利法”的代名词，是具有典型性的，是中国封建意识长期毒害的牺牲品，他深受旧的封建意识毒害却浑然不觉，是民族劣根性的集大成者，他的精神胜利法正是鲁迅竭力批判并予以抛弃的旧意识，鲁迅有意识的突出他的这种特征，力图通过阿Q这一形象活化出中华民族的灵魂，借以批判中国当时那种愚弱的国民劣根性。堂吉诃德虽然深受骑士小说的毒害，他的精神胜利法几乎不大为人所乐道，但是塞万提斯却赋予他的主人公以更丰富的内涵。“作者借他之口表达了自己人文主义的进步思想。”
三、关于美学价值
“美国学派认同对两种民族文学进行比较研究，追寻一种跨民族与跨学科的抽象的神明价值关系，在一种汇通的体系中追问双方审美价值关系的共通性。”也就是说对阿Q和堂吉诃德这两个形象的比较不应停留在对现象的异同分析这一表层上，应对他们的美学性格加以研究，从深层次挖掘二个艺术形象在审美价值上的共同性。
在美学性格上，阿Q和堂吉诃德都是喜剧和悲剧性格的二重组合。“阿Q和堂吉诃德的行为方式的直接动机和主观愿望都带有荒谬的性质和可笑的特点，而这些荒诞可笑的思想行为深处都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因而是不成熟的合理性因素。”阿Q和堂吉诃德性格内涵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们喜剧性格内部附着悲剧性的因素。可怜的阿Q连自己的姓氏都被剥夺了，还谈什么人格、尊严；在堂吉诃德执迷于骑士道的冒险游侠当中，我们能强烈感受到一种悲壮的献身精神，那种宁可碰得头破血流也要执着前进的品格带给人悲剧的审美愉悦。虽然二者都是悲喜剧因素的二重组合，但性质是不同的，堂吉诃德是崇高性质的悲喜组合，具有英雄色彩；而阿Q却不具有崇高特性，他留给人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他喜剧性的背后蕴含着更深的悲剧因素。 这与作者的初衷是分不开的。鲁迅的目的是想从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身上着眼，暴露国民性的弱点，揭出痛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以阿Q的愚昧、麻木、自欺欺人、狂妄自大而又不思变革的病态心理，来警醒民众，把阿Q的精神胜利法拿来加以剖析，激励民族奋起。塞万提斯宣称写《堂吉诃德》的目的是“打击过时的骑士制度，他把堂吉诃德作为一个正面的任务加以描述。表面看，堂吉诃德是一个缅怀过时的骑士制度、用主观代替客观、用幻想代替现实的典型，但深一层看，他骨子里蕴含着人文主义的进步思想。”
“比较文学研究应找出作家共通的创作心理机制，以及汇通地、体系化地研究这种创作心理机制所形成的普遍审美类型。”也就是说，从作家的思想观念出发，找出二者创作上的共同性。塞万提斯和鲁迅在美学观和创作思想方面有某些共同之处。“两位作家都通过讽刺和滑稽的形式来表达严肃崇高的思想主题，他们在美学观和创作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对荒谬和落后的东西加以否定，在否定性事物中发现肯定性事物，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共同性使作者在创作动机、艺术构思、文体格式和表现手段上都有类似的特点。”
四、结束语
鲁迅是一位学贯中西，学贯古今的学者，他对外国文学有着广泛的了解和研究，也是深受外国文学影响的作家之一。鲁迅曾多次论述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堂吉诃德》作为一个外在因素和外部条件促进了鲁迅完成自己的艺术构思，形成主人公的美学性格，以及运用讽刺艺术手段；从鲁迅对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的评论中可以发现他对塞万提斯及其名著的深刻理解。”也就是说，鲁迅在阿Q的创作前，无论从构思到人物形象以及创作手法都受到了塞万提斯的影响，阿Q与堂吉诃德之间的联系是不可磨灭的。因此，《阿Q正传》受到《堂吉诃德》的影响是不足为奇的，这是这种影响造成了阿Q形象和堂吉诃德的许多相似之处。因此，本文认为对于阿Q和堂吉诃德的比较研究更多的是影响研究，“阿Q形象是堂吉诃德形象的影响性再现。”
诚然，阿Q和堂吉诃德之间是可比的，但对二者的比较不应仅限于“精神胜利法”等一些表面层次的异同比较，这二者之间的比较是一种跨民族、跨语言的比较，是在寻求二者之间的事实联系和美学价值，以追问二者间体系化、内在性的汇通。
参考文献：
［1］孙景尧.简明比较文学［M］.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182.
［2］陈国恩.堂?吉诃德与20世纪中国文学［J］.外国文学研究,2002,(3)：123.
关键词：阿Q；堂吉诃德；精神胜利法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7-0255-02
一、关于可比性
阿Q与堂吉诃德是有联系的。虽然鲁迅和塞万提斯年代相距甚远，但“堂吉诃德20世纪初来到中国。大约1908年，鲁迅与周作人在日本读到了《堂吉诃德》的德文本，对它爱不释手。直至1928年，他还约请郁达夫将屠格涅夫的《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从德文转译过来，发表在他们合编的《奔流》（创刊号）上。鲁迅与塞万提斯的关系当然不止这些，就在林纾等人出版译作《魔侠传》之前，鲁迅已经发表了《堂吉诃德》式的小说《阿Q正传》，这两部世界名著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具有相似的特征，这中间不能说没有某种影响关系。”“《堂吉诃德》作为一个外在因素和外部条件促进了鲁迅完成自己的艺术构思，形成主人公的美学性格，以及运用讽刺艺术手段；从鲁迅对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的评论中可以发现他对塞万提斯及其名著的深刻理解。”也就是说，鲁迅在阿Q的创作前，无论从构思到人物形象以及创作手法都受到了塞万提斯的影响，阿Q与堂吉诃德之间的联系是不可磨灭的。然而，鲁迅本人并未承认他的作品受到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的影响，我们又不能妄加论断，因此，对于阿Q与堂吉诃德这两个艺术形象的比较可以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两个角度进行比较。
考查比较文学研究的可比性，有六大原则，即“一个本体，两个学贯（学贯中西，学贯古今），三个关系（材料事实关系、美学价值关系与学科交叉关系）、四个跨越（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汇通性，体系化。”可以说，阿Q与堂吉诃德这两个艺术形象之间具有一定的事实联系和美学价值上的共同性，因此，阿Q与堂吉诃德这两个艺术形象间是具有可比性的。
二、关于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法是人的“反抗精神与现实环境的沉重压迫的产物”，是用虚幻的精神胜利来掩饰或者替代事实上的失败，这是一种病态心理。可以说，这种心理现象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它虽程度不同但却相当广泛地存在于人民的潜意识之中。
从表面上看，这两个艺术形象间是有一定的事实联系的，在思想和行为上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二者都具有质朴、直率的性格，在生活中是被欺凌的弱者，但都希望成为强者，其愿望之迫切有时达到了妄自尊大的地步；精神胜利法可以说是二个形象性格和气质的核心。”阿Q在和别人口角时“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被人揪住辫子往墙上撞头之后“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画押的圆圈画成瓜子时“孙子才画的圈呢”等这些自欺欺人的自慰使他把实际上真切的失败变成精神上虚幻的胜利，觉得自己是“第一个”自轻自贱的人，具有状元的荣耀而心中得意。堂吉诃德也善于利用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认为遭到痛打是“游侠骑士份内应有的”，何况这些挫折和骑士小说中的英雄相比微不足道，又在想象中给自己戴上了“骑士中第一”的桂冠，同阿Q的状元一样，于是便欣欣然起来。可以说，阿Q的精神气质是受到了堂吉诃德精神气质的影响，有堂吉诃德的影子。
这两个艺术形象在精神胜利法的性质上是有差别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消极的，“阿Q以如是等等的妙法克服怨敌之后，便愉快地跑到酒店喝几碗酒，又和别人调笑一番，口角一通，又得了胜，愉快地回到了土谷祠，放倒头睡着了。”他借此去麻木自己那颗因地位卑微、生活艰辛而充满痛苦的心，去适应那种凄惨的生活，丝毫没有借此去改变现状的意思。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是积极的，在吃了亏以后，堂吉诃德仍安慰他的侍从“咱们经过的那些暴风雨，都是马上要天晴风定的征兆，表示时势要好转。”他借此鼓舞起自己继续前进的勇气，使自己不至于因暂时的挫败磨灭了意志，被一时的失败泯灭了其行侠仗义、救苦济贫、名扬天下的伟大抱负。
二者的精神胜利法是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十六世纪末的西班牙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都是一个病态的、畸形的社会，同时又是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在潜滋暗长、以其不可抗拒力量取代这个病态的畸形社会的历史过渡性时期。堂吉诃德和阿Q都是他们所处那个病态的畸形，同时也是处于转折时期社会历史状态的产物。”旧思想的畸形毒害，使堂吉诃德和阿Q都善于用精神胜利法来麻醉自己。但由于二者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决定了其精神胜利法的差异。鲁迅笔下的阿Q几乎成了“精神胜利法”的代名词，是具有典型性的，是中国封建意识长期毒害的牺牲品，他深受旧的封建意识毒害却浑然不觉，是民族劣根性的集大成者，他的精神胜利法正是鲁迅竭力批判并予以抛弃的旧意识，鲁迅有意识的突出他的这种特征，力图通过阿Q这一形象活化出中华民族的灵魂，借以批判中国当时那种愚弱的国民劣根性。堂吉诃德虽然深受骑士小说的毒害，他的精神胜利法几乎不大为人所乐道，但是塞万提斯却赋予他的主人公以更丰富的内涵。“作者借他之口表达了自己人文主义的进步思想。”
三、关于美学价值
“美国学派认同对两种民族文学进行比较研究，追寻一种跨民族与跨学科的抽象的神明价值关系，在一种汇通的体系中追问双方审美价值关系的共通性。”也就是说对阿Q和堂吉诃德这两个形象的比较不应停留在对现象的异同分析这一表层上，应对他们的美学性格加以研究，从深层次挖掘二个艺术形象在审美价值上的共同性。
在美学性格上，阿Q和堂吉诃德都是喜剧和悲剧性格的二重组合。“阿Q和堂吉诃德的行为方式的直接动机和主观愿望都带有荒谬的性质和可笑的特点，而这些荒诞可笑的思想行为深处都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因而是不成熟的合理性因素。”阿Q和堂吉诃德性格内涵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们喜剧性格内部附着悲剧性的因素。可怜的阿Q连自己的姓氏都被剥夺了，还谈什么人格、尊严；在堂吉诃德执迷于骑士道的冒险游侠当中，我们能强烈感受到一种悲壮的献身精神，那种宁可碰得头破血流也要执着前进的品格带给人悲剧的审美愉悦。虽然二者都是悲喜剧因素的二重组合，但性质是不同的，堂吉诃德是崇高性质的悲喜组合，具有英雄色彩；而阿Q却不具有崇高特性，他留给人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他喜剧性的背后蕴含着更深的悲剧因素。 这与作者的初衷是分不开的。鲁迅的目的是想从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身上着眼，暴露国民性的弱点，揭出痛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以阿Q的愚昧、麻木、自欺欺人、狂妄自大而又不思变革的病态心理，来警醒民众，把阿Q的精神胜利法拿来加以剖析，激励民族奋起。塞万提斯宣称写《堂吉诃德》的目的是“打击过时的骑士制度，他把堂吉诃德作为一个正面的任务加以描述。表面看，堂吉诃德是一个缅怀过时的骑士制度、用主观代替客观、用幻想代替现实的典型，但深一层看，他骨子里蕴含着人文主义的进步思想。”
“比较文学研究应找出作家共通的创作心理机制，以及汇通地、体系化地研究这种创作心理机制所形成的普遍审美类型。”也就是说，从作家的思想观念出发，找出二者创作上的共同性。塞万提斯和鲁迅在美学观和创作思想方面有某些共同之处。“两位作家都通过讽刺和滑稽的形式来表达严肃崇高的思想主题，他们在美学观和创作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对荒谬和落后的东西加以否定，在否定性事物中发现肯定性事物，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共同性使作者在创作动机、艺术构思、文体格式和表现手段上都有类似的特点。”
四、结束语
鲁迅是一位学贯中西，学贯古今的学者，他对外国文学有着广泛的了解和研究，也是深受外国文学影响的作家之一。鲁迅曾多次论述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堂吉诃德》作为一个外在因素和外部条件促进了鲁迅完成自己的艺术构思，形成主人公的美学性格，以及运用讽刺艺术手段；从鲁迅对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的评论中可以发现他对塞万提斯及其名著的深刻理解。”也就是说，鲁迅在阿Q的创作前，无论从构思到人物形象以及创作手法都受到了塞万提斯的影响，阿Q与堂吉诃德之间的联系是不可磨灭的。因此，《阿Q正传》受到《堂吉诃德》的影响是不足为奇的，这是这种影响造成了阿Q形象和堂吉诃德的许多相似之处。因此，本文认为对于阿Q和堂吉诃德的比较研究更多的是影响研究，“阿Q形象是堂吉诃德形象的影响性再现。”
诚然，阿Q和堂吉诃德之间是可比的，但对二者的比较不应仅限于“精神胜利法”等一些表面层次的异同比较，这二者之间的比较是一种跨民族、跨语言的比较，是在寻求二者之间的事实联系和美学价值，以追问二者间体系化、内在性的汇通。
参考文献：
［1］孙景尧.简明比较文学［M］.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182.
［2］陈国恩.堂?吉诃德与20世纪中国文学［J］.外国文学研究,2002,(3)：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