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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自是有重量的，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在其中的混乱里保持平和与有力，以便在最后一刻，毫无愧意地离去。
1
我曾有一个朋友。说是朋友，其实也不太恰当，我们只是住在一个小区，又碰巧分到一个班而已。我对她全部的印象，大抵来自家长和老师的叮嘱：不要和她说话，不要和她打闹，万一出事的话。你是负不起责任的。
也是在那时候，我才知道“先天性心脏病”这个名词。它会让人的嘴唇变成难看的乌紫色，也会帮助人逃掉阳光暴晒的体育课；它是比感冒厉害一百倍的病症，却也仅此而已。
死亡对小孩而言，是被母亲捏着鼻子灌下去的感冒药剂，有一瞬间的苦涩，却很快淡去，无影无踪。我无法理解她对死亡的恐惧。却隐约可以感受到她的寂寞——她仿佛是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
当我与朋友一起跳皮筋或者丢沙包的时候，只要一抬头，就可以看见她贴在窗户上的脸。扁平的五官，脸上没有太多表情，衣服也因为长时间地压在玻璃上而变得脏兮兮的。她像是童话里守着藏宝图的侏儒怪，让所有人对她敬而远之。在最开始的时候，我甚至以为她是窗户变成的妖怪，所以只能待在玻璃旁边。
玻璃不是囚笼，她却是笼中鸟，注定困于四方之境。
可是这样的人。交上去的作业却永远是最干净的：没有橡皮擦过的痕迹，没有乱七八糟的涂抹，好像她所有的功课都是一气呵成，不会出任何差错。为此，我特意跑过去请教她，她却一个劲地摇头，结结巴巴地告诉我：“你做不到的……我，我都是先写好，再誊到本子上，如果抄错了，就再重新抄一遍……你可以出去玩，所以，你，你不行的……”
我不服气地坚持了几天，终于举手投降：这种写作业的方式，足够我看完两集动画片再跑出去和小伙伴们玩一圈，耗时太长，实在是无趣至极。
但是，在那次交流之后，她却突然与我亲近起来。哪怕只是坐在窗子边，她也要对我挥手，乌紫色的嘴唇向上翘起，透出几分孩子气。这场景长长久久地留在我的脑海中，以至于后来我每每想起她，都只记得阳光跃过高墙，爬上树梢，而她坐在通透的窗边，瘦削的脸庞蒙上一层毛茸茸的光圈，看不清表情，只有嘴角高高扬起，仿若故事中被神明宠爱的“光之子”——被神明宠爱的孩子，永远没有机会长大。
2
等我升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她已经很少来学校上课。
母亲在家里提过几次，说她因为病情加重，已经无法久坐，只能长时间地躺在床上，依靠药物度日。为此，她的母亲辞去了工作，在小区门口支了个裁缝摊子，以便在照顾她的同时挣钱补贴家用。
我奉老师之命，去看望过她几次。每一次见面，她都要比之前更瘦小一些，到最后，身量几乎与六七岁的小孩差不多，只剩一把骨头。这景象着实可怖，她却毫无察觉，还可以欢喜地让我读书给她听。那时候，三年级的语文课本上收录了史铁生的《秋天的思念》，讲的是患病的母亲一直鼓励子女好好活下去的故事。这内容对小学生来说有些过分沉重，她却喜欢得很，甚至在字都认不全的情况下背诵了全文。
“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她读书的声音很弱，却透着一股子狠劲儿，好像在和什么较真一般。也是在那时候，她告诉我，等她+岁的时候，她会去北京做手术。
“到那时，我就可以和你一起上学了。”昏暗的屋子里，摆放着一小扎栀子花束，那香气长久地烦扰着我们。而她的眼神明亮，如同瓦斯用尽前异常幽蓝的火苗。
有风打着旋儿从屋前经过。
我并不知晓她何时去的北京。只记得在墙角的薄荷草开出细小的紫色花朵时，小区门口的裁缝铺就已经不见。等他们住的房子里搬来了新的人家后，她便连最后一点存在的痕迹也和旧家具一起消失无踪了。
我很少想起她，到后来连名字也完全忘记。她像幼年看过的一场折子戏，过了，便忘了。
升学，认识新的人，见识新的风景。芭蕉花开了又落，我在通往大人的路上跌打滚爬，骄矜地以为生活不过是浅薄与混乱的堆砌，以至于无法对活着这件事抱有丝毫的感恩——那不过是从一场黄昏走向另一场罢了。
直到我听说了她的死讯。
卖掉的房子，父母流千的泪，一声又一声的悲鸣与哀求，都没能将她从死神手上夺回。我一直以为她在北京好好地生活着，却从没想过，她在抵达那儿的第一年便已经陷入长眠。从此再也不知风花雪月，再也不識翩翩少年。
在我们那儿，小孩子的死亡是不能够举办葬礼的。所以，她的遗体只被草草掩埋，连墓碑都没有。一切果然如博尔赫斯所言，人死了，就像水消失在水中。
3
我度过了一个相当混乱的青春期。我的人生都被这样或那样的琐事包裹着，爱和恨都耗尽了气力。在最绝望的时候，我甚至独自在半夜爬上了八楼的阳台，踩着整座城市的灯火来思考自己活下去的意义。也是在那时，我惊觉了自己对她的羡慕——她不曾辜负过人生中的一分一秒，直至死亡降临。
说来奇怪，我从未对她产生过怜悯之情。在大人们嘟囔着“这孩子真可怜”的时候。我却只记得她与我说的童话故事，记得两人的影子被拉得细长，记得她说起北京时眼底的微光。海棠花开了满架，她只肯摘下即将凋落的那一朵，心思纯粹如赤子。
可是啊，我不是这样的，大多数人都不是这样的。贪婪，犹疑，瞻前顾后，为了博得他人的喜欢，我们宁可将自己塞入逼仄的匣子里。直到死亡降临的那一刻，才惊觉自己蹉跎了一生，只剩下模糊的面容。和一条无法回头的路。
每一天，人都在死亡。我在意识到这一点的同时，终于理解自己之前的念头是何等的可笑与浅薄：生命自是有重量的，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在其中的混乱里保持平和与有力，以便在最后一刻。毫无愧意地离去。
在写下这篇文章的前夜，我久违地梦见了她。梦里，两人都是小孩子的模样，在暮色中并肩而坐，一起看泡桐花簌簌地从树上掉落。她忽然问我，两人已经有多久未见。
“差不多十三年了。”梦里的我，十分平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梦境骤然而止。醒来后，我一如既往地应付着生活与工作，只是在整理旧物时翻出了一枚旧书签，轻薄的花瓣边缘有一行稚嫩模糊的字——“送给我最好的朋友”。
那是她为我做的泡桐花标本，距离现在，恰好有十三个年头。
编辑/梁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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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有一个朋友。说是朋友，其实也不太恰当，我们只是住在一个小区，又碰巧分到一个班而已。我对她全部的印象，大抵来自家长和老师的叮嘱：不要和她说话，不要和她打闹，万一出事的话。你是负不起责任的。
也是在那时候，我才知道“先天性心脏病”这个名词。它会让人的嘴唇变成难看的乌紫色，也会帮助人逃掉阳光暴晒的体育课；它是比感冒厉害一百倍的病症，却也仅此而已。
死亡对小孩而言，是被母亲捏着鼻子灌下去的感冒药剂，有一瞬间的苦涩，却很快淡去，无影无踪。我无法理解她对死亡的恐惧。却隐约可以感受到她的寂寞——她仿佛是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
当我与朋友一起跳皮筋或者丢沙包的时候，只要一抬头，就可以看见她贴在窗户上的脸。扁平的五官，脸上没有太多表情，衣服也因为长时间地压在玻璃上而变得脏兮兮的。她像是童话里守着藏宝图的侏儒怪，让所有人对她敬而远之。在最开始的时候，我甚至以为她是窗户变成的妖怪，所以只能待在玻璃旁边。
玻璃不是囚笼，她却是笼中鸟，注定困于四方之境。
可是这样的人。交上去的作业却永远是最干净的：没有橡皮擦过的痕迹，没有乱七八糟的涂抹，好像她所有的功课都是一气呵成，不会出任何差错。为此，我特意跑过去请教她，她却一个劲地摇头，结结巴巴地告诉我：“你做不到的……我，我都是先写好，再誊到本子上，如果抄错了，就再重新抄一遍……你可以出去玩，所以，你，你不行的……”
我不服气地坚持了几天，终于举手投降：这种写作业的方式，足够我看完两集动画片再跑出去和小伙伴们玩一圈，耗时太长，实在是无趣至极。
但是，在那次交流之后，她却突然与我亲近起来。哪怕只是坐在窗子边，她也要对我挥手，乌紫色的嘴唇向上翘起，透出几分孩子气。这场景长长久久地留在我的脑海中，以至于后来我每每想起她，都只记得阳光跃过高墙，爬上树梢，而她坐在通透的窗边，瘦削的脸庞蒙上一层毛茸茸的光圈，看不清表情，只有嘴角高高扬起，仿若故事中被神明宠爱的“光之子”——被神明宠爱的孩子，永远没有机会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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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升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她已经很少来学校上课。
母亲在家里提过几次，说她因为病情加重，已经无法久坐，只能长时间地躺在床上，依靠药物度日。为此，她的母亲辞去了工作，在小区门口支了个裁缝摊子，以便在照顾她的同时挣钱补贴家用。
我奉老师之命，去看望过她几次。每一次见面，她都要比之前更瘦小一些，到最后，身量几乎与六七岁的小孩差不多，只剩一把骨头。这景象着实可怖，她却毫无察觉，还可以欢喜地让我读书给她听。那时候，三年级的语文课本上收录了史铁生的《秋天的思念》，讲的是患病的母亲一直鼓励子女好好活下去的故事。这内容对小学生来说有些过分沉重，她却喜欢得很，甚至在字都认不全的情况下背诵了全文。
“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她读书的声音很弱，却透着一股子狠劲儿，好像在和什么较真一般。也是在那时候，她告诉我，等她+岁的时候，她会去北京做手术。
“到那时，我就可以和你一起上学了。”昏暗的屋子里，摆放着一小扎栀子花束，那香气长久地烦扰着我们。而她的眼神明亮，如同瓦斯用尽前异常幽蓝的火苗。
有风打着旋儿从屋前经过。
我并不知晓她何时去的北京。只记得在墙角的薄荷草开出细小的紫色花朵时，小区门口的裁缝铺就已经不见。等他们住的房子里搬来了新的人家后，她便连最后一点存在的痕迹也和旧家具一起消失无踪了。
我很少想起她，到后来连名字也完全忘记。她像幼年看过的一场折子戏，过了，便忘了。
升学，认识新的人，见识新的风景。芭蕉花开了又落，我在通往大人的路上跌打滚爬，骄矜地以为生活不过是浅薄与混乱的堆砌，以至于无法对活着这件事抱有丝毫的感恩——那不过是从一场黄昏走向另一场罢了。
直到我听说了她的死讯。
卖掉的房子，父母流千的泪，一声又一声的悲鸣与哀求，都没能将她从死神手上夺回。我一直以为她在北京好好地生活着，却从没想过，她在抵达那儿的第一年便已经陷入长眠。从此再也不知风花雪月，再也不識翩翩少年。
在我们那儿，小孩子的死亡是不能够举办葬礼的。所以，她的遗体只被草草掩埋，连墓碑都没有。一切果然如博尔赫斯所言，人死了，就像水消失在水中。
3
我度过了一个相当混乱的青春期。我的人生都被这样或那样的琐事包裹着，爱和恨都耗尽了气力。在最绝望的时候，我甚至独自在半夜爬上了八楼的阳台，踩着整座城市的灯火来思考自己活下去的意义。也是在那时，我惊觉了自己对她的羡慕——她不曾辜负过人生中的一分一秒，直至死亡降临。
说来奇怪，我从未对她产生过怜悯之情。在大人们嘟囔着“这孩子真可怜”的时候。我却只记得她与我说的童话故事，记得两人的影子被拉得细长，记得她说起北京时眼底的微光。海棠花开了满架，她只肯摘下即将凋落的那一朵，心思纯粹如赤子。
可是啊，我不是这样的，大多数人都不是这样的。贪婪，犹疑，瞻前顾后，为了博得他人的喜欢，我们宁可将自己塞入逼仄的匣子里。直到死亡降临的那一刻，才惊觉自己蹉跎了一生，只剩下模糊的面容。和一条无法回头的路。
每一天，人都在死亡。我在意识到这一点的同时，终于理解自己之前的念头是何等的可笑与浅薄：生命自是有重量的，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在其中的混乱里保持平和与有力，以便在最后一刻。毫无愧意地离去。
在写下这篇文章的前夜，我久违地梦见了她。梦里，两人都是小孩子的模样，在暮色中并肩而坐，一起看泡桐花簌簌地从树上掉落。她忽然问我，两人已经有多久未见。
“差不多十三年了。”梦里的我，十分平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梦境骤然而止。醒来后，我一如既往地应付着生活与工作，只是在整理旧物时翻出了一枚旧书签，轻薄的花瓣边缘有一行稚嫩模糊的字——“送给我最好的朋友”。
那是她为我做的泡桐花标本，距离现在，恰好有十三个年头。
编辑/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