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Jill Robinson有一个“别扭”的中文译名——谢罗便臣,这是按照香港的习惯翻译的。谢罗便臣在香港生活了25年,她之所以创建“亚洲动物基金”,完全是因为与一只黑熊的“缘分”。
　　1993年,谢罗便臣跟随导游参观广州郊区的一家养熊场,她不经意间独自走进了养熊房。眼前的景象让她震惊:黑暗里,几十头黑熊被关在无法转身的小笼中,它们的胆囊处都插有一根金属管,上面满是胆汁流出的痕迹。因为剧痛,这些熊拼命用头撞着笼子,发出一阵阵的低吼和咆哮。
　　突然,谢罗便臣觉得肩膀被轻轻拍了一下。一回头,竟是一头母熊从笼里伸出前掌搭住她的肩。本能地,谢罗便臣一下子握住了熊爪,母熊也轻轻地捏了捏她的手心。对视中,“它的目光刺穿了我的心”。5年后的1998年,谢罗便臣在香港正式创办了亚洲动物基金会(AAF)。同年,因为在动物保护方面的贡献,英国女王向她颁发了“帝国荣誉勋章”。
　　长期生活在香港的经历,让谢罗便臣学会了一套东方式的做事哲学,她不喜欢“激进”,并深信人性的善意终会被唤醒。尽管谢罗便臣不愿多谈如何与官方打交道,但可以想见,对于如何在官方、养熊户和公众之间保持平衡,她已经相当在行。
　　《新民周刊》:拯救黑熊计划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谢罗便臣:当然是关闭所有的熊场,让更多的熊过上更好的生活。
　　《新民周刊》: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谢罗便臣:其实,现在目前国内每年生产7000公斤熊胆,但消费只有4000公斤,有大量的熊胆是被囤积的。我们建议政府能够在5-10年内禁止养熊业,我们会跟养熊户联手,一起让这个行业走向终结。
　　《新民周刊》:这次你们从山东接走了10只熊,与大规模的养熊场相比,数量并不多,这样的行动更多的是社会影响上的价值吗?
　　谢罗便臣:是的。这是山东最后一个养熊场,关闭它对于公众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信息,并且我们和很多人合作,比如媒体,这个过程可以告诉大家,取胆熊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它们被囚禁在笼子里,有的有10年以上的时间,这是非常残忍的。
　　《新民周刊》:问题是,你们救援的能力是有限的,中国有那么多取胆熊,你们不能把所有取胆熊都送到救助中心去。
　　谢罗便臣:救助是我们最基本的工作,因为如此残忍的养熊行业,不仅会残害很多熊,而且对人的健康也没有好处。除了救助中心,我们给政府很多选择,比如我们希望可以跟养熊户合作,给熊更好的生活条件,比如让熊可以经常到户外活动,有足够的水和食物,有比较舒适的地方,像我们救助中心一样,让一些熊可以群居在一起。
　　《新民周刊》:说服养熊主改善熊的生活环境应该很难吧?因为这会增加他的成本。
　　谢罗便臣:对,这是很有挑战的。我们会与政府和养熊户讨论成本的问题,也会向国际社会进行呼吁。我们不会直接补贴给养熊户。我们认为解救取胆熊,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也是政府的责任。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动物福利的问题,而是一个与每个人有关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只是去游说政府,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新民周刊》:你们怎样决定去哪些熊场去救助取胆熊?
　　谢罗便臣:我们都是与政府合作,政府决定哪些地方是我们可以去救助的。
　　《新民周刊》:在你看来,是说服消费者不要使用熊胆制品更加困难,还是让政府部门改变对活熊取胆行业的看法更困难?
　　谢罗便臣:这两个都是很难的。面向公众来说,公众的反应一般来说都是比较积极的,而政府有自己的做事原则。我们与政府合作有很多年了,我们有很好的政府方面的合作伙伴。
　　《新民周刊》:熊胆制品市场是否已经在萎缩呢?
　　谢罗便臣:事实上我们不清楚中国市场的情况,但我们知道中国仍然存在非法的黑市,让熊胆制品流向东南亚国家。这些年养熊户的数量在下降,但取胆熊的数量可能还在上升。所以我们希望政府能够要求养熊户不要开展熊的繁殖。
　　《新民周刊》:你在中国从事动物保护方面的工作已经20多年,你能感觉到中国的公众在动物保护方面观念的改变吗?
　　谢罗便臣:是的,改变了很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活动的信息,被看作非常敏感。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帮助我们传播动物保护的观念,就像今天这样的救助活动,吸引了很多媒体。这样的传播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活熊取胆这个行业真正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