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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试图探索“西部家园”、“西部寂寞”几个颇具诗学意义的名词与西部诗歌产生的生态联系，并通过对西部少数民族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及进入新世纪后，在民族融合、文化冲撞的大背景下，西部诗人带着民族的烙印突围时的内心躁动、尴尬和焦虑，来呈现西部少数民族诗歌成长过程中的良好生态空间。
关键词：西部 少数民族 诗歌 生态空间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在当今中国人的心中，西部是独特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千百年来，神奇美丽的西部地域，催生出许许多多的神奇意象。“原始神秘的西部自然，给未知的朦胧的灵魂和生命的原生态保留了地位，也提供了幻觉意象生成的资源和环境。”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人们追逐现代化步伐以及城市文明进程在不断加快，沉寂千年且兀立于现代城市视野之外的西部，以更多地保留了原始的粗粝、雄浑而近于原生态的自然，成了生命力逐渐萎缩的现代人抵达灵魂自由的天空以及返回生命本真的源泉。西部原始自然的特征，与人类生存本性的欲求遥相呼应着。
西部“家园”的作用，与诗歌产生过程中的审美肌理、审美心理以及产生后的审美效果达成了对应同构。贺敬之在《回延安》时的“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一位诗人西出阳关，扑在大漠的怀抱里呜呜的哭泣，这种情景在大卫·雷·格里芬看来，“他们把其它物种看成是具有其自身的经验、价值和目的的存在，并能感受到他们同这些物种之间的亲情关系”。正是这种“亲情关系”，诱导诗人回归家园，卸下尘埃，敞开心扉，酣畅淋漓地倾诉与痛哭。
西部对于大多数汉族诗人而言，显出了诗意存在的可能。对于西部少数民族诗人来说，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了。阿库乌雾在《灵与灵的对话》中，谈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人的文化策略时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少数民族诗人背负着精神上的多重压力，图谋文化变革，像一只只“逃亡的山鹰”毅然飞离了他们深爱的故土，成了一群叛逃的精神游子。当这些“出走者”在都市高楼中精神和心灵被挤压的情况下，“猛然惊觉：自我的文化源流和精神根本在诗歌创作中是何等重要。”然后，又毅然回归到了曾经拥有或从未失去的本民族文化根脉上去。当代少数民族诗人的寻回家园，对于所拥有的精神“家园”的精心呵护以及对其古老、落后、封闭的形而上的重构意识和自觉而悲壮的拓荒，使西部家园具有了自身生命的历史和与之相融的特殊文化内涵。
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处中国大陆的边缘，天高路远，地广人稀，有许多人迹罕至的地方。特殊的地理环境注定了人处于这种环境中的特殊感觉和外人对这块地方的特殊看法，那就是“西部式”的寂寞。远离市尘与喧嚣，或许更适合诗人的咏唱，因为唯有寂静之中才能深入体验生命过程，沉入宁静的宇宙怀抱里，吸纳天地灵气，进入超越时空，超越物我界限的博大境界。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就提出了“虚静”说，虚指虚怀以纳万物，静指静虑以明事理。陈子昂登幽州台时的一个“独”字，道尽了面对无限时空，诗人因孤寂而生苍茫情怀的诗性体验。所以，“西部寂寞”是诗人进入诗的创造状态的必要心理氛围，内心深处的孤独是进入诗性体验的形而上的寂寞。
一直以来，西部少数民族总是在人们想象的“化外之地”自然、寂寞地生长着。当代背景下的西部，以浓厚的异质色彩突入人们视野的时候，少数民族诗人有更多的时间，有更明确的责任到本民族文化的每一个角落里，去理解自己所有的秉承。许多诗人都处于从形而下的寂寞向形而上的寂寞突入的纯正充沛的诗性状态，他们逐渐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真实的写作意义与方向是显示自己民族及自己环境中的一切生命体的呼吸。托马斯·伯里曾把后现代文化说成是“一种生态时代的精神”，强调文化同自然精神创造性的沟通融合。西部纯净空间的栖居意义或叫作“生态时代的精神”，正在于外在的自然空间同诗人心灵的内在存在的深层维度的融合。
西部少数民族有着自己丰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换一句话说，西部少数民族有着自己民族的精神支撑。
盘古开天辟地之后，人类从未减弱过对未知事物探寻的浓厚兴趣。面对不可思议的至今仍悬而未决的关于人类最本质的创世和起源，现代人往往执着于殚精竭虑皓首穷经的科学求证，而不同族别的童年人类，却异想天开，用自己的神话传说作出了最智慧的也是最诗意的解释。那些看似简单，纯净，天真的解释，反映了各民族解答问题的诗性思维方式和策略，虽然它反映了当时生产力低的情况下人对世界的认识，但却具有保留了人类童年思维的原生态价值和为文学诞生准备了基因的发生学意义。
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是，无论哪个民族，最早出现的文学种类都是诗。主要原因，如维柯所言，是“诗性智慧”使然。也就是说，早期人类选择诗歌来表达思想，是一种由历史和环境决定的智慧所引导的。在历史的延续中不断沉淀下来的歌谣、史诗及其口承文学成为民族生命中最顽强、最具特色、最为耀眼的元素。表面上像随性而至，脱口而出的民歌，可能就承载一个民族的情感、性格、信念。正如汉代的《诗大序》所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些史诗和卷帙浩繁的民族历史、文化、宗教典籍以及大量的口耳相传的口承文学，因地域、民族、风习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民族质感。这些资源无疑是每一个民族文化延续兴盛的水、空气和土壤。
由于自然、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与少数民族生活的关系十分密切。它们渗透了各少数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以及各种节日和禁忌，婚丧嫁娶，风土人情乃至农牧业生产与收获等诸多方面，并积淀为民族稳定或超稳定的文化心理因素，形成了西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
就诗歌来说，较突出的应该是它与宗教的混融性。首先，体现在思维方式上。弗洛伊德在《一种幻想的未来》中谈到，宗教的本质是“幻想”，少数民族思维方式中特别富有想象和“幻想”。许多民族不重推理，只重直觉，重神秘色彩的心灵感应，很像诗人的浪漫气质和形象思维。其次，表现在功能上。诗歌文本中呈现的对现实中受伤的抚慰，忠孝节义礼仪廉耻等的教化和宗教的灵魂诱导、劝诫、安慰，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宗教维系着人们善良、质朴的本性，使之更多地保持人类孩提时代的纯洁真诚。第三，体现在诗歌艺术与宗教的审美上。诗人通过多种艺术手段表现人对自我、对别人、对世界的理解，让人在文本的阅读中，模糊现实，进入虚设的境界，或悲或喜，或愉悦或伤心。在神佛的面前，寺庙的钟声，祷诵的经文，袅袅的香烟，同样可以把人带入一个宽敞、安宁的地方，暂时褪掉一身凡尘，享受轻松舒展之美。宗教与诗同源异流，像一对孪生兄弟，同出自生活之先天精脉，而又形成各自之后天性格，它们不过是在用各自的方式把握和评说着世界。 朴素、纯净、悠远、自然、浪漫的民族文化资源，浇灌了民族文学的百花园。当代西部少数民族诗歌无疑就是融合、承续了这些民族文化资源的美学传统，才呈现出如此独特的风韵。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谈论自己的创作时就曾说过：“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民族作家有权力和责任在自己的文学中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特性。纵观今天的世界文学，成功者的经验告诉我们，放弃了自己的文化，摆脱了自己的根基，将只会一事无成……我的诗歌所创作的那个世界，来自于我所熟悉的那个文化。”
随着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提高了，书本、交通、信息等为原来自给自足的民族打开了一扇知晓外部世界的窗口。知识结构的变化与健全，汉语文化乃至西方文化的大量接受和借鉴，拓宽了艺术视野，升华了审美境界，丰富了审美内涵。
一方面，在与外部世界的不断接触中，少数民族诗人开始了文化上的“感恩”、“寻根”；另一方面，沉回本民族深处后，巨大的反差使诗人心痛于那份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然后，“各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开始了以文化记忆为特征为依托的、新的民族精神神话的营构为使命的、历史偏离与回溯、生存悖反与灵魂皈依并行的精神历险和文化重构的艺术进程。”他们梳理着文化传统的芜杂与糟粕，在巨大的文化张力场中，准备以母亲剪断脐带的勇气来获得民族新生。
进入新世纪，在民族空前融合、文化激烈冲撞的大背景下，西部少数民族感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多元文化夹击，民族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抵御坚守还是任其消涨？西部少数民族诗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处境。
首先，是“母语的式微”。语言，是一个民族永远的家园，因为它残留着民族原初的思维、情感、认知等丰富的信息。海德格尔说过“语言是存在之家”，这里的“家”即是族群记忆的诗意指向。少数民族作家诗人“他们在遭遇汉语之后的母语创作中深深体察到了自己所秉承的本民族母语文化在汉语及其汉语为载体的大时代大文化的冲击过程中，正在承受着深度无奈……母语濒危的梦魇时时困扰着每一位具有充分母语文化自觉、强烈的母语建构使命感的母语作家诗人身心。”母语思维、智慧的日趋萎缩，使许多作家诗人承受着来自内心深处莫名的悸动与恐慌。然而，不断突入汉语文化话语圈内，就意味着民族语言丢失之势正在形成。
其次，是“身份的游离”。大凡少数民族作家诗人，既是深受民族文化浸染的群体中的个体，又是接受外来文化或现代文化先导者所代表的群体。他们必须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本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改造地职责。而情况往往是，受时代风气的裹挟，他们在呼吁挖掘、承继、保护民族文化，弘扬民族文化精神，身负民族文化作困兽犹斗式的突围的同时，又不得不为加快民族现代化进程，充当给古老历史文化掘墓的角色。因此，少数民族诗人中，常常纠结着难弃难离的民族情结和现代渴望的双重审美价值观。
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诗人，基本上走过了由母语叙事模式走入汉语叙事模式的变革时期，走过了民族文学性的失落而又未能真正进入汉语文化体系下的文学思维和审美意识的裂隙的时期。母语思维模式和表意系统的颠覆及与新的思维模式、表意系统“嫁接”、重建，导致西部少数民族诗歌给人耳目一新的审美效应；语言上自我切换的成功，让少数民族诗人感到家园失落的同时，在语言的参照、对比、转译中也赢得了比单一语种使用者更大的优势。另外，母语与汉语的融合在精神层面的深度以及汉语写作的全新美学实践，决定了少数民族诗人在新的诗美建构中，只有打开民族间的壁垒，打通民族与世界的关隘，以超越种族、国界的博达胸怀，揭示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命难题，才能构筑既蕴涵本民族的文化个性、道德精神、审美观念，又具有人类意识的民族诗歌大厦。
如今，少数民族文化观念与多种文化观念互融情况下的创作实践，本民族独特文化思维和文学形式和对20世纪西方文学艺术流派的理论借鉴，已经给西部少数民族文学打上了“合而不同”、“多元同构”的时代烙印。“此时，其民族文学创作也就不能仅仅滞留于对本民族文化圈的认同和考察，而必须延展到多元化交互作用中来思考本民族文化的时代历史遭遇，思考民族文化不断走向转换生成的未来命运。于是，其文学构成也就走向了文化冲突、文化互补、文化交汇、文化整合之后的多元同构景观。”身处现代化进程中的西部，或许就是有益于诗歌崛起于当代诗坛的良好生态。就像遗传学所证实的那样，品种杂交，可以优化物种，文化上的“混血”，也会使西部少数民族诗歌生长空间更大，生命力更强。
参考文献：
[1] 姜耕玉：《西部诗意——八九十年代中国诗歌勘探》，《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
[2] 大卫·雷·格里芬，王成兵译：《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3] 吉狄马加：《我的诗歌来自于所熟悉的那个文化》，《凉山文学》，1987年第2期。
[4] 罗庆春：《灵与灵的对话》，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版。
[5] 罗庆春：《永远的家园——关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思考》，《中国民族》，2002年第6期。
[6] 徐其超主编：《民族魂 时代风——西南民族学院校友作家诗人创作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张普安，男，1963—，湖北巴东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工作单位：西南大学育才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关键词：西部 少数民族 诗歌 生态空间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在当今中国人的心中，西部是独特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千百年来，神奇美丽的西部地域，催生出许许多多的神奇意象。“原始神秘的西部自然，给未知的朦胧的灵魂和生命的原生态保留了地位，也提供了幻觉意象生成的资源和环境。”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人们追逐现代化步伐以及城市文明进程在不断加快，沉寂千年且兀立于现代城市视野之外的西部，以更多地保留了原始的粗粝、雄浑而近于原生态的自然，成了生命力逐渐萎缩的现代人抵达灵魂自由的天空以及返回生命本真的源泉。西部原始自然的特征，与人类生存本性的欲求遥相呼应着。
西部“家园”的作用，与诗歌产生过程中的审美肌理、审美心理以及产生后的审美效果达成了对应同构。贺敬之在《回延安》时的“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一位诗人西出阳关，扑在大漠的怀抱里呜呜的哭泣，这种情景在大卫·雷·格里芬看来，“他们把其它物种看成是具有其自身的经验、价值和目的的存在，并能感受到他们同这些物种之间的亲情关系”。正是这种“亲情关系”，诱导诗人回归家园，卸下尘埃，敞开心扉，酣畅淋漓地倾诉与痛哭。
西部对于大多数汉族诗人而言，显出了诗意存在的可能。对于西部少数民族诗人来说，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了。阿库乌雾在《灵与灵的对话》中，谈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人的文化策略时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少数民族诗人背负着精神上的多重压力，图谋文化变革，像一只只“逃亡的山鹰”毅然飞离了他们深爱的故土，成了一群叛逃的精神游子。当这些“出走者”在都市高楼中精神和心灵被挤压的情况下，“猛然惊觉：自我的文化源流和精神根本在诗歌创作中是何等重要。”然后，又毅然回归到了曾经拥有或从未失去的本民族文化根脉上去。当代少数民族诗人的寻回家园，对于所拥有的精神“家园”的精心呵护以及对其古老、落后、封闭的形而上的重构意识和自觉而悲壮的拓荒，使西部家园具有了自身生命的历史和与之相融的特殊文化内涵。
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处中国大陆的边缘，天高路远，地广人稀，有许多人迹罕至的地方。特殊的地理环境注定了人处于这种环境中的特殊感觉和外人对这块地方的特殊看法，那就是“西部式”的寂寞。远离市尘与喧嚣，或许更适合诗人的咏唱，因为唯有寂静之中才能深入体验生命过程，沉入宁静的宇宙怀抱里，吸纳天地灵气，进入超越时空，超越物我界限的博大境界。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就提出了“虚静”说，虚指虚怀以纳万物，静指静虑以明事理。陈子昂登幽州台时的一个“独”字，道尽了面对无限时空，诗人因孤寂而生苍茫情怀的诗性体验。所以，“西部寂寞”是诗人进入诗的创造状态的必要心理氛围，内心深处的孤独是进入诗性体验的形而上的寂寞。
一直以来，西部少数民族总是在人们想象的“化外之地”自然、寂寞地生长着。当代背景下的西部，以浓厚的异质色彩突入人们视野的时候，少数民族诗人有更多的时间，有更明确的责任到本民族文化的每一个角落里，去理解自己所有的秉承。许多诗人都处于从形而下的寂寞向形而上的寂寞突入的纯正充沛的诗性状态，他们逐渐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真实的写作意义与方向是显示自己民族及自己环境中的一切生命体的呼吸。托马斯·伯里曾把后现代文化说成是“一种生态时代的精神”，强调文化同自然精神创造性的沟通融合。西部纯净空间的栖居意义或叫作“生态时代的精神”，正在于外在的自然空间同诗人心灵的内在存在的深层维度的融合。
西部少数民族有着自己丰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换一句话说，西部少数民族有着自己民族的精神支撑。
盘古开天辟地之后，人类从未减弱过对未知事物探寻的浓厚兴趣。面对不可思议的至今仍悬而未决的关于人类最本质的创世和起源，现代人往往执着于殚精竭虑皓首穷经的科学求证，而不同族别的童年人类，却异想天开，用自己的神话传说作出了最智慧的也是最诗意的解释。那些看似简单，纯净，天真的解释，反映了各民族解答问题的诗性思维方式和策略，虽然它反映了当时生产力低的情况下人对世界的认识，但却具有保留了人类童年思维的原生态价值和为文学诞生准备了基因的发生学意义。
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是，无论哪个民族，最早出现的文学种类都是诗。主要原因，如维柯所言，是“诗性智慧”使然。也就是说，早期人类选择诗歌来表达思想，是一种由历史和环境决定的智慧所引导的。在历史的延续中不断沉淀下来的歌谣、史诗及其口承文学成为民族生命中最顽强、最具特色、最为耀眼的元素。表面上像随性而至，脱口而出的民歌，可能就承载一个民族的情感、性格、信念。正如汉代的《诗大序》所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些史诗和卷帙浩繁的民族历史、文化、宗教典籍以及大量的口耳相传的口承文学，因地域、民族、风习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民族质感。这些资源无疑是每一个民族文化延续兴盛的水、空气和土壤。
由于自然、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与少数民族生活的关系十分密切。它们渗透了各少数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以及各种节日和禁忌，婚丧嫁娶，风土人情乃至农牧业生产与收获等诸多方面，并积淀为民族稳定或超稳定的文化心理因素，形成了西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
就诗歌来说，较突出的应该是它与宗教的混融性。首先，体现在思维方式上。弗洛伊德在《一种幻想的未来》中谈到，宗教的本质是“幻想”，少数民族思维方式中特别富有想象和“幻想”。许多民族不重推理，只重直觉，重神秘色彩的心灵感应，很像诗人的浪漫气质和形象思维。其次，表现在功能上。诗歌文本中呈现的对现实中受伤的抚慰，忠孝节义礼仪廉耻等的教化和宗教的灵魂诱导、劝诫、安慰，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宗教维系着人们善良、质朴的本性，使之更多地保持人类孩提时代的纯洁真诚。第三，体现在诗歌艺术与宗教的审美上。诗人通过多种艺术手段表现人对自我、对别人、对世界的理解，让人在文本的阅读中，模糊现实，进入虚设的境界，或悲或喜，或愉悦或伤心。在神佛的面前，寺庙的钟声，祷诵的经文，袅袅的香烟，同样可以把人带入一个宽敞、安宁的地方，暂时褪掉一身凡尘，享受轻松舒展之美。宗教与诗同源异流，像一对孪生兄弟，同出自生活之先天精脉，而又形成各自之后天性格，它们不过是在用各自的方式把握和评说着世界。 朴素、纯净、悠远、自然、浪漫的民族文化资源，浇灌了民族文学的百花园。当代西部少数民族诗歌无疑就是融合、承续了这些民族文化资源的美学传统，才呈现出如此独特的风韵。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谈论自己的创作时就曾说过：“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民族作家有权力和责任在自己的文学中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特性。纵观今天的世界文学，成功者的经验告诉我们，放弃了自己的文化，摆脱了自己的根基，将只会一事无成……我的诗歌所创作的那个世界，来自于我所熟悉的那个文化。”
随着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提高了，书本、交通、信息等为原来自给自足的民族打开了一扇知晓外部世界的窗口。知识结构的变化与健全，汉语文化乃至西方文化的大量接受和借鉴，拓宽了艺术视野，升华了审美境界，丰富了审美内涵。
一方面，在与外部世界的不断接触中，少数民族诗人开始了文化上的“感恩”、“寻根”；另一方面，沉回本民族深处后，巨大的反差使诗人心痛于那份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然后，“各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开始了以文化记忆为特征为依托的、新的民族精神神话的营构为使命的、历史偏离与回溯、生存悖反与灵魂皈依并行的精神历险和文化重构的艺术进程。”他们梳理着文化传统的芜杂与糟粕，在巨大的文化张力场中，准备以母亲剪断脐带的勇气来获得民族新生。
进入新世纪，在民族空前融合、文化激烈冲撞的大背景下，西部少数民族感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多元文化夹击，民族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抵御坚守还是任其消涨？西部少数民族诗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处境。
首先，是“母语的式微”。语言，是一个民族永远的家园，因为它残留着民族原初的思维、情感、认知等丰富的信息。海德格尔说过“语言是存在之家”，这里的“家”即是族群记忆的诗意指向。少数民族作家诗人“他们在遭遇汉语之后的母语创作中深深体察到了自己所秉承的本民族母语文化在汉语及其汉语为载体的大时代大文化的冲击过程中，正在承受着深度无奈……母语濒危的梦魇时时困扰着每一位具有充分母语文化自觉、强烈的母语建构使命感的母语作家诗人身心。”母语思维、智慧的日趋萎缩，使许多作家诗人承受着来自内心深处莫名的悸动与恐慌。然而，不断突入汉语文化话语圈内，就意味着民族语言丢失之势正在形成。
其次，是“身份的游离”。大凡少数民族作家诗人，既是深受民族文化浸染的群体中的个体，又是接受外来文化或现代文化先导者所代表的群体。他们必须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本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改造地职责。而情况往往是，受时代风气的裹挟，他们在呼吁挖掘、承继、保护民族文化，弘扬民族文化精神，身负民族文化作困兽犹斗式的突围的同时，又不得不为加快民族现代化进程，充当给古老历史文化掘墓的角色。因此，少数民族诗人中，常常纠结着难弃难离的民族情结和现代渴望的双重审美价值观。
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诗人，基本上走过了由母语叙事模式走入汉语叙事模式的变革时期，走过了民族文学性的失落而又未能真正进入汉语文化体系下的文学思维和审美意识的裂隙的时期。母语思维模式和表意系统的颠覆及与新的思维模式、表意系统“嫁接”、重建，导致西部少数民族诗歌给人耳目一新的审美效应；语言上自我切换的成功，让少数民族诗人感到家园失落的同时，在语言的参照、对比、转译中也赢得了比单一语种使用者更大的优势。另外，母语与汉语的融合在精神层面的深度以及汉语写作的全新美学实践，决定了少数民族诗人在新的诗美建构中，只有打开民族间的壁垒，打通民族与世界的关隘，以超越种族、国界的博达胸怀，揭示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命难题，才能构筑既蕴涵本民族的文化个性、道德精神、审美观念，又具有人类意识的民族诗歌大厦。
如今，少数民族文化观念与多种文化观念互融情况下的创作实践，本民族独特文化思维和文学形式和对20世纪西方文学艺术流派的理论借鉴，已经给西部少数民族文学打上了“合而不同”、“多元同构”的时代烙印。“此时，其民族文学创作也就不能仅仅滞留于对本民族文化圈的认同和考察，而必须延展到多元化交互作用中来思考本民族文化的时代历史遭遇，思考民族文化不断走向转换生成的未来命运。于是，其文学构成也就走向了文化冲突、文化互补、文化交汇、文化整合之后的多元同构景观。”身处现代化进程中的西部，或许就是有益于诗歌崛起于当代诗坛的良好生态。就像遗传学所证实的那样，品种杂交，可以优化物种，文化上的“混血”，也会使西部少数民族诗歌生长空间更大，生命力更强。
参考文献：
[1] 姜耕玉：《西部诗意——八九十年代中国诗歌勘探》，《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
[2] 大卫·雷·格里芬，王成兵译：《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3] 吉狄马加：《我的诗歌来自于所熟悉的那个文化》，《凉山文学》，1987年第2期。
[4] 罗庆春：《灵与灵的对话》，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版。
[5] 罗庆春：《永远的家园——关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思考》，《中国民族》，2002年第6期。
[6] 徐其超主编：《民族魂 时代风——西南民族学院校友作家诗人创作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张普安，男，1963—，湖北巴东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工作单位：西南大学育才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