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母亲再婚，未成年女儿随同到继父家生活。之后，母亲与继父离婚且病故。继父老之将至，状告至法院要求继女赡养。双方是否形成了赡养与被赡养的权利义务关系？
2018年7月3日，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全职妈妈丛蕾，接到了法院的传票，曾经的继父周大勇，把她告到了法庭，要求她每个月支付赡养费3000元。
看着周大勇的起诉书，丛蕾难以控制情绪，放声大哭了一场。泪水在脸颊上流淌，往事桩桩件件，让她回忆起花季时光的痛苦。
丛蕾于1988出生在北京市丰台区一个农民家庭。13岁那年，父母离婚，丛蕾随母亲厉萍生活，生父每月给她600元抚养费。2001年，厉萍与家住通州区的周大勇再婚，丛蕾跟着母亲一起住进了周大勇家。
丛蕾被带到周家的第一天，怯生生地喊了周大勇一声“叔叔”，就低着头搓弄挂在胸前的辫子。周大勇从鼻孔里轻轻哼了一声“嗯”。厉萍见状，赶忙拽了拽女儿的胳膊：“快叫爸爸。”丛蕾艰难地蠕动着嘴唇，却怎么也喊不出口。周大勇对厉萍说：“这孩子不懂礼貌，你要好好调教。”事后，厉萍责怪她：“你真不听话，进门前不是讲好叫爸爸的吗？”丛蕾辩解道：“凭什么呀？他又不喜欢我！”厉萍认为女儿过于敏感，想得太多。
直到如今，丛蕾仍然认为当时的自己没有多想。在她的眼里，周大勇有“两副脸”：当着厉萍的面，不时对丛蕾嘘寒问暖，口口声声叫她“闺女”;可一旦厉萍不在场，他单独面对丛蕾时，态度十分冷淡，甚至面若冰霜。丛蕾似乎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他对自己的嫌弃，她从心底里对周大勇产生了莫名的恐惧。因此，在母亲和周大勇领证结婚前，她曾偷偷跑回生父家里，无奈生父也已重组了家庭，不肯留下她。
2001年下半年，丛蕾从丰台区转学到通州区上初二。她一时很难适应家庭的变故和学习环境的变化，成绩迅速下滑到班级垫底。为了追赶学习进度，丛蕾向厉萍要钱上补习班。周大勇在旁闻听当即嘲讽说：“成绩不好，砸钱也白搭。”周大勇与前妻育有一儿一女，丛蕾曾听到他在电话里让什么人督促他们学习，声称愿意花钱给他们补课。心生不平，她脱口而出回了一句：“给你家孩子补课就有钱了。”“啪”的一声，周大勇的巴掌落在了饭桌上，吼道：“你也不掂量掂量，你妈靠捡破烂能挣几个钱？我儿女花的都是亲生父亲的钱，轮不着你多嘴！”
眼见丛蕾与周大勇顶撞次数越来越多，厉萍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再三劝女儿顺从一些。这让丛蕾更加反感和叛逆。到了初三，丛蕾索性不在家里吃饭，她利用课余时间，帮母亲捡废品。学校知道她的家庭情况，把废旧的书本报纸全部交给厉萍处理。丛蕾换了钱就在外面买方便面和早餐吃，实在没有钱时，宁肯饿着肚子，也不愿在家里吃上一口。
班里有一个跟丛蕾要好的同学王琳，发现丛蕾经常不吃早餐，有时晚饭也不吃，经常饿得肚子咕咕叫，对她很是同情，但又怕伤了她的自尊心，便找出各种借口请她吃饭，休息日还以一起补习功课为名，叫丛蕾去她家里吃饭。王琳的父母了解丛蕾家里的情况，对她很是心疼，每次都热情招待她。
中考前一个月的周末，丛蕾与王琳一起复习冲刺。一天吃罢晚饭，丛蕾磨磨蹭蹭不肯回去，王琳心生疑惑，把她留宿在家里，看见丛蕾胳膊上有烟头烫的伤疤，追问后才知道是丛蕾继父烫的。2003年中考，丛蕾的成绩很差，她抱着王琳放声大哭：“如果不是那个人，我也不至于……”
2003年9月起，丛蕾到北京市海淀区上了职业技术学校，她晚上在饭店兼职做杂工，白天在学校上课，不仅自给自足，还能给母亲寄些钱看病。2008年毕业，她取得了电子商务的大专文凭，本想着走得远远的，但舍不得丢下患了病的母亲，遂留在北京就业。2011年，厉萍的乳腺瘤病变，急等钱做手术。丛蕾破天荒地喊了周大勇一声“爸爸”，恳求他出钱救治母亲，被周大勇断然拒绝。最后，丛蕾公司领导出面，组织员工进行募捐，才解了她的燃眉之急。
2012年春节后，周大勇向正在化疗期间的厉萍提出离婚。不久，两人在法院达成离婚调解协议。丛蕾在单位附近租了房，陪母亲度过了临终的时光。当年8月，厉萍撒手人寰。
丛蕾自上班以后，踏实勤奋工作，很快升职担任了产品经理，并与IT工程师李扬恋爱。2017年初，两人交了首付，在五环附近购买了商品房，举行了婚礼。
新婚不久，小区的物业人员向李扬反映，有人多次打听丛蕾，夫妻俩怎么也想不起是谁。6月中旬的一个周末，丛蕾独自在家，保安带人上楼按了门铃。见来者是周大勇，丛蕾不由大吃一惊：“你怎么找到这里了？”她让保安不要急着离开。周大勇张望一番，啧啧道：“小日子过得不错呀！”随后指责丛蕾说，“怎么着你也是我闺女，结婚也不请我到场。”并言明来意，他找她，是为了赡养费的事。
“我媽去世前已经与你一刀两断，我与你更没有瓜葛。”丛蕾当即拒绝，她没有这个义务，并让保安立即带周大勇离开。见丛蕾不留情面，周大勇悻悻地说：“你话不要说得太满，我毕竟做过你的继父。”之后，他多次纠缠要钱，丛蕾和丈夫李扬都对他严词拒绝。2018年春节前，丛蕾生育一对双胞胎。哺乳期满后，她听从李扬的意见，向单位递交了辞职报告，专职在家照顾孩子。
2018年6月，周大勇将一纸诉状递到了法院，称他与丛蕾的已故母亲厉萍于2001年结婚，当时丛蕾尚未成年，并与厉萍共同到通州区家中居住。此后，他一直抚养丛蕾。现因年过花甲，他既无工作，也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并且经常看病就医，已无力承担各种花费，丛蕾却对他的生活不管不问。根据《婚姻法》第21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扶助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50条第2款规定，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给付赡养费的权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2条规定，赡养人对患病的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费和护理。根据这些法律规定，丛蕾赡养周大勇义不容辞。 丛蕾把周大勇告她赡养的事发在微信朋友圈上，熟知她情况的同事、同学和往日邻居，纷纷给她道义上的声援。丛蕾在通州区就读过学校的班主任、职业院校的党总支都出具书证，证明丛蕾自初中以来因经济困难，以多种方式勤工俭学，周大勇并未尽到抚养义务。丛蕾工作过的公司也出具证明，曾经为救治厉萍开展过募捐活动。
一审法院开庭时，丛蕾的丈夫李扬参加了旁听。针对周大勇的起诉，丛蕾提出了4条反驳意见。第一，周大勇刚刚年满60岁，在通州区尚有未流转的农村土地，享有一定的政策待遇，并非没有收入来源和丧失劳动能力。第二，厉萍与周大勇再婚时，她已经14岁，除生父给付生活费外，亲戚还资助完成学业，母亲靠做废品生意也有收入。且周大勇自己尚有两个孩子需要抚养，不可能再有能力抚养丛蕾。第三，丛蕾上学期间利用周末、寒暑假打工，从未花过周大勇的钱。第四，周大勇不但没有抚养过丛蕾，而且对丛蕾虐待、打骂、用烟头烫，至今她的身体还留有伤痕。不但如此，周大勇还对丛蕾性骚扰，造成丛蕾不敢在他家居住。因此，双方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抚养关系，周大勇不应当享有丛蕾对其赡养的权利。
正在深圳工作的王琳，特地请假赶到法庭做证人。法庭上，王琳气愤地说：“有一次，丛蕾被她继父打破了头，我让她报警，但她不敢。”王琳还证明，2004年暑假的一天上午，她准备找丛蕾出去玩，恰巧看到周大勇强拽着丛蕾的手。见有人进了门，他慌慌张张从屋里弯着腰跑了出去。这个情景对当时处于青春期的王琳，也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
丛蕾当庭提交了已故母亲厉萍生前的低保申请，其中提到：“我属再婚，丈夫不愿意为我承担治病费用，我们正在办理离婚手续。”对此，丛蕾激动地说：“他对妻子不好，有可能善待我吗？”有邻居也作证说，厉萍再婚后，丛蕾就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她继父打她，性骚扰她，有一次晚上10点多，她跑到邻居家，邻居给她吃饭，还告诉她没地方去可以来，但是不要乱跑。她没有钱，只能自己出去打工，她上学的学费是她二舅家出的。丛蕾还向法庭提交了众邻居亲笔书写的联名信，内容主要为：丛蕾受到继父的殴打、辱骂和虐待，上学费用全靠丛蕾自己打工所得，生活非常艰辛。
周大勇对以上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法庭调查时，他承认收入来源为每月700多元的政策性养老补贴，并表示他的亲生子女均能较好地对其尽赡养义务。但是，他仍然坚持认为抚养过丛蕾，为救治丛蕾的母亲厉萍，前后花了16万元。他与厉萍离婚，是丛蕾一手策划的结果。现在他孤苦无依，身体多病，丧失了劳动能力，丛蕾是他的继子女，应当承担赡养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周大勇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根据其自认，也不存在生活困難的情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对一审判决，周大勇表示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改判丛蕾支付每月不少于1000元的赡养费，医疗费用自费部分承担三分之一。
周大勇提出的上诉理由是，一审法院认为其没有丧失劳动能力，不存在生活困难的情形没有事实依据。丛蕾虽生养一对双胞胎、目前没有工作，但其作为继女不能免除赡养义务。周大勇系城镇居民，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没有退休金，每月700多元仅是按照政策发放的老年人生活补贴，他也有父母需要赡养。丛蕾所述周大勇对其生母厉萍不予救治并非事实，周大勇为给厉萍治病花费16万多元，丛蕾一手策划了厉萍与周大勇的离婚。
在二审开庭时，丛蕾答辩说：“我与周大勇之间没有形成实质意义的抚养关系。厉萍与周大勇结婚时我已经14周岁，在成年之前的4年间，周大勇并未履行抚养义务，我边打工边上学，具备独立经济能力;周大勇曾对我实施暴力殴打和性骚扰，对我身心造成了极大伤害，导致我曾有严重自残行为，至今我身上还留有伤疤;周大勇在上诉状中所述均非事实，村里用土地流转津贴为村民交纳了养老保险，周大勇有养老金，其所述为我母亲治病花费16万元并非事实，系我想法设法筹钱为母亲治疗，单位还为此组织捐款;现在我全职在家抚养一对双胞胎儿子，没有工作和收入，全家仅依靠丈夫一人收入生活和支付房屋贷款。”
二审庭审期间，法院未对丛蕾提出的受虐待和性骚扰等问题予以评价，仅就丛蕾是否应当支付周大勇的赡养费进行评判。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周大勇与丛蕾的母亲厉萍于2001年登记结婚，2012年经法院调解离婚。现周大勇要求丛蕾给付赡养费，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其他在案证据表明，周大勇每月领取700多元低保生活补贴，按照相关政策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且其与前妻所生子女现均已成年，并会给其赡养费，对此事实，周大勇在庭审中亦表示认可。丛蕾现全职在家抚养双胞胎儿子，目前处于失业状态，无其他在案证据证明丛蕾有固定收入，并具备相应的给付能力。综合以上情况，一审判决驳回周大勇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周大勇坚持丛蕾给付其赡养费的上诉主张不予采纳。
2019年3月2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
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适用于非婚生父母子女、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养父母子女。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适用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即只要具有抚养关系，继父母子女之间便产生权利义务。一般认为以下两种情况形成抚养关系：继子女与继父母长期共同生活，继父或继母负担继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一部或全部;继子女与继父母共同生活，继父或继母对继子女予以生活上的照顾、教育和保护。本案中，丛蕾在未成年时即随母亲与周大勇生活，根据她的陈述和证人证言，虽然周大勇没有负担其生活和教育费用，且有虐待和性骚扰等恶劣行为，但周大勇对此不予认可，并声称曾给予丛蕾较长时间的生活照顾。因此，原则上可以认定周大勇与丛蕾之间的抚养关系成立。但鉴于丛蕾陈述及证人证言的可信度，故一、二审法院在审理此案时，没有从两人的抚养关系入手，而是根据周大勇尚未丧失劳动能力以及享有社保待遇，结合丛蕾处于失业状态的实际，驳回了周大勇的诉讼请求，从而达到维护公平正义的目的。
〔编辑：潘金瑞〕
民事诉状揭伤疤，心酸往事难释怀
2018年7月3日，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全职妈妈丛蕾，接到了法院的传票，曾经的继父周大勇，把她告到了法庭，要求她每个月支付赡养费3000元。
看着周大勇的起诉书，丛蕾难以控制情绪，放声大哭了一场。泪水在脸颊上流淌，往事桩桩件件，让她回忆起花季时光的痛苦。
丛蕾于1988出生在北京市丰台区一个农民家庭。13岁那年，父母离婚，丛蕾随母亲厉萍生活，生父每月给她600元抚养费。2001年，厉萍与家住通州区的周大勇再婚，丛蕾跟着母亲一起住进了周大勇家。
丛蕾被带到周家的第一天，怯生生地喊了周大勇一声“叔叔”，就低着头搓弄挂在胸前的辫子。周大勇从鼻孔里轻轻哼了一声“嗯”。厉萍见状，赶忙拽了拽女儿的胳膊：“快叫爸爸。”丛蕾艰难地蠕动着嘴唇，却怎么也喊不出口。周大勇对厉萍说：“这孩子不懂礼貌，你要好好调教。”事后，厉萍责怪她：“你真不听话，进门前不是讲好叫爸爸的吗？”丛蕾辩解道：“凭什么呀？他又不喜欢我！”厉萍认为女儿过于敏感，想得太多。
直到如今，丛蕾仍然认为当时的自己没有多想。在她的眼里，周大勇有“两副脸”：当着厉萍的面，不时对丛蕾嘘寒问暖，口口声声叫她“闺女”;可一旦厉萍不在场，他单独面对丛蕾时，态度十分冷淡，甚至面若冰霜。丛蕾似乎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他对自己的嫌弃，她从心底里对周大勇产生了莫名的恐惧。因此，在母亲和周大勇领证结婚前，她曾偷偷跑回生父家里，无奈生父也已重组了家庭，不肯留下她。
2001年下半年，丛蕾从丰台区转学到通州区上初二。她一时很难适应家庭的变故和学习环境的变化，成绩迅速下滑到班级垫底。为了追赶学习进度，丛蕾向厉萍要钱上补习班。周大勇在旁闻听当即嘲讽说：“成绩不好，砸钱也白搭。”周大勇与前妻育有一儿一女，丛蕾曾听到他在电话里让什么人督促他们学习，声称愿意花钱给他们补课。心生不平，她脱口而出回了一句：“给你家孩子补课就有钱了。”“啪”的一声，周大勇的巴掌落在了饭桌上，吼道：“你也不掂量掂量，你妈靠捡破烂能挣几个钱？我儿女花的都是亲生父亲的钱，轮不着你多嘴！”
眼见丛蕾与周大勇顶撞次数越来越多，厉萍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再三劝女儿顺从一些。这让丛蕾更加反感和叛逆。到了初三，丛蕾索性不在家里吃饭，她利用课余时间，帮母亲捡废品。学校知道她的家庭情况，把废旧的书本报纸全部交给厉萍处理。丛蕾换了钱就在外面买方便面和早餐吃，实在没有钱时，宁肯饿着肚子，也不愿在家里吃上一口。
班里有一个跟丛蕾要好的同学王琳，发现丛蕾经常不吃早餐，有时晚饭也不吃，经常饿得肚子咕咕叫，对她很是同情，但又怕伤了她的自尊心，便找出各种借口请她吃饭，休息日还以一起补习功课为名，叫丛蕾去她家里吃饭。王琳的父母了解丛蕾家里的情况，对她很是心疼，每次都热情招待她。
中考前一个月的周末，丛蕾与王琳一起复习冲刺。一天吃罢晚饭，丛蕾磨磨蹭蹭不肯回去，王琳心生疑惑，把她留宿在家里，看见丛蕾胳膊上有烟头烫的伤疤，追问后才知道是丛蕾继父烫的。2003年中考，丛蕾的成绩很差，她抱着王琳放声大哭：“如果不是那个人，我也不至于……”
2003年9月起，丛蕾到北京市海淀区上了职业技术学校，她晚上在饭店兼职做杂工，白天在学校上课，不仅自给自足，还能给母亲寄些钱看病。2008年毕业，她取得了电子商务的大专文凭，本想着走得远远的，但舍不得丢下患了病的母亲，遂留在北京就业。2011年，厉萍的乳腺瘤病变，急等钱做手术。丛蕾破天荒地喊了周大勇一声“爸爸”，恳求他出钱救治母亲，被周大勇断然拒绝。最后，丛蕾公司领导出面，组织员工进行募捐，才解了她的燃眉之急。
2012年春节后，周大勇向正在化疗期间的厉萍提出离婚。不久，两人在法院达成离婚调解协议。丛蕾在单位附近租了房，陪母亲度过了临终的时光。当年8月，厉萍撒手人寰。
昔日继父告赡养，法庭对决论短长
丛蕾自上班以后，踏实勤奋工作，很快升职担任了产品经理，并与IT工程师李扬恋爱。2017年初，两人交了首付，在五环附近购买了商品房，举行了婚礼。
新婚不久，小区的物业人员向李扬反映，有人多次打听丛蕾，夫妻俩怎么也想不起是谁。6月中旬的一个周末，丛蕾独自在家，保安带人上楼按了门铃。见来者是周大勇，丛蕾不由大吃一惊：“你怎么找到这里了？”她让保安不要急着离开。周大勇张望一番，啧啧道：“小日子过得不错呀！”随后指责丛蕾说，“怎么着你也是我闺女，结婚也不请我到场。”并言明来意，他找她，是为了赡养费的事。
“我媽去世前已经与你一刀两断，我与你更没有瓜葛。”丛蕾当即拒绝，她没有这个义务，并让保安立即带周大勇离开。见丛蕾不留情面，周大勇悻悻地说：“你话不要说得太满，我毕竟做过你的继父。”之后，他多次纠缠要钱，丛蕾和丈夫李扬都对他严词拒绝。2018年春节前，丛蕾生育一对双胞胎。哺乳期满后，她听从李扬的意见，向单位递交了辞职报告，专职在家照顾孩子。
2018年6月，周大勇将一纸诉状递到了法院，称他与丛蕾的已故母亲厉萍于2001年结婚，当时丛蕾尚未成年，并与厉萍共同到通州区家中居住。此后，他一直抚养丛蕾。现因年过花甲，他既无工作，也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并且经常看病就医，已无力承担各种花费，丛蕾却对他的生活不管不问。根据《婚姻法》第21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扶助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50条第2款规定，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给付赡养费的权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2条规定，赡养人对患病的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费和护理。根据这些法律规定，丛蕾赡养周大勇义不容辞。 丛蕾把周大勇告她赡养的事发在微信朋友圈上，熟知她情况的同事、同学和往日邻居，纷纷给她道义上的声援。丛蕾在通州区就读过学校的班主任、职业院校的党总支都出具书证，证明丛蕾自初中以来因经济困难，以多种方式勤工俭学，周大勇并未尽到抚养义务。丛蕾工作过的公司也出具证明，曾经为救治厉萍开展过募捐活动。
一审法院开庭时，丛蕾的丈夫李扬参加了旁听。针对周大勇的起诉，丛蕾提出了4条反驳意见。第一，周大勇刚刚年满60岁，在通州区尚有未流转的农村土地，享有一定的政策待遇，并非没有收入来源和丧失劳动能力。第二，厉萍与周大勇再婚时，她已经14岁，除生父给付生活费外，亲戚还资助完成学业，母亲靠做废品生意也有收入。且周大勇自己尚有两个孩子需要抚养，不可能再有能力抚养丛蕾。第三，丛蕾上学期间利用周末、寒暑假打工，从未花过周大勇的钱。第四，周大勇不但没有抚养过丛蕾，而且对丛蕾虐待、打骂、用烟头烫，至今她的身体还留有伤痕。不但如此，周大勇还对丛蕾性骚扰，造成丛蕾不敢在他家居住。因此，双方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抚养关系，周大勇不应当享有丛蕾对其赡养的权利。
正在深圳工作的王琳，特地请假赶到法庭做证人。法庭上，王琳气愤地说：“有一次，丛蕾被她继父打破了头，我让她报警，但她不敢。”王琳还证明，2004年暑假的一天上午，她准备找丛蕾出去玩，恰巧看到周大勇强拽着丛蕾的手。见有人进了门，他慌慌张张从屋里弯着腰跑了出去。这个情景对当时处于青春期的王琳，也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
丛蕾当庭提交了已故母亲厉萍生前的低保申请，其中提到：“我属再婚，丈夫不愿意为我承担治病费用，我们正在办理离婚手续。”对此，丛蕾激动地说：“他对妻子不好，有可能善待我吗？”有邻居也作证说，厉萍再婚后，丛蕾就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她继父打她，性骚扰她，有一次晚上10点多，她跑到邻居家，邻居给她吃饭，还告诉她没地方去可以来，但是不要乱跑。她没有钱，只能自己出去打工，她上学的学费是她二舅家出的。丛蕾还向法庭提交了众邻居亲笔书写的联名信，内容主要为：丛蕾受到继父的殴打、辱骂和虐待，上学费用全靠丛蕾自己打工所得，生活非常艰辛。
周大勇对以上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法庭调查时，他承认收入来源为每月700多元的政策性养老补贴，并表示他的亲生子女均能较好地对其尽赡养义务。但是，他仍然坚持认为抚养过丛蕾，为救治丛蕾的母亲厉萍，前后花了16万元。他与厉萍离婚，是丛蕾一手策划的结果。现在他孤苦无依，身体多病，丧失了劳动能力，丛蕾是他的继子女，应当承担赡养责任。
两审定案尘埃落，赡养无据被驳回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周大勇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根据其自认，也不存在生活困難的情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对一审判决，周大勇表示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改判丛蕾支付每月不少于1000元的赡养费，医疗费用自费部分承担三分之一。
周大勇提出的上诉理由是，一审法院认为其没有丧失劳动能力，不存在生活困难的情形没有事实依据。丛蕾虽生养一对双胞胎、目前没有工作，但其作为继女不能免除赡养义务。周大勇系城镇居民，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没有退休金，每月700多元仅是按照政策发放的老年人生活补贴，他也有父母需要赡养。丛蕾所述周大勇对其生母厉萍不予救治并非事实，周大勇为给厉萍治病花费16万多元，丛蕾一手策划了厉萍与周大勇的离婚。
在二审开庭时，丛蕾答辩说：“我与周大勇之间没有形成实质意义的抚养关系。厉萍与周大勇结婚时我已经14周岁，在成年之前的4年间，周大勇并未履行抚养义务，我边打工边上学，具备独立经济能力;周大勇曾对我实施暴力殴打和性骚扰，对我身心造成了极大伤害，导致我曾有严重自残行为，至今我身上还留有伤疤;周大勇在上诉状中所述均非事实，村里用土地流转津贴为村民交纳了养老保险，周大勇有养老金，其所述为我母亲治病花费16万元并非事实，系我想法设法筹钱为母亲治疗，单位还为此组织捐款;现在我全职在家抚养一对双胞胎儿子，没有工作和收入，全家仅依靠丈夫一人收入生活和支付房屋贷款。”
二审庭审期间，法院未对丛蕾提出的受虐待和性骚扰等问题予以评价，仅就丛蕾是否应当支付周大勇的赡养费进行评判。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周大勇与丛蕾的母亲厉萍于2001年登记结婚，2012年经法院调解离婚。现周大勇要求丛蕾给付赡养费，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其他在案证据表明，周大勇每月领取700多元低保生活补贴，按照相关政策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且其与前妻所生子女现均已成年，并会给其赡养费，对此事实，周大勇在庭审中亦表示认可。丛蕾现全职在家抚养双胞胎儿子，目前处于失业状态，无其他在案证据证明丛蕾有固定收入，并具备相应的给付能力。综合以上情况，一审判决驳回周大勇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周大勇坚持丛蕾给付其赡养费的上诉主张不予采纳。
2019年3月2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适用于非婚生父母子女、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养父母子女。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适用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即只要具有抚养关系，继父母子女之间便产生权利义务。一般认为以下两种情况形成抚养关系：继子女与继父母长期共同生活，继父或继母负担继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一部或全部;继子女与继父母共同生活，继父或继母对继子女予以生活上的照顾、教育和保护。本案中，丛蕾在未成年时即随母亲与周大勇生活，根据她的陈述和证人证言，虽然周大勇没有负担其生活和教育费用，且有虐待和性骚扰等恶劣行为，但周大勇对此不予认可，并声称曾给予丛蕾较长时间的生活照顾。因此，原则上可以认定周大勇与丛蕾之间的抚养关系成立。但鉴于丛蕾陈述及证人证言的可信度，故一、二审法院在审理此案时，没有从两人的抚养关系入手，而是根据周大勇尚未丧失劳动能力以及享有社保待遇，结合丛蕾处于失业状态的实际，驳回了周大勇的诉讼请求，从而达到维护公平正义的目的。
〔编辑：潘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