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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历史上看，东欧国家一直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改革先锋，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均未取得理想效果，改革最终走向激进并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在转型初期，东欧国家普遍经历了政治动荡和经济衰退的巨大挫折，部分国家甚至产生了战争和分裂。在经历最初5年左右的阵痛后，东欧各国的元气逐渐恢复，一些国家已经或正在迈进高收入国家的“俱乐部”。然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鸿沟不可能一步跨越，东欧国家的转型之路还很漫长。从“国家治理”的全局视角出发，有助于更清楚地把握东欧国家的真实转型进展，并为中国的转型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东欧 国家治理 转型 比较
【中图分类号】F13/17 【文献标识码】A
以波兰1989年的“圆桌会议”为开端，曾经震惊世界的“苏东剧变”已经过去了整整25年。事实证明，东欧国家走出了一条与中俄两国不同的转型道路①。在剧变发生之前，东欧就被一些学者称为“共产主义的万花筒”，而在剧变后又被称为“经济转轨（转型）的万花筒”，东欧成为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名副其实的试验场。②我国学者已经从经济转型的方式、政府俘获等多个角度对东欧的经济转型问题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讨，然而从国内相关学术文献的发展情况来看，当前我国理论界对东欧问题的关注明显不足，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利于推进我们对超大规模制度变迁问题的理解。东欧国家被动开展的这次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经济学实验”为推动这一理论提供了最佳的契机，因此抓住这一机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此同时，作为同样经历或正在经历“从计划到市场”转型的国家，研究东欧国家经济转型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意义。二是不利于国际关系的进步。随着东欧国家陆续加入欧盟，它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而加强与东欧各国交往的前提就是必须深入了解这些国家的国情特征，这就要求学术界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对其进行持续研究。本文尝试从“国家治理”的全新视角来研究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问题，这一视角有助于我们从国家、社会与市场三方面立体地把握东欧国家真实的转型脉络。
国家治理问题研究的源起及其重要性
“国家治理”并不是一个新现象，而是一个新问题。长期以来这一问题并未引起国内外理论界的足够重视，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概念，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苏东国家相继踏上转型之路，这种状态才发生转变。转型开始后，国外学者包括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纷纷展开对国家治理相关问题的研究，我国学者也在2000年以后开始围绕这一课题展开讨论。
国家治理问题的研究以“转型”为契机并非偶然。世界上可被列入“转型经济体”的国家有三十多个，涉及的人口超过全球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因此转型可以视作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它不仅是指经济转型，还包括了文化、政治、法律制度等诸多方面的转型，而国家治理问题得到重视实际上就是源于在转型过程中一些国家出现了各种子制度之间“协调失败”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严格来看，国内外学术界对国家治理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其内涵尚存在不同的理解。青木昌彦认为，国家是政府与公民在政治博弈过程中形成的“多重稳定均衡”，由此可以界定出“民主型国家”、“勾结型国家”和“掠夺性国家”三种国家治理模式。③但这一观点过于平面化，我们认为，所谓的“国家治理”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问题，而国家治理模式可被视为一种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相互耦合所形成的整体性的制度结构模式。因此，只有从政治、经济与社会三个层面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考察，才能对转型国家所发生的社会历史变革及其政府应当扮演的角色进行深刻理解和把握，从而有助于寻找更加有效的制度改革方略。
从各国实践发展情况来看，中国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④并指出要“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⑤对此我们的理解是，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制度基础，而国家治理质量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表现。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即健全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就是加深对国家治理质量问题的理解，而对国家治理质量的“量化”评估是“科学化”和“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具体而言，对国家治理质量进行测度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任何国家政策的出台都需要一定的理论依据，即必须符合科学性的原则，这一原则决定了政策执行的有效性。随着经济转型的不断推进，国家层面的治理问题成为转型深化阶段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而国家治理的完善可以视为转型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当前理论界对国家治理问题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尚难以为政策层面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依据。在这种情况下，构建国家治理质量测度指标体系有益于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为政策的可操作性提供理论保障。
第二，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的横向可比性。随着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转型，旧的比较经济学体系也开始面临崩塌的危险，很多从事比较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转向其他领域。比较经济学范式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就此消亡，另一种则是摆脱旧有框架的束缚，引入新的分析方法，并拓展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很多学者选择了后者，他们共同开创出了一种被称为“新比较经济学”的全新研究范式。这种新的范式“继承了传统比较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即通过比较不同的经济体制，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各种经济制度是如何运行的”。⑥与传统的比较经济学相比，其不同和创新之处在研究对象上表现为新比较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已经从过去的“主义间”比较扩展为各种不同的多样性制度之间的比较。通过对不同转型经济体国家治理质量的测度，我们可以在一个全新的可量化的层次上对转型国家进行比较研究。 第三，促进公民监督意识的觉醒。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上看，公民意识的培养和觉醒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对此我们就应该采取放任的态度，而应该积极创造各种条件来加速这一进程，国家治理质量的测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这样的作用。国家治理质量的排名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任何独立的个人乃至专家学者、政府官员随意使用的判断标尺。正如Rotberg（2004）所强调的那样，可靠的排名可以“促使一些国家认识到好的治理是可以被度量的，同时坏的治理将不会再被隐藏。通过设计出的独立的判断标尺，可以在向好的治理方向发展过程中扮演胡萝卜加大棒的作用”。⑦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往往比较重视从微观层面的治理出发来探讨国家这一宏观层面的治理问题。例如，强调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从微观主体出发，最后再上升到国家层面。但现代经济社会理论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揭示了微观行为和变量的简单“加总”并不一定等于总体行为，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直接研究国家层面的治理问题以避免上述困境。俞可平教授曾对此进行过很好的论证，他认为，“确立一套治理评估体系，是正确而客观地认识国家治理状况的前提。只有凭借一系列的标准，人们才能判断治理的绩效，肯定治理的成绩，发现治理的问题，比较治理的优劣。只有通过治理评估，才可以发现治理的现实状态与理想状态的差距，明确治理改革的方向，从而推动和引导国家的民主治理改革。通过对国家治理的评估，还可以发现不同国家之间在治理结构和治理体制方面的异同，更好地了解和尊重民族国家的治理特色，拓展国家间的治理合作，推进全球的民主治理”。⑧
国家治理质量的量化评估方法
国家治理质量的量化评价问题是一个全新的并且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还不存在统一的衡量标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上看，当前国内外机构和学者们的研究切入点各不相同，其中一些研究的覆盖范围广，视角比较宏观，而另一些则偏重测度公司企业层面的微观治理。这些研究成果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国家治理量化评估领域的进步，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简单地介绍。
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治理指数（World Governance Index，WGI）。世界银行专家在治理问题领域的研究上起步最早，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开始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入90年代后，很多经济组织也追随世界银行进行了同类研究，以至于时至今日几乎任何讨论有关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发展的文章、书籍或研究都会涉及治理方面的内容。设计这一指数的主要专家考夫曼（Kaufmann）等利用来自世界33个不同组织的35个数据源的资料，编制了“世界治理指数”。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覆盖了212个国家和地区，对1996～2008年间的六个治理维度进行了度量。考夫曼等的研究表明，政府治理结构对于遏制腐败，解决转轨国家中的政府俘获问题，实现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透明国际”发布的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CPI）。“透明国际”根据各国的法治透明度、制度建设的成熟程度及民间流传的证据等各种因素来综合分析腐败程度，该指数能够部分地从侧面反映各国的国家治理质量。CPI指数采用10分制，10分为最高分，表示最廉洁；0分表示最腐败；8.0～10.0之间表示比较廉洁；5.0～8.0之间为轻微腐败；2.5～5.0之间腐败比较严重；0～2.5之间则为极端腐败。到2009年为止，“透明国际”共发布了15次CPI指数，其研究保持了很好的连续性，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经济自由化指数。这两个机构虽然没有直接评估各国的政府治理能力，但它们的指标设计之中包含了很多影响国家治理的关键因素。弗雷泽研究所主要从五个方面来衡量经济自由度，分别是政府规模（支出、税收和企业）、法制结构和财产安全、使用不同货币的自由、国际贸易的自由以及信贷、劳动与商业的规制。其指标得分在0～10之间，数字越高代表该国的表现越好。⑨传统基金会则选取了50个变量评估十个方面的经济自由化程度，这十个方面分别是贸易政策、财政负担、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资产流动性和国外投资、银行业和金融、工资和价格自由、财产权、过度调节和黑市交易。每个指数的取值区间为从0到5，指数越高，政府干预程度越高，经济自由化程度越低。
国内的相关研究。俞可平是较早关注我国“国家治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他提出的“中国治理评估框架”容纳了十二项一级指标，具体包括公民参与、人权与公民权、党内民主、法治、合法性、社会公正、社会稳定、政务公开、行政效益、政府责任、公共服务和廉政。在每项一级指标之下又有一系列二级指标来反映这一指标的情况。该框架在内容和结构上对推动国家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具有重要参考和借鉴意义，但正如其本人也承认的那样，“仍然只是一个原则性的纲要，离具体的测评指标还有较大距离”。⑩王永兴和景维民则直接设计了一套针对转型经济体的“国家治理质量监测指数”，他们构建了三个层次的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由政治稳定性与政府能力指标、市场有效性与经济发展指标、社会稳定性与社会发展指标三部分构成，每个一级指标又划分为若干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该指标体系选取了18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转型国家进行测度，时间范围是1999～2009年，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在国家治理质量的量化评价领域做出的最全面和最有针对性的成果。本文主要借助这一指标体系评价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必要时也参考其他的评价体系。
东欧国家的国家治理及成果
评价东欧国家经济转型最简单的方法是观察其“发展”情况。好的国家治理应该是能够带动或促进发展的治理，而“坏”的国家治理则带来相反的作用。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发展”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的进步，其终极目的是公民福利的增加，单一的经济发展指标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政府的治理能力，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性的联系。国际经验表明，在某些特殊的阶段也可能会出现经济高速发展与政府治理能力弱化并存或政府治理能力提高与经济衰退并存的情况。因此使用综合性的评价指标体系能够最大程度地反映样本国家的真实发展状态。我们设计的国家治理质量监测指数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为便于客观评价和比较东欧国家的国家治理治理水平，我们同时也计算了独联体地区和中越两国的国家治理指数。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东欧国家的国家治理水平普遍相对较高，其中捷克和斯洛文尼亚在18个样本国家中表现最佳，而匈牙利的国家治理质量则出现下滑趋势，从1999年的第3名下滑到了2009年的第10名。但从整体上看，东欧地区的国家治理质量波动较小，整体水平也远高于独联体地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国家治理水平稳步上升，2004年后位居第3名。东欧国家的国家治理质量较高的原因很多，这可以从我们计算的“子指标”中得到解释。如对捷克的指标排名提升贡献最大的是其在二级指标“市场域”中的表现，特别是该国在贸易自由度、产权保护和产业结构方面的进步尤其突出。对斯洛文尼亚的指标排名贡献较大的则是其在“政治域”和“社会域”中的表现，如比较清廉的政府和较高的社会稳定性。此外，斯洛文尼亚的经济自由度也比较高。而匈牙利的指标排名出现下滑则主要是受到“经济掌控力”下降和失业率上升问题的拖累。作为对比，中国由于在“政治域”和“经济域”均有极为突出的表现，总体得分排名较高，但在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由于国家治理质量监测指数综合地反映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情况，据此我们可以判断东欧国家总体上经济转型进展比较顺利，已经摆脱了转型初期的衰退陷阱。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东欧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功地跨越了初级阶段，正在稳步向市场经济的成熟完善阶段迈进。
从国家治理角度看东欧国家转型的困境与挑战
东欧各国的经济转型已经进行了20余年，各个国家由于起点、转型方式、政策等的不同表现出了不同的转型绩效。虽然一些国家进展相对比较缓慢，但毕竟都已经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实现了质的飞跃。由于这些国家大都实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计划经济，一些旧的经济体制的弊端或后遗症不可避免地对经济转型的启动和正式推进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在转型启动后，一些国家不惜一切代价地急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忽略各自国家不同的初始条件匆忙制定转型政策，虽然最后成功地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系，但却给长期的发展埋下了很多隐患。东欧转型国家面临的问题与困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外国资本控制问题严重。东欧国家在私有化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向外国资本敞开了大门，外国资本开始以各种方式涌入东欧国家寻找和“抢夺”有价值的国有资产。在这些国家里最突出的例子是匈牙利，由于在转型初期就采取了面向外资卖光的政策，导致匈牙利国民经济的命脉基本被外资控制。在匈牙利全国200家最大的企业中，有110家受外资控制。外资在产品加工、银行业中的比重都超过了60%，在商业中的比重也超过了45%，在电子和仪表生产及汽车制造领域分别占72%和74%，GDP的80%都由外资完成。这种民族经济几乎完全被排斥的情况在现代各国的经济发展中是比较罕见的，以至于一些学者惊呼“当地人民就像外来移民一样在自己的国土上给外国人打工谋生”。在东欧国家中，不仅匈牙利外资控制问题严重，波兰、捷克和爱沙尼亚等国的外资控制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2000年爱沙尼亚外资占工业的比重也达到了60%，波兰和捷克也超过了30%。金融系统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一般情况下本国资本必须掌握控制权，但随着转型的深入，东欧各国的银行业多数落入外国资本的掌控。从1999年开始，外资在东欧各国银行业中所占的份额急剧上升，在短短四五年的时间里就从不到10%上升到63%～98%的水平，此后一直没有明显下降。只有斯洛文尼亚一个国家外资银行的资产比重控制在低于30%的水平，避免了银行业被外资控制的命运。
与外资控制相伴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外债负担过重。东欧大部分国家的负债率都很高，很多国家的负债率都曾一度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一倍或两倍，并且呈现不断攀升的趋势。直到2012年，只有阿尔巴尼亚一个国家的负债率处于正常水平，捷克、波兰和罗马尼亚略超过警戒线，而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的负债率仍然居高不下，超过警戒线一倍。从国际经验上看，韩国、泰国等国家的负债率仅略超出警戒线就遭受了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部分东欧国家过高的债务水平显然对经济发展是一个巨大的隐患。东欧转型国家中普遍出现的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重视，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很可能使其沦为全球产业链条的最末端，面临波兹南斯基所说的“民族资本被剥夺”的命运。
法律体系尚不健全。东欧转型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缺乏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由于差别极大的新旧体制在短时间内交替，形成了一段时期的“制度真空”，滋生了许多非正式的制度和行为规则，转型中出现的经济混乱、腐败等现象都与之有重要的相关关系。从图1我们可以看到，东欧国家的腐败认知指数排名普遍偏低，多数排在50名以外。从1999～2013年的排序变化上看，很多国家甚至出现了腐败情况恶化的趋势，如斯洛文尼亚的排名从1999年的第25名下跌到了2013年的第43名，这种情况与法律体系不完善密切相关。Pistor（2000）的研究表明，虽然转型国家“纸上的法律”方面已经逐步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由于法律得不到有效的执行，实际效果远低于发达国家。在她设计的指标里，中东欧国家的法律执行得分普遍在0.5～0.7之间（满分为1分），这表明在法律的执行层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东欧国家要想获得长期稳定的增长，必须加强在法律等正式制度方面的建设。
地下经济问题比较严重。地下经济是官方主观上致力于侦测，但无法或很难侦测到的基于市场的经济活动的总称，它的具体形式包括逃税、走私、卖淫、贩毒等诸多方面。研究表明，地下经济的发展壮大对各国经济、政治、社会活动乃至国家安全都会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其中最直接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地下经济的广泛存在会扭曲宏观经济数据。任何经济政策的制定都需要一系列的宏微观经济数据作为参考。经济政策能否发挥预期的作用会受到很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如果所依据的统计数据本身就是不准确的，那么必然会极大地增加对真实经济情况误判的几率；其次，逃税活动会显著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逃税等地下经济活动的增加显然会直接削弱国家治理能力。根据MIMIC模型估算的结果，东欧各国1999～2007年间的平均地下经济规模位于18%～35%的区间，尽管低于独联体国家同一期间40%的平均水平，但却远高于老牌OECD国家的标准。如果地下经济发展的情况得不到有效治理，可能会对东欧各国的长期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特别是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面前丧失抵抗能力，希腊和葡萄牙等国的情况已经对此提供了前车之鉴。 就业和社会保障形势严峻。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对于东欧各转型国家来说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面临过的“新问题”。转型之后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多年来潜伏在体制里的“隐性失业”逐渐显露出来，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所有东欧国家里，虽然捷克和匈牙利的失业率较低，但也接近10%。马其顿1998～2000年连续3年失业率超过40%，波黑的失业率也接近40%，其他国家的失业率大多位于10%～20%的区间内，2000年东欧国家的平均失业率达到15.1%。虽然2000年以后东欧各国失业率普遍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10%左右。特别是截至2012年，多数东欧国家长期失业人口占总失业人口的比重接近或超过50%，可见失业问题已经形成一种经济顽疾。与此同时，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使失业的影响进一步放大。老龄化、退休年龄过早等问题使依靠社会保障生活的人迅速增多，如波兰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占劳动力的48%，而匈牙利1000多万人里面就有300多万在领取养老金。同时东欧国家的依赖率（拿养老金人数与社会总就业人口之比）急剧上升，短短5年的时间里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依赖率就上升了20%，同时“替代率”（平均养老金与平均工资之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多处于30%～60%之间。在东欧国家中只有斯洛文尼亚和捷克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比较健全，但维持“休克中的福利国家”也付出了相当大的成本。
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启示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关系的处理上，应当遵循“一致性”原则。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模式必然是一个有机的、协调的和整体的制度系统，部分东欧国家在治理中出现的问题表明，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国家治理能力二者之间并不是天然匹配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会出现“协调失败”。这些国家出现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脱节问题应引起我们的警示。“协调失败”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对外资控制及其相关的债务等问题表现得束手无策。我们认为，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必要条件，但要确保国家治理能力能够得到有效彰显，使之与国家治理体系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就必须借助强有力的核心领导集团从“顶层设计”的高度进行高效的协调。
在经济转型的具体路径选择上，不应忽略经济转型的多样性特征。尽管笔者在本文中主要是把东欧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但并不意味应该忽略这些国家的个性特征。事实上，笔者已经在国家治理质量评价体系中观察到了其内部存在的差异性。正如波兰前副总理科勒德克所说，“有多少不同种类的中央计划国家，就有多少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十分复杂——因为种类很多——所以必须仔细进行分析和管理，既要考虑其复杂性又要考虑各国的特点。认为转轨国家正从不同的过去走向共同的未来是一种错觉，实际上，它们正从不同的过去走向不同的未来”。承认这种多样性特征实际上也从侧面印证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不应倡导一种“最优”的转型路径，而应追求“最适”的转型路径，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都是如此。
在处理政治、经济和社会三者关系问题上，要重新审视政府的作用。在计划经济时代，“全能型”的国家治理模式把政府的作用推到了一个极致，个人和社会都被“国家”这个庞然大物所吞没。这种模式并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东欧国家也纷纷转变了原有的国家治理模式，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重新审视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总体看法是政府应该“着力培育市场，部分地替代市场”。即一方面，政府必须积极创造促进市场机制作用发挥的良好制度条件，担当起培育市场的职责，也就是史莱佛所说的“扶持之手”的作用。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政府要保证不能“缺位”。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能够自发解决的问题政府不能“越位”处理，当前我国政府倡导的“负面清单”管理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思路，“法无禁止即可行”就是对“市场经济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论断的有力诠释。
（本文得到了国家社科项目“转型期中国地下经济的评估与治理”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及测评体系”的资助，项目批准号分别为：10CJL016、14JJD790035）
注释
本文使用的“转型”概念仅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一般过程”，不涉及社会性质的变化。
孔田平：《东欧经济改革之路——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82页。
[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183页。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1版。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第2版。
张仁德：《比较经济学的危机与创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3期，第108页。
Rotberg， Robert I."Strengthening governance： Ranking countries would help"， Washington Quarterly， 2004， 28（1），pp. 71-81.
俞可平：《中国治理评估框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6期，第1、6～9页。
Fraser Institute，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2009 Annual Report， pp.85-8.
王永兴、景维民：《转型经济体国家治理质量监测指数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1期，第115～126页。
详细的分项指标计算可参见上文。
许新：《转型经济的产权改革——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的私有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93页。
[美]波兹南斯基：《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第7页。
EBRD：Structural indicators，http：//www.ebrd.com/pages/research/economics/data/macro.shtml#structural，2014年9月1日引用。
曾康霖、黄平：《中东欧转轨经济国家股票市场制度研究》，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第77～79页。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Annual Report 2000，2005，2013，http：//www.transparency.org/whatwedo/publications，2014年9月1日引用。
王永兴：《经济转型进程中地下经济的演进与治理》，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年，第123～141页。
Buehn A， Schneider F. "Shadow economies around the world： novel insights， accepted knowledge， and new estimates"，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2012， 19（1）， pp. 139-171.
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2014年9月1日引用。
[波]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第212、422～425页。
责 编/杨昀贇
【关键词】东欧 国家治理 转型 比较
【中图分类号】F13/17 【文献标识码】A
以波兰1989年的“圆桌会议”为开端，曾经震惊世界的“苏东剧变”已经过去了整整25年。事实证明，东欧国家走出了一条与中俄两国不同的转型道路①。在剧变发生之前，东欧就被一些学者称为“共产主义的万花筒”，而在剧变后又被称为“经济转轨（转型）的万花筒”，东欧成为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名副其实的试验场。②我国学者已经从经济转型的方式、政府俘获等多个角度对东欧的经济转型问题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讨，然而从国内相关学术文献的发展情况来看，当前我国理论界对东欧问题的关注明显不足，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利于推进我们对超大规模制度变迁问题的理解。东欧国家被动开展的这次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经济学实验”为推动这一理论提供了最佳的契机，因此抓住这一机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此同时，作为同样经历或正在经历“从计划到市场”转型的国家，研究东欧国家经济转型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意义。二是不利于国际关系的进步。随着东欧国家陆续加入欧盟，它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而加强与东欧各国交往的前提就是必须深入了解这些国家的国情特征，这就要求学术界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对其进行持续研究。本文尝试从“国家治理”的全新视角来研究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问题，这一视角有助于我们从国家、社会与市场三方面立体地把握东欧国家真实的转型脉络。
国家治理问题研究的源起及其重要性
“国家治理”并不是一个新现象，而是一个新问题。长期以来这一问题并未引起国内外理论界的足够重视，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概念，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苏东国家相继踏上转型之路，这种状态才发生转变。转型开始后，国外学者包括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纷纷展开对国家治理相关问题的研究，我国学者也在2000年以后开始围绕这一课题展开讨论。
国家治理问题的研究以“转型”为契机并非偶然。世界上可被列入“转型经济体”的国家有三十多个，涉及的人口超过全球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因此转型可以视作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它不仅是指经济转型，还包括了文化、政治、法律制度等诸多方面的转型，而国家治理问题得到重视实际上就是源于在转型过程中一些国家出现了各种子制度之间“协调失败”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严格来看，国内外学术界对国家治理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其内涵尚存在不同的理解。青木昌彦认为，国家是政府与公民在政治博弈过程中形成的“多重稳定均衡”，由此可以界定出“民主型国家”、“勾结型国家”和“掠夺性国家”三种国家治理模式。③但这一观点过于平面化，我们认为，所谓的“国家治理”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问题，而国家治理模式可被视为一种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相互耦合所形成的整体性的制度结构模式。因此，只有从政治、经济与社会三个层面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考察，才能对转型国家所发生的社会历史变革及其政府应当扮演的角色进行深刻理解和把握，从而有助于寻找更加有效的制度改革方略。
从各国实践发展情况来看，中国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④并指出要“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⑤对此我们的理解是，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制度基础，而国家治理质量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表现。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即健全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就是加深对国家治理质量问题的理解，而对国家治理质量的“量化”评估是“科学化”和“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具体而言，对国家治理质量进行测度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任何国家政策的出台都需要一定的理论依据，即必须符合科学性的原则，这一原则决定了政策执行的有效性。随着经济转型的不断推进，国家层面的治理问题成为转型深化阶段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而国家治理的完善可以视为转型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当前理论界对国家治理问题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尚难以为政策层面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依据。在这种情况下，构建国家治理质量测度指标体系有益于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为政策的可操作性提供理论保障。
第二，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的横向可比性。随着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转型，旧的比较经济学体系也开始面临崩塌的危险，很多从事比较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转向其他领域。比较经济学范式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就此消亡，另一种则是摆脱旧有框架的束缚，引入新的分析方法，并拓展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很多学者选择了后者，他们共同开创出了一种被称为“新比较经济学”的全新研究范式。这种新的范式“继承了传统比较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即通过比较不同的经济体制，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各种经济制度是如何运行的”。⑥与传统的比较经济学相比，其不同和创新之处在研究对象上表现为新比较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已经从过去的“主义间”比较扩展为各种不同的多样性制度之间的比较。通过对不同转型经济体国家治理质量的测度，我们可以在一个全新的可量化的层次上对转型国家进行比较研究。 第三，促进公民监督意识的觉醒。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上看，公民意识的培养和觉醒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对此我们就应该采取放任的态度，而应该积极创造各种条件来加速这一进程，国家治理质量的测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这样的作用。国家治理质量的排名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任何独立的个人乃至专家学者、政府官员随意使用的判断标尺。正如Rotberg（2004）所强调的那样，可靠的排名可以“促使一些国家认识到好的治理是可以被度量的，同时坏的治理将不会再被隐藏。通过设计出的独立的判断标尺，可以在向好的治理方向发展过程中扮演胡萝卜加大棒的作用”。⑦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往往比较重视从微观层面的治理出发来探讨国家这一宏观层面的治理问题。例如，强调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从微观主体出发，最后再上升到国家层面。但现代经济社会理论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揭示了微观行为和变量的简单“加总”并不一定等于总体行为，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直接研究国家层面的治理问题以避免上述困境。俞可平教授曾对此进行过很好的论证，他认为，“确立一套治理评估体系，是正确而客观地认识国家治理状况的前提。只有凭借一系列的标准，人们才能判断治理的绩效，肯定治理的成绩，发现治理的问题，比较治理的优劣。只有通过治理评估，才可以发现治理的现实状态与理想状态的差距，明确治理改革的方向，从而推动和引导国家的民主治理改革。通过对国家治理的评估，还可以发现不同国家之间在治理结构和治理体制方面的异同，更好地了解和尊重民族国家的治理特色，拓展国家间的治理合作，推进全球的民主治理”。⑧
国家治理质量的量化评估方法
国家治理质量的量化评价问题是一个全新的并且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还不存在统一的衡量标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上看，当前国内外机构和学者们的研究切入点各不相同，其中一些研究的覆盖范围广，视角比较宏观，而另一些则偏重测度公司企业层面的微观治理。这些研究成果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国家治理量化评估领域的进步，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简单地介绍。
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治理指数（World Governance Index，WGI）。世界银行专家在治理问题领域的研究上起步最早，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开始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入90年代后，很多经济组织也追随世界银行进行了同类研究，以至于时至今日几乎任何讨论有关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发展的文章、书籍或研究都会涉及治理方面的内容。设计这一指数的主要专家考夫曼（Kaufmann）等利用来自世界33个不同组织的35个数据源的资料，编制了“世界治理指数”。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覆盖了212个国家和地区，对1996～2008年间的六个治理维度进行了度量。考夫曼等的研究表明，政府治理结构对于遏制腐败，解决转轨国家中的政府俘获问题，实现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透明国际”发布的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CPI）。“透明国际”根据各国的法治透明度、制度建设的成熟程度及民间流传的证据等各种因素来综合分析腐败程度，该指数能够部分地从侧面反映各国的国家治理质量。CPI指数采用10分制，10分为最高分，表示最廉洁；0分表示最腐败；8.0～10.0之间表示比较廉洁；5.0～8.0之间为轻微腐败；2.5～5.0之间腐败比较严重；0～2.5之间则为极端腐败。到2009年为止，“透明国际”共发布了15次CPI指数，其研究保持了很好的连续性，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经济自由化指数。这两个机构虽然没有直接评估各国的政府治理能力，但它们的指标设计之中包含了很多影响国家治理的关键因素。弗雷泽研究所主要从五个方面来衡量经济自由度，分别是政府规模（支出、税收和企业）、法制结构和财产安全、使用不同货币的自由、国际贸易的自由以及信贷、劳动与商业的规制。其指标得分在0～10之间，数字越高代表该国的表现越好。⑨传统基金会则选取了50个变量评估十个方面的经济自由化程度，这十个方面分别是贸易政策、财政负担、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资产流动性和国外投资、银行业和金融、工资和价格自由、财产权、过度调节和黑市交易。每个指数的取值区间为从0到5，指数越高，政府干预程度越高，经济自由化程度越低。
国内的相关研究。俞可平是较早关注我国“国家治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他提出的“中国治理评估框架”容纳了十二项一级指标，具体包括公民参与、人权与公民权、党内民主、法治、合法性、社会公正、社会稳定、政务公开、行政效益、政府责任、公共服务和廉政。在每项一级指标之下又有一系列二级指标来反映这一指标的情况。该框架在内容和结构上对推动国家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具有重要参考和借鉴意义，但正如其本人也承认的那样，“仍然只是一个原则性的纲要，离具体的测评指标还有较大距离”。⑩王永兴和景维民则直接设计了一套针对转型经济体的“国家治理质量监测指数”，他们构建了三个层次的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由政治稳定性与政府能力指标、市场有效性与经济发展指标、社会稳定性与社会发展指标三部分构成，每个一级指标又划分为若干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该指标体系选取了18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转型国家进行测度，时间范围是1999～2009年，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在国家治理质量的量化评价领域做出的最全面和最有针对性的成果。本文主要借助这一指标体系评价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必要时也参考其他的评价体系。
东欧国家的国家治理及成果
评价东欧国家经济转型最简单的方法是观察其“发展”情况。好的国家治理应该是能够带动或促进发展的治理，而“坏”的国家治理则带来相反的作用。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发展”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的进步，其终极目的是公民福利的增加，单一的经济发展指标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政府的治理能力，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性的联系。国际经验表明，在某些特殊的阶段也可能会出现经济高速发展与政府治理能力弱化并存或政府治理能力提高与经济衰退并存的情况。因此使用综合性的评价指标体系能够最大程度地反映样本国家的真实发展状态。我们设计的国家治理质量监测指数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为便于客观评价和比较东欧国家的国家治理治理水平，我们同时也计算了独联体地区和中越两国的国家治理指数。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东欧国家的国家治理水平普遍相对较高，其中捷克和斯洛文尼亚在18个样本国家中表现最佳，而匈牙利的国家治理质量则出现下滑趋势，从1999年的第3名下滑到了2009年的第10名。但从整体上看，东欧地区的国家治理质量波动较小，整体水平也远高于独联体地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国家治理水平稳步上升，2004年后位居第3名。东欧国家的国家治理质量较高的原因很多，这可以从我们计算的“子指标”中得到解释。如对捷克的指标排名提升贡献最大的是其在二级指标“市场域”中的表现，特别是该国在贸易自由度、产权保护和产业结构方面的进步尤其突出。对斯洛文尼亚的指标排名贡献较大的则是其在“政治域”和“社会域”中的表现，如比较清廉的政府和较高的社会稳定性。此外，斯洛文尼亚的经济自由度也比较高。而匈牙利的指标排名出现下滑则主要是受到“经济掌控力”下降和失业率上升问题的拖累。作为对比，中国由于在“政治域”和“经济域”均有极为突出的表现，总体得分排名较高，但在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由于国家治理质量监测指数综合地反映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情况，据此我们可以判断东欧国家总体上经济转型进展比较顺利，已经摆脱了转型初期的衰退陷阱。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东欧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功地跨越了初级阶段，正在稳步向市场经济的成熟完善阶段迈进。
从国家治理角度看东欧国家转型的困境与挑战
东欧各国的经济转型已经进行了20余年，各个国家由于起点、转型方式、政策等的不同表现出了不同的转型绩效。虽然一些国家进展相对比较缓慢，但毕竟都已经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实现了质的飞跃。由于这些国家大都实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计划经济，一些旧的经济体制的弊端或后遗症不可避免地对经济转型的启动和正式推进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在转型启动后，一些国家不惜一切代价地急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忽略各自国家不同的初始条件匆忙制定转型政策，虽然最后成功地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系，但却给长期的发展埋下了很多隐患。东欧转型国家面临的问题与困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外国资本控制问题严重。东欧国家在私有化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向外国资本敞开了大门，外国资本开始以各种方式涌入东欧国家寻找和“抢夺”有价值的国有资产。在这些国家里最突出的例子是匈牙利，由于在转型初期就采取了面向外资卖光的政策，导致匈牙利国民经济的命脉基本被外资控制。在匈牙利全国200家最大的企业中，有110家受外资控制。外资在产品加工、银行业中的比重都超过了60%，在商业中的比重也超过了45%，在电子和仪表生产及汽车制造领域分别占72%和74%，GDP的80%都由外资完成。这种民族经济几乎完全被排斥的情况在现代各国的经济发展中是比较罕见的，以至于一些学者惊呼“当地人民就像外来移民一样在自己的国土上给外国人打工谋生”。在东欧国家中，不仅匈牙利外资控制问题严重，波兰、捷克和爱沙尼亚等国的外资控制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2000年爱沙尼亚外资占工业的比重也达到了60%，波兰和捷克也超过了30%。金融系统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一般情况下本国资本必须掌握控制权，但随着转型的深入，东欧各国的银行业多数落入外国资本的掌控。从1999年开始，外资在东欧各国银行业中所占的份额急剧上升，在短短四五年的时间里就从不到10%上升到63%～98%的水平，此后一直没有明显下降。只有斯洛文尼亚一个国家外资银行的资产比重控制在低于30%的水平，避免了银行业被外资控制的命运。
与外资控制相伴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外债负担过重。东欧大部分国家的负债率都很高，很多国家的负债率都曾一度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一倍或两倍，并且呈现不断攀升的趋势。直到2012年，只有阿尔巴尼亚一个国家的负债率处于正常水平，捷克、波兰和罗马尼亚略超过警戒线，而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的负债率仍然居高不下，超过警戒线一倍。从国际经验上看，韩国、泰国等国家的负债率仅略超出警戒线就遭受了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部分东欧国家过高的债务水平显然对经济发展是一个巨大的隐患。东欧转型国家中普遍出现的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重视，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很可能使其沦为全球产业链条的最末端，面临波兹南斯基所说的“民族资本被剥夺”的命运。
法律体系尚不健全。东欧转型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缺乏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由于差别极大的新旧体制在短时间内交替，形成了一段时期的“制度真空”，滋生了许多非正式的制度和行为规则，转型中出现的经济混乱、腐败等现象都与之有重要的相关关系。从图1我们可以看到，东欧国家的腐败认知指数排名普遍偏低，多数排在50名以外。从1999～2013年的排序变化上看，很多国家甚至出现了腐败情况恶化的趋势，如斯洛文尼亚的排名从1999年的第25名下跌到了2013年的第43名，这种情况与法律体系不完善密切相关。Pistor（2000）的研究表明，虽然转型国家“纸上的法律”方面已经逐步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由于法律得不到有效的执行，实际效果远低于发达国家。在她设计的指标里，中东欧国家的法律执行得分普遍在0.5～0.7之间（满分为1分），这表明在法律的执行层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东欧国家要想获得长期稳定的增长，必须加强在法律等正式制度方面的建设。
地下经济问题比较严重。地下经济是官方主观上致力于侦测，但无法或很难侦测到的基于市场的经济活动的总称，它的具体形式包括逃税、走私、卖淫、贩毒等诸多方面。研究表明，地下经济的发展壮大对各国经济、政治、社会活动乃至国家安全都会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其中最直接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地下经济的广泛存在会扭曲宏观经济数据。任何经济政策的制定都需要一系列的宏微观经济数据作为参考。经济政策能否发挥预期的作用会受到很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如果所依据的统计数据本身就是不准确的，那么必然会极大地增加对真实经济情况误判的几率；其次，逃税活动会显著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逃税等地下经济活动的增加显然会直接削弱国家治理能力。根据MIMIC模型估算的结果，东欧各国1999～2007年间的平均地下经济规模位于18%～35%的区间，尽管低于独联体国家同一期间40%的平均水平，但却远高于老牌OECD国家的标准。如果地下经济发展的情况得不到有效治理，可能会对东欧各国的长期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特别是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面前丧失抵抗能力，希腊和葡萄牙等国的情况已经对此提供了前车之鉴。 就业和社会保障形势严峻。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对于东欧各转型国家来说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面临过的“新问题”。转型之后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多年来潜伏在体制里的“隐性失业”逐渐显露出来，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所有东欧国家里，虽然捷克和匈牙利的失业率较低，但也接近10%。马其顿1998～2000年连续3年失业率超过40%，波黑的失业率也接近40%，其他国家的失业率大多位于10%～20%的区间内，2000年东欧国家的平均失业率达到15.1%。虽然2000年以后东欧各国失业率普遍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10%左右。特别是截至2012年，多数东欧国家长期失业人口占总失业人口的比重接近或超过50%，可见失业问题已经形成一种经济顽疾。与此同时，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使失业的影响进一步放大。老龄化、退休年龄过早等问题使依靠社会保障生活的人迅速增多，如波兰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占劳动力的48%，而匈牙利1000多万人里面就有300多万在领取养老金。同时东欧国家的依赖率（拿养老金人数与社会总就业人口之比）急剧上升，短短5年的时间里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依赖率就上升了20%，同时“替代率”（平均养老金与平均工资之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多处于30%～60%之间。在东欧国家中只有斯洛文尼亚和捷克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比较健全，但维持“休克中的福利国家”也付出了相当大的成本。
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启示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关系的处理上，应当遵循“一致性”原则。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模式必然是一个有机的、协调的和整体的制度系统，部分东欧国家在治理中出现的问题表明，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国家治理能力二者之间并不是天然匹配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会出现“协调失败”。这些国家出现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脱节问题应引起我们的警示。“协调失败”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对外资控制及其相关的债务等问题表现得束手无策。我们认为，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必要条件，但要确保国家治理能力能够得到有效彰显，使之与国家治理体系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就必须借助强有力的核心领导集团从“顶层设计”的高度进行高效的协调。
在经济转型的具体路径选择上，不应忽略经济转型的多样性特征。尽管笔者在本文中主要是把东欧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但并不意味应该忽略这些国家的个性特征。事实上，笔者已经在国家治理质量评价体系中观察到了其内部存在的差异性。正如波兰前副总理科勒德克所说，“有多少不同种类的中央计划国家，就有多少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十分复杂——因为种类很多——所以必须仔细进行分析和管理，既要考虑其复杂性又要考虑各国的特点。认为转轨国家正从不同的过去走向共同的未来是一种错觉，实际上，它们正从不同的过去走向不同的未来”。承认这种多样性特征实际上也从侧面印证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不应倡导一种“最优”的转型路径，而应追求“最适”的转型路径，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都是如此。
在处理政治、经济和社会三者关系问题上，要重新审视政府的作用。在计划经济时代，“全能型”的国家治理模式把政府的作用推到了一个极致，个人和社会都被“国家”这个庞然大物所吞没。这种模式并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东欧国家也纷纷转变了原有的国家治理模式，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重新审视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总体看法是政府应该“着力培育市场，部分地替代市场”。即一方面，政府必须积极创造促进市场机制作用发挥的良好制度条件，担当起培育市场的职责，也就是史莱佛所说的“扶持之手”的作用。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政府要保证不能“缺位”。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能够自发解决的问题政府不能“越位”处理，当前我国政府倡导的“负面清单”管理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思路，“法无禁止即可行”就是对“市场经济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论断的有力诠释。
（本文得到了国家社科项目“转型期中国地下经济的评估与治理”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及测评体系”的资助，项目批准号分别为：10CJL016、14JJD790035）
注释
本文使用的“转型”概念仅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一般过程”，不涉及社会性质的变化。
孔田平：《东欧经济改革之路——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82页。
[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183页。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1版。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第2版。
张仁德：《比较经济学的危机与创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3期，第108页。
Rotberg， Robert I."Strengthening governance： Ranking countries would help"， Washington Quarterly， 2004， 28（1），pp. 71-81.
俞可平：《中国治理评估框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6期，第1、6～9页。
Fraser Institute，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2009 Annual Report， pp.85-8.
王永兴、景维民：《转型经济体国家治理质量监测指数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1期，第115～126页。
详细的分项指标计算可参见上文。
许新：《转型经济的产权改革——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的私有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93页。
[美]波兹南斯基：《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第7页。
EBRD：Structural indicators，http：//www.ebrd.com/pages/research/economics/data/macro.shtml#structural，2014年9月1日引用。
曾康霖、黄平：《中东欧转轨经济国家股票市场制度研究》，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第77～79页。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Annual Report 2000，2005，2013，http：//www.transparency.org/whatwedo/publications，2014年9月1日引用。
王永兴：《经济转型进程中地下经济的演进与治理》，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年，第123～141页。
Buehn A， Schneider F. "Shadow economies around the world： novel insights， accepted knowledge， and new estimates"，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2012， 19（1）， pp. 139-171.
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2014年9月1日引用。
[波]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第212、422～425页。
责 编/杨昀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