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和考生又怎样达成了某种协议,继而沦为“花钱办证”机构?这样的利益链不除掉,仅仅针对考生和考场的改变永远不可能奏效,毕竟治标要治本,而根本原因还在于学校迎合了当前社会人员的学历焦虑。
　　
　　日前,北京广播电视大学50余分校、工作站正在进行统一的期末考试。记者暗访发现几乎每个考场都有学生作弊,考生带着A4纸以及各种小抄来回翻看。监考老师熟视无睹,甚至站在门口“放哨”防巡考,发现情况就发“暗号”。北京电大负责人表示,将调查具体作弊人数。(据7月11日《新京报》)
　　电大的作弊几乎成为一整套的程序——老师“把风”,学生“各显神通”。如此大范围的群体作弊事件,足以和吉林松原高考作弊产业化相媲“丑”。唯有产业化,才能有如此舒适的作弊环境。事实上,如果监考中有那么几个人在利益圈之外,那作弊绝不至于如此猖狂,由此可见,这群体作弊事件的背后,必然有着不为人知的巨大的经济利益圈子。
　　当前不少高校都有所谓的自考生,虽然名曰“自考”,但实际上并不是自己考,而是交钱给学校,继而学校把重点内容发出来。但由于参加自考的有在校学生,也有社会工作人员,前者作弊可能性较小,因为他们尚无足够的经济实力,而后者则不然,在一个崇拜学历的社会,能够花钱买到学历对自己来说无疑是一笔更为广阔的社会“通行证”,也是诞生利益圈的症结所在——学校正迎合了社会人员的学历焦虑。
　　有网友戏言,不妨将电大更名为“文凭买卖学校”,其实这对电大来说似乎有些不公平,虽然它是第一所被曝光的学校,但并不意味着它是唯一的一所有买卖文凭之嫌的学校。当前不少高校的自考生,很大一部分的社会人员考试都诞生着同样的作弊行为,只是没被曝光而已。
　　另外,我们也不能仅仅盯着考生和考场,他们能够明目张胆地作弊,其背后的问题更值得挖掘。在怎样的一拍即合的情境下,学校和考生又怎样达成了某种协议,继而沦为“花钱办证”机构?这样的利益链不除掉,仅仅针对考生和考场的改变永远不可能奏效,毕竟治标要治本,而根本原因还在于学校迎合了当前社会人员的学历焦虑。
　　近来沸沸扬扬的唐骏“学历门”事件,吊诡的是唐骏的学历修改后,一连串的名人也修改了自己在网上的简历,由此可见,上至社会名流,下到普通百姓,在一个学历崇拜的社会,都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而如果不对症下药,对学校的学历颁发不加强监督,那极有可能会诞生“今日‘电大生’,明日‘西大生’”的黑色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