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锐实力”一词在国际舆论市场“走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2017年12月5日发表一份名为《锐实力：日益增长的威权影响力》的报告，矛头直指中俄。此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将“锐实力”一词贴上封面，西方媒体纷纷热炒。以至于哈佛大学教授、“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还在1月出刊的《外交》杂志上专门发表文章，将“软实力”归于西方，而给中俄贴上“锐实力”标签。
　　什么是“锐实力”？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上述报告里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中国和俄罗斯花费数十亿美元，运用各种手段，诸如人文交流、各类文化活动、教育项目以及传媒和信息项目，在世界各地营造公共舆论和观念。这种做法，既不像硬实力那样具有强制性，也不是“软实力”那样的“魅力攻势”，因此称之为“锐实力”。
　　在一些西方人士看来，相较于“软实力”利用文化和价值的吸引力来增加国家实力的做法，“锐实力”则是“专制政权”胁迫、操纵外国人的观点。对此，《金融时报》中文网也刊文质疑：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冷战”期间操控国际媒体，长久以来好莱坞借由战争片的制作和审控裁剪，为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服务。“那么，美国是否对于自己‘锐实力’的运作，采取了双重标准？”
　　接受记者采访时，国际政治研究学者们对“锐实力”一词的动机表示怀疑。“尽管看似学术的一个词，但‘锐实力’背后绝不简单，充斥着零和的冷战思维，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其实质是西方对中国发起的又一轮舆论围剿。”
　　新名词炮制者“水很深”
　　实际上，为了能让“锐实力”一抛出就能快速走红，报告的“东家”——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还提前进行了学术预热。2017年11月，美国《外交》双月刊发表了一篇由报告主导者、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研究部副主任克里斯托弗·沃尔克和杰茜卡·路德維希合写的文章，首次提到“锐实力”一词。
　　按照国家民主基金会官方网站介绍，这篇文章是赶在该组织麾下“民主研究国际论坛”发布上述报告前发表的，专门讨论了“中俄在海外的影响力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软实力’一词”。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韩保江向记者表示，“锐实力”的提出，让西方政客和媒体看到了新的舆论“抓手”。在报告发表几天后的12月13日，美国国会中国执行委员会专门举行了一场关于中国的听证会，主要讨论中国是否在运作“长臂”的软实力，向全球输出该委员会所认为的“有中国特色的威权主义”。
　　在他看来，报告也好，媒体文章也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这个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和智库，可谓来头不小，有美国政府与国会为其背书。
　　基金会成立于1983年，源自1982年前总统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的演讲。里根当时提出，西方大国应该共同资助“非民主国家”的民主建设，包括建设这些国家的媒体、工会、政党与大学等。
　　美国国会对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不仅巨大，而且自1984年就写入了国会授权法案中。2003年，参众两院通过决议，赞扬国家民主基金会并承诺“继续支持其工作”。此后对基金会的拨款也从最开始的几百万美元，到近几个财年上亿美元。根据2013财年拨款委员会的报告，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提供了1.22亿美元，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提供了2.36亿美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该组织每年能够提供多达1700多笔“赠款”，用于支持海外90多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项目。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布鲁姆将基金会称作“特洛伊木马”，他指出，该组织通过资助其选定的政治团体、民间组织、持不同政见运动、学生团体乃至书报等各种媒介来干涉他国内政。
　　美国前众议员、自由党前总统候选人罗恩·保罗更是一语戳穿基金会的本质：国家民主基金会“与民主几乎毫无关系”。他不止一次公开批评说，“这是一个花着美国纳税人钱，却颠覆着民主的组织”，“通过向海外一些政党或运动提供资金，搞颜色革命，而非真正推动民主运动”。
　　如此看来，基金会数十年来的这些惯常行为才真正是其在报告中用来指责中俄的“非常规手段”。制造“锐实力”这一所谓学术名词背后的政治考量昭然若揭。
　　警惕新一轮对华舆论围剿
　　接受记者采访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认为，“锐实力”，作为一个建立在双重标准基础之上、经不起推敲的国际政治新名词，短短2个月便迅速“走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西方自身的语言和技术优势，以及在国际传播领域所掌握的话语霸权。
　　正如美国传播学者赫伯特·席勒在《传播与文化霸权》书中所指出的，美国独霸全球，决定传播的产品与内容，而与文化输出有关的大众传媒，大多受美国国防部和跨国公司控制。
　　这其中，最具有隐蔽性也最具“穿透力”的要数西方的“理论霸权”，或者说是“价值观霸权”，即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宣传上披上看似科学的外衣。
　　稍加留意不难发现，类似于“锐实力”这样的“学术”新概念，近年来在西方国家层出不穷。比如，20世纪90年代约瑟夫·奈首创“软实力”；2009年时任国务卿希拉里让2004年美国学者苏珊娜·诺赛尔提出的“巧实力”一词进入全球视野；2014年美国国防学院副院长马扎尔又提出“辨别力”战略……虽然名目繁多，但这些概念本质上都是美国借助学术语言进行议题设置和传播的手段。
　　美国《华盛顿季刊》曾评论指出，名词的变化，改变的不是美国的战略目标，而是实现目标的方式，最终都是为了实现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美国在全球传播美式民主、维护其全球利益的大方向没有变，也不会变。”
　　陈凤英认为，审视这些新名词，其出炉背景值得深思。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格局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转变，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向东移、向东看。对于这种趋势性变化，仍旧停留在“西方中心”旧思维上的西方国家难以适应国际力量的此消彼长，担心失去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主导权，因而表现出了一种集体焦虑。 　　因此，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崛起让一些西方人士如芒在背，疑华、恐华、谪华的论调多年来不绝于耳。面对同他们走着不同道路的中国，西方不断行使“话语霸权”，制造概念，从早些年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到现在的“锐实力”，利用种种奇谈怪论，给中国贴标签、泼脏水，把中国正常的对外交往视为“渗透”和“威胁”。
　　对此，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乘旦曾撰文指出，“二战”结束后，苏联、日本、欧盟先后被美国视为对手或潜在对手，并以不同的方式被整治下去，“今天轮到了中国”。
　　从此角度来看，“锐实力”的提出代表了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情绪，再次反映出某些西方人士自封于冷战思维中止步不前，并试图对中国发起新一轮“文化冷战”和舆论绞杀。
　　主动积极走出舆论“陷阱”
　　21世紀，作为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国巨大规模的和平发展，必然会对过去的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既得利益者们对中国道路和发展模式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集体焦虑甚至敌意。
　　陈凤英对此分析说，从历史上看，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威胁论”，起起伏伏几轮，但最终都难逃不攻自破的命运。这是因为，西方这种集体焦虑感所形成的各种“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臆想，不断被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实际行动所消解。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反复指出，“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面对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今，这一理念不仅写入了党的十九大报告，成为新时代指引中国与世界交往，解决人类问题的目标和路径，而且还写入了联合国多个决议，获得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针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上述报告和约瑟夫·奈文章中所说的，中国将孔子学院作为“锐实力”的一部分，孔子学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心主任罗伯特·拉登封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认为，这正好相反：过去一年，仅孔子学院就辐射拉美地区约800万人次，而随着这些人文活动走进拉美，中拉民众之间拉近距离，开展更深层次人文交流，可使得政治交流更加顺畅、经济合作更加优质。
　　事实上，刚刚结束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年会，将“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作为主题，这正是从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汲取的智慧。
　　采访最后，陈凤英表示，党的十九大报告为中国清晰地描绘出走向强国的时代图景，在这样一段伟大征程中，中国也需要逐渐培养强国心态，对于成长中不时出现的各种烦恼与杂音要保持定力，要用实际行动、以自身的发展“红利”为世界建造一列列发展的快车、便车，用行动和事实推翻西方舆论设下的各种“陷阱”。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2018年第6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