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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末留学教育高潮兴起于1905年的教育大变革,其动因主要源于国内科举考试的废止及国外政策的吸引。留学生归国考试是介于废除科举和实施文官考试之间的一种独特的选拔人才形式。它不仅检验了早期留学活动,并且影响着留学生活动的规模与方向,推动了中国留学活动进入新的阶段。它不仅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并且为文官考试在形式与内容上树立了榜样,推动了中国新式铨选制度的建立。
[关键词]清末;留学教育;归国考试
清末留学教育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留美幼童的派遣,继以赴欧、赴日留学。早期留学教育当权者注重造就国内急需的专业人才,然而,客观上促进了西学东渐和社会风气的转化。但是,由于受国内科举改革滞后的影响,其发展极为缓慢。不仅赴美幼童留学计划中途夭折,就连前往欧洲、日本留学者也为数不多,起伏不定。20世纪初年,科举制的改革与废止为留学教育扫除一大障碍。出国留学人数骤增,国别分布更广,学科构成发生显著变化。由于科举制的废除,原有的人才选拔机制成为历史,大批留学生的归国任用问题成为推动清末选拔人才机制改变的客观动力,由此诞生了留学生归国考试。
一、清末留学高潮的兴起
清末六七年间是我国海外留学教育迅猛发展时期。留学国家以日本为主,遍及英、法、德、俄、美、比、奥等国。据统计,1905年,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即从上年的1300人剧增至8000人。次年仍居高不下。迄止1911年,赴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总计达38307人[1]。同一时期,赴欧美留学人数也有较大增长。此外,还有大量难以确切统计的自费留学生。成千上万的学子骤然涌向海外求学并非偶然,这是由国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所促成的。下表统计了从1902年到1910年留学日本和美国人的数[2]。
首先,国内教育价值标准的根本转变,极大地调动了人们追求新学的热情。
摆脱科举考试束缚后,清政府转而以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作为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主要标准。由于国内新式学堂方兴未艾,师资极缺,一时不能满足培养各类专门人才的急切需要。各省大量选派官费留学生,学习师范、法政、实业技术等学科。清朝统治者对留学教育心存疑惧,处处防范留学生传播革命思想,但也不得不承认,出国留学是废除科举后之必然选择。在这一时代潮流驱动下,清末实行一系列鼓励留学政策,直接推动了海外留学教育的发展。
科举制废除之后,国内教育价值标准的根本转变,极大地调动了人们追求新学的热情,民间留学蔚然成风。时论言:“近日新学界中嵌崎雄玮绝特之士,莫不心醉东瀛,神往三岛。弗恤挥金减产,负笈远游,借以开拓限帘,助益思想”[3]。美国学者罗兹曼认为清末留学高潮的兴起归因于中国的教育改革。他指出,废除科举后,清政府把“最高的报偿留给那些具有最广泛的国外教育经历的学人,长的是在日本或西方逗留3年,短的是1年。从此时起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教育一直明显地具有外国取向的性质。”[4]其结果就是促使大批学生涌向国外。由此可见,废除科举所引发的国内教育价值标准的根本转变,成为推动清末乃至此后留学教育持续发展的内在原因。
其次,西方国家欲通过吸收中国的留学生以影响中国的政策对清末留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一时期中国学生大量出国留学,除了受国内教育改革的推动外,还受国外对华留学政策的影响。日本国距离中国学生留学目的国最近,地近省费;而且中日文化同源;此外,此时的日本已经初步实现了高等教育近代化,这些都是吸引中国留学生的基本因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则是日本调整了对华政策,为了争夺东亚的战略利益需要,日本政府从1898年就开始频频向清廷示好,劝诱张之洞、刘坤一等政要派学生赴日留学,大力吸引中国留学生。留日热潮“是随着日本人反复地保证、邀请和承诺而来的;是日本接待中国学生、军事代表团时,表示了热切和真诚,迁就他们的特殊需要,只有在这以后,留学生数目才大大增加”[5]。清末“新政”改革实施后,日本为了迎合中国留学生的教育需求,创办了各类专门学校或留学生部,如:宏文学院、日华学堂、东京同文书院、振武学校、实践女校、早稻田大学设立中国留学生部等;并且开设特殊课程,如:法政大学开办了五期法政速成科,明治大学建立经纬学堂,除开设预备科、警务速成科外,还举办师资速成科。据统计,1906年,在日本的中国学生超过50人的学校就有50余所[6]。日本政府的上述举措对吸引中国留学生很有吸引力,推动了华人留日教育的发展。
美国是最早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国家,在清末延揽中国留学生过程中不甘落后于日本。1906年,满清五大臣考察宪政抵美,美国教育界人士抓住契机,“对中国教育前途极为关注。端方回国后即从江南各学堂考选15名学生赴美留学。1906年3月,美国公理会牧士明恩溥向总统罗斯福提出,“退还”部分庚子赔款,资助中国学生留学美国。1908年5月,美国国会决议减收庚子赔款1078万多美元,作为中国派遣留学美国学生的费用。该计划从1909年实施,清政府考选留美学生47名。其后两年相继派遣70名和63名。美国这一政策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中国留学生,也加强了美国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7]。此后,英法德比等国也纷纷改变策略,吸引中国留学生,参与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争夺。这些举措的实施,使中国的留学中心由日本向欧美各国转移,对中国留学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留学归国考试制度的订立与实行
清政府考验留学生学业的构想与派遣留学生的决定同时酝酿。1871 年,清政府决定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当时便明确规定:对留学生“四月考验一次,年终注明等第”。同时,规定留学生学成归国后“由驻洋委员胪列各人所长听候派用,分别奏赏顶戴、官阶、差事”[8]。以后,清政府在向欧洲派遣留学生时,多次重申考验与奖励相结合的政策。但是,这些考验规定强调的是在国外学习过程中的考查,并没有归国考试的内容。这些奖励规定只限于官职,并不包括授以正途出身的内容。
20世纪初叶,归国考试制度正式出台。1901年6月,张之洞、刘坤一建议考验留学生归国人员,按照成绩奖励正途出身。清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9 月17 日发布上谕,要求各省广泛派遣留学生,对于学有成效者“一体考验奖励,候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9] 。1903 年10 月,张之洞再次建议实施归国考试, 并拟定《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10]。1904 年,袁世凯奏请学务大臣统一组织归国考试。1905 年,学务处拟定清末第一个归国考试章程——《奏定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并据此章程于同年7月组织了第一次考试,主要面向留日毕业生,授予金邦来等正途出身,由政府录用。1905年12月,学部建立,此项工作由其统筹安排,相继制定了《学部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1906) 、《进士游学毕业各员考试章程》(1907) 、《增修考试游学毕业生章程》(1909) 等规章,考生范围扩大到所有留学毕业生,并使这项制度不断完善[11]。
清末留学生归国考试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严格审查,明确资格。参加考试的留学毕业生由出使大臣或留学监督先列表报学部备案。参考人员必须提供留学监督处证明书、毕业文凭及笔记、译述等资料接受审查。参考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学校教育经历,学部规定,中学毕业后出国留学者,须在外国高等以上学堂学习三年以上,才能参加考试。如果在国内没有中学毕业便出国留学,须外加在外国普通学堂预备一年的学历方可报考。凡就读国外学校只有中等水平或属于速成学堂以及未完成学业者均不得报考学成考试[12]。
其次,分门别类,实施考试。根据考生对象不同,考试分为四种。第一类为学成考试,每年农历八月举行,由学部组织,考试合格者分别等第奉旨授予进士、举人出身[13]。第二类为入官考试,次年农历四月初在保和殿举行,又称“廷试”,学成考试合格的留学生才能参加,政府铨选部门依据“学成”与“入官”两次成绩授予官职[14]。第三类为特殊人员考试,例如,为了旧科举进士更新知识,清政府曾派遣部分进士留学日本,并且为他们组织了专门的归国考试[15]。第四类为同等学历考试,由于部分留学人员学历较低,不符合学成考试资格,清政府允许他们参加各地举行普通学校同等学历考试[16]。
再次,严密关防,分别职掌。清政府对此项工作十分重视。学部建立后,考试规则日趋缜密,增补了许多操作性规章,如《考验游学毕业生计算分数简章》、《考验游学毕业生考场规则》等等,对预试、正试、计分、主考、评卷都作出了详细严格的规定,例如考生预试筛选,考官集中命题阅卷,考场严密巡视,考卷密封姓名等等。
最后,分别等第,予以奖励。学成考试合格者,分为最优、优、中三等,最优者授予进士出身,其他授予举人出身,并根据专业注明学科,如文科进士、医科举人等[17]。廷试成绩也分为三等,结合学成考试等第授予官职,获进士出身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庶吉士及主事职务,获举人出身者分别授予主事、内阁中书或知县官职。进士馆考试同样分为最优、优、中三等, 分别录用。练兵处及陆军部考试依据等第分别授予守备、千总、把总出身。
据统计,1905年至1911年,清政府举行留学毕业生学成考试7次,共有1388人考试合格,其中170人获得进士出身,1218人获得举人出身,举行选官考试5次,共有989人被录用为官[18]。
三、留学归国考试的成效及影响
归国考试折射出国家社会对于优秀人才的期待。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教育发展都需要大量拥有现代知识的人才,留学生无疑是其中最优秀的群体之一。为了发挥他们的才干,政府必须采取某种形式表示“劝学求才之实意”, 并且给予留学生“进身之路” 。为了督促留学人员认真学习,学有所成,统治者制定了留学生归国考试制度。然而,这项政策的客观效果却大大超出了制定者的预想,成为中国留学活动重大变革的关键环节。
第一,归国考试转变了社会对留学人员的歧视态度,提高了留学人员的社会地位。1881 年,中国最早的官派留美学生被迫回国,迎接他们的是“官方视同罪犯的侮辱”[19],下船伊始便被关入阴暗潮湿的牢房;等待他们的是社会舆论的歧视,认为留学生“有害于社会”,“无益于国家”[20]。此后,尽管社会对于留学活动的态度逐渐变化,但由于政府没有给予留学人员哪怕是形式上的重视,留学生的社会地位始终不及科举正途出身的士子。归国考试成为社会态度变化的标志。考试中,迎接留学人员的是展示才华的机遇,是金碧辉煌的宫殿,是最高统治者的接见。归国考试公开宣示了社会主流对于留学人员从歧视到尊重的转变。归国考试相当于崇高奖励,体现了政府对留学人员的重视。在此之前的中国,进士举人等称号历来被视为知识与地位的象征,是各界人士梦寐以求的殊荣。许多留学人员虽满腹经纶,却由于没有正途出身而饱受倾轧,这一殊荣与留学生无缘。例如:严复深感“出身不由科举,所言多不见重”[21]。于是,严复又只得从1885 年开始致力于科举,以求功名。留学毕业生考试合格者授予正途出身的举措,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严复、詹天佑等留学归国人员也于1909年被赐予正途出身,圆了进士梦。这种政策的实施无疑向社会宣布,留学是正途而非歧路。
第二,归国考试选拔了大批优秀人才,促进了留学人才的脱颖而出。尽管清代早期留学人员中人才济济,但是多数人长期怀才不遇,前途暗淡。1895 年,总理衙门在奏折中指出:“闻船政学生学成回国后,皆散处无事,饥寒所迫,甘为人役,上焉者或被外国聘往办事,其次亦多在各国领事署及各洋行充当翻译。”[22]福建船政局留学生的命运,正是多数留学人员的写照。由于报国无门,有人浪迹于大洋彼岸,如留美幼童李桂攀、郑廷襄、李恩富被迫定居美国。归国考试面向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开拓了一条选拔人才的新路,考试合格者可以进入最高学术机构翰林院,也可能进入各级行政机关。这样,一批名不见经传的留学生迅速崭露头角,被推上了政治舞台,成为各个领域的知名人士。清末民初,十余位政府总长从这里产生,几十位封疆大吏从这里涌现,仅1909 年陆军部归国考试合格人员中便包括阎锡山(山西都督) 、唐继尧(贵州都督) 、李烈钧(安徽都督) 、孙传芳(浙江督军) 、刘存厚(四川督军) 、李根源(陕西省长) 、赵恒惕(湖南省长) 、程潜(湖南省长) 等一批功名显赫的将帅[23]。
第三,归国考试促进了留学规模的扩大,清末留学潮迅速达到了顶点。清政府学部的调查显示,首次留日学生归国考试之后,留日人数以空前的速度增长,从1905 年的6000人增加到1906年的12000人,达到清代留学潮的顶点。梅贻琦等的调查也显示,1906年面向全体留学生的归国考试开始后,留美人数同样出现了激剧增长。清末民初归国考试实行之后,留学人数的总体水平明显超过了归国考试之前,归国考试制度推动了更多的中国人跨出国门求学异域。
第四,归国考试促进了留学方向的转变,归国考试成为中国留学方向由东向西的转折点。归国考试之前,中国学生以日本为留学的主要方向。然而,归国考试鲜明地反映了留日学生与留学欧美学生之间的素质差异。除1905年考试对象为留日学生外,在其他各次考试中留学欧美学生的成绩均优于留日学生。六次学成考试,获最优等161名,其中欧美学生68名,占44%;优等315人,其中欧美学生46名,占14.6 %。尤其是1906年学成考试,最优等9名全部是留美学生,优等的5名中,留日学生也仅列最末两席[24]。考虑到留日人数的众多,这种成绩的反差可谓触目惊心,当时,中日舆论大哗,中国《东方杂志》宣称:“时议颇不信日本留学生。”[25]日本《太阳杂志》为此发表专论,反思日本教育质量。巨大反差促使清政府改变策略,一方面积极鼓励留学欧美,另一方面严格限制留学日本。规定日本速成、语言、私立学校毕业生不得参加归国考试,实际上否认了这些学校文凭的合法性。1906年归国考试以后,留日学生人数逐渐下降,而留学欧美,尤其是留学美国的人数不断增加,归国考试成为中国留学方向由东向西的转折点。
留学毕业生归国考试与科举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归国考试开始于废除科举的1905年,结束于近代文官考试即将开始的1915年。归国考试是旧科举考试与新文官考试之间惟一连续不断的考试,客观上构成了承前启后的中间环节。归国考试继承了科举笼络士子的动机,它既是对旧科举制的总结,又是对新文官制的呼唤。总之,归国考试既是对既往留学活动的检验,又是对未来留学的鼓励。这一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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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游学[J].东方杂志,3910):242.
[作者简介]廖夏萌(1973—),男,广西贺州人,贺州市委党校教务科。
[关键词]清末;留学教育;归国考试
清末留学教育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留美幼童的派遣,继以赴欧、赴日留学。早期留学教育当权者注重造就国内急需的专业人才,然而,客观上促进了西学东渐和社会风气的转化。但是,由于受国内科举改革滞后的影响,其发展极为缓慢。不仅赴美幼童留学计划中途夭折,就连前往欧洲、日本留学者也为数不多,起伏不定。20世纪初年,科举制的改革与废止为留学教育扫除一大障碍。出国留学人数骤增,国别分布更广,学科构成发生显著变化。由于科举制的废除,原有的人才选拔机制成为历史,大批留学生的归国任用问题成为推动清末选拔人才机制改变的客观动力,由此诞生了留学生归国考试。
一、清末留学高潮的兴起
清末六七年间是我国海外留学教育迅猛发展时期。留学国家以日本为主,遍及英、法、德、俄、美、比、奥等国。据统计,1905年,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即从上年的1300人剧增至8000人。次年仍居高不下。迄止1911年,赴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总计达38307人[1]。同一时期,赴欧美留学人数也有较大增长。此外,还有大量难以确切统计的自费留学生。成千上万的学子骤然涌向海外求学并非偶然,这是由国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所促成的。下表统计了从1902年到1910年留学日本和美国人的数[2]。
首先,国内教育价值标准的根本转变,极大地调动了人们追求新学的热情。
摆脱科举考试束缚后,清政府转而以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作为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主要标准。由于国内新式学堂方兴未艾,师资极缺,一时不能满足培养各类专门人才的急切需要。各省大量选派官费留学生,学习师范、法政、实业技术等学科。清朝统治者对留学教育心存疑惧,处处防范留学生传播革命思想,但也不得不承认,出国留学是废除科举后之必然选择。在这一时代潮流驱动下,清末实行一系列鼓励留学政策,直接推动了海外留学教育的发展。
科举制废除之后,国内教育价值标准的根本转变,极大地调动了人们追求新学的热情,民间留学蔚然成风。时论言:“近日新学界中嵌崎雄玮绝特之士,莫不心醉东瀛,神往三岛。弗恤挥金减产,负笈远游,借以开拓限帘,助益思想”[3]。美国学者罗兹曼认为清末留学高潮的兴起归因于中国的教育改革。他指出,废除科举后,清政府把“最高的报偿留给那些具有最广泛的国外教育经历的学人,长的是在日本或西方逗留3年,短的是1年。从此时起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教育一直明显地具有外国取向的性质。”[4]其结果就是促使大批学生涌向国外。由此可见,废除科举所引发的国内教育价值标准的根本转变,成为推动清末乃至此后留学教育持续发展的内在原因。
其次,西方国家欲通过吸收中国的留学生以影响中国的政策对清末留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一时期中国学生大量出国留学,除了受国内教育改革的推动外,还受国外对华留学政策的影响。日本国距离中国学生留学目的国最近,地近省费;而且中日文化同源;此外,此时的日本已经初步实现了高等教育近代化,这些都是吸引中国留学生的基本因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则是日本调整了对华政策,为了争夺东亚的战略利益需要,日本政府从1898年就开始频频向清廷示好,劝诱张之洞、刘坤一等政要派学生赴日留学,大力吸引中国留学生。留日热潮“是随着日本人反复地保证、邀请和承诺而来的;是日本接待中国学生、军事代表团时,表示了热切和真诚,迁就他们的特殊需要,只有在这以后,留学生数目才大大增加”[5]。清末“新政”改革实施后,日本为了迎合中国留学生的教育需求,创办了各类专门学校或留学生部,如:宏文学院、日华学堂、东京同文书院、振武学校、实践女校、早稻田大学设立中国留学生部等;并且开设特殊课程,如:法政大学开办了五期法政速成科,明治大学建立经纬学堂,除开设预备科、警务速成科外,还举办师资速成科。据统计,1906年,在日本的中国学生超过50人的学校就有50余所[6]。日本政府的上述举措对吸引中国留学生很有吸引力,推动了华人留日教育的发展。
美国是最早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国家,在清末延揽中国留学生过程中不甘落后于日本。1906年,满清五大臣考察宪政抵美,美国教育界人士抓住契机,“对中国教育前途极为关注。端方回国后即从江南各学堂考选15名学生赴美留学。1906年3月,美国公理会牧士明恩溥向总统罗斯福提出,“退还”部分庚子赔款,资助中国学生留学美国。1908年5月,美国国会决议减收庚子赔款1078万多美元,作为中国派遣留学美国学生的费用。该计划从1909年实施,清政府考选留美学生47名。其后两年相继派遣70名和63名。美国这一政策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中国留学生,也加强了美国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7]。此后,英法德比等国也纷纷改变策略,吸引中国留学生,参与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争夺。这些举措的实施,使中国的留学中心由日本向欧美各国转移,对中国留学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留学归国考试制度的订立与实行
清政府考验留学生学业的构想与派遣留学生的决定同时酝酿。1871 年,清政府决定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当时便明确规定:对留学生“四月考验一次,年终注明等第”。同时,规定留学生学成归国后“由驻洋委员胪列各人所长听候派用,分别奏赏顶戴、官阶、差事”[8]。以后,清政府在向欧洲派遣留学生时,多次重申考验与奖励相结合的政策。但是,这些考验规定强调的是在国外学习过程中的考查,并没有归国考试的内容。这些奖励规定只限于官职,并不包括授以正途出身的内容。
20世纪初叶,归国考试制度正式出台。1901年6月,张之洞、刘坤一建议考验留学生归国人员,按照成绩奖励正途出身。清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9 月17 日发布上谕,要求各省广泛派遣留学生,对于学有成效者“一体考验奖励,候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9] 。1903 年10 月,张之洞再次建议实施归国考试, 并拟定《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10]。1904 年,袁世凯奏请学务大臣统一组织归国考试。1905 年,学务处拟定清末第一个归国考试章程——《奏定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并据此章程于同年7月组织了第一次考试,主要面向留日毕业生,授予金邦来等正途出身,由政府录用。1905年12月,学部建立,此项工作由其统筹安排,相继制定了《学部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1906) 、《进士游学毕业各员考试章程》(1907) 、《增修考试游学毕业生章程》(1909) 等规章,考生范围扩大到所有留学毕业生,并使这项制度不断完善[11]。
清末留学生归国考试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严格审查,明确资格。参加考试的留学毕业生由出使大臣或留学监督先列表报学部备案。参考人员必须提供留学监督处证明书、毕业文凭及笔记、译述等资料接受审查。参考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学校教育经历,学部规定,中学毕业后出国留学者,须在外国高等以上学堂学习三年以上,才能参加考试。如果在国内没有中学毕业便出国留学,须外加在外国普通学堂预备一年的学历方可报考。凡就读国外学校只有中等水平或属于速成学堂以及未完成学业者均不得报考学成考试[12]。
其次,分门别类,实施考试。根据考生对象不同,考试分为四种。第一类为学成考试,每年农历八月举行,由学部组织,考试合格者分别等第奉旨授予进士、举人出身[13]。第二类为入官考试,次年农历四月初在保和殿举行,又称“廷试”,学成考试合格的留学生才能参加,政府铨选部门依据“学成”与“入官”两次成绩授予官职[14]。第三类为特殊人员考试,例如,为了旧科举进士更新知识,清政府曾派遣部分进士留学日本,并且为他们组织了专门的归国考试[15]。第四类为同等学历考试,由于部分留学人员学历较低,不符合学成考试资格,清政府允许他们参加各地举行普通学校同等学历考试[16]。
再次,严密关防,分别职掌。清政府对此项工作十分重视。学部建立后,考试规则日趋缜密,增补了许多操作性规章,如《考验游学毕业生计算分数简章》、《考验游学毕业生考场规则》等等,对预试、正试、计分、主考、评卷都作出了详细严格的规定,例如考生预试筛选,考官集中命题阅卷,考场严密巡视,考卷密封姓名等等。
最后,分别等第,予以奖励。学成考试合格者,分为最优、优、中三等,最优者授予进士出身,其他授予举人出身,并根据专业注明学科,如文科进士、医科举人等[17]。廷试成绩也分为三等,结合学成考试等第授予官职,获进士出身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庶吉士及主事职务,获举人出身者分别授予主事、内阁中书或知县官职。进士馆考试同样分为最优、优、中三等, 分别录用。练兵处及陆军部考试依据等第分别授予守备、千总、把总出身。
据统计,1905年至1911年,清政府举行留学毕业生学成考试7次,共有1388人考试合格,其中170人获得进士出身,1218人获得举人出身,举行选官考试5次,共有989人被录用为官[18]。
三、留学归国考试的成效及影响
归国考试折射出国家社会对于优秀人才的期待。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教育发展都需要大量拥有现代知识的人才,留学生无疑是其中最优秀的群体之一。为了发挥他们的才干,政府必须采取某种形式表示“劝学求才之实意”, 并且给予留学生“进身之路” 。为了督促留学人员认真学习,学有所成,统治者制定了留学生归国考试制度。然而,这项政策的客观效果却大大超出了制定者的预想,成为中国留学活动重大变革的关键环节。
第一,归国考试转变了社会对留学人员的歧视态度,提高了留学人员的社会地位。1881 年,中国最早的官派留美学生被迫回国,迎接他们的是“官方视同罪犯的侮辱”[19],下船伊始便被关入阴暗潮湿的牢房;等待他们的是社会舆论的歧视,认为留学生“有害于社会”,“无益于国家”[20]。此后,尽管社会对于留学活动的态度逐渐变化,但由于政府没有给予留学人员哪怕是形式上的重视,留学生的社会地位始终不及科举正途出身的士子。归国考试成为社会态度变化的标志。考试中,迎接留学人员的是展示才华的机遇,是金碧辉煌的宫殿,是最高统治者的接见。归国考试公开宣示了社会主流对于留学人员从歧视到尊重的转变。归国考试相当于崇高奖励,体现了政府对留学人员的重视。在此之前的中国,进士举人等称号历来被视为知识与地位的象征,是各界人士梦寐以求的殊荣。许多留学人员虽满腹经纶,却由于没有正途出身而饱受倾轧,这一殊荣与留学生无缘。例如:严复深感“出身不由科举,所言多不见重”[21]。于是,严复又只得从1885 年开始致力于科举,以求功名。留学毕业生考试合格者授予正途出身的举措,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严复、詹天佑等留学归国人员也于1909年被赐予正途出身,圆了进士梦。这种政策的实施无疑向社会宣布,留学是正途而非歧路。
第二,归国考试选拔了大批优秀人才,促进了留学人才的脱颖而出。尽管清代早期留学人员中人才济济,但是多数人长期怀才不遇,前途暗淡。1895 年,总理衙门在奏折中指出:“闻船政学生学成回国后,皆散处无事,饥寒所迫,甘为人役,上焉者或被外国聘往办事,其次亦多在各国领事署及各洋行充当翻译。”[22]福建船政局留学生的命运,正是多数留学人员的写照。由于报国无门,有人浪迹于大洋彼岸,如留美幼童李桂攀、郑廷襄、李恩富被迫定居美国。归国考试面向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开拓了一条选拔人才的新路,考试合格者可以进入最高学术机构翰林院,也可能进入各级行政机关。这样,一批名不见经传的留学生迅速崭露头角,被推上了政治舞台,成为各个领域的知名人士。清末民初,十余位政府总长从这里产生,几十位封疆大吏从这里涌现,仅1909 年陆军部归国考试合格人员中便包括阎锡山(山西都督) 、唐继尧(贵州都督) 、李烈钧(安徽都督) 、孙传芳(浙江督军) 、刘存厚(四川督军) 、李根源(陕西省长) 、赵恒惕(湖南省长) 、程潜(湖南省长) 等一批功名显赫的将帅[23]。
第三,归国考试促进了留学规模的扩大,清末留学潮迅速达到了顶点。清政府学部的调查显示,首次留日学生归国考试之后,留日人数以空前的速度增长,从1905 年的6000人增加到1906年的12000人,达到清代留学潮的顶点。梅贻琦等的调查也显示,1906年面向全体留学生的归国考试开始后,留美人数同样出现了激剧增长。清末民初归国考试实行之后,留学人数的总体水平明显超过了归国考试之前,归国考试制度推动了更多的中国人跨出国门求学异域。
第四,归国考试促进了留学方向的转变,归国考试成为中国留学方向由东向西的转折点。归国考试之前,中国学生以日本为留学的主要方向。然而,归国考试鲜明地反映了留日学生与留学欧美学生之间的素质差异。除1905年考试对象为留日学生外,在其他各次考试中留学欧美学生的成绩均优于留日学生。六次学成考试,获最优等161名,其中欧美学生68名,占44%;优等315人,其中欧美学生46名,占14.6 %。尤其是1906年学成考试,最优等9名全部是留美学生,优等的5名中,留日学生也仅列最末两席[24]。考虑到留日人数的众多,这种成绩的反差可谓触目惊心,当时,中日舆论大哗,中国《东方杂志》宣称:“时议颇不信日本留学生。”[25]日本《太阳杂志》为此发表专论,反思日本教育质量。巨大反差促使清政府改变策略,一方面积极鼓励留学欧美,另一方面严格限制留学日本。规定日本速成、语言、私立学校毕业生不得参加归国考试,实际上否认了这些学校文凭的合法性。1906年归国考试以后,留日学生人数逐渐下降,而留学欧美,尤其是留学美国的人数不断增加,归国考试成为中国留学方向由东向西的转折点。
留学毕业生归国考试与科举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归国考试开始于废除科举的1905年,结束于近代文官考试即将开始的1915年。归国考试是旧科举考试与新文官考试之间惟一连续不断的考试,客观上构成了承前启后的中间环节。归国考试继承了科举笼络士子的动机,它既是对旧科举制的总结,又是对新文官制的呼唤。总之,归国考试既是对既往留学活动的检验,又是对未来留学的鼓励。这一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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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廖夏萌(1973—),男,广西贺州人,贺州市委党校教务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