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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初浙西学者张履祥与陈确同学之谊深厚，他们既有共同的学术主张，也有明显的学术分歧。张履祥与陈确在丧葬上都提倡古礼，反对陋俗，追求实效；明亡后都重视节义，反对讲学、出游、应试等行为，反映了他们不与清政府合作的遗民立场；都注重实学，关注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体现了他们经世济民的情怀。晚年，他们围绕《大学》一书的真伪、《大学》知行观等学术问题，各抒己见，展开了激烈辩论。陈确与张履祥晚年的学术趋向虽大为不同，但他们交友始终不以他故而易初衷。
关键词：清初；张履祥；陈确；学术关联
作者简介：武少民，男，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8 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3-0165-08
张履祥，字考夫，号念芝，学者以其所居杨园村而称之为杨园先生。浙江桐乡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卒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陈确，原名道永，字非玄，又作匪玄，后更名确，浙江海宁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卒于清康熙十六年（1677）。张履祥与陈确都是明末大儒刘宗周的弟子，在刘宗周众多弟子中，他们是挚友。张履祥与陈确还生活在同一个地区，都是清初浙西一带著名学者。他们志同道合，进行共同的学术活动，有共同的学术主张，而且感情深厚，互相赞扬，赞扬对方的人品与学术，赞扬对方的社会关怀。晚年，他们围绕《大学》一书真伪等学术问题，各抒己见，进行激烈学术论辩。学术界对张履祥、陈确围绕《大学》一书之论辩有一些研究成果，进行了很好的梳理和分析。1但研究中存在一种倾向，只注意到张履祥与陈确学术主张的不同，而对他们相同的学术主张，论述得不够充分，如王俊义认为：张履祥等“这些人多曾与陈确共同师事刘宗周，同学之谊颇深，私人交往亦甚厚，然而论学却与陈确多有不合，尤其不满陈确的‘异端’思想，甚至对之冷嘲热讽、反唇相讥”[1]。“张履祥本来是他的挚友，由于学术观点不同，乃至对陈确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地指责他‘挟贤挟长’，‘喜新立异’，‘傲然自以为是’。”[1]笔者认为张履祥与陈确虽然有明显的学术分歧，但又有共同的学术主张。他们的学术分歧并不影响两人之间的深厚感情。
此外，有关张履祥与陈确的研究，学术界存在赞扬陈确而贬低张履祥的倾向，认为张履祥背叛师门，不了解老师刘宗周的学术，而且对刘宗周有所刻薄；而陈确心地忠厚，对老师刘宗周的学术虽然有取有舍，但不予褒贬。如邓立光针对张履祥与友人信中所说“去冬所谕‘喜怒哀乐未发以前’一段疑义，弟初于《先师语录》，闻其说而悦之，已而证之朱夫子《与湖南诸公》一书，深悔前时所见之失”[2]（卷4《与沈上襄书》，P81），而发表议论：“张氏之不满师说，正式表态，这是背叛师门的宣言。陈确虽亦于师说有所取舍，然亦只存而不论，未如张履祥之到处指责。陈确之忠厚，正是道德践履所必须及必至者，张氏不自惭形秽乎！”[3]（P176）笔者认为，邓立光这种“自惭形秽”用语的评价有失公正，因为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只看到张履祥与刘宗周学术的不同，而没有看到张履祥对刘宗周学术的继承，以及刘宗周对张履祥学术及人格的影响。具体论述参见笔者撰写的《明末政治乱局中的理学心学纠葛——以张履祥与刘宗周学术思想关联为中心》[4]（P234-266）一文，此不赘言。
一、张履祥与陈确深厚的同学之谊
张履祥与陈确同学之谊深厚，表现在一是互相关心身体健康，问寒问暖。张履祥在给好友吴仲木的信中，表达出很想见陈确的心愿，“乾初兄久不相见，过此暑月，弟积志夙矣，决走龙崗一晤。非浮言也，除是身病或里中有警，容沮此行耳”[2]（卷24《答吴仲木七》，P676）。而且为了见陈确，张履祥推迟归程，以尽朋友之乐，“弟尚留翠薄，候乾兄至，不急急为归计。山水朋友之乐，不能恝如也”[2]（卷24《与吴仲木十》，P678）。有时张履祥还住在陈确家，“先是七载，予过海上吊忠节祠，因访仲木于澉浦，始与裒仲遇，未相识也。予与仲木言且久，裒仲拱而聽，无一语。从西行三十里，宿于乾初陈氏”[2]（卷21《吴子裒仲墓志铭》，P622）。晚年时，张履祥给陈确写信，还自责对陈确关心不够，请陈确原谅，“仁兄久病，弟不通声问竟五、六载，同学之谊阙失如此，几于无复人理。顾以岁屡不登，遇人艰难，百凡俱废，谅知己不以为咎也”[2]（卷2《与陈乾初四》，P35）。陈确同样也关心张履祥的身体健康，在给刘宗周儿子刘伯绳的信中，把张履祥和自己老母身体都很好的情况告诉刘伯绳，“张考夫近体渐胜。家母今年八十有九，眠食尚无恙。余情缕缕，非笔能悉，临风怀想，无任依依”[5]（文集卷2《寄刘伯绳书》，P95）。可见张履祥在陈确心中地位和自己亲人一样。陈确还同病相怜，写有《怀诸同病》一诗并序：“山阴刘伯绳兄、桐乡张考夫兄，洎澉湖二吴子，既皆善病，不能数相往来，每为怅然。而余今年十月一病，又复逾旬未已。病中怀我诸君子益甚，因成小咏，各书一纸寄之。风雨静村庐，交游尽日疏。寒赊通夕梦，闲拣隔年书。贫病无惭尔，痴愁未解余。那能凭尺素，千里致相于！”[5]（诗集卷5《怀诸同病》并序，P715）“二吴子”指吴仲木、吴裒仲。从上可见，张履祥和陈确，真是笃于朋友之情。
二是张履祥与陈确互相赞扬对方人品高尚。张履祥在给朋友唐灏儒介绍陈确时，说陈确是自己的益友，“海昌陈匪玄兄，向同祝开美兄于先师之门得力最深。今开美亡矣，匪玄兄尚存，变名曰确，字曰乾初，亦弟数年来所交益友也”[2]（卷4《答唐灏儒二》，P76）。张履祥在《言行见闻录》中有很多结合具体事例赞扬陈确之语，如赞扬陈确对待家中仆人友善真诚，“陈乾初有耕田之仆死，哭之甚哀，食不重味，与人言及即泪下。为文一篇以告之，词甚真切，任其妻麻衣白兜头。近今待下不失恩义，不多见也”[2]（卷32《言行见闻录二》，P906-907）。赞扬陈确治家有方，勤劳力行，“陈乾初居家有法度，天未明，机杼之声达于外。男仆昧爽操事，无游惰之色。子侄力行孝友，雍雍如也”[2]（卷32《言行见闻录二》，P915）。赞扬陈确在家乡出现旱灾时帮助乡人，“辛丑，三吴旱，濒海高乡禾尽槁。来春乏食，陈乾初贷米于富室，以食里中之饥者。不足，又劝族人与乡之富者出粟济之。且约曰：‘乡邻之贫者，得食陈氏粟，陈氏之贫者，无得食乡邻粟。’人咸义之”[2]（卷33《言行见闻录三》，P930）。陈确同样也赞扬张履祥为人朴实敦厚，“桐乡张履祥素履朴实，澉水吴藩昌克承二父之志，皆夙所奉教。自余好修之士，所在多有”[5]（文集卷13《祭山阴先生文》，P309）。而且陈确认为张履祥是他学习的道德榜样，“考夫兄造履弥笃，几于显微无间，尤是师门曾、闵。弟敦本不及考夫，好学不及仲木”[5]（文集卷1《寄张奠夫刘伯绳两兄书》，P75-76）。 三是张履祥与陈确共同纪念师友。首先，他们共同纪念自己的先师刘宗周。张履祥壬辰冬给先师儿子刘伯绳写信，对不能前往祭祀先师感到愧疚：“今年春，乾初、仲木两兄陪先师春祀，弟准拟秋间一行，竟以势不能出而止，愧负实多。”[2]（卷2《与刘伯绳》，P27）张履祥还和吴仲木通信，谈与陈确纪念先师筹备事宜，“先师二仲之祭，越中同志既岁举之，吾地及门，义不可不与。即有不能一年一往，必不可已如今年，兄与乾兄春往，则弟秋往。以是为常，则筑室之志既可稍申，而处仁迁义之心亦缘是而益励也。前与乾兄商之，因为兄言及”[2]（卷3《答吴仲木十三》，P62）。《杨园先生全集》中保留张履祥撰写的《告先师文》，记载了顺治九年（1652）张履祥与陈确、吴仲木祭拜先师及亡友一事。他们还共同整理先师著作，“《易抄》《语录》《会语》，俱送考夫兄处，未返。确于先生语录，亦略有参订，欲私质之吾兄，非面晤不能”[5]（文集卷1《寄刘伯绳世兄书》，P88）。陈确和张履祥还关心先师的后人。陈确欲约张履祥看望先师儿子，也是他们的同学刘伯绳，“伯绳久病，望我江下故人如望岁。欲约张、沈两兄一往候之，而两兄似必不能出门，则弟当独往”[5]（文集卷2《答吴裒仲书》，P101）。张履祥还与陈确等修订刘伯绳所撰先师年谱。
张履祥与陈确还共同纪念同门学友祝渊。祝渊和张履祥、陈确都是刘宗周的弟子。1645年，祝渊殉明自尽。祝渊殉节后，陈确父子将之安葬。张履祥则迟到二日，曾写诗二首：“一丘封作孝廉墓，风物千秋怀古情。多愧故人贫病迫，驰驱冰雪独陈兄。”“师门问学吾徒共，七尺全归志独深。犹忆姑苏终夜雪，相期不屈季通心。”[2]（卷1《会祝孝廉葬阻雪二首》，P8）祝渊临终前，曾把对刘宗周讲课的记录等交代给陈确妥善保存，这也看出祝渊与陈确是生死之交。据《杨园先生全集》记载：“祝开美将自尽，出一帙授陈乾初，曰：‘此吾师所示笔札，及师门讲论吾所记录者，吾死子幼，未能守。今以付兄，谨之勿失，无恨矣。’”[2]（卷31《言行见闻录一》，P887）陈确不负所托，和张履祥、吴仲木整理祝渊遗文。张履祥给吴仲木信中说：“开美兄遗文，及兄所撰《遗事》一卷，粗读一过，稍暇更阅缄上也。”[2]（卷3《答吴仲木四》，P47）
二、张履祥与陈确共同的学术主张
张履祥与陈确对学术孜孜以求，他们在一起探讨学问，相互切磋。正如陈确给张履祥信中所说：“吾辈虽皆就衰，学问之事，疑尚有可以相长者。”[5]（文集卷3《寄张考夫书》，P130）而张履祥也同样渴望和陈确在一起探讨学术，在给吴仲木的信中，他说：“况其承命而来，原以求益吾兄，复得朝夕与裒兄肆力于学问，而乾初兄相去抑复不远，可以时时过从，质其所疑，而聆其所未闻焉。”[2]（卷24《答吴仲木六》，P674）陈确很欣赏张履祥的治学态度与方法，认为张履祥研究问题全面而不偏激，在給吴仲木的信中把张履祥视为可以深交的畏友：“尝诵考兄之教，有曰：‘不着紧则不进，太着紧则有进锐退速之患；不优游则不安，太优游则有因循怠荒之弊。’亮哉斯言！弟病在不着紧，兄病在不优游，吾两人其交勉之可也。”[5]（文集卷1《与吴仲木书》，P84-85）可见张履祥、陈确、吴仲木等人在当时明清鼎革之际，放弃科举道路，不肯仕清，隐居乡里，但他们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追求实学，探讨学问，关心家乡公共事务，这也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所在，也是他们精神寄托之所在。徐志平在《张履祥与同时代的浙西学人们》一文中说：“处于民间的学人由于身处下层，往往在世时影響不大，其得到社会的肯定和扬名往往在身后，如张履祥，但他们在民间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在这些名人的周围，又因地域、师生、家族、友朋、同僚、文学旨趣等原因而聚集着一大群文人学者，构成了不同的文人圈子。”[6]（P117）
张履祥和陈确共同的学术主张，表现在一是对丧葬的看法上。张履祥赞扬陈确家中举行丧礼得体，符合礼节。他说：“海宁陈乾初，祀其先人，则只焚香，献牲粢盛醴齐之，奠而一无所焚，疑为得礼。予家相传用纸钱，今不敢用。其余宗党邻戚之交，亦不复用以吊问，请自兹始。”[2]（卷18《丧祭杂说》，P533）陈确也同样赞扬张履祥赠送祝开美丧葬用品符合礼节，“吾友张考夫送祝开美之丧，致石灰一石，极有理”[5]（别集卷8《俗误辨》，P509）。陈确主要是从追求真情实意的角度赞扬张履祥纪念祝开美此举。他说：“盖虚文日盛，则实意渐衰。若前所述张、董两兄事，皆是实意，有裨礼教者，故乐告我同志知之。使吾辈举事，能事事如此，便是圣贤一路上人，要当触类旁通耳。”[5]（文集卷16《示友帖》，P377）董指董昭逸，他善于帮助贫穷亲友举办丧事。因此陈确赞扬张履祥、唐灏儒举行葬亲社和当时流行的士人结社不同，不是为了声气虚名，而是追求实学，讲求实效，有益于风化。“吾友莘墅唐灏如兄，始举葬会，垆溪张考夫兄继之，而葬者甚多。社事之盛，无过今日，有如两兄之切实有益者乎！”[5]（别集卷7《葬社启》，P504）因此陈确与张履祥在葬亲社的举办上有一致的社会公共价值观。他们都提倡切实有益，不崇空谈的实学。所以张履祥邀约陈确主持葬亲会，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张履祥代家乡葬亲社同仁请陈确前来主持，为宾公，今《杨园先生全集》中把张履祥敦聘陈确两封书信收入集中，弥足珍贵。张履祥还将陈确《葬论》一书收入葬亲社社约，推荐为家乡葬亲社同人必读之书。在与吴仲木信中，张履祥说：“敝里诸友仿唐灏儒兄劝励之法，立葬亲一社，一时人心颇见鼓动。寒食前一日，举社中岁会，欲屈乾初兄一过，发明送死奉终之义，激励仁孙孝子之心。因乾初兄《葬论》一书，弟已传知同社故也，度锡类之思，推之无往不在，有所不拒耳。”[2]（卷24《与吴仲木二》，P670）张履祥与陈确举行葬亲社时，以《吕氏乡约》即经过朱熹修改的《增损吕氏乡约》为行为准则，之所以专行《吕氏乡约》，主要是用传统的儒家家礼来反对当时的风水迷信、停葬陋俗，以及佛教礼仪等习俗，即“以礼抗俗”，通过丧葬的改革，重建理想社会秩序。此外，张履祥、陈确等在丧葬上提倡古礼，也有提倡民族文化认同，与清政府划清界限，反映了他们明遗民的立场。王汎森就认为张履祥等人“复兴古礼的潜在动机之一是重新发掘、创造一套属于汉人的古代礼仪，把自己和满人区分开来以维持自我的认同，这种心理可能是存在的”[7]（P61）。当时已有人说张履祥等人成立的“葬亲社”可以叫“不降社”，即不臣服于清政府，“湖州诸兄，各率子弟，至于一家，解经习礼，以观所业之进退。亦何与人事？而嫉之者辄以不降社题之，流言籍籍”[2]（卷3《答吴仲木十一》，P58）。 二是张履祥和陈确明亡后都重视节义，反对讲学、出游、应试等。张履祥抨击甲申之变，仗节死义的人很少，而大部分人选择和推翻明朝的李自成起义军合作，能够弃官逃走，就可以称为懂得廉耻。而到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竟不顾廉耻，出现鬻爵、纳银免考等现象，并引陈确对此抨击的话，引为同调。“海宁陈匪玄道永曰：‘此输银就试之心，即异日迎贼献降之本也。父兄为子弟输银，必不欲子弟之立节义，子弟欲以是进取，必不愿以节义自勉。人心如此，天下复何幸乎？’”[2]（卷31《言行见闻录一》，P879）张履祥和陈确还都反对出游、应试。张白方，浙江海盐人，张履祥的好友，张履祥写有《赠张白方序》，反对张白方广东之游，“维朋友之道，在责善不可则止，非所施于张子。且张子果以是行也，他日悔之，必将薄吾党朋友皆流俗人，无尼其行者，耻孰甚？因为言以赠之”[2]（卷16《赠张白方序》，P470）。张白方听从张履祥的劝说而停止出游，一时传为佳话。陈确效法张履祥阻止张白方出游而阻止祝凤师出游，“顷过龙山，闻张白方有粤游之志，因考夫言而止之，仆为作《志喜篇》以贻二子。因念凤师昔游四明，继游维扬，亦犹白方之志；而仆与凤师之谊深于二张，凤师之聪明必不下白方，使仆当日能效考夫之言，安知凤师无白方之听！而仆未尝一言，则凤师之浪游非凤师之过，而仆默而不言之过也”[5]（文集卷2《遗祝凤师兄弟书》，P99）。祝凤师，祝渊长子。张履祥和陈确反对“远游”“应试”等，不是仅仅反对一种行为方式，而是反映了张履祥、陈确等人不与清政府合作的遗民立场，正如程宝华所说：“张履祥和陈确关心的是‘游’这一行为在易代之际的道德含义——亦遗民式的关切，表达了他们对遗民身份的认同和对艰苦环境的超拔气概”[8]（P56）。
三是都注重实学，主张兴修水利等。张履祥是明末清初实学思潮兴起代表人物之一，为实学思潮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正如张履祥好友何汝霖所说：张履祥所撰之书“俱一一从身心日用间体验天理民彝，以为立身应事、自淑淑人之准则，非辞章训诂家所能窥其一、二者。故不厌知希切切，惧邻于表暴，真实学也”[2]（卷36《初学备忘引》，P989）。张履祥追求实学具体表现在很多方面，如关心家乡农业生产，在校订涟川沈氏《农书》基础上，结合自己家乡实际而增加大量内容撰成《补农书》，也称《杨园农书》。和《沈氏农书》相比，《杨园农书》善于进行理论概括，提倡耕读并重思想等，更具儒者气象。张履祥还关注水利，认为不重视水利等问题，是社会的根本之病，“若乃游民众盛，水利不讲，屯军坐食而土地日荒，海内虚耗，则又本根之病也”[2]（卷40《备忘二》，P1097）。清顺治十八年（1661），张履祥家乡一带夏秋不雨，旱灾导致苗禾尽槁。张履祥在给自己的好友曹射侯的信中具体提出兴修水利方案。张履祥提出的兴修水利的办法详细尽善，反映了张履祥对社会公共事情的关切。这也和张履祥亲身经历有关，他在《桐乡灾异记》中详细列举了家乡各种灾害，记述了他的家乡从明代万历至清代康熙初年遭受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祸患。因此张履祥结合家乡地区地质地貌特点，因地制宜，提出治水的具体办法。他说：“施功先后之序，宜以崇、桐为始，而海宁继之。盖崇、桐者，海宁之水之牖户也。崇、桐涸，则海宁虽欲措手而无从；崇、桐见绩，而海宁乐乎趋事矣。嘉兴、海盐，虽各有接邻高阜之地，然为里不多，为功亦约，不难次第及也。其间经纬脉络，士人率能详之。究竟水道浅深、广狭，相间以行，实有不必尽浚者。”[2]（卷6《与曹射侯一》，P169）陈确和张履祥一样关注水利，他赞扬张履祥有关水利的论述甚有源委，“桐乡张履祥有致石门友人书，言海宁、桐乡、石门三县水利，甚有源委，并录呈上”[5]（文集卷15《投当事揭》，P364）。可见，陈确认为张履祥有关治水建议，很有价值，值得当政者参考。张履祥与陈确关注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体现了他们经世济民的情怀。他们的一些见解，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三、张履祥与陈确有关《大学》真伪的学术论辩
张履祥与陈确虽然有同学之谊，在一些问题上有共同的学术主张，但他们二人和而不同。张履祥认为，在学术上随便苟合和一心求胜，都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互相切磋，共同提高。他给陈确的信中说：“兄之他事，弟心仪而行式者至多，惟此未惬于意，不敢尚同苟合，亦非所以求胜。苟合、求胜，皆小人之道也。弟虽不肖，亦知所克治矣。”[2]（卷2《答陈乾初一》，P31）张履祥所说的“惟此未惬于意”，指不同意陈确有关对《大学》研究的结论。陈确和张履祥一样，也反对门户之见，主张以求真为目标。他说：“弟何敢苟倖一身之无罪，而重诬先圣贤之学乎！学道非情面间事，作好之与作恶，俱伤天理，惟是之从而已。”[5]（文集卷3《复张考夫书》，P132）他们两人本着这一治学精神，围绕《大学》一书真伪等方面展开针锋相对的争鸣。
1654年，陈确写成《大學辨》。《大学》原本是《礼记》的一篇，朱熹把它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编为四书，并为之作注，即朱熹的《四书集注》。《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大学》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明代王阳明等学者怀疑《大学》为孔子所著，到了清初陈确，怀疑更为彻底，批判更为坚决。他的《大学辨》书成后，遭到以张履祥为首的同门好友刘伯绳、沈甸华、吴仲木等人的批评，但陈确坚持己见，从容答辩。清初学者朱彝尊曾形象总结陈确《大学辨》时双方阵营的辩论，以及对陈确躬行君子的评价，“乾初，蕺山高弟，讲学海堧，晚著《大学辨》一篇。于时闻者皆骇，桐鄉张履祥考夫、山阴刘汋伯绳、仁和沈兰先甸华、海盐吴藩昌仲木，交移书争之。而乾初不顾，具言《大学》言知不言行，格致诚正之功，先后失其伦序，且以朱子《补传》‘一旦豁然贯通’近于禅，宜仍还《戴记》。其言虽咈于众心，然其人不失为躬行君子也”[5]（首卷《乾初先生遗事》，P42-43）。可见陈确认为《大学》只重视“知”而不言“行”；《大学》诚意在正心前，格物致知在诚意正心前，先后次序都不对；也反对朱熹《大学补传》中“一旦豁然贯通”之语，认为近于禅。陈确最终目的是揭开《大学》所谓的圣经贤传的面目，使《大学》回归《礼记》中的正常的一篇。 张履祥和陈确从《大学》一书的真伪、《大学》知行观、《大学》与佛教的关系、《大学》与王学的关系、《大学》与程朱之学的关系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的辩论。
其一，有关《大学》一书真伪的辩论。陈确在《大学辨》一文中首先对《大学》提出质疑：“陈确氏曰：《大学》首章，非圣经也。其传十章，非贤传也。”[5]（别集卷14《大学辨》，P552）这就是说《大学》并不是传统所说的“圣经贤传”，拨去罩在《大学》上面的神圣面纱。陈确对《大学》的考辨，主要从“迹”“理”两方面着手，“迹”指文献证据，而“理”指思想内容。他说：“确与友人书辨《大学》，尝有迹、理之说。谓以迹则显然非圣经也，以理则纯乎背圣经也。”[5]（别集卷14《辨迹补》，P562）陈确在与先师刘宗周儿子刘伯绳通信中更明确指出《大学》是伪书，“盖《大学》断是伪书，而《中庸》所言尚多出入。亦犹阳明之说格致，合知行，可谓切实不诬，然遂欲以发明《大学》之教则不可”[5]（别集卷5《与刘伯绳书》，P471）。
針对陈确认为《大学》是伪书，张履祥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大学》不伪。他在和吴仲木通信中，肯定《大学》的作用，特别是认为《大学》的“诚意”之说最有价值，“《大学》诚意，专言好恶，其自下学至上达天德，只此一路，工夫最简易，最切实耳”[2]（卷3《答吴仲木十三》，P60）。张履祥在与朋友吴裒仲通信中反复强调此点，并批评陈确《大学辨》，认为自己有义务尽同学之谊帮助陈确改变认为《大学》是伪书的观点，“乾兄《大学》之辨，窃以为疑非孔、曾亲授之书则可，谓非圣人之学之所传则不可。若此种议论出自他人，则亦听其自言自已，其是非直可任之天下之人矣。乾兄同学之友也，意所不然，义不可以默默，而坐视其有过言之失”[2]（卷10《与吴裒仲四》，P286）。张履祥认为可以对《大学》作者，即《大学》为孔子所著产生怀疑，但不能对《大学》一书的思想贡献，即圣人之学进行否定。
对陈确有关《大学》之辨，学术界基本给予肯定。如张学智就认可陈确《大学辨》：“他的价值在于敢于怀疑《大学》为圣经贤传，敢于指斥《大学》的谬误，敢于批评程颐、朱熹所作的解释这一点，与明末整个思想界的批判精神相呼应。”[9]（P502）而张履祥围绕《大学》一书，也是具有怀疑精神的，对此，我们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如果说陈确主要是从《大学》作者上进行考辨，否定《大学》为圣经贤传；那么张履祥主要是从《大学》版本上，进行辨伪，否定《石经大学》版本。张履祥于《大学》尊信程朱《古本大学》，而他的老师刘宗周尊信《石经大学》。张履祥本着吾爱吾师，吾亦爱真理的精神，给刘宗周写信提出质疑，论述了《石经大学》之伪，希望自己老师不要表彰《石经大学》，以免后人产生疑惑。他说：“与其表而章之，而不免于后人之惑，不如阙疑，亦为不失尊经之意。”[2]（卷2《上山阴刘念台先生书别帙二》，P23）陈确认为辨别《大学》版本是非，并不是最有意义的，最有意义的事是要证明《大学》是伪书，这是他和张履祥的根本分歧。
其二，有关《大学》知行观的辩论。陈确认为《大学》与所谓的圣道无关，指出：“圣人言学，绝不铺张一字。铺张一字，去道千里。观之《论》《孟》，既可睹矣。故言知而行在其中，言行而知在其中，言身而家国天下在其中，言治平而修齐在其中。故其道要约而易操。《大学》字字铺张，语语分裂，学者惊于其大，艳于其博，而过奉之，亦足悲矣。”[5]（文集卷11《揣摩说》，P263）陈确通过《大学》与《论语》《孟子》相比而展开对《大学》的批判，主张知行合一、知行并进的知行统一观。他反对《中庸》知行之分以及《大学》知行之分先后和重知轻行的主张，“知行之分，自《中庸》始也。知行之分先后，自《大学》始也。确也惑之。然《中庸》之分知行也，则犹若并重之也；《大学》之分先后，则重知矣。重知必轻行。欲学者之不堕于空，不可得矣。确尝以《大学》为释氏之权舆者，殆以此也”[5]（文集卷8《困勉斋记》，P210）。陈确之所以认为《大学》为“释氏之权舆”，是因为《大学》的“知止”“止于至善”的思想，限制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求知，因此陈确主张知行合一，“所谓有志者事竟成，君子之志于道者，不犹是乎！千闻不若一见，以此益信‘知行合一’之说”[5]（文集卷2《与沈朗思书》，P114-115）。这就是说，要想知，就必须行，行中有知，实践中产生理论。所以陈确赞同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昔贤所谓坐下功夫，在家言家，在馆言馆，各求心安理当。且于既安中求未安，已当中求未当，乃是真学问。用力于此，始知阳明子合知行之妙”[5]（文集卷3《与沈朗思书》，P118）。陈确的知行观，具有辩证的观点，反映了人们认识的有限与无限的辩证统一。
在与陈确通信中，张履祥不同意陈确认为《大学》言知不及行的观点。他说：“前书谓《大学》为禅之权舆，以其言知不及行也。《大学》之书具在，自篇首至末简，何一章之不及行乎？即以知论，禅之言知，说顿、说渐，总不致知者也。今之儒名而禅实者，言致知而不及格物者也。且自诚意而往，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何一而非行之事乎？仁兄归罪于此，正如折狱者，以嫌疑杀人矣。弟始终不为烦言以乱听，约而断之，两言而已：谓《大学》为非孔、曾亲笔之书，则固然已；谓《大学》为非孔氏之道、曾氏之学，则必不可。”[2]（卷2《答陈乾初一》，P29-30）张履祥认为《大学》通篇谈论的都是行，陈确对《大学》知行观的批评牵强附会。总之，张履祥对《大学》一书的底线是：怀疑《大学》为孔子所著是可以的，但不能否定《大学》一书的儒家学说，即《大学》主张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主张。茅家琦就认为，《大学》的这些主张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他赋诗赞扬：“国治靠心正，修身要致知，先贤一席话，万世应为师。”[10]（P667）可见，《大学》一书在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仍然有很大影响。张履祥进而批评陈确知行合一说，主张知行本二，“弟尝深疾夫近代之好为异论者，如体用本一原也，而倡为有体无用，有用无体之说；三教本三门也，而倡为三教一门之说；知行本二也，故言知先行后可也，知行并进可也，而倡为知行合一之说；君子反经而已矣，权亦只是经也，而世之学者，好为达权通变，经不足守之说”[2]（卷2《答陳乾初一》，P30）。张履祥知行观的主张是知就是知，行就是行，知行分离，知先行后、知行并进都可以，但反对知行合一。张履祥认为知行合一是一种异论，是王阳明的主张，而张履祥是坚决反对王学的。张履祥为学经历过三次变化，他早年泛滥诸家，后信奉王阳明心学，接着由刘宗周“慎独”“诚意”之学转向朱子学。张履祥的好友凌克贞在张履祥去世后，审订张履祥遗稿，写有《杨园先生全集序》，评价张履祥为：“先生生于明季，少时向道，闻山阴刘先生为海内学者所宗，往受业于门。先生德器温粹，陶淑于山阴，更觉从容。归而肆力于程、朱之书，学益精密，识益纯正，仰质先圣。其揆一处，洞悉无疑。”[2]（《杨园先生全集序》，P5） 其三，有關《大学》与佛学、王学、程朱之学关系的辩论。首先，张履祥从当时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认为明万历以来世间佛教流行，对人们分析问题产生影响，陈确也受此迷惑，对《大学》的解释掺杂佛教的内容，影响了《大学》的儒家思想的纯正。他说：“盖缘万历以来，学术日晦，说书者多以释、老解儒书，其有以启乾初之惑，宜其有之。然此解《大学》者之罪，非《大学》之正解也。窃谓禅学于他书犹易窜入，至于《大学》，断断不可，非徒不可，实不能也。其门庭堂奥，光明严正，确实周详，无隙可乘。天下后世儒者之道赖以不至晦蚀者，幸有此书之传。不图今日反以是加狱也。”[2]（卷3《与吴仲木十五》，P65）其次，张履祥批评陈确表面上反对佛教，但骨子里却信奉佛教，这是因为陈确不尊崇程、朱学说的缘故。张履祥的弟子姚琏在《训门人语》中记载了张履祥晚年的一次谈话：“先生训琏曰：‘学术之际，不可不慎。始之不慎，则自谓辟异端，不知深入其中，而终身有不觉者。如乾初立论辟禅，而其学的是禅学；季心立意排斥良知，而其议论正是良知衣钵。此皆由不尊信程、朱故也。’”[2]（卷54《训门人语三》，P1481）再次，张履祥还明确指出陈確学说中之所以有佛学倾向，原因就是陈确信奉王阳明学说，而王阳明学说来源于佛学，“乾初主张心学，每事必信诸心，而执行在知先之见，坚不可破。虽不学禅，而不自知已入于禅。盖乾初所服膺者，良知之说，而姚江实禅学之深者也。学不虚心逊志，为害真不浅也。所以必须择善”[2]（卷40《备忘二》，P1091）。这里，张履祥提出“择善”之说，认为“择善”是《大学》贯穿的重要原则，具体表现在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张履祥还批评陈确由于信服王阳明心学，受其影响，目无圣人，自以为是，“盖兄于王氏之书，读之熟而信之深，故一种傲然自以为是，前无往圣，后无来哲，目前侪辈皆可弟子视之之意，有不自知其然而发见者，固非可以口舌急卒争也。仁兄于洛、闽之书，岂云不读？只是以先入者为主，而操我见以权衡之”[2]（卷2《答陈乾初一》，P29）。
对于张履祥的批评，陈确认为自己并非意气用事。他在与张履祥谈起对《大学》《中庸》的看法时说：“弟老病寝加，死期不远，一切已置度外。惟以圣学久诬，恨之入骨，虽死不暝。”[5]（文集卷3《复张考夫书》，P131）可见陈确坚持自己的学术主张，不以众人反对而退让。陈确还批评张履祥不应尽信程、朱之书，“学者读得程、朱语录数十条，佥谓道已在是，一切都不须理会，斯庄生之徒所为致诮于媛姝者也”[5]（文集卷2《与张考夫书》，P114）。这也反映了陈确的怀疑精神，不迷信圣人。
陈确与张履祥围绕《大学》一书，各持己见，将辩论深入下去。他们对儒家经典真伪怀疑程度虽有区别，但都反映了清初学术的特点，即辨伪考证风气的兴起成为潮流。张天杰的《张履祥与清初学术》一书第七章“《大学辨》之辩——张履祥与陈确《大学》真伪论辩之辨析”认为：“陈确开始以考证的方法来解决理学义理的问题，推动了清初学术的转型，这也是清初学风趋向笃实的一个重要方面。”[11]（P216）张履祥同样也进行辨伪考证，他主要是从《大学》版本上进行辨伪，否定《石经大学》版本。当时，阎若璩考辨《古文尚书》，著有《尚书古文疏证》；胡渭考辨易图，著有《易图明辨》；清初的一些学者对其余的儒家经典也进行辨伪。清初的辨伪考证，也为清中叶乾嘉学派经史考据奠定了基础。此外，从以上你来我往激烈辩论中可以看出陈确与张履祥性格不同。张履祥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学术上也是坚守程朱学说，反对阳明心学，反对佛教，但略有偏激。而陈确学术上包容性较大，交往的学者各种学术倾向都有，对王学也不全部否定。再有，陈确对西学也不完全排斥，写有《眼镜颂》，赞扬利玛窦，“万历中年，利玛始聘，伎巧宝多，惟斯之正，开物成务，聿追前圣”[5]（文集卷15《眼镜颂》，P356）。
总之，张履祥与陈确这两位同门挚友，他们晚年的学术趋向虽大为不同，但同学之谊老而弥笃，互相致信殷切问候，是和而不同的谦谦君子，他们交友始终不以他故而易初衷也。
参 考 文 献
[1] 王俊义：《论陈确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格》，载《史学集刊》1988年第2期.
[2]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
[3] 邓立光：《陈乾初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
[4] 武少民：《明末政治乱局中的理学心学纠葛——以张履祥与刘宗周学术思想关联为中心》，载赵轶峰：《权力·价值·思想·治道——明代政治文化丛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5] 陈确：《陈确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
[6] 徐志平：《张履祥与同时代的浙西学人们》，载桐乡市名人研究会：《张履祥与浙西学术——纪念张履祥诞辰四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
[7] 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8] 程宝华：《理学真儒——张履祥学术思想研究》，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3.
[9] 张学智：《明代哲学史》（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0] 茅家琦：《历史与思想论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1] 张天杰：《张履祥与清初学术》，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王雪萍]
Abstract： There is great friendship between ZHANG Lv-xiang and CHEN Que as classmates in west Zhejiang in Early Qing Dynasty. They share common and different academic opinions. They advocate ancient rite in funeral， oppose bad custom， pursue real effect； after the fall of Ming Dynasty they cherish righteousness， opposes lecturing， traveling and taking part in exams， which shows their stand of adherence of Ming Dynasty and noncooperation with Qing government. They value true knowledge as well as public affairs， which reflects their concern of the world and the people. In their late years， they argue about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ory of knowing and doing issue of in it. Although their opinions are quite different， their friendship is not changed due to any reason.
Key words： Early Qing Dynasty， ZHANG Lv-xiang， CHEN Que， academic connection
关键词：清初；张履祥；陈确；学术关联
作者简介：武少民，男，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8 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3-0165-08
张履祥，字考夫，号念芝，学者以其所居杨园村而称之为杨园先生。浙江桐乡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卒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陈确，原名道永，字非玄，又作匪玄，后更名确，浙江海宁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卒于清康熙十六年（1677）。张履祥与陈确都是明末大儒刘宗周的弟子，在刘宗周众多弟子中，他们是挚友。张履祥与陈确还生活在同一个地区，都是清初浙西一带著名学者。他们志同道合，进行共同的学术活动，有共同的学术主张，而且感情深厚，互相赞扬，赞扬对方的人品与学术，赞扬对方的社会关怀。晚年，他们围绕《大学》一书真伪等学术问题，各抒己见，进行激烈学术论辩。学术界对张履祥、陈确围绕《大学》一书之论辩有一些研究成果，进行了很好的梳理和分析。1但研究中存在一种倾向，只注意到张履祥与陈确学术主张的不同，而对他们相同的学术主张，论述得不够充分，如王俊义认为：张履祥等“这些人多曾与陈确共同师事刘宗周，同学之谊颇深，私人交往亦甚厚，然而论学却与陈确多有不合，尤其不满陈确的‘异端’思想，甚至对之冷嘲热讽、反唇相讥”[1]。“张履祥本来是他的挚友，由于学术观点不同，乃至对陈确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地指责他‘挟贤挟长’，‘喜新立异’，‘傲然自以为是’。”[1]笔者认为张履祥与陈确虽然有明显的学术分歧，但又有共同的学术主张。他们的学术分歧并不影响两人之间的深厚感情。
此外，有关张履祥与陈确的研究，学术界存在赞扬陈确而贬低张履祥的倾向，认为张履祥背叛师门，不了解老师刘宗周的学术，而且对刘宗周有所刻薄；而陈确心地忠厚，对老师刘宗周的学术虽然有取有舍，但不予褒贬。如邓立光针对张履祥与友人信中所说“去冬所谕‘喜怒哀乐未发以前’一段疑义，弟初于《先师语录》，闻其说而悦之，已而证之朱夫子《与湖南诸公》一书，深悔前时所见之失”[2]（卷4《与沈上襄书》，P81），而发表议论：“张氏之不满师说，正式表态，这是背叛师门的宣言。陈确虽亦于师说有所取舍，然亦只存而不论，未如张履祥之到处指责。陈确之忠厚，正是道德践履所必须及必至者，张氏不自惭形秽乎！”[3]（P176）笔者认为，邓立光这种“自惭形秽”用语的评价有失公正，因为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只看到张履祥与刘宗周学术的不同，而没有看到张履祥对刘宗周学术的继承，以及刘宗周对张履祥学术及人格的影响。具体论述参见笔者撰写的《明末政治乱局中的理学心学纠葛——以张履祥与刘宗周学术思想关联为中心》[4]（P234-266）一文，此不赘言。
一、张履祥与陈确深厚的同学之谊
张履祥与陈确同学之谊深厚，表现在一是互相关心身体健康，问寒问暖。张履祥在给好友吴仲木的信中，表达出很想见陈确的心愿，“乾初兄久不相见，过此暑月，弟积志夙矣，决走龙崗一晤。非浮言也，除是身病或里中有警，容沮此行耳”[2]（卷24《答吴仲木七》，P676）。而且为了见陈确，张履祥推迟归程，以尽朋友之乐，“弟尚留翠薄，候乾兄至，不急急为归计。山水朋友之乐，不能恝如也”[2]（卷24《与吴仲木十》，P678）。有时张履祥还住在陈确家，“先是七载，予过海上吊忠节祠，因访仲木于澉浦，始与裒仲遇，未相识也。予与仲木言且久，裒仲拱而聽，无一语。从西行三十里，宿于乾初陈氏”[2]（卷21《吴子裒仲墓志铭》，P622）。晚年时，张履祥给陈确写信，还自责对陈确关心不够，请陈确原谅，“仁兄久病，弟不通声问竟五、六载，同学之谊阙失如此，几于无复人理。顾以岁屡不登，遇人艰难，百凡俱废，谅知己不以为咎也”[2]（卷2《与陈乾初四》，P35）。陈确同样也关心张履祥的身体健康，在给刘宗周儿子刘伯绳的信中，把张履祥和自己老母身体都很好的情况告诉刘伯绳，“张考夫近体渐胜。家母今年八十有九，眠食尚无恙。余情缕缕，非笔能悉，临风怀想，无任依依”[5]（文集卷2《寄刘伯绳书》，P95）。可见张履祥在陈确心中地位和自己亲人一样。陈确还同病相怜，写有《怀诸同病》一诗并序：“山阴刘伯绳兄、桐乡张考夫兄，洎澉湖二吴子，既皆善病，不能数相往来，每为怅然。而余今年十月一病，又复逾旬未已。病中怀我诸君子益甚，因成小咏，各书一纸寄之。风雨静村庐，交游尽日疏。寒赊通夕梦，闲拣隔年书。贫病无惭尔，痴愁未解余。那能凭尺素，千里致相于！”[5]（诗集卷5《怀诸同病》并序，P715）“二吴子”指吴仲木、吴裒仲。从上可见，张履祥和陈确，真是笃于朋友之情。
二是张履祥与陈确互相赞扬对方人品高尚。张履祥在给朋友唐灏儒介绍陈确时，说陈确是自己的益友，“海昌陈匪玄兄，向同祝开美兄于先师之门得力最深。今开美亡矣，匪玄兄尚存，变名曰确，字曰乾初，亦弟数年来所交益友也”[2]（卷4《答唐灏儒二》，P76）。张履祥在《言行见闻录》中有很多结合具体事例赞扬陈确之语，如赞扬陈确对待家中仆人友善真诚，“陈乾初有耕田之仆死，哭之甚哀，食不重味，与人言及即泪下。为文一篇以告之，词甚真切，任其妻麻衣白兜头。近今待下不失恩义，不多见也”[2]（卷32《言行见闻录二》，P906-907）。赞扬陈确治家有方，勤劳力行，“陈乾初居家有法度，天未明，机杼之声达于外。男仆昧爽操事，无游惰之色。子侄力行孝友，雍雍如也”[2]（卷32《言行见闻录二》，P915）。赞扬陈确在家乡出现旱灾时帮助乡人，“辛丑，三吴旱，濒海高乡禾尽槁。来春乏食，陈乾初贷米于富室，以食里中之饥者。不足，又劝族人与乡之富者出粟济之。且约曰：‘乡邻之贫者，得食陈氏粟，陈氏之贫者，无得食乡邻粟。’人咸义之”[2]（卷33《言行见闻录三》，P930）。陈确同样也赞扬张履祥为人朴实敦厚，“桐乡张履祥素履朴实，澉水吴藩昌克承二父之志，皆夙所奉教。自余好修之士，所在多有”[5]（文集卷13《祭山阴先生文》，P309）。而且陈确认为张履祥是他学习的道德榜样，“考夫兄造履弥笃，几于显微无间，尤是师门曾、闵。弟敦本不及考夫，好学不及仲木”[5]（文集卷1《寄张奠夫刘伯绳两兄书》，P75-76）。 三是张履祥与陈确共同纪念师友。首先，他们共同纪念自己的先师刘宗周。张履祥壬辰冬给先师儿子刘伯绳写信，对不能前往祭祀先师感到愧疚：“今年春，乾初、仲木两兄陪先师春祀，弟准拟秋间一行，竟以势不能出而止，愧负实多。”[2]（卷2《与刘伯绳》，P27）张履祥还和吴仲木通信，谈与陈确纪念先师筹备事宜，“先师二仲之祭，越中同志既岁举之，吾地及门，义不可不与。即有不能一年一往，必不可已如今年，兄与乾兄春往，则弟秋往。以是为常，则筑室之志既可稍申，而处仁迁义之心亦缘是而益励也。前与乾兄商之，因为兄言及”[2]（卷3《答吴仲木十三》，P62）。《杨园先生全集》中保留张履祥撰写的《告先师文》，记载了顺治九年（1652）张履祥与陈确、吴仲木祭拜先师及亡友一事。他们还共同整理先师著作，“《易抄》《语录》《会语》，俱送考夫兄处，未返。确于先生语录，亦略有参订，欲私质之吾兄，非面晤不能”[5]（文集卷1《寄刘伯绳世兄书》，P88）。陈确和张履祥还关心先师的后人。陈确欲约张履祥看望先师儿子，也是他们的同学刘伯绳，“伯绳久病，望我江下故人如望岁。欲约张、沈两兄一往候之，而两兄似必不能出门，则弟当独往”[5]（文集卷2《答吴裒仲书》，P101）。张履祥还与陈确等修订刘伯绳所撰先师年谱。
张履祥与陈确还共同纪念同门学友祝渊。祝渊和张履祥、陈确都是刘宗周的弟子。1645年，祝渊殉明自尽。祝渊殉节后，陈确父子将之安葬。张履祥则迟到二日，曾写诗二首：“一丘封作孝廉墓，风物千秋怀古情。多愧故人贫病迫，驰驱冰雪独陈兄。”“师门问学吾徒共，七尺全归志独深。犹忆姑苏终夜雪，相期不屈季通心。”[2]（卷1《会祝孝廉葬阻雪二首》，P8）祝渊临终前，曾把对刘宗周讲课的记录等交代给陈确妥善保存，这也看出祝渊与陈确是生死之交。据《杨园先生全集》记载：“祝开美将自尽，出一帙授陈乾初，曰：‘此吾师所示笔札，及师门讲论吾所记录者，吾死子幼，未能守。今以付兄，谨之勿失，无恨矣。’”[2]（卷31《言行见闻录一》，P887）陈确不负所托，和张履祥、吴仲木整理祝渊遗文。张履祥给吴仲木信中说：“开美兄遗文，及兄所撰《遗事》一卷，粗读一过，稍暇更阅缄上也。”[2]（卷3《答吴仲木四》，P47）
二、张履祥与陈确共同的学术主张
张履祥与陈确对学术孜孜以求，他们在一起探讨学问，相互切磋。正如陈确给张履祥信中所说：“吾辈虽皆就衰，学问之事，疑尚有可以相长者。”[5]（文集卷3《寄张考夫书》，P130）而张履祥也同样渴望和陈确在一起探讨学术，在给吴仲木的信中，他说：“况其承命而来，原以求益吾兄，复得朝夕与裒兄肆力于学问，而乾初兄相去抑复不远，可以时时过从，质其所疑，而聆其所未闻焉。”[2]（卷24《答吴仲木六》，P674）陈确很欣赏张履祥的治学态度与方法，认为张履祥研究问题全面而不偏激，在給吴仲木的信中把张履祥视为可以深交的畏友：“尝诵考兄之教，有曰：‘不着紧则不进，太着紧则有进锐退速之患；不优游则不安，太优游则有因循怠荒之弊。’亮哉斯言！弟病在不着紧，兄病在不优游，吾两人其交勉之可也。”[5]（文集卷1《与吴仲木书》，P84-85）可见张履祥、陈确、吴仲木等人在当时明清鼎革之际，放弃科举道路，不肯仕清，隐居乡里，但他们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追求实学，探讨学问，关心家乡公共事务，这也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所在，也是他们精神寄托之所在。徐志平在《张履祥与同时代的浙西学人们》一文中说：“处于民间的学人由于身处下层，往往在世时影響不大，其得到社会的肯定和扬名往往在身后，如张履祥，但他们在民间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在这些名人的周围，又因地域、师生、家族、友朋、同僚、文学旨趣等原因而聚集着一大群文人学者，构成了不同的文人圈子。”[6]（P117）
张履祥和陈确共同的学术主张，表现在一是对丧葬的看法上。张履祥赞扬陈确家中举行丧礼得体，符合礼节。他说：“海宁陈乾初，祀其先人，则只焚香，献牲粢盛醴齐之，奠而一无所焚，疑为得礼。予家相传用纸钱，今不敢用。其余宗党邻戚之交，亦不复用以吊问，请自兹始。”[2]（卷18《丧祭杂说》，P533）陈确也同样赞扬张履祥赠送祝开美丧葬用品符合礼节，“吾友张考夫送祝开美之丧，致石灰一石，极有理”[5]（别集卷8《俗误辨》，P509）。陈确主要是从追求真情实意的角度赞扬张履祥纪念祝开美此举。他说：“盖虚文日盛，则实意渐衰。若前所述张、董两兄事，皆是实意，有裨礼教者，故乐告我同志知之。使吾辈举事，能事事如此，便是圣贤一路上人，要当触类旁通耳。”[5]（文集卷16《示友帖》，P377）董指董昭逸，他善于帮助贫穷亲友举办丧事。因此陈确赞扬张履祥、唐灏儒举行葬亲社和当时流行的士人结社不同，不是为了声气虚名，而是追求实学，讲求实效，有益于风化。“吾友莘墅唐灏如兄，始举葬会，垆溪张考夫兄继之，而葬者甚多。社事之盛，无过今日，有如两兄之切实有益者乎！”[5]（别集卷7《葬社启》，P504）因此陈确与张履祥在葬亲社的举办上有一致的社会公共价值观。他们都提倡切实有益，不崇空谈的实学。所以张履祥邀约陈确主持葬亲会，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张履祥代家乡葬亲社同仁请陈确前来主持，为宾公，今《杨园先生全集》中把张履祥敦聘陈确两封书信收入集中，弥足珍贵。张履祥还将陈确《葬论》一书收入葬亲社社约，推荐为家乡葬亲社同人必读之书。在与吴仲木信中，张履祥说：“敝里诸友仿唐灏儒兄劝励之法，立葬亲一社，一时人心颇见鼓动。寒食前一日，举社中岁会，欲屈乾初兄一过，发明送死奉终之义，激励仁孙孝子之心。因乾初兄《葬论》一书，弟已传知同社故也，度锡类之思，推之无往不在，有所不拒耳。”[2]（卷24《与吴仲木二》，P670）张履祥与陈确举行葬亲社时，以《吕氏乡约》即经过朱熹修改的《增损吕氏乡约》为行为准则，之所以专行《吕氏乡约》，主要是用传统的儒家家礼来反对当时的风水迷信、停葬陋俗，以及佛教礼仪等习俗，即“以礼抗俗”，通过丧葬的改革，重建理想社会秩序。此外，张履祥、陈确等在丧葬上提倡古礼，也有提倡民族文化认同，与清政府划清界限，反映了他们明遗民的立场。王汎森就认为张履祥等人“复兴古礼的潜在动机之一是重新发掘、创造一套属于汉人的古代礼仪，把自己和满人区分开来以维持自我的认同，这种心理可能是存在的”[7]（P61）。当时已有人说张履祥等人成立的“葬亲社”可以叫“不降社”，即不臣服于清政府，“湖州诸兄，各率子弟，至于一家，解经习礼，以观所业之进退。亦何与人事？而嫉之者辄以不降社题之，流言籍籍”[2]（卷3《答吴仲木十一》，P58）。 二是张履祥和陈确明亡后都重视节义，反对讲学、出游、应试等。张履祥抨击甲申之变，仗节死义的人很少，而大部分人选择和推翻明朝的李自成起义军合作，能够弃官逃走，就可以称为懂得廉耻。而到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竟不顾廉耻，出现鬻爵、纳银免考等现象，并引陈确对此抨击的话，引为同调。“海宁陈匪玄道永曰：‘此输银就试之心，即异日迎贼献降之本也。父兄为子弟输银，必不欲子弟之立节义，子弟欲以是进取，必不愿以节义自勉。人心如此，天下复何幸乎？’”[2]（卷31《言行见闻录一》，P879）张履祥和陈确还都反对出游、应试。张白方，浙江海盐人，张履祥的好友，张履祥写有《赠张白方序》，反对张白方广东之游，“维朋友之道，在责善不可则止，非所施于张子。且张子果以是行也，他日悔之，必将薄吾党朋友皆流俗人，无尼其行者，耻孰甚？因为言以赠之”[2]（卷16《赠张白方序》，P470）。张白方听从张履祥的劝说而停止出游，一时传为佳话。陈确效法张履祥阻止张白方出游而阻止祝凤师出游，“顷过龙山，闻张白方有粤游之志，因考夫言而止之，仆为作《志喜篇》以贻二子。因念凤师昔游四明，继游维扬，亦犹白方之志；而仆与凤师之谊深于二张，凤师之聪明必不下白方，使仆当日能效考夫之言，安知凤师无白方之听！而仆未尝一言，则凤师之浪游非凤师之过，而仆默而不言之过也”[5]（文集卷2《遗祝凤师兄弟书》，P99）。祝凤师，祝渊长子。张履祥和陈确反对“远游”“应试”等，不是仅仅反对一种行为方式，而是反映了张履祥、陈确等人不与清政府合作的遗民立场，正如程宝华所说：“张履祥和陈确关心的是‘游’这一行为在易代之际的道德含义——亦遗民式的关切，表达了他们对遗民身份的认同和对艰苦环境的超拔气概”[8]（P56）。
三是都注重实学，主张兴修水利等。张履祥是明末清初实学思潮兴起代表人物之一，为实学思潮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正如张履祥好友何汝霖所说：张履祥所撰之书“俱一一从身心日用间体验天理民彝，以为立身应事、自淑淑人之准则，非辞章训诂家所能窥其一、二者。故不厌知希切切，惧邻于表暴，真实学也”[2]（卷36《初学备忘引》，P989）。张履祥追求实学具体表现在很多方面，如关心家乡农业生产，在校订涟川沈氏《农书》基础上，结合自己家乡实际而增加大量内容撰成《补农书》，也称《杨园农书》。和《沈氏农书》相比，《杨园农书》善于进行理论概括，提倡耕读并重思想等，更具儒者气象。张履祥还关注水利，认为不重视水利等问题，是社会的根本之病，“若乃游民众盛，水利不讲，屯军坐食而土地日荒，海内虚耗，则又本根之病也”[2]（卷40《备忘二》，P1097）。清顺治十八年（1661），张履祥家乡一带夏秋不雨，旱灾导致苗禾尽槁。张履祥在给自己的好友曹射侯的信中具体提出兴修水利方案。张履祥提出的兴修水利的办法详细尽善，反映了张履祥对社会公共事情的关切。这也和张履祥亲身经历有关，他在《桐乡灾异记》中详细列举了家乡各种灾害，记述了他的家乡从明代万历至清代康熙初年遭受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祸患。因此张履祥结合家乡地区地质地貌特点，因地制宜，提出治水的具体办法。他说：“施功先后之序，宜以崇、桐为始，而海宁继之。盖崇、桐者，海宁之水之牖户也。崇、桐涸，则海宁虽欲措手而无从；崇、桐见绩，而海宁乐乎趋事矣。嘉兴、海盐，虽各有接邻高阜之地，然为里不多，为功亦约，不难次第及也。其间经纬脉络，士人率能详之。究竟水道浅深、广狭，相间以行，实有不必尽浚者。”[2]（卷6《与曹射侯一》，P169）陈确和张履祥一样关注水利，他赞扬张履祥有关水利的论述甚有源委，“桐乡张履祥有致石门友人书，言海宁、桐乡、石门三县水利，甚有源委，并录呈上”[5]（文集卷15《投当事揭》，P364）。可见，陈确认为张履祥有关治水建议，很有价值，值得当政者参考。张履祥与陈确关注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体现了他们经世济民的情怀。他们的一些见解，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三、张履祥与陈确有关《大学》真伪的学术论辩
张履祥与陈确虽然有同学之谊，在一些问题上有共同的学术主张，但他们二人和而不同。张履祥认为，在学术上随便苟合和一心求胜，都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互相切磋，共同提高。他给陈确的信中说：“兄之他事，弟心仪而行式者至多，惟此未惬于意，不敢尚同苟合，亦非所以求胜。苟合、求胜，皆小人之道也。弟虽不肖，亦知所克治矣。”[2]（卷2《答陈乾初一》，P31）张履祥所说的“惟此未惬于意”，指不同意陈确有关对《大学》研究的结论。陈确和张履祥一样，也反对门户之见，主张以求真为目标。他说：“弟何敢苟倖一身之无罪，而重诬先圣贤之学乎！学道非情面间事，作好之与作恶，俱伤天理，惟是之从而已。”[5]（文集卷3《复张考夫书》，P132）他们两人本着这一治学精神，围绕《大学》一书真伪等方面展开针锋相对的争鸣。
1654年，陈确写成《大學辨》。《大学》原本是《礼记》的一篇，朱熹把它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编为四书，并为之作注，即朱熹的《四书集注》。《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大学》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明代王阳明等学者怀疑《大学》为孔子所著，到了清初陈确，怀疑更为彻底，批判更为坚决。他的《大学辨》书成后，遭到以张履祥为首的同门好友刘伯绳、沈甸华、吴仲木等人的批评，但陈确坚持己见，从容答辩。清初学者朱彝尊曾形象总结陈确《大学辨》时双方阵营的辩论，以及对陈确躬行君子的评价，“乾初，蕺山高弟，讲学海堧，晚著《大学辨》一篇。于时闻者皆骇，桐鄉张履祥考夫、山阴刘汋伯绳、仁和沈兰先甸华、海盐吴藩昌仲木，交移书争之。而乾初不顾，具言《大学》言知不言行，格致诚正之功，先后失其伦序，且以朱子《补传》‘一旦豁然贯通’近于禅，宜仍还《戴记》。其言虽咈于众心，然其人不失为躬行君子也”[5]（首卷《乾初先生遗事》，P42-43）。可见陈确认为《大学》只重视“知”而不言“行”；《大学》诚意在正心前，格物致知在诚意正心前，先后次序都不对；也反对朱熹《大学补传》中“一旦豁然贯通”之语，认为近于禅。陈确最终目的是揭开《大学》所谓的圣经贤传的面目，使《大学》回归《礼记》中的正常的一篇。 张履祥和陈确从《大学》一书的真伪、《大学》知行观、《大学》与佛教的关系、《大学》与王学的关系、《大学》与程朱之学的关系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的辩论。
其一，有关《大学》一书真伪的辩论。陈确在《大学辨》一文中首先对《大学》提出质疑：“陈确氏曰：《大学》首章，非圣经也。其传十章，非贤传也。”[5]（别集卷14《大学辨》，P552）这就是说《大学》并不是传统所说的“圣经贤传”，拨去罩在《大学》上面的神圣面纱。陈确对《大学》的考辨，主要从“迹”“理”两方面着手，“迹”指文献证据，而“理”指思想内容。他说：“确与友人书辨《大学》，尝有迹、理之说。谓以迹则显然非圣经也，以理则纯乎背圣经也。”[5]（别集卷14《辨迹补》，P562）陈确在与先师刘宗周儿子刘伯绳通信中更明确指出《大学》是伪书，“盖《大学》断是伪书，而《中庸》所言尚多出入。亦犹阳明之说格致，合知行，可谓切实不诬，然遂欲以发明《大学》之教则不可”[5]（别集卷5《与刘伯绳书》，P471）。
針对陈确认为《大学》是伪书，张履祥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大学》不伪。他在和吴仲木通信中，肯定《大学》的作用，特别是认为《大学》的“诚意”之说最有价值，“《大学》诚意，专言好恶，其自下学至上达天德，只此一路，工夫最简易，最切实耳”[2]（卷3《答吴仲木十三》，P60）。张履祥在与朋友吴裒仲通信中反复强调此点，并批评陈确《大学辨》，认为自己有义务尽同学之谊帮助陈确改变认为《大学》是伪书的观点，“乾兄《大学》之辨，窃以为疑非孔、曾亲授之书则可，谓非圣人之学之所传则不可。若此种议论出自他人，则亦听其自言自已，其是非直可任之天下之人矣。乾兄同学之友也，意所不然，义不可以默默，而坐视其有过言之失”[2]（卷10《与吴裒仲四》，P286）。张履祥认为可以对《大学》作者，即《大学》为孔子所著产生怀疑，但不能对《大学》一书的思想贡献，即圣人之学进行否定。
对陈确有关《大学》之辨，学术界基本给予肯定。如张学智就认可陈确《大学辨》：“他的价值在于敢于怀疑《大学》为圣经贤传，敢于指斥《大学》的谬误，敢于批评程颐、朱熹所作的解释这一点，与明末整个思想界的批判精神相呼应。”[9]（P502）而张履祥围绕《大学》一书，也是具有怀疑精神的，对此，我们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如果说陈确主要是从《大学》作者上进行考辨，否定《大学》为圣经贤传；那么张履祥主要是从《大学》版本上，进行辨伪，否定《石经大学》版本。张履祥于《大学》尊信程朱《古本大学》，而他的老师刘宗周尊信《石经大学》。张履祥本着吾爱吾师，吾亦爱真理的精神，给刘宗周写信提出质疑，论述了《石经大学》之伪，希望自己老师不要表彰《石经大学》，以免后人产生疑惑。他说：“与其表而章之，而不免于后人之惑，不如阙疑，亦为不失尊经之意。”[2]（卷2《上山阴刘念台先生书别帙二》，P23）陈确认为辨别《大学》版本是非，并不是最有意义的，最有意义的事是要证明《大学》是伪书，这是他和张履祥的根本分歧。
其二，有关《大学》知行观的辩论。陈确认为《大学》与所谓的圣道无关，指出：“圣人言学，绝不铺张一字。铺张一字，去道千里。观之《论》《孟》，既可睹矣。故言知而行在其中，言行而知在其中，言身而家国天下在其中，言治平而修齐在其中。故其道要约而易操。《大学》字字铺张，语语分裂，学者惊于其大，艳于其博，而过奉之，亦足悲矣。”[5]（文集卷11《揣摩说》，P263）陈确通过《大学》与《论语》《孟子》相比而展开对《大学》的批判，主张知行合一、知行并进的知行统一观。他反对《中庸》知行之分以及《大学》知行之分先后和重知轻行的主张，“知行之分，自《中庸》始也。知行之分先后，自《大学》始也。确也惑之。然《中庸》之分知行也，则犹若并重之也；《大学》之分先后，则重知矣。重知必轻行。欲学者之不堕于空，不可得矣。确尝以《大学》为释氏之权舆者，殆以此也”[5]（文集卷8《困勉斋记》，P210）。陈确之所以认为《大学》为“释氏之权舆”，是因为《大学》的“知止”“止于至善”的思想，限制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求知，因此陈确主张知行合一，“所谓有志者事竟成，君子之志于道者，不犹是乎！千闻不若一见，以此益信‘知行合一’之说”[5]（文集卷2《与沈朗思书》，P114-115）。这就是说，要想知，就必须行，行中有知，实践中产生理论。所以陈确赞同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昔贤所谓坐下功夫，在家言家，在馆言馆，各求心安理当。且于既安中求未安，已当中求未当，乃是真学问。用力于此，始知阳明子合知行之妙”[5]（文集卷3《与沈朗思书》，P118）。陈确的知行观，具有辩证的观点，反映了人们认识的有限与无限的辩证统一。
在与陈确通信中，张履祥不同意陈确认为《大学》言知不及行的观点。他说：“前书谓《大学》为禅之权舆，以其言知不及行也。《大学》之书具在，自篇首至末简，何一章之不及行乎？即以知论，禅之言知，说顿、说渐，总不致知者也。今之儒名而禅实者，言致知而不及格物者也。且自诚意而往，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何一而非行之事乎？仁兄归罪于此，正如折狱者，以嫌疑杀人矣。弟始终不为烦言以乱听，约而断之，两言而已：谓《大学》为非孔、曾亲笔之书，则固然已；谓《大学》为非孔氏之道、曾氏之学，则必不可。”[2]（卷2《答陈乾初一》，P29-30）张履祥认为《大学》通篇谈论的都是行，陈确对《大学》知行观的批评牵强附会。总之，张履祥对《大学》一书的底线是：怀疑《大学》为孔子所著是可以的，但不能否定《大学》一书的儒家学说，即《大学》主张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主张。茅家琦就认为，《大学》的这些主张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他赋诗赞扬：“国治靠心正，修身要致知，先贤一席话，万世应为师。”[10]（P667）可见，《大学》一书在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仍然有很大影响。张履祥进而批评陈确知行合一说，主张知行本二，“弟尝深疾夫近代之好为异论者，如体用本一原也，而倡为有体无用，有用无体之说；三教本三门也，而倡为三教一门之说；知行本二也，故言知先行后可也，知行并进可也，而倡为知行合一之说；君子反经而已矣，权亦只是经也，而世之学者，好为达权通变，经不足守之说”[2]（卷2《答陳乾初一》，P30）。张履祥知行观的主张是知就是知，行就是行，知行分离，知先行后、知行并进都可以，但反对知行合一。张履祥认为知行合一是一种异论，是王阳明的主张，而张履祥是坚决反对王学的。张履祥为学经历过三次变化，他早年泛滥诸家，后信奉王阳明心学，接着由刘宗周“慎独”“诚意”之学转向朱子学。张履祥的好友凌克贞在张履祥去世后，审订张履祥遗稿，写有《杨园先生全集序》，评价张履祥为：“先生生于明季，少时向道，闻山阴刘先生为海内学者所宗，往受业于门。先生德器温粹，陶淑于山阴，更觉从容。归而肆力于程、朱之书，学益精密，识益纯正，仰质先圣。其揆一处，洞悉无疑。”[2]（《杨园先生全集序》，P5） 其三，有關《大学》与佛学、王学、程朱之学关系的辩论。首先，张履祥从当时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认为明万历以来世间佛教流行，对人们分析问题产生影响，陈确也受此迷惑，对《大学》的解释掺杂佛教的内容，影响了《大学》的儒家思想的纯正。他说：“盖缘万历以来，学术日晦，说书者多以释、老解儒书，其有以启乾初之惑，宜其有之。然此解《大学》者之罪，非《大学》之正解也。窃谓禅学于他书犹易窜入，至于《大学》，断断不可，非徒不可，实不能也。其门庭堂奥，光明严正，确实周详，无隙可乘。天下后世儒者之道赖以不至晦蚀者，幸有此书之传。不图今日反以是加狱也。”[2]（卷3《与吴仲木十五》，P65）其次，张履祥批评陈确表面上反对佛教，但骨子里却信奉佛教，这是因为陈确不尊崇程、朱学说的缘故。张履祥的弟子姚琏在《训门人语》中记载了张履祥晚年的一次谈话：“先生训琏曰：‘学术之际，不可不慎。始之不慎，则自谓辟异端，不知深入其中，而终身有不觉者。如乾初立论辟禅，而其学的是禅学；季心立意排斥良知，而其议论正是良知衣钵。此皆由不尊信程、朱故也。’”[2]（卷54《训门人语三》，P1481）再次，张履祥还明确指出陈確学说中之所以有佛学倾向，原因就是陈确信奉王阳明学说，而王阳明学说来源于佛学，“乾初主张心学，每事必信诸心，而执行在知先之见，坚不可破。虽不学禅，而不自知已入于禅。盖乾初所服膺者，良知之说，而姚江实禅学之深者也。学不虚心逊志，为害真不浅也。所以必须择善”[2]（卷40《备忘二》，P1091）。这里，张履祥提出“择善”之说，认为“择善”是《大学》贯穿的重要原则，具体表现在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张履祥还批评陈确由于信服王阳明心学，受其影响，目无圣人，自以为是，“盖兄于王氏之书，读之熟而信之深，故一种傲然自以为是，前无往圣，后无来哲，目前侪辈皆可弟子视之之意，有不自知其然而发见者，固非可以口舌急卒争也。仁兄于洛、闽之书，岂云不读？只是以先入者为主，而操我见以权衡之”[2]（卷2《答陈乾初一》，P29）。
对于张履祥的批评，陈确认为自己并非意气用事。他在与张履祥谈起对《大学》《中庸》的看法时说：“弟老病寝加，死期不远，一切已置度外。惟以圣学久诬，恨之入骨，虽死不暝。”[5]（文集卷3《复张考夫书》，P131）可见陈确坚持自己的学术主张，不以众人反对而退让。陈确还批评张履祥不应尽信程、朱之书，“学者读得程、朱语录数十条，佥谓道已在是，一切都不须理会，斯庄生之徒所为致诮于媛姝者也”[5]（文集卷2《与张考夫书》，P114）。这也反映了陈确的怀疑精神，不迷信圣人。
陈确与张履祥围绕《大学》一书，各持己见，将辩论深入下去。他们对儒家经典真伪怀疑程度虽有区别，但都反映了清初学术的特点，即辨伪考证风气的兴起成为潮流。张天杰的《张履祥与清初学术》一书第七章“《大学辨》之辩——张履祥与陈确《大学》真伪论辩之辨析”认为：“陈确开始以考证的方法来解决理学义理的问题，推动了清初学术的转型，这也是清初学风趋向笃实的一个重要方面。”[11]（P216）张履祥同样也进行辨伪考证，他主要是从《大学》版本上进行辨伪，否定《石经大学》版本。当时，阎若璩考辨《古文尚书》，著有《尚书古文疏证》；胡渭考辨易图，著有《易图明辨》；清初的一些学者对其余的儒家经典也进行辨伪。清初的辨伪考证，也为清中叶乾嘉学派经史考据奠定了基础。此外，从以上你来我往激烈辩论中可以看出陈确与张履祥性格不同。张履祥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学术上也是坚守程朱学说，反对阳明心学，反对佛教，但略有偏激。而陈确学术上包容性较大，交往的学者各种学术倾向都有，对王学也不全部否定。再有，陈确对西学也不完全排斥，写有《眼镜颂》，赞扬利玛窦，“万历中年，利玛始聘，伎巧宝多，惟斯之正，开物成务，聿追前圣”[5]（文集卷15《眼镜颂》，P356）。
总之，张履祥与陈确这两位同门挚友，他们晚年的学术趋向虽大为不同，但同学之谊老而弥笃，互相致信殷切问候，是和而不同的谦谦君子，他们交友始终不以他故而易初衷也。
参 考 文 献
[1] 王俊义：《论陈确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格》，载《史学集刊》1988年第2期.
[2]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
[3] 邓立光：《陈乾初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
[4] 武少民：《明末政治乱局中的理学心学纠葛——以张履祥与刘宗周学术思想关联为中心》，载赵轶峰：《权力·价值·思想·治道——明代政治文化丛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5] 陈确：《陈确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
[6] 徐志平：《张履祥与同时代的浙西学人们》，载桐乡市名人研究会：《张履祥与浙西学术——纪念张履祥诞辰四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
[7] 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8] 程宝华：《理学真儒——张履祥学术思想研究》，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3.
[9] 张学智：《明代哲学史》（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0] 茅家琦：《历史与思想论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1] 张天杰：《张履祥与清初学术》，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王雪萍]
Abstract： There is great friendship between ZHANG Lv-xiang and CHEN Que as classmates in west Zhejiang in Early Qing Dynasty. They share common and different academic opinions. They advocate ancient rite in funeral， oppose bad custom， pursue real effect； after the fall of Ming Dynasty they cherish righteousness， opposes lecturing， traveling and taking part in exams， which shows their stand of adherence of Ming Dynasty and noncooperation with Qing government. They value true knowledge as well as public affairs， which reflects their concern of the world and the people. In their late years， they argue about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ory of knowing and doing issue of in it. Although their opinions are quite different， their friendship is not changed due to any reason.
Key words： Early Qing Dynasty， ZHANG Lv-xiang， CHEN Que， academic conn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