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电视连续剧《芈月传》热播，引发了人们对于秦国历史的广泛关注和兴趣。为了揭开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太后”——宣太后的神秘面纱，针对学者和观众就电视剧创作中的评议与问题，该剧历史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出版了专著《卸妆“芈月”：宣太后世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这部仅六万八千字的著作，堪称一部集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的“大家小书”，作者以流畅、平实、凝练的语言，详尽介绍了电视剧所涉及历史人物原型的生平故事及其所生活的时代背景，深入分析、评价宣太后的历史机遇与其一生的是非功过，清晰勾勒出秦国霸业形成的历史轨迹，从政治、军事、外交及区域文化史角度，揭示出战国时期的两大强国——秦国与楚国的实力消长与风俗文化演变。《卸妆“芈月”：宣太后世家》（以下简称《卸妆“芈月”》）一书的出版，为当下渐成学术热点的影像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学习、借鉴和反思的典范。
　　作者于卷首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自己的写作宗旨：“说明历史文化现象，以及若干重要历史人物的作用，复原真实的历史，对于认识当时逐步实现统一的历史走向，理解这一社会进程的文化动力，以及某些形成我们民族传统的重要基因，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世家”为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的体例，自《汉书》以“列传”代替“世家”，后世正史亦不再有“世家”体例。宣太后一生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以母后之身干预秦国国政达四十余年，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走上政治舞台的女性政治家。在以男权为核心构建的中国传统社会，女性本被排斥于政治之外。但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后妃也会从宫闱内苑走入朝堂，履天子之职，决枢机之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登上政治舞台以女主身份执掌朝政的女性就是秦国的宣太后。宣太后在昭王年少、主危时艰之际，同其母弟魏冉荡平内乱、稳定朝局。此后，宣太后及其家族成员长期把持秦国国政，由此开启了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女主当权和外戚专政的先河。从秦国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昭襄王统治时期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作为当时最高决策者的宣太后姐、弟，在秦国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王子今认为：“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位‘太后’，宣太后的历史表现在许多方面均堪称第一。权力控制之全面，执政时段之长久，都是此前诸多参政甚至干政的女性无法比拟的。特别是她作为秦国最主要的执政者创立的功业，值得我们在总结秦史时予以特别的关注。”故而作者不拘泥于传统史书体例限制，认为宣太后的地位及其家族的贡献，值得列入“世家”，其精辟的论断与独到的眼光，显然承继了司马迁著《史记》、开创纪传体通史的精神实质。
　　正史文献中对于宣太后生平史事的记载较少，主要见于《战国策》和《史记》。目前亦未见研究宣太后的专著，多在一些通史性论著如战国史、秦汉史、妇女史中有所涉及。例如，民国学者马非百在其著作《秦集史》中，列“昭母宣太后”一节，汇辑了《战国策》、《史记》等文献中有关宣太后的记载。吕思勉《先秦史》中简要叙述了宣太后的生平。只有在一些通俗历史读物和历史小说中，宣太后才成了主角，如尹剑翔《稗官女史·秦汉卷》、孙皓辉《大秦帝国》、萧盛《大秦宣太后：芈月传奇》和蒋胜男《芈月传》等。近年来热播的两部影视剧中也出现了宣太后的形象。电视剧《大秦帝国》第二部《裂变》和第三部《纵横》，它们改编自孙皓辉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的第二部《国命纵横》和第三部《金戈铁马》，其中有大量剧情涉及宣太后。2015年上映的电视剧《芈月传》，改编自蒋胜男的同名历史小说，引发了公众对于秦国历史及宣太后形象的热议。
　　上述历史文艺作品中的宣太后形象，填补了正史文献中对宣太后生平史事的缺载部分，但是对于宣太后与义渠君、秦惠文王、魏丑夫等人情感纠葛的大量描述，对于后宫权力斗争的过多渲染，对于女主当权和外戚专政的过分美化，甚至将秦始皇陵地宫及兵马俑陪葬坑的修建亦归功于宣太后……这些都会使公众对于真实历史中的宣太后形象以及对其生平功过的评价，产生偏颇甚至错误的认知。笔者以为，历史文艺作品适当夸大事实、制造戏剧冲突来塑造人物、虚构事件，本无不可，但必须认真把握真实历史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尺度。作为中国历史上有作为、有影响的女性政治家，若能淡化宣太后的感情纠葛及“宫斗”戏份，着重表现其在硝烟弥漫的战国时期如何成为秦国的最高决策者，如何在四十余年的政治生涯中平定秦国内乱，在对外战争中取得辉煌战果，必定更具历史的真实、厚重和艺术的感染力。
　　例如，史书中对宣太后与义渠王交往的细节阙载，仅有“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数语。然而，在文艺作品中却对二人的“爱情故事”大书特书。电视剧《大秦帝国之纵横》中，虚构了芈八子在嫁入秦国之前，就与尚未登上王位的义渠王子相恋、生下一子，此后二人被迫分离，芈八子被送往秦国，义渠王为了追回芈八子和儿子，因此与秦国为敌。将秦国与义渠这两个世代成仇的政权之间的敌对关系，简单地归解为源于儿女私情和个人恩怨。电视剧《芈月传》更是异想天开地为宣太后和义渠王安排了一场按照游牧民族风俗举办的草原婚礼，还将宣太后于甘泉宫中诱杀义渠王的一幕描述得悲壮惨烈。此类虚构在笔者看来，无非是今人对历史作庸俗化、娱乐化和个人化解读的表现。宣太后与义渠王之间的关系，实质是秦国和义渠两个劲敌之间建立在利益互惠基础之上的政治联盟，随着秦国实力的扩张，与义渠之间的冲突势必加剧，这一联盟势必是脆弱而短暂的。宣太后以自身色相和丰厚财物笼络、安抚义渠戎王，应是行缓兵之计、蓄势待发，最终一击成功，解除心腹之患。在诱杀义渠王后，宣太后又有男宠魏丑夫，且对其宠爱、迷恋到想令魏丑夫为自己殉葬的程度，足见她对于义渠王并无文艺作品中所描述的那种深情厚谊，更不可能像电视剧中所表现的那样，在义渠王死后痛不欲生、万念俱灰。
　　诚如《卸妆“芈月”》一书所指出的，宣太后作为义渠问题的最高决策者，“杀义渠戎王于甘泉宫，遂起兵伐残义渠”，其战略意义不逊于她的夫君秦惠文王对于巴蜀的兼并。然而，王子今不同意马非百在《秦集史》中的评论，即“宣太后以母后之尊，为国家歼除顽寇，不惜牺牲色相……谋之达三十余年之久”，而是从人情、人性的角度分析宣太后情感生活的真实经历，认为宣太后与义渠王一起生活数十年，且育有二子，不能排除二人之间存在真爱的可能。然而，宣太后在古稀之年，于国家利益与个人感情之间能够如此果断抉择，作为一名女性，其勇气、智计与魄力，不得不令人惊奇与敬佩。因此作者指出，宣太后能够纵私情而不避忌对方的异族身份，又能够断然以所谓“诈而杀”或说“诱杀”的方式即利用情感力量结束情爱对象的生命，以谋取军事胜利，“作为王族女子，其性格的奇悍令人惊异”。同时也提醒读者与观众，宣太后最终解决“义渠之事”时已是年近八旬的老妪，“注意这样的背景，或许可以较好地理解她的冷静、多谋与果决”。笔者以为，这是合乎情理与逻辑的判断，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历史的真相。
　　宣太后生平另一奇事，是在秦昭襄王七年（公元前300年），楚军包围韩国雍氏城长达五个月，韩襄王派遣众多使节赴秦求援，宣太后却始终不为所动。面对韩使尚靳，宣太后竟公然以男女之事为喻，要求韩国给予秦国出兵之利：“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上述宣太后的表现，堪称“大奇”，历来史家学者只以“污鄙”、“淫亵”论之，却未考虑当时的情境。《卸妆“芈月”》却以“性情芈八子”为题，说明这可能是在社会风尚方面“秦与戎翟同俗”有关，加之宣太后的出生地楚国，与秦国同为“诸侯远我”的“僻陋之国”。除去秦楚风俗的原因，作者还从秦国外交、军事战略的文化特色方面，说明在秦国“太后自治事，任冉为政”的时代，其外交比较灵活、实际，不受东方文化“义”、“信”道德准则的制约：“宣太后等秦国当时的执政者的外交、军事表现，往往无视传统游戏规则，不按常规出牌的策略手段，受到当时人和后世人的批评”，但这正是使得“秦益强大”的重要因素。笔者以为，此正是宣太后精于政治、外交的智慧体现，历来以“淫行亵语”视之者，显然失之简单、偏颇。
　　遺憾的是，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历史学者认为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属于文学、艺术和大众传媒等专业的研究范畴而不予关注，历史学界在影像史学方面的教学与科研成果仍然相当欠缺。在此种背景下，王子今教授的研究视野与理念是具有前瞻性的。多年来，他作为专家和顾问，参与了多部历史题材影视剧本的审查和影片的评议，对于历史题材影视剧、纪录片的创作和播出情况，始终予以关注，就评价历史人物、把握时代精神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许多兼具历史高度与深度的真知灼见，为加强专业历史学者和影视、传媒业者的合作，推进影像史学的研究和“影像化”历史的传播，进行了可贵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