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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酝酿推动日本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型，主要方式包括财政投资、鼓励房地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等。但在产能过剩、经济泡沫化、产业空心化和新兴产业主导发展方向选择存在偏差等因素的作用下，日本经济转型并不成功，经济陷入长期萧条。日本的经验对于中国经济内需型转型过程中应对汇率波动风险、选择和推动主导产业发展及相应的投融资体制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汇率 扩大内需日本经济史
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存在着外需主导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变的客观要求。这次转型同日本以往发生的转型相比，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第一，这次转型伴随着日元对美元的大幅升值；第二，这次转型的失败使得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甚至其后更长的时间里陷入萧条。关注汇率升值背景下经济的转型升级问题对于中国目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着重要的启示性意义。本文试从经济史的角度梳理汇率升值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说明汇率升值背景下，实体经济因素与虚拟经济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寻找经济转型实现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及各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
一、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酝酿转型的基本情况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转型的酝酿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的主导产业由重化工业向以电子技术为中心的新兴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标志是日本政府1978年开始实施的《特种萧条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特定机械信息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
第二阶段：以“广场协议”签署为界限，日本政府开始积极推动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型。方式主要有三个，一是继续通过政府财政投资的方式大规模兴建社会公共事业。二是从金融和土地政策角度推动房地产业发展。三是鼓励和推动电子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第三阶段：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日本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制造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银行出现大量不良债权，新兴制造业未能带来国内投资和消费的大量增加，日本经济的转型陷入困难，整体经济陷入长期萧条
从日本内需型经济转型的结果看，这次转型并不成功。1980-1984年期间，对日本GDP增长贡献最大的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商品服务出口和政府最终消费支出。1991-2000年期间，对GDP增长贡献最大的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居民最终消费支出，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和商品服务出口。同前期相比，1991-2000年期间，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和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据对GDP增长贡献的前两名，表明日本国内需求对于整体经济增长贡献在加大。但显然，内需型经济自主增长的机制还未形成。表现在：（1）转型过程中，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没有很好地延续。1985-1990年期间，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幅度远大于其他两个时期中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2）1985-1990年期间，对GDP增长贡献较大的国内需求部分，企业设备投资支出和居民住宅支出，在1991-2000期间整体对GDP的贡献为负。（3）从财政投资的效果看，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投资的公共固定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在三个时期中增加明显。（4）1991-2000年期间，国内消费需求对GDP的增长发挥了主要作用，但整体经济处于慢性萧条中。
二、日本内需型经济转型中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在日本经济酝酿转型的过程中，实体经济要素与虚拟经济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日本内需型经济转型的不成功。
1、汇率短期大幅升值未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外贸顺差大量存在的格局。
从日本外贸顺差的整体格局看，汇率的总体大幅升值对外贸顺差构成了明显影响，但80年代后期，日本整体的外贸顺差保持在了11万亿日元以上，高于1984年10.5万亿日元的水平。从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情况看，1986-1987年均保持了增长，在1988-1989年出现了下降，但仍明显高于1984年水平。
在日元升值导致日本传统优势产业出口增速下降的同时，日本国内由于日元升值带来了消费品价格下降和消费热潮的出现。而在短期居民消费热潮和低融资成本的共同作用下，日本国内设备投资热潮显现。日本国内设备投资与名义GDP之比在1986-1991年期间出现逐年递增。1987-1990年日本设备投资年平均增长率为12.7%，相当于同期经济实际增长率（4.7%）的2.7倍。这种资本形成率创下日本战后空前的高纪录。与日本国内设备投资热潮对应的却是日本国内家用耐用消费品市场基本饱和的状况。推动日本经济迅速增长家用耐用消费品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的普及程度在1985年已基本达到饱和状态，只有汽车的普及度还存在上升空间。
国内市场的狭小、出口增速的下降与设备投资过快增长的共同作用使得曾经推动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传统制造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局面。
2、在日元汇率升值背景下，日本国内短期即出现了经济泡沫化和产业空心化。
在日本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房地产业被规划为扩大日本国内需求的主导产业。在房地产投资大幅增加的情况下，房地产价格也随之出现了明显的上升。1981-1985年间，日本市街地价格年平均增长5.3%，1986-1990年期间，日本市街地价格年平均增长7.98%，其中，1990年升幅最大，较1989年上升了14.1%。随后在日本政府“地价税”政策的影响下，房地产价格出现明显回落，但泡沫成分依旧严重。
1985年之后，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也出现了大幅上升，股价的泡沫化现象非常明显。股价指数最终在1989年达到80年代的最高点。最终，股价和房地产价格出现剧烈下降，给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都带来了深刻伤害。
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化的过程中，实体经济中有相当一部分资金也积极参与到了虚拟经济的炒作中，泡沫的破灭，给企业带来了大量投资损失，资金运转出现困难。在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体系中则形成了巨额的不良债权，银行为了提高资本充足率和保证资产的安全出现了惜贷，使得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正常运转所需的资金无法得到满足。
日本国内资产价格的泡沫化是由国内和国际资本共同推动的。一方面“广场协议”签署前后，国际市场上的流动资本对日元升值存在着强烈预期，同期，日本金融对外开放的程度有所提高，加剧了国外资本的流入虚拟经济的速度和规模。这些流入的资本有着强烈的短期增值要求，基本都选择进入到流动性较好日本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另一方面，1986-1989年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日本国内本已存在的大量过剩资本也纷纷进入到股票和房地产市场。1986年之后实行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日本国内企业设备投资增速出现明显上升，企业在将资金运用于实体经济的同时，也有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市。这部分资金同日本实体经济中本已存在的大量过剩资本一起推高了资产的价格。
实体经济中的资金除了大规模进入虚拟经济中以外，还出现了大量向境外的净流出。由于日元升值带来的日元在国外购买力的上升，出现了大量海外投资和实物资产购买。1985-1990年期间，日本国际收支项下投资收支均为净流出，1985年净流出规模为12.9万亿日元。1990年达到一个相对的低点，但净流出规模也达到了4.7万亿。资本的大量净流出，特别是生产资本的净流出，在日本特定的产业分工模式下，还使得大量中小企业倒闭。日本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凸显。
国内以房地产、公用设施建设、设备更新为主体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都在产能过剩的威胁下无法得到有效增加，传统制造业的外迁形成的产业空心化使得经济进一步发展失去了动力。
3、新兴产业的发展难以上升为主导产业，带动日本经济实现全面复苏和持续增长。
首先，在产能普遍过剩的背景下，以资本节约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要目的的传统产业设备的信息化改造投资有限。其次，在高新技术制造业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信息通信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日本在发展的初期将发展的重心放在了计算机的大型化、高速化和半导体芯片的大容量化、微型化等硬件技术方面，忽视了软件开发、终端设备制造和互联网技术的开发，忽视了信息通信产业在扩大直接消费领域所具有的巨大潜力。第三，日本国内的投融资体制对于新兴产业上升为主导产业存在一定的限制。日本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金融体制，资金供给偏于保守，资金难以流向高风险的中小型创新企业。而信息通信业中与终端消费相关产品和服务的研究要求有一部分对市场需求反应敏锐、开发速度快的知识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存在和发展。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和产品升级换代不断加快，投融资体制对于日本新兴产业的发展创新带来的局限日益凸显。
三、对中国内需型经济转型的启示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深刻挑战，如何在稳定和扩大外需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国内需求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一环。日本经济转型的不成功及其之后的长期经济萧条对于中国面临的转型发展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汇率波动情况看，单纯的汇率波动，不管是一次性大幅升值还是逐步升值，都不能够解决国际间的贸易不平衡。汇率波动压力的产生源自于国际间的贸易失衡，而贸易失衡反映的则是不同国家产品价格的国际竞争力差异和技术发展的不平衡。价格优势通过汇率的波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但技术、劳动生产率和低成本的优势通过汇率升值无法直接消解。另外，相近行业的企业可以通过战略结盟的方式实现流通环节优势互补，特别是外贸为主企业和内贸为主企业间的优势互补，帮助外贸企业建立国内的销售网络，扩大国内市场的销售，同时帮助内贸企业建立起在国外的销售网络，扩大在国外的销售。
2、面对汇率的明显升值，必须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应对。汇率升值的预期一旦形成，必须重视对资本跨境流动、资产泡沫的监管。必须采取措施对本国过剩资本的流向加以引导。同时，政府的货币政策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过于频繁和大幅度的调高或调低利率，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都会造成破坏性影响。同时，不应大幅度削减低风险资产，特别是本国国债的流量和存量，避免银行资产中高风险资产运用比例的被迫升高。
3、从根本上消除汇率短期大幅波动的压力，应关注本国出口主导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国内市场的饱和度，加强国际间的技术引进、技术转让，实现国家间的水平分工体系和垂直分工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同时不断加强本国创新型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培育新兴主导产业。
4、在经济发展方式转换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选择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的产业时，应高度重视新兴产业在扩大就业和扩大消费方面的能力和作用。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远未完成。传统制造业产品和新兴电子产品的国内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应积极发挥传统产业信息化改造在扩大投资、促进消费方面的作用，积极推动信息通信业中终端产品的研究开发和制造。同时，积极扶持电子商务业，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费用。
5、应逐步完善国内的中小企业投融资体制，特别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体制，规范和推动民间资本参与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使有限的资源尽可能集中到与新兴主导产业相关的部门和行业的研发中。
参考文献：
[1]日本贸易与技术的发展，日本贸易会，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北京，1985。
[2]日本泡沫经济新论，孙执中主编，人民出版社，北京，2001。
[3]日本经济与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报告（2008），王洛林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8。
关键词：汇率 扩大内需日本经济史
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存在着外需主导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变的客观要求。这次转型同日本以往发生的转型相比，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第一，这次转型伴随着日元对美元的大幅升值；第二，这次转型的失败使得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甚至其后更长的时间里陷入萧条。关注汇率升值背景下经济的转型升级问题对于中国目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着重要的启示性意义。本文试从经济史的角度梳理汇率升值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说明汇率升值背景下，实体经济因素与虚拟经济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寻找经济转型实现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及各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
一、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酝酿转型的基本情况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转型的酝酿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的主导产业由重化工业向以电子技术为中心的新兴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标志是日本政府1978年开始实施的《特种萧条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特定机械信息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
第二阶段：以“广场协议”签署为界限，日本政府开始积极推动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型。方式主要有三个，一是继续通过政府财政投资的方式大规模兴建社会公共事业。二是从金融和土地政策角度推动房地产业发展。三是鼓励和推动电子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第三阶段：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日本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制造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银行出现大量不良债权，新兴制造业未能带来国内投资和消费的大量增加，日本经济的转型陷入困难，整体经济陷入长期萧条
从日本内需型经济转型的结果看，这次转型并不成功。1980-1984年期间，对日本GDP增长贡献最大的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商品服务出口和政府最终消费支出。1991-2000年期间，对GDP增长贡献最大的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居民最终消费支出，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和商品服务出口。同前期相比，1991-2000年期间，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和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据对GDP增长贡献的前两名，表明日本国内需求对于整体经济增长贡献在加大。但显然，内需型经济自主增长的机制还未形成。表现在：（1）转型过程中，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没有很好地延续。1985-1990年期间，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幅度远大于其他两个时期中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2）1985-1990年期间，对GDP增长贡献较大的国内需求部分，企业设备投资支出和居民住宅支出，在1991-2000期间整体对GDP的贡献为负。（3）从财政投资的效果看，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投资的公共固定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在三个时期中增加明显。（4）1991-2000年期间，国内消费需求对GDP的增长发挥了主要作用，但整体经济处于慢性萧条中。
二、日本内需型经济转型中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在日本经济酝酿转型的过程中，实体经济要素与虚拟经济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日本内需型经济转型的不成功。
1、汇率短期大幅升值未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外贸顺差大量存在的格局。
从日本外贸顺差的整体格局看，汇率的总体大幅升值对外贸顺差构成了明显影响，但80年代后期，日本整体的外贸顺差保持在了11万亿日元以上，高于1984年10.5万亿日元的水平。从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情况看，1986-1987年均保持了增长，在1988-1989年出现了下降，但仍明显高于1984年水平。
在日元升值导致日本传统优势产业出口增速下降的同时，日本国内由于日元升值带来了消费品价格下降和消费热潮的出现。而在短期居民消费热潮和低融资成本的共同作用下，日本国内设备投资热潮显现。日本国内设备投资与名义GDP之比在1986-1991年期间出现逐年递增。1987-1990年日本设备投资年平均增长率为12.7%，相当于同期经济实际增长率（4.7%）的2.7倍。这种资本形成率创下日本战后空前的高纪录。与日本国内设备投资热潮对应的却是日本国内家用耐用消费品市场基本饱和的状况。推动日本经济迅速增长家用耐用消费品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的普及程度在1985年已基本达到饱和状态，只有汽车的普及度还存在上升空间。
国内市场的狭小、出口增速的下降与设备投资过快增长的共同作用使得曾经推动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传统制造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局面。
2、在日元汇率升值背景下，日本国内短期即出现了经济泡沫化和产业空心化。
在日本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房地产业被规划为扩大日本国内需求的主导产业。在房地产投资大幅增加的情况下，房地产价格也随之出现了明显的上升。1981-1985年间，日本市街地价格年平均增长5.3%，1986-1990年期间，日本市街地价格年平均增长7.98%，其中，1990年升幅最大，较1989年上升了14.1%。随后在日本政府“地价税”政策的影响下，房地产价格出现明显回落，但泡沫成分依旧严重。
1985年之后，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也出现了大幅上升，股价的泡沫化现象非常明显。股价指数最终在1989年达到80年代的最高点。最终，股价和房地产价格出现剧烈下降，给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都带来了深刻伤害。
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化的过程中，实体经济中有相当一部分资金也积极参与到了虚拟经济的炒作中，泡沫的破灭，给企业带来了大量投资损失，资金运转出现困难。在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体系中则形成了巨额的不良债权，银行为了提高资本充足率和保证资产的安全出现了惜贷，使得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正常运转所需的资金无法得到满足。
日本国内资产价格的泡沫化是由国内和国际资本共同推动的。一方面“广场协议”签署前后，国际市场上的流动资本对日元升值存在着强烈预期，同期，日本金融对外开放的程度有所提高，加剧了国外资本的流入虚拟经济的速度和规模。这些流入的资本有着强烈的短期增值要求，基本都选择进入到流动性较好日本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另一方面，1986-1989年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日本国内本已存在的大量过剩资本也纷纷进入到股票和房地产市场。1986年之后实行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日本国内企业设备投资增速出现明显上升，企业在将资金运用于实体经济的同时，也有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市。这部分资金同日本实体经济中本已存在的大量过剩资本一起推高了资产的价格。
实体经济中的资金除了大规模进入虚拟经济中以外，还出现了大量向境外的净流出。由于日元升值带来的日元在国外购买力的上升，出现了大量海外投资和实物资产购买。1985-1990年期间，日本国际收支项下投资收支均为净流出，1985年净流出规模为12.9万亿日元。1990年达到一个相对的低点，但净流出规模也达到了4.7万亿。资本的大量净流出，特别是生产资本的净流出，在日本特定的产业分工模式下，还使得大量中小企业倒闭。日本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凸显。
国内以房地产、公用设施建设、设备更新为主体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都在产能过剩的威胁下无法得到有效增加，传统制造业的外迁形成的产业空心化使得经济进一步发展失去了动力。
3、新兴产业的发展难以上升为主导产业，带动日本经济实现全面复苏和持续增长。
首先，在产能普遍过剩的背景下，以资本节约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要目的的传统产业设备的信息化改造投资有限。其次，在高新技术制造业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信息通信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日本在发展的初期将发展的重心放在了计算机的大型化、高速化和半导体芯片的大容量化、微型化等硬件技术方面，忽视了软件开发、终端设备制造和互联网技术的开发，忽视了信息通信产业在扩大直接消费领域所具有的巨大潜力。第三，日本国内的投融资体制对于新兴产业上升为主导产业存在一定的限制。日本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金融体制，资金供给偏于保守，资金难以流向高风险的中小型创新企业。而信息通信业中与终端消费相关产品和服务的研究要求有一部分对市场需求反应敏锐、开发速度快的知识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存在和发展。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和产品升级换代不断加快，投融资体制对于日本新兴产业的发展创新带来的局限日益凸显。
三、对中国内需型经济转型的启示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深刻挑战，如何在稳定和扩大外需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国内需求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一环。日本经济转型的不成功及其之后的长期经济萧条对于中国面临的转型发展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汇率波动情况看，单纯的汇率波动，不管是一次性大幅升值还是逐步升值，都不能够解决国际间的贸易不平衡。汇率波动压力的产生源自于国际间的贸易失衡，而贸易失衡反映的则是不同国家产品价格的国际竞争力差异和技术发展的不平衡。价格优势通过汇率的波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但技术、劳动生产率和低成本的优势通过汇率升值无法直接消解。另外，相近行业的企业可以通过战略结盟的方式实现流通环节优势互补，特别是外贸为主企业和内贸为主企业间的优势互补，帮助外贸企业建立国内的销售网络，扩大国内市场的销售，同时帮助内贸企业建立起在国外的销售网络，扩大在国外的销售。
2、面对汇率的明显升值，必须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应对。汇率升值的预期一旦形成，必须重视对资本跨境流动、资产泡沫的监管。必须采取措施对本国过剩资本的流向加以引导。同时，政府的货币政策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过于频繁和大幅度的调高或调低利率，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都会造成破坏性影响。同时，不应大幅度削减低风险资产，特别是本国国债的流量和存量，避免银行资产中高风险资产运用比例的被迫升高。
3、从根本上消除汇率短期大幅波动的压力，应关注本国出口主导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国内市场的饱和度，加强国际间的技术引进、技术转让，实现国家间的水平分工体系和垂直分工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同时不断加强本国创新型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培育新兴主导产业。
4、在经济发展方式转换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选择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的产业时，应高度重视新兴产业在扩大就业和扩大消费方面的能力和作用。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远未完成。传统制造业产品和新兴电子产品的国内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应积极发挥传统产业信息化改造在扩大投资、促进消费方面的作用，积极推动信息通信业中终端产品的研究开发和制造。同时，积极扶持电子商务业，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费用。
5、应逐步完善国内的中小企业投融资体制，特别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体制，规范和推动民间资本参与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使有限的资源尽可能集中到与新兴主导产业相关的部门和行业的研发中。
参考文献：
[1]日本贸易与技术的发展，日本贸易会，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北京，1985。
[2]日本泡沫经济新论，孙执中主编，人民出版社，北京，2001。
[3]日本经济与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报告（2008），王洛林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