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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好像找到了完美的解决方案，有的好像还不是很完美。”说起银行业新资本监管协议，银监会国际部国际监管政策处处长王胜邦有些感慨，这个从2009年底便开始筹备的“中国版巴III”，两年多过去了，目前还在“待产”。
2月6日至2月10日，银监会相关部门就新资本监管协议进行封闭讨论。
会议间隙，王胜邦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制定过程中考虑得更多的是作为巴塞尔委员会和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成员的义务和责任，以及如何使新资本监管协议在中国落地更具操作性，同时又成为一种长期制度建设。
“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制度安排，使得银行经营行为更加稳健，更加立足长远、视野更宽。”
据悉，中国版巴III的管理办法本身有20多万字，制定过程中还要及时吸收巴塞尔委员会的最新成果。新规则需要在内部技术上、时间上做准备。
实践当中碰到的问题，比银监会中国版巴III理论上、制度上设计的要多。银监会需要和银行沟通讨论，使它更具有操作性。
中国版巴III延后，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当前经济形势有关。当前，规范金融市场秩序，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控，有效防范和化解潜在金融风险，任务都不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表示，宏观经济比较繁荣时，信贷发放比较大，信贷有一个跨时间跨期限的构成；从一个繁荣的经济到下行周期时，原来在繁荣期发放的很多贷款，就会面临比较大的风险。
银监会已对一些风险加权资产进行了调整，以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今年即将到期的存量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有望获得附加条件的最长4年的展期。
中国版巴III延期
2011年5月，银监会发布《中国银监会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之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发布。
征求意见稿对银行间资产、房地产开发贷、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等业务的风险权重进行了上调。但指导意见中计划于去年年中或三季度完成的关于资本和流动性要求的实施细则以及其他配合新监管标准实施的一整套法规，包括拨备率指引、杠杆率指引以及对系统性重要银行的认定方法仍未出台。
赵锡军对本刊记者说，由于业界对四大指标（资本充足率、拨备率、流动性和杠杆率）的监管数据持不同意见，各行实施难度不一，工作进展不一致，由此延长了征求意见的时间。
“一些银行达不到中国版巴III的指标要求，再加上宏观调控，各家银行流动性偏紧，这些是推迟执行的原因。”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孙天宏说。
与巴塞尔协议III相比，中国版巴III将现行的监管资本两级分类修改为三级分类，即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同时，将现行的两个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调整为三个层次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5%、6%和8%。
银监会国际部副主任范文仲在去年5月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样的调整是为了审慎性和前瞻性的考虑。
中国版巴III引入逆周期资本监管框架，包括：2.5%的留存超额资本和0-2.5%的逆周期超额资本，同时增加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附加资本要求，暂定为1%。若新资本协议实施，正常条件下，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11.5%和10.5%；若出现系统性的信贷过快增长，商业银行需计提逆周期超额资本。
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金融分析员袁吉伟撰文认为，若征求意见稿在2012 年实施，国有五大行将无法满足监管新规的标准，届时会形成约1500 亿元的资本缺口。
在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看来，中国并没有必要执行过高的监管标准，“当前银行业盈利水平很高，抬高资金门槛和监管门槛，容易形成资金浪费。”
他说，“巴III的实施应该在利率市场化完成后，利率市场化后银行业利润可能会有缩小，这个时候风险会增大。而当前银行拨备水平较高，来自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可以用银行计提的拨备去抵充。”
据悉，新资本监管协议目前已上呈国务院。
可控的风险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最近召开的银监会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时表示，国际金融危机远未结束，并且已步入更为复杂的阶段，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既是当前紧迫任务，也是关系银行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
“20世纪80年代历次新兴经济体遭遇的重要货币危机，无不发生在美元加息和美元汇率同时发生调整的过程当中，这对中国是宏观的危险，而且这种风险随时都可能遇到。”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说。
他说，每一轮大规模的信贷投放之后，难免都会在个别企业和地区发生风险管理不到位的个案，如银行风险控制不到位，一些项目投资不够审慎，就会暴露出风险。
中国当下比较尖锐的现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小银行风险控制案例再次出现反弹，且一些案子性质较严重。如近年来发生的齐鲁银行伪造票据、汉口银行担保纠纷、烟台银行票据套现等案件；二是以温州为代表的民间融资链条的断裂，以及目前被关注的地方融资平台的问题。
“系统性风险有潜在压力，但肯定不会发生大的区域性风险。”中国银监会统计部叶燕斐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国内面临的风险总体是可控的。我国房地产贷款大部分是个人按揭贷款，首付率平均接近40%，贷款年限一般超过4年。从国际上看，按揭贷款超过4年的违约率很低，国内违约的概率就更低了。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融资平台的确值得关注”。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将迎来偿债高峰，未来三年内将有35％的贷款集中到期。
实施房地产调控以来，地方通过土地出让获得资金明显减少。“土地收入大概占到地方政府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一旦没来土地收入这一来源，平台贷款违约的可能性就会增大，但总体来看还是一个局部性的风险，而且银监会已在考虑对地方融资平台开始展期。”连平说。
他认为，这类局部性风险也应有配套的解决方案，局部有违约的话，通过展期再加上处置方案，不让问题集中爆发。当前融资平台的风险解决，一是控制新增贷款，二是增加收入，地方政府压缩开支，把更多收来的钱去还债等等。
“如果风险发生，导致经济发生大幅下滑，那就是硬着陆了。如果没有出现硬着陆，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也不大。”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庄健说。
监管指标微调
中国版巴III还未正式执行，外界已开始猜测当前经济环境下，监管新规或有某种程度松动。
据媒体报道，银监会将调整部分贷款风险权重，如将坏账准备金计入风险缓冲，提高监管资本，同时通过下调部分贷款风险权重降低风险加权资产，从而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
对资本和风险加权资产进行科学计量与评估，是新监管标准实施的基础。上述接近银监会的人士表示，这种调整还是粗线条的，仅是为了提高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稍微变化一下。
他说，目前银监会对贷款的风险权重，如抵押贷款、担保贷款和单一的风险权重进行了调整。有些是正向调整，有些是负向调整。“一些项目会有增减，如将表外资产计入表内，包括一些交易账户，如外汇买卖。”
“权重比例的调高调低有方方面面的考虑，是最终权衡的结果。”王胜邦说。
资本监管制度主要通过风险加权系数对贷款规模产生影响。银监会依据商业银行资产的风险大小，对不同类型的资产制定了不同的风险加权系数。高风险资产被赋予了更高的风险加权系数，要求计提更多的资本。
资本监管制度实施之后，资本水平成为影响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行为的重要因素。在资本监管的压力下，各银行的贷款规模可能普遍下降。
而当前，“稳增长”已成为宏观调控的总基调。多数研究机构认为，应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尤其是要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当前监管层调整贷款风险权重以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可以说意味着监管的放松与放宽。”郭田勇说。
但也有观点认为，新监管协议的细微变动并不代表风险监管的放松或放宽。赵锡军认为，这存在一个结构性问题，整个宏观经济涉农和小微企业部分相对来说占的比例是比较低的，大部分还是骨干企业和主要的行业、产业，这部分还是要按新资本监管协议来监管。
银监会的人士表示，在制定草案的过程中，也考虑到调整结构，增强稳定性，而新资本监管协议不同于货币政策调节工具，它既要有利于一个整体规划实施和配套的制度安排，同时又是国际标准和中国实践结合的产物，对地方融资平台的展期则属于监管行为。
2月6日至2月10日，银监会相关部门就新资本监管协议进行封闭讨论。
会议间隙，王胜邦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制定过程中考虑得更多的是作为巴塞尔委员会和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成员的义务和责任，以及如何使新资本监管协议在中国落地更具操作性，同时又成为一种长期制度建设。
“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制度安排，使得银行经营行为更加稳健，更加立足长远、视野更宽。”
据悉，中国版巴III的管理办法本身有20多万字，制定过程中还要及时吸收巴塞尔委员会的最新成果。新规则需要在内部技术上、时间上做准备。
实践当中碰到的问题，比银监会中国版巴III理论上、制度上设计的要多。银监会需要和银行沟通讨论，使它更具有操作性。
中国版巴III延后，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当前经济形势有关。当前，规范金融市场秩序，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控，有效防范和化解潜在金融风险，任务都不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表示，宏观经济比较繁荣时，信贷发放比较大，信贷有一个跨时间跨期限的构成；从一个繁荣的经济到下行周期时，原来在繁荣期发放的很多贷款，就会面临比较大的风险。
银监会已对一些风险加权资产进行了调整，以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今年即将到期的存量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有望获得附加条件的最长4年的展期。
中国版巴III延期
2011年5月，银监会发布《中国银监会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之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发布。
征求意见稿对银行间资产、房地产开发贷、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等业务的风险权重进行了上调。但指导意见中计划于去年年中或三季度完成的关于资本和流动性要求的实施细则以及其他配合新监管标准实施的一整套法规，包括拨备率指引、杠杆率指引以及对系统性重要银行的认定方法仍未出台。
赵锡军对本刊记者说，由于业界对四大指标（资本充足率、拨备率、流动性和杠杆率）的监管数据持不同意见，各行实施难度不一，工作进展不一致，由此延长了征求意见的时间。
“一些银行达不到中国版巴III的指标要求，再加上宏观调控，各家银行流动性偏紧，这些是推迟执行的原因。”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孙天宏说。
与巴塞尔协议III相比，中国版巴III将现行的监管资本两级分类修改为三级分类，即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同时，将现行的两个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调整为三个层次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5%、6%和8%。
银监会国际部副主任范文仲在去年5月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样的调整是为了审慎性和前瞻性的考虑。
中国版巴III引入逆周期资本监管框架，包括：2.5%的留存超额资本和0-2.5%的逆周期超额资本，同时增加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附加资本要求，暂定为1%。若新资本协议实施，正常条件下，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11.5%和10.5%；若出现系统性的信贷过快增长，商业银行需计提逆周期超额资本。
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金融分析员袁吉伟撰文认为，若征求意见稿在2012 年实施，国有五大行将无法满足监管新规的标准，届时会形成约1500 亿元的资本缺口。
在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看来，中国并没有必要执行过高的监管标准，“当前银行业盈利水平很高，抬高资金门槛和监管门槛，容易形成资金浪费。”
他说，“巴III的实施应该在利率市场化完成后，利率市场化后银行业利润可能会有缩小，这个时候风险会增大。而当前银行拨备水平较高，来自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可以用银行计提的拨备去抵充。”
据悉，新资本监管协议目前已上呈国务院。
可控的风险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最近召开的银监会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时表示，国际金融危机远未结束，并且已步入更为复杂的阶段，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既是当前紧迫任务，也是关系银行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
“20世纪80年代历次新兴经济体遭遇的重要货币危机，无不发生在美元加息和美元汇率同时发生调整的过程当中，这对中国是宏观的危险，而且这种风险随时都可能遇到。”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说。
他说，每一轮大规模的信贷投放之后，难免都会在个别企业和地区发生风险管理不到位的个案，如银行风险控制不到位，一些项目投资不够审慎，就会暴露出风险。
中国当下比较尖锐的现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小银行风险控制案例再次出现反弹，且一些案子性质较严重。如近年来发生的齐鲁银行伪造票据、汉口银行担保纠纷、烟台银行票据套现等案件；二是以温州为代表的民间融资链条的断裂，以及目前被关注的地方融资平台的问题。
“系统性风险有潜在压力，但肯定不会发生大的区域性风险。”中国银监会统计部叶燕斐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国内面临的风险总体是可控的。我国房地产贷款大部分是个人按揭贷款，首付率平均接近40%，贷款年限一般超过4年。从国际上看，按揭贷款超过4年的违约率很低，国内违约的概率就更低了。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融资平台的确值得关注”。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将迎来偿债高峰，未来三年内将有35％的贷款集中到期。
实施房地产调控以来，地方通过土地出让获得资金明显减少。“土地收入大概占到地方政府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一旦没来土地收入这一来源，平台贷款违约的可能性就会增大，但总体来看还是一个局部性的风险，而且银监会已在考虑对地方融资平台开始展期。”连平说。
他认为，这类局部性风险也应有配套的解决方案，局部有违约的话，通过展期再加上处置方案，不让问题集中爆发。当前融资平台的风险解决，一是控制新增贷款，二是增加收入，地方政府压缩开支，把更多收来的钱去还债等等。
“如果风险发生，导致经济发生大幅下滑，那就是硬着陆了。如果没有出现硬着陆，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也不大。”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庄健说。
监管指标微调
中国版巴III还未正式执行，外界已开始猜测当前经济环境下，监管新规或有某种程度松动。
据媒体报道，银监会将调整部分贷款风险权重，如将坏账准备金计入风险缓冲，提高监管资本，同时通过下调部分贷款风险权重降低风险加权资产，从而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
对资本和风险加权资产进行科学计量与评估，是新监管标准实施的基础。上述接近银监会的人士表示，这种调整还是粗线条的，仅是为了提高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稍微变化一下。
他说，目前银监会对贷款的风险权重，如抵押贷款、担保贷款和单一的风险权重进行了调整。有些是正向调整，有些是负向调整。“一些项目会有增减，如将表外资产计入表内，包括一些交易账户，如外汇买卖。”
“权重比例的调高调低有方方面面的考虑，是最终权衡的结果。”王胜邦说。
资本监管制度主要通过风险加权系数对贷款规模产生影响。银监会依据商业银行资产的风险大小，对不同类型的资产制定了不同的风险加权系数。高风险资产被赋予了更高的风险加权系数，要求计提更多的资本。
资本监管制度实施之后，资本水平成为影响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行为的重要因素。在资本监管的压力下，各银行的贷款规模可能普遍下降。
而当前，“稳增长”已成为宏观调控的总基调。多数研究机构认为，应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尤其是要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当前监管层调整贷款风险权重以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可以说意味着监管的放松与放宽。”郭田勇说。
但也有观点认为，新监管协议的细微变动并不代表风险监管的放松或放宽。赵锡军认为，这存在一个结构性问题，整个宏观经济涉农和小微企业部分相对来说占的比例是比较低的，大部分还是骨干企业和主要的行业、产业，这部分还是要按新资本监管协议来监管。
银监会的人士表示，在制定草案的过程中，也考虑到调整结构，增强稳定性，而新资本监管协议不同于货币政策调节工具，它既要有利于一个整体规划实施和配套的制度安排，同时又是国际标准和中国实践结合的产物，对地方融资平台的展期则属于监管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