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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们在学习一般悲剧理论时，接触到最多的基本是西方的悲剧观，了解最多的就是以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悲剧观为基础的西方悲剧，忽略了对中国古典悲剧观的研究。其实，中国古典悲剧也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研究中西悲剧的差异，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中西方不同的悲剧观。本文通过分析中西方悲剧主人公选择、悲剧功能、悲剧结局的差异以及差异形成的原因探讨中西悲剧的差异。
关键词：中西悲剧；求善求真；调和持中；对立冲突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043-01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接触到的有关悲剧理论的观念都是来源于西方美学思想，我们习惯运用西方悲剧理论来探讨中国古典悲剧。因此很多人会得出结论，就是中国很多戏剧小说不能称之为悲剧。其实，中国古典悲剧是在中国社会历史、宗教道德、审美观之中形成的，而西方悲剧理论是在西方的社会历史、宗教道德、审美观之中形成的。它们来源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按照西方的悲剧观来评论中国古典悲剧。在这里，我们根据各自不同的发展环境来浅析中西悲剧有何不同。
一、悲剧的主人公
西方古典悲剧理论认为，悲剧的人物必须出身名门望族，他们应当是神话传说或者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但绝不可能是普通人。古希腊悲剧是将悲剧人物留给国王、贵族和英雄。
法国的古典悲剧对西方悲剧有着很大的影响。十七世纪的法国处于正规君主政体之中，这些上流人士注重贵族身份，在任何场合他们都会时刻注意保持礼貌体统。在这种环境下，他们注重文体的完美，优美的语言是他们所推崇的。而文体最完美的体现就是悲剧。法国古典悲剧是以讨好贵族与侍臣为目的的。作品结构匀称，整个故事开端、起伏、高潮、结局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所有剧中的人物都是宫廷中的人物，整个戏剧就是贵族社会的写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1]
因此西方一直主张悲剧是最高尚的体裁， 其主人公必须是具有高尚感情和愿望的“上流”人物。亚里士多德说过：“最好的悲剧都取材于为数不多的家族的故事”；“现在最完美的悲剧都取材于少数家族的故事”。[2]这种观点直到近代才有所转变。
而中国的古典悲剧从一开始， 对悲剧主人公就没有过多的限制，对他的身份、地位等并没有过多的限定，他可以是普通的百姓也可以是贵族。中国古典悲剧并不是用来讨好权贵的，它更注重人物心灵的美， 注重悲剧主人公的无辜，意图唤起人们的怜悯之心，从而与他人产生共鸣。而西方悲剧的主人公往往都是贵族，因此他们非常注重形象的美， 他们认为悲剧的主人公是美和崇高的化身。
二、悲剧的功能
中国的文学艺术其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伦理道德的教化。中国悲剧也不例外，它最大的功能就是道德宣扬。教化是中国古典戏剧最重要的审美理想表现。
中国悲剧的矛盾冲突都是伦理善恶的对立，其结局也必定是扬善惩恶。不管中间过程如何，结局都是邪不压正，正义取得胜利。开始悲剧人物的受苦受难意在引起观众的共鸣，在磨难之后的正义胜利能使道德伦理得以强化。这正是因为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对中国悲剧的影响，是人们坚定道德信念的体现。
但是西方的悲剧并不在意善恶，而是强调求真，即认识人生和世界。这与西方的美学思想相关。柏拉图认为，衡量包括悲剧在内的诗歌的标准就是其真实性。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功能是“净化”，观众会在观看悲剧主人公时产生恐惧和怜悯，让情感得以宣泄。而在黑格尔看来，所有的艺术都反映着真理，悲剧更能让人恐惧和怜悯，通过悲剧任务的冲突达成的另一方的毁灭而形成的“和谐”，揭示了“永恒的正义”。 [3]
由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在悲剧功能观上，中国是向往善，西方是向往真。
三、悲剧的结局
中国悲剧不管过程如何，必定以某种“大团圆”为结局。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虽然是大家公认的悲剧作品，其结局却是双蝶飞舞这种意在团圆美好的结局。看起来像是悲剧的戏剧却往往都是以“团圆”的形式作为结局的。
之所以会有这种“团圆”的结局，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儒家思想一直被中国古代奉为正统思想，它的思想体系深深影响了中国哲学千百年，至今都影响着中国的哲学体系。儒家讲究以和为贵，主张中庸之道，而禅宗所强调的生死轮回的观念，使人们深信轮回报应。所以中国古典悲剧创作强调调和持中，悲喜相间、和谐适度。[4]
而西方的悲剧观基本上遵循着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的定义： “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而一般悲剧的情节特点就是：“其中的转变应由顺境转入逆境”。悲剧的审美情感是：“要能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悲剧的最终目的是：“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5]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黑格尔认为普遍的伦理力量有三种：“首先是夫妻，父母，儿女，兄弟姐妹之间的亲属爱；其次是国家政治生活，公民的爱国心以及统治者的意志；第三是宗教生活。”他认为悲剧冲突的内在根本动力和内容是其本身合乎常理的伦理力量。黑格尔强调真正的悲剧其实是各自合理的伦理力量或者是伦理力量各自的对立面，即“对”与“对”的冲突，或“错”与“错”的冲突。悲剧人物都持有自己合理的伦理观使悲剧陷入一种必须牺牲一方的境地。因此悲剧的最终解决方法，就是通过其中一方人物的牺牲，从而达到一种“和谐”，即实现“永恒正义的胜利”。[6]因此，与中国古典悲剧“团圆”结局相比，西方悲剧主张以大悲结局，讲究悲彻全篇、一悲到底的风格。
因此，在探讨中西方悲剧时，不能仅仅以西方悲剧观看待中国悲剧，也不能从中国悲剧观的角度去分析西方悲剧，我们应该根据它们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思想体系来寻找两者的差异，并根据两者的实际情况分析中西方悲剧差异产生的原因。
参考文献：
[1]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M]，1996.6
[2]乔德文.中西悲剧观探异戏剧艺术[J]，1982（01）
[3]廖建荣.戏以载道：中国悲剧与西方悲剧的本质区别——兼论大团圆结局根源古典戏曲今论[J]，2011（04）
[4]叶虎.中国古典悲剧“团圆”结局评析——兼与西方悲剧比较学术界[J]，1999（03）
[5]万书元，艺术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5
[6]陈太胜，西方文论研究专题[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
作者简介：于海蓉（1991.10-），女，江苏盐城人，云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014级艺术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文化学。
关键词：中西悲剧；求善求真；调和持中；对立冲突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043-01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接触到的有关悲剧理论的观念都是来源于西方美学思想，我们习惯运用西方悲剧理论来探讨中国古典悲剧。因此很多人会得出结论，就是中国很多戏剧小说不能称之为悲剧。其实，中国古典悲剧是在中国社会历史、宗教道德、审美观之中形成的，而西方悲剧理论是在西方的社会历史、宗教道德、审美观之中形成的。它们来源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按照西方的悲剧观来评论中国古典悲剧。在这里，我们根据各自不同的发展环境来浅析中西悲剧有何不同。
一、悲剧的主人公
西方古典悲剧理论认为，悲剧的人物必须出身名门望族，他们应当是神话传说或者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但绝不可能是普通人。古希腊悲剧是将悲剧人物留给国王、贵族和英雄。
法国的古典悲剧对西方悲剧有着很大的影响。十七世纪的法国处于正规君主政体之中，这些上流人士注重贵族身份，在任何场合他们都会时刻注意保持礼貌体统。在这种环境下，他们注重文体的完美，优美的语言是他们所推崇的。而文体最完美的体现就是悲剧。法国古典悲剧是以讨好贵族与侍臣为目的的。作品结构匀称，整个故事开端、起伏、高潮、结局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所有剧中的人物都是宫廷中的人物，整个戏剧就是贵族社会的写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1]
因此西方一直主张悲剧是最高尚的体裁， 其主人公必须是具有高尚感情和愿望的“上流”人物。亚里士多德说过：“最好的悲剧都取材于为数不多的家族的故事”；“现在最完美的悲剧都取材于少数家族的故事”。[2]这种观点直到近代才有所转变。
而中国的古典悲剧从一开始， 对悲剧主人公就没有过多的限制，对他的身份、地位等并没有过多的限定，他可以是普通的百姓也可以是贵族。中国古典悲剧并不是用来讨好权贵的，它更注重人物心灵的美， 注重悲剧主人公的无辜，意图唤起人们的怜悯之心，从而与他人产生共鸣。而西方悲剧的主人公往往都是贵族，因此他们非常注重形象的美， 他们认为悲剧的主人公是美和崇高的化身。
二、悲剧的功能
中国的文学艺术其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伦理道德的教化。中国悲剧也不例外，它最大的功能就是道德宣扬。教化是中国古典戏剧最重要的审美理想表现。
中国悲剧的矛盾冲突都是伦理善恶的对立，其结局也必定是扬善惩恶。不管中间过程如何，结局都是邪不压正，正义取得胜利。开始悲剧人物的受苦受难意在引起观众的共鸣，在磨难之后的正义胜利能使道德伦理得以强化。这正是因为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对中国悲剧的影响，是人们坚定道德信念的体现。
但是西方的悲剧并不在意善恶，而是强调求真，即认识人生和世界。这与西方的美学思想相关。柏拉图认为，衡量包括悲剧在内的诗歌的标准就是其真实性。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功能是“净化”，观众会在观看悲剧主人公时产生恐惧和怜悯，让情感得以宣泄。而在黑格尔看来，所有的艺术都反映着真理，悲剧更能让人恐惧和怜悯，通过悲剧任务的冲突达成的另一方的毁灭而形成的“和谐”，揭示了“永恒的正义”。 [3]
由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在悲剧功能观上，中国是向往善，西方是向往真。
三、悲剧的结局
中国悲剧不管过程如何，必定以某种“大团圆”为结局。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虽然是大家公认的悲剧作品，其结局却是双蝶飞舞这种意在团圆美好的结局。看起来像是悲剧的戏剧却往往都是以“团圆”的形式作为结局的。
之所以会有这种“团圆”的结局，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儒家思想一直被中国古代奉为正统思想，它的思想体系深深影响了中国哲学千百年，至今都影响着中国的哲学体系。儒家讲究以和为贵，主张中庸之道，而禅宗所强调的生死轮回的观念，使人们深信轮回报应。所以中国古典悲剧创作强调调和持中，悲喜相间、和谐适度。[4]
而西方的悲剧观基本上遵循着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的定义： “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而一般悲剧的情节特点就是：“其中的转变应由顺境转入逆境”。悲剧的审美情感是：“要能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悲剧的最终目的是：“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5]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黑格尔认为普遍的伦理力量有三种：“首先是夫妻，父母，儿女，兄弟姐妹之间的亲属爱；其次是国家政治生活，公民的爱国心以及统治者的意志；第三是宗教生活。”他认为悲剧冲突的内在根本动力和内容是其本身合乎常理的伦理力量。黑格尔强调真正的悲剧其实是各自合理的伦理力量或者是伦理力量各自的对立面，即“对”与“对”的冲突，或“错”与“错”的冲突。悲剧人物都持有自己合理的伦理观使悲剧陷入一种必须牺牲一方的境地。因此悲剧的最终解决方法，就是通过其中一方人物的牺牲，从而达到一种“和谐”，即实现“永恒正义的胜利”。[6]因此，与中国古典悲剧“团圆”结局相比，西方悲剧主张以大悲结局，讲究悲彻全篇、一悲到底的风格。
因此，在探讨中西方悲剧时，不能仅仅以西方悲剧观看待中国悲剧，也不能从中国悲剧观的角度去分析西方悲剧，我们应该根据它们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思想体系来寻找两者的差异，并根据两者的实际情况分析中西方悲剧差异产生的原因。
参考文献：
[1]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M]，1996.6
[2]乔德文.中西悲剧观探异戏剧艺术[J]，1982（01）
[3]廖建荣.戏以载道：中国悲剧与西方悲剧的本质区别——兼论大团圆结局根源古典戏曲今论[J]，2011（04）
[4]叶虎.中国古典悲剧“团圆”结局评析——兼与西方悲剧比较学术界[J]，1999（03）
[5]万书元，艺术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5
[6]陈太胜，西方文论研究专题[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
作者简介：于海蓉（1991.10-），女，江苏盐城人，云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014级艺术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文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