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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发展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在全国各界隆重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来自全国各地音乐艺术院校、师范院校及科研机构的50多位专家学者于2008年12月8日至11日云集南京，参加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江苏省文化厅和南京艺术学院联合主办的“改革开放与中国当代音乐学”高层论坛。
这些来自不同学科的老中青学者，均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们分别从各自的专业论域、从不同视角和多层关系把握中，深入总结了三十年来我国音乐学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清醒审视当前中国音乐学发展的总体走势，对当前音乐实践及理论批评领域中的种种消极因素进行严肃反思，深入讨论了与国家文化发展大政方针密切相关且亟待解决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并提出了审慎的思考与积极的对策。因此，本次论坛意义重大，也必将对中国音乐学在新世纪的健康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面对2009年即将迈入的未来征程，肩负着学术创新使命的中国音乐学人当如何继续解放思想以担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在学科建设中实现对前三十年的整体跨越，不能不成为与会代表、全体音乐学人乃至整个音乐界普遍关心的焦点话题。
出发原点和再次出发：对真理标准的再认识
回首三十年前，改革开放的核心动力就是锐意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拨乱反正肃清极“左”思潮及“两个凡是”的思维定势，使僵化的教条和被扭曲的人文精神重新归位到“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上来。我国音乐界以“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出发原点，促进广大音乐家的思想大解放，迎来音乐学研究和音乐批评的大发展。
在本次论坛上，缪也、张弦、于庆新、陈原、单三娅等资深音乐编辑和国家主流文艺媒体的高级记者等与会人士深切回顾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峥嵘岁月，列举新时期以来音乐思想变革过程中那些音乐理论家和评论家敏感和冷静的修为：坚持实践标准，为把颂神之歌还给人，将音乐学纳入人学，让音乐艺术回归本位，音乐学者于润洋、戴鹏海、陈聆群、张静蔚、梁茂春、王安国、居其宏、戴嘉枋等人，始终以思想者的勇气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坚持冲决长期肆虐于中国乐坛的教条主义罗网，结合新时期出现的各种音乐思潮、音乐观念、音乐风格和音乐现象，与“阶级斗争思维”在音乐领域泛起的种种沉渣做了坚持不懈的抗争，同时也从不断的自我批评与反思中逐渐成长起来。
与会者复忆的话语不仅充分肯定了思想解放与学者责任担当的必要性，也为当代音乐研究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口述历史”。更重要的是，在中国音乐学面临着种种现实问题和严峻挑战的当下，与会代表重提“真理标准”，其目的不仅是对出发原点的回味与追溯，且更重于从过去三十年迈向未来的思考与前瞻，为中国音乐学的再次出发夯实哲学基础。正因为如此，本次高层论坛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再认识，便具有了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面向未来的前瞻性意义。
音乐美学家茅原教授的发言《从真理标准谈到音乐生态》对以往我们通常认识的真理标准有了自己的新定位和新认识。从哲学史相关论题的正本清源中，他清理了“事实真理”和“理性真理”的不同发展演变轨迹，然后指出，“事实真理”属于认识论中的“真”，而“理性真理”则属于价值论中的“善”。两者作为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真理是不可分的。而中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着只要事实真理、不要理性真理的严重倾向，这是拜物主义、人文精神堕落等时代病得以产生的哲学根源。从这层意义上看，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前所思考的人的异化问题、西方时代病问题已在我国当下社会变革中接踵而至。强调物质文明忽视精神文明导致社会道德水平普遍下滑，音乐学界出现诸多怪情状及棘手问题莫不与此有关。如冯骥才所指出的那样，让一个国家富裕起来并不难滩就难在让这个民族变得更有文化。因此，搞精神文明建设，讲以人为本，不能只着眼于物质追求，还要不断地往精神和心灵上源源不断地输送养分，而音乐艺术对人的陶冶作用不容忽视。为此茅教授认为：我们必须解决当前音乐文化生态中的严重问题，即市场经济产生的追求利润的观念冲击和群众欣赏水平不高这一对尖锐矛盾关系。在这个真理标准的新认识之下，他提倡音乐学者要采取自觉行动，“大力推进普及工作，踏踏实实提高群众的音乐水平”。
本次论坛第二个深入触及真理标准和实践命题的是赵宋光教授。他在开幕式讲话和闭幕式大会总结中两次重申真理标准的重要性，提出了加深理解和慎重对待改革开放总政治路线的哲学基础是实践这个根本命题，并认为这条路线和标准对未来中国音乐学的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他重申“戴着社会主义帽子的教条不要迷信，戴着普世真理面具的教条不要迷信，戴着民族特色招牌的教条也不要迷信。通过实践检验实效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基点。
茅、赵二老对真理标准和实践的再认识，其共同本质是呼吁音乐学界坚持实践标准，继续解放思想，切实做到两手抓、两手硬，坚持实事求是，科学发展。
人文关怀与道德底线：对“贺绿汀精神”的强烈呼唤
文以人传，乐无魂而难闻，学无思则不立。作为专业性知识分子，音乐学人最重要的使命是成为时代的思想者。因此，是否具有历史使命感、对时代思潮是否保持思考表达的自由与精神人格的独立，乃是明确自我责任担当、实事求是书写史章以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学术创新使命的重要前提。有鉴于此，在高层论坛全过程中，我国音乐学学术队伍的人文素养和道德建设问题，便成为每位与会者最为关切的头等议题。
与会学者以大量事实证明，在过去三十年中，若没有冲决一切僵化观念、陈旧体制的思想解放，若没有当时弄潮儿们的独立思想和自由表达，便没有我国音乐学理论建设所取得的一切进步和成就；而当前困扰中国音乐学自身发展的诸多严重问题，也莫不与此有关。
面对学界思想的贫困和种种学风腐败、道德沦丧的严峻现实，戴鹏海的发言以其赤子情怀和忧息意识，直指当下两大问题：“人文关怀的失落”和“道德底线的崩塌”。读书人当是社会的良知和民族的脊梁，要像贺绿汀那样勇于说实话，不说假话，因此他认为音乐学界的当务之急是进行道德重建和学人自律，重申“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一文人道德修为古训，对当代音乐学家特别是年轻一代学人寄予深切厚望。赵宋光对戴鹏海先生提出的学人忧患意识、德行、操守表示感同身受，殷切地鼓励学者们不仅要追问历史事实，还要有追问当代事实的学术勇气。
黄旭东在《学风不正、文德下降与学界应取的对策》中公开揭露了一些学术腐败的典型案例，毫不留情地剖析近年来音乐学界学术失范成因及其何以屡禁不止的社会根源；为有效遏制不良学风，他以24字向音乐学同仁发出四点忠告以共勉：“一、刻苦勤奋学习；二、广泛搜集资料；三、取精为我所用；四、求真独立思考。”
人文精神缺失所致的种种弊端已禁锢着音乐学的进 步，时刻蚕食着我们三十年来取得的既有成果。因此，当代音乐学如何健康发展，学人建设无疑首当其冲。
也有学者针对“人文关怀的失落”和“道德底线的崩塌”这一严峻现实指出，在当今呼唤“贺绿汀精神”尤为必要。若论创作成就，贺绿汀也许不如马思聪，若论教育贡献，贺绿汀也许不如萧友梅，若论学术造诣，贺绿汀也许不如杨荫浏，但他之所以被称为“中国音乐界的良心”，乃是因为他永远服膺真理、不懈追求真理，对祖国、对人民、对音乐艺术怀有一颗赤子挚爱之心，即便面对最险恶的政治环境，勇于挑战威权的高压而不顾安危、不改初衷、不堕其志，他一生的理论研究和批评活动不妥协、不苟且，秉笔直书、仗义执言，数十年如一日，在20世纪中国音乐史上彰显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人文关怀的执著和高尚人格的伟岸。因此，在今天学习并在科研实践中切实弘扬“贺绿汀精神”，重塑当代音乐学者的自我形象，是医治学界人格萎缩、道德沦丧、抵御学界歪风邪气蔓延的一帖良药。
由此可见，南京论坛中大多数音乐学家都已普遍意识并深入触及到学人责任的担当问题，明确重申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的不二价值。责任和行动源自社会道义和学者良心；从未来中国音乐学发展的角度思考现实问题，以正直磊落的学人之品构筑精神堤防，以严谨科学的学人之思审视现实、断其得失，才能立人立学，凸显在当代音乐思想史上的自我价值。
整体统构及互融互长：学科建设的未来之路
在本次“高层论坛”上，绝大多数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和发言均围绕音乐学学科建设这个主题展开。
于润洋教授的《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是他在进入新时期以来对以往文论涉及到的相近论题的一次具有哲学高度的总概括和总提升。新时期以来，他之所以对音乐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坚持不懈地进行阐发和提倡，正说明了这对中国音乐学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对各学科的自身建设和健康发展具有广泛的指导性意义。他认为既然音乐学是人文学科，就不能不关注历史和美学密不可分的关系，音乐学者在研究中既要强化自身的历史意识，又要强化美学和逻辑意识，最后还是要落脚在音乐本体上，同时还要强调与其他人文学科互渗互透的能力。蔡良玉在其发言中对于润洋教授的“音乐学分析”理念和方法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种将历史、美学和音乐工艺学有机结合的方法论系统不仅为美学研究开辟了新路，且为西方音乐研究及其他兄弟学科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方法支撑。
赵宋光教授以《对改革开放政治路线与音乐学学科建设相互关系的几点思考》为题做了大会总结发言。就学科的健康发展问题，他与于润洋教授一样，也提出了对中国音乐学建设的设想。借文化群落理论，他从七个方面论证了音乐学学科的群落关系，并以之作为建构中国音乐学的基本落脚点。其基本观点和于润洋“互渗互透”说并行不悖。他认为，当前中国音乐学的任务是弥合缝隙，要求各学科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顺其自然地发展，处理好各种复杂的矛盾关系。
相对两位前辈关于音乐学学科互融互长的主张，杨燕迪教授更侧重教育管理学层面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其论文《中国音乐学的当下处境与未来愿景》是他对2001年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的反思和修正。他认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音乐学科在自主意识上增强、研究力量增大、成果增多、学术影响力增强，但音乐学目前同样面临着四大问题：音乐学理论尚未形成对现实音乐生活应有的深度阐释力、音乐学的“思想贫血”已成为学科发展的瓶颈、音乐学内部的知识零散化和科目细碎化亟待整合，需要做到思想共享。他明确指出：学统体系的压力来自盲目扩招以致质量下跌。就音乐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健全而论，谢嘉幸在发言中始终呼吁学人“走出意识形态音乐学、从书本回到实践中”，认为只有这样，学科体系中自言自语的尴尬处境才能得到改善。
从学科建设分门别类的不同表述看，梁茂春、伍国栋、魏廷格、王安国、蔡良玉、罗艺峰、毛继增、田可文、刘再生、乔邦利等几十位学者都对自己所从事的音乐学学科做出了回顾与反思。对于我国今后音乐学学人扩大学术视野、加强理论与实践相互融合，注重对音乐本体研究的深入均具较高价值。
综观南京论坛与会者们提交的论文和所作的发言，无不是就音乐学各个方面提出了自己长期探究后的见解，设身处地思考中国音乐和音乐学的未来发展，为构建中国音乐文化的大繁荣建言献策，既给各学科发展予以定位，又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方法论和研究新视角。
当我们总结和反思以往和眼前的种种困难时，我们需要直面的勇气和进取的态度。时代呼唤音乐学者走出书斋、走出自我框定的狭小视域，不断感受时代节拍，研究新问题，探求新思路，找寻新灵感。只有当艺术家和音乐理论家抓住了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之魂，触摸到社会的脉搏，音乐学理论和音乐创作才能获得强健的生命力。
高层论坛在与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成功落幕。与会者意识到：只要我们秉持实事求是学风，认清方向，明德明责，强健风骨，锐意创新，就一定能在这个大时代中有所作为。
责任编辑 于庆新
在全国各界隆重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来自全国各地音乐艺术院校、师范院校及科研机构的50多位专家学者于2008年12月8日至11日云集南京，参加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江苏省文化厅和南京艺术学院联合主办的“改革开放与中国当代音乐学”高层论坛。
这些来自不同学科的老中青学者，均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们分别从各自的专业论域、从不同视角和多层关系把握中，深入总结了三十年来我国音乐学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清醒审视当前中国音乐学发展的总体走势，对当前音乐实践及理论批评领域中的种种消极因素进行严肃反思，深入讨论了与国家文化发展大政方针密切相关且亟待解决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并提出了审慎的思考与积极的对策。因此，本次论坛意义重大，也必将对中国音乐学在新世纪的健康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面对2009年即将迈入的未来征程，肩负着学术创新使命的中国音乐学人当如何继续解放思想以担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在学科建设中实现对前三十年的整体跨越，不能不成为与会代表、全体音乐学人乃至整个音乐界普遍关心的焦点话题。
出发原点和再次出发：对真理标准的再认识
回首三十年前，改革开放的核心动力就是锐意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拨乱反正肃清极“左”思潮及“两个凡是”的思维定势，使僵化的教条和被扭曲的人文精神重新归位到“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上来。我国音乐界以“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出发原点，促进广大音乐家的思想大解放，迎来音乐学研究和音乐批评的大发展。
在本次论坛上，缪也、张弦、于庆新、陈原、单三娅等资深音乐编辑和国家主流文艺媒体的高级记者等与会人士深切回顾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峥嵘岁月，列举新时期以来音乐思想变革过程中那些音乐理论家和评论家敏感和冷静的修为：坚持实践标准，为把颂神之歌还给人，将音乐学纳入人学，让音乐艺术回归本位，音乐学者于润洋、戴鹏海、陈聆群、张静蔚、梁茂春、王安国、居其宏、戴嘉枋等人，始终以思想者的勇气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坚持冲决长期肆虐于中国乐坛的教条主义罗网，结合新时期出现的各种音乐思潮、音乐观念、音乐风格和音乐现象，与“阶级斗争思维”在音乐领域泛起的种种沉渣做了坚持不懈的抗争，同时也从不断的自我批评与反思中逐渐成长起来。
与会者复忆的话语不仅充分肯定了思想解放与学者责任担当的必要性，也为当代音乐研究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口述历史”。更重要的是，在中国音乐学面临着种种现实问题和严峻挑战的当下，与会代表重提“真理标准”，其目的不仅是对出发原点的回味与追溯，且更重于从过去三十年迈向未来的思考与前瞻，为中国音乐学的再次出发夯实哲学基础。正因为如此，本次高层论坛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再认识，便具有了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面向未来的前瞻性意义。
音乐美学家茅原教授的发言《从真理标准谈到音乐生态》对以往我们通常认识的真理标准有了自己的新定位和新认识。从哲学史相关论题的正本清源中，他清理了“事实真理”和“理性真理”的不同发展演变轨迹，然后指出，“事实真理”属于认识论中的“真”，而“理性真理”则属于价值论中的“善”。两者作为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真理是不可分的。而中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着只要事实真理、不要理性真理的严重倾向，这是拜物主义、人文精神堕落等时代病得以产生的哲学根源。从这层意义上看，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前所思考的人的异化问题、西方时代病问题已在我国当下社会变革中接踵而至。强调物质文明忽视精神文明导致社会道德水平普遍下滑，音乐学界出现诸多怪情状及棘手问题莫不与此有关。如冯骥才所指出的那样，让一个国家富裕起来并不难滩就难在让这个民族变得更有文化。因此，搞精神文明建设，讲以人为本，不能只着眼于物质追求，还要不断地往精神和心灵上源源不断地输送养分，而音乐艺术对人的陶冶作用不容忽视。为此茅教授认为：我们必须解决当前音乐文化生态中的严重问题，即市场经济产生的追求利润的观念冲击和群众欣赏水平不高这一对尖锐矛盾关系。在这个真理标准的新认识之下，他提倡音乐学者要采取自觉行动，“大力推进普及工作，踏踏实实提高群众的音乐水平”。
本次论坛第二个深入触及真理标准和实践命题的是赵宋光教授。他在开幕式讲话和闭幕式大会总结中两次重申真理标准的重要性，提出了加深理解和慎重对待改革开放总政治路线的哲学基础是实践这个根本命题，并认为这条路线和标准对未来中国音乐学的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他重申“戴着社会主义帽子的教条不要迷信，戴着普世真理面具的教条不要迷信，戴着民族特色招牌的教条也不要迷信。通过实践检验实效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基点。
茅、赵二老对真理标准和实践的再认识，其共同本质是呼吁音乐学界坚持实践标准，继续解放思想，切实做到两手抓、两手硬，坚持实事求是，科学发展。
人文关怀与道德底线：对“贺绿汀精神”的强烈呼唤
文以人传，乐无魂而难闻，学无思则不立。作为专业性知识分子，音乐学人最重要的使命是成为时代的思想者。因此，是否具有历史使命感、对时代思潮是否保持思考表达的自由与精神人格的独立，乃是明确自我责任担当、实事求是书写史章以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学术创新使命的重要前提。有鉴于此，在高层论坛全过程中，我国音乐学学术队伍的人文素养和道德建设问题，便成为每位与会者最为关切的头等议题。
与会学者以大量事实证明，在过去三十年中，若没有冲决一切僵化观念、陈旧体制的思想解放，若没有当时弄潮儿们的独立思想和自由表达，便没有我国音乐学理论建设所取得的一切进步和成就；而当前困扰中国音乐学自身发展的诸多严重问题，也莫不与此有关。
面对学界思想的贫困和种种学风腐败、道德沦丧的严峻现实，戴鹏海的发言以其赤子情怀和忧息意识，直指当下两大问题：“人文关怀的失落”和“道德底线的崩塌”。读书人当是社会的良知和民族的脊梁，要像贺绿汀那样勇于说实话，不说假话，因此他认为音乐学界的当务之急是进行道德重建和学人自律，重申“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一文人道德修为古训，对当代音乐学家特别是年轻一代学人寄予深切厚望。赵宋光对戴鹏海先生提出的学人忧患意识、德行、操守表示感同身受，殷切地鼓励学者们不仅要追问历史事实，还要有追问当代事实的学术勇气。
黄旭东在《学风不正、文德下降与学界应取的对策》中公开揭露了一些学术腐败的典型案例，毫不留情地剖析近年来音乐学界学术失范成因及其何以屡禁不止的社会根源；为有效遏制不良学风，他以24字向音乐学同仁发出四点忠告以共勉：“一、刻苦勤奋学习；二、广泛搜集资料；三、取精为我所用；四、求真独立思考。”
人文精神缺失所致的种种弊端已禁锢着音乐学的进 步，时刻蚕食着我们三十年来取得的既有成果。因此，当代音乐学如何健康发展，学人建设无疑首当其冲。
也有学者针对“人文关怀的失落”和“道德底线的崩塌”这一严峻现实指出，在当今呼唤“贺绿汀精神”尤为必要。若论创作成就，贺绿汀也许不如马思聪，若论教育贡献，贺绿汀也许不如萧友梅，若论学术造诣，贺绿汀也许不如杨荫浏，但他之所以被称为“中国音乐界的良心”，乃是因为他永远服膺真理、不懈追求真理，对祖国、对人民、对音乐艺术怀有一颗赤子挚爱之心，即便面对最险恶的政治环境，勇于挑战威权的高压而不顾安危、不改初衷、不堕其志，他一生的理论研究和批评活动不妥协、不苟且，秉笔直书、仗义执言，数十年如一日，在20世纪中国音乐史上彰显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人文关怀的执著和高尚人格的伟岸。因此，在今天学习并在科研实践中切实弘扬“贺绿汀精神”，重塑当代音乐学者的自我形象，是医治学界人格萎缩、道德沦丧、抵御学界歪风邪气蔓延的一帖良药。
由此可见，南京论坛中大多数音乐学家都已普遍意识并深入触及到学人责任的担当问题，明确重申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的不二价值。责任和行动源自社会道义和学者良心；从未来中国音乐学发展的角度思考现实问题，以正直磊落的学人之品构筑精神堤防，以严谨科学的学人之思审视现实、断其得失，才能立人立学，凸显在当代音乐思想史上的自我价值。
整体统构及互融互长：学科建设的未来之路
在本次“高层论坛”上，绝大多数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和发言均围绕音乐学学科建设这个主题展开。
于润洋教授的《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是他在进入新时期以来对以往文论涉及到的相近论题的一次具有哲学高度的总概括和总提升。新时期以来，他之所以对音乐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坚持不懈地进行阐发和提倡，正说明了这对中国音乐学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对各学科的自身建设和健康发展具有广泛的指导性意义。他认为既然音乐学是人文学科，就不能不关注历史和美学密不可分的关系，音乐学者在研究中既要强化自身的历史意识，又要强化美学和逻辑意识，最后还是要落脚在音乐本体上，同时还要强调与其他人文学科互渗互透的能力。蔡良玉在其发言中对于润洋教授的“音乐学分析”理念和方法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种将历史、美学和音乐工艺学有机结合的方法论系统不仅为美学研究开辟了新路，且为西方音乐研究及其他兄弟学科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方法支撑。
赵宋光教授以《对改革开放政治路线与音乐学学科建设相互关系的几点思考》为题做了大会总结发言。就学科的健康发展问题，他与于润洋教授一样，也提出了对中国音乐学建设的设想。借文化群落理论，他从七个方面论证了音乐学学科的群落关系，并以之作为建构中国音乐学的基本落脚点。其基本观点和于润洋“互渗互透”说并行不悖。他认为，当前中国音乐学的任务是弥合缝隙，要求各学科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顺其自然地发展，处理好各种复杂的矛盾关系。
相对两位前辈关于音乐学学科互融互长的主张，杨燕迪教授更侧重教育管理学层面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其论文《中国音乐学的当下处境与未来愿景》是他对2001年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的反思和修正。他认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音乐学科在自主意识上增强、研究力量增大、成果增多、学术影响力增强，但音乐学目前同样面临着四大问题：音乐学理论尚未形成对现实音乐生活应有的深度阐释力、音乐学的“思想贫血”已成为学科发展的瓶颈、音乐学内部的知识零散化和科目细碎化亟待整合，需要做到思想共享。他明确指出：学统体系的压力来自盲目扩招以致质量下跌。就音乐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健全而论，谢嘉幸在发言中始终呼吁学人“走出意识形态音乐学、从书本回到实践中”，认为只有这样，学科体系中自言自语的尴尬处境才能得到改善。
从学科建设分门别类的不同表述看，梁茂春、伍国栋、魏廷格、王安国、蔡良玉、罗艺峰、毛继增、田可文、刘再生、乔邦利等几十位学者都对自己所从事的音乐学学科做出了回顾与反思。对于我国今后音乐学学人扩大学术视野、加强理论与实践相互融合，注重对音乐本体研究的深入均具较高价值。
综观南京论坛与会者们提交的论文和所作的发言，无不是就音乐学各个方面提出了自己长期探究后的见解，设身处地思考中国音乐和音乐学的未来发展，为构建中国音乐文化的大繁荣建言献策，既给各学科发展予以定位，又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方法论和研究新视角。
当我们总结和反思以往和眼前的种种困难时，我们需要直面的勇气和进取的态度。时代呼唤音乐学者走出书斋、走出自我框定的狭小视域，不断感受时代节拍，研究新问题，探求新思路，找寻新灵感。只有当艺术家和音乐理论家抓住了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之魂，触摸到社会的脉搏，音乐学理论和音乐创作才能获得强健的生命力。
高层论坛在与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成功落幕。与会者意识到：只要我们秉持实事求是学风，认清方向，明德明责，强健风骨，锐意创新，就一定能在这个大时代中有所作为。
责任编辑 于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