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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有个外号，叫脓包，是村小学小卖部一个阿姨赏赐的，整个村子里只有她一个人这样叫我。每次我进得店门，这个腰宽体阔的女人手头针线活再忙，也会搁下一两秒，挤眉弄眼地冲我喊一句脓包来了呀。我在心里哼一声，把头径直埋进货架各种五彩斑斓的食品袋间，避免和她发生目光接触。
不要误会，脓包这个词不是指代我的外貌，而是形容我作为独生子被我爸爸长期过度宠溺的恶少般的处境。怎么说呢？从她的视角来看，就是我兜里揣着皱巴巴的几张钞票，一天三五次地往她店里跑。跑得多了，我不仅没能在她心里获得上帝的尊贵地位，反而添了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外号。取笑我，成了她无趣日常中的乐事一桩。每次一看见我，她的眼睛就会放光，然后牙槽和嘴角合力挤出这个词，挤成一朵花的妖娆状，让我浑身不自在。一次次的脓包，被她悠闲的唾沫打磨得光鲜闪亮，弄得村里人尽皆知。后来读了鲁迅的小说，我觉得她看我时，和掌柜的看孔乙己的眼神颇有些神似。但我那时还小，脑瓜子尚未开窍，所以也就不在乎，更懒得搭理她。
可是，后来忽然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觉得没法再避开她黏稠的目光了。因为，我在等一封信。那年，十岁的还在上小学四年级的我，正望眼欲穿地等待一封不确定是否光临的外省来信。更确切地说，是在等与外省来信一同寄来的奖品——一部傻瓜相机。而这封信连同梦想中的奖品是否光临，只有这家小卖部兼村邮站的女主人才能告诉我。
那还是一个小康人氏腰间别着BB机，普通人家拍全家福要踩好几里烂泥路去街上照相馆的年代，谁能想到，在一个孩子心里，已经孕育了一个超越阶级和乡村家庭整体消费能力的相机梦了呢？而且，伴随相机而来的虚缈的摄影梦，已经发展到让他夜不能寐、几近病态的地步。
最初，为了早日实现这个梦，我开始了马拉松式的储蓄计划，把那些本应列队流入小卖部的零花钱统统截流了，当起了节衣缩食、万念皆空的小和尚，对一切可能诱发口水的零食视而不见。可当计划进行到第三个月，家里那只金猪储蓄罐被两分五毛的硬币越养越胖时，我才终于绝望地发现，这个梦居然茁壮得比天花板还难以企及……
我只得改变策略，寻找捷径。我是偶然在一包干脆面里发现这条捷径的，上面说，只要集齐了十二生肖的卡片，就能获得一部傻瓜相机作为奖励。在黑夜中瞎跑了这么久，前方终于闪过一丝曙光。我敢发誓，在白日梦面前，就算明知你给我抛出的是鱼饵，我也会乖乖上钩的。这么跟你说吧，之后的一个月里，我跑小卖部比村头常来沽酒的肖大爷还勤快，从一天两次，到隔几天一次，随着马羊猴鸡狗猪兔虎龙等大部队的日益集结，我已经没法再摁住要跳出胸膛的小心脏了！可是，一个月过去了，我的储蓄罐早已空空荡荡，仍有一只鼠迟迟未到。因为它的缺席，我的集结号终于没能吹响，战线也只能被迫越拉越长，让人焦躁而无望。
这样下去终归不是办法。我只能再次更换策略，是什么呢？写一封信。没错，我一个汉字不识五百、平常连作文也全跟套路走的十岁孩子，为了一部垂涎已久的傻瓜相机，要破天荒地动笔写一封长信寄给那家遥远外省的干脆面公司总经理叔叔，希望他破例圆了我的相机梦。我要试着用文字打动他！
具体写了些什么，我已经忘记了。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在那封信里动用了几乎所有我掌握的形容词、副词、成语和典故，以及比喻、排比、夸张、衬托等修辞手法，把字写得铿锵有力，把句子造得龙飞凤舞、文采斐然，有的段落甚至创造了声泪俱下的美学视听效果。我写道：“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我看见五光十色的风景，却只能眼睁睁看它们溜走。如果……”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我早已泪不能禁，婆娑着眼把它交给了小卖部的女人，让她帮我贴好邮票寄了出去。
之后就是等待。等待“外省叔叔”的回信。那段日子，我刚刚起跑的人生第一次品尝到了等待的真正滋味，同时也第一次觉得日子这么有奔头。多年后，当我学到“望眼欲穿”这个成语时，首先想起的就是一个男孩在家和小卖部间的那两百米村路上来回奔忙，一次次硬着头皮和一束女人的目光打交道的场景。
“嬷嬷，我的信到了吗？”
“谁会给你一个小脓包回信哟？回去吧。”
“到了吗？”
“冇。”
……
受不了我一天三五次的烦，她的回答和表情一次次缩水，走向极简，甚至，连“脓包”她居然都忘了说。再后来我们达成了默契，也不用多问，往店门口一杵，她一晃脑，我就知趣地走了。
等了多久呢？可能是十天，也可能是一个月，那段时间我在家里无所事事，整天出神地望着墙上的老挂钟，发现时间是按秒走的，并且越走越慢，和停止了也没多大分别。当秒针走完第1999999圈，当我捧着在悸动与失落间反复切换颜色的小心脏第N次走向小卖部、几乎要把她的门槛踏破时，终于，信到了！只是，信封的口子裂开了一道缝，有一个人比我先拜读了它，有一个人比我更渴望知道信里写了些什么，这个人不可能是别人，一定是那个在百无聊赖的生活中突然被一个男孩的秘密烦透了的小卖部女人！
我攥着这封信夺门而出，飞也似的奔回了家。我要找一个没有人的角落“拆”开它，我跑上了屋顶，我要让光芒万丈的太阳和我一起阅读，一起分享。可是，很快我就失望了，它有着一个热情洋溢的开头，却没能努力坚持到结尾。它让一个跟着秒针跑了1999999圈的男孩的梦想瞬间落空了。男孩脸上雀跃的红光随着阅读的递进而一寸寸消亡，他不相信，把信读了又读，直到清澈的瞳孔里再也拧不出一道泪光。
在信中，那位外省的总经理叔叔亲切地说道：“孩子，我尊重并理解你的梦想，但很遗憾，因为公司有严格的制度规定，我们无法为你破例，希望你用努力的成长来实现你做摄影师的梦想。”
时间过去了二十年，我没能如他所愿成为摄影师，而是以一名写作者的身份缓慢地复述了这个故事。我当然知道，一件二百字就可以说完的事，花费了十倍的笔墨来写，是犯忌讳且易遭致读者反感的。可是，我只能这样慢慢地讲，像挤牛奶一样一点一滴地写，把每一个有关或无关的细节和情绪还原;在幽缓、绵密而陌生的复述中，好像时间在回流，人生重新在发生，十岁的心脏重回胸膛，一封信再次奔波在风雨飘摇、未知无望的旅途，更多事物回归秩序之初，每个人都匍匐在一片望不到盡头的荒原上，谛听落日那惊心动魄的往群山之巅一寸寸狠狠砸去的旷世绝响。
（谢宝光，1990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获三毛散文奖、井冈山文学奖。出版散文集《捡影子的人》。）
特约编辑：刘亚荣
不要误会，脓包这个词不是指代我的外貌，而是形容我作为独生子被我爸爸长期过度宠溺的恶少般的处境。怎么说呢？从她的视角来看，就是我兜里揣着皱巴巴的几张钞票，一天三五次地往她店里跑。跑得多了，我不仅没能在她心里获得上帝的尊贵地位，反而添了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外号。取笑我，成了她无趣日常中的乐事一桩。每次一看见我，她的眼睛就会放光，然后牙槽和嘴角合力挤出这个词，挤成一朵花的妖娆状，让我浑身不自在。一次次的脓包，被她悠闲的唾沫打磨得光鲜闪亮，弄得村里人尽皆知。后来读了鲁迅的小说，我觉得她看我时，和掌柜的看孔乙己的眼神颇有些神似。但我那时还小，脑瓜子尚未开窍，所以也就不在乎，更懒得搭理她。
可是，后来忽然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觉得没法再避开她黏稠的目光了。因为，我在等一封信。那年，十岁的还在上小学四年级的我，正望眼欲穿地等待一封不确定是否光临的外省来信。更确切地说，是在等与外省来信一同寄来的奖品——一部傻瓜相机。而这封信连同梦想中的奖品是否光临，只有这家小卖部兼村邮站的女主人才能告诉我。
那还是一个小康人氏腰间别着BB机，普通人家拍全家福要踩好几里烂泥路去街上照相馆的年代，谁能想到，在一个孩子心里，已经孕育了一个超越阶级和乡村家庭整体消费能力的相机梦了呢？而且，伴随相机而来的虚缈的摄影梦，已经发展到让他夜不能寐、几近病态的地步。
最初，为了早日实现这个梦，我开始了马拉松式的储蓄计划，把那些本应列队流入小卖部的零花钱统统截流了，当起了节衣缩食、万念皆空的小和尚，对一切可能诱发口水的零食视而不见。可当计划进行到第三个月，家里那只金猪储蓄罐被两分五毛的硬币越养越胖时，我才终于绝望地发现，这个梦居然茁壮得比天花板还难以企及……
我只得改变策略，寻找捷径。我是偶然在一包干脆面里发现这条捷径的，上面说，只要集齐了十二生肖的卡片，就能获得一部傻瓜相机作为奖励。在黑夜中瞎跑了这么久，前方终于闪过一丝曙光。我敢发誓，在白日梦面前，就算明知你给我抛出的是鱼饵，我也会乖乖上钩的。这么跟你说吧，之后的一个月里，我跑小卖部比村头常来沽酒的肖大爷还勤快，从一天两次，到隔几天一次，随着马羊猴鸡狗猪兔虎龙等大部队的日益集结，我已经没法再摁住要跳出胸膛的小心脏了！可是，一个月过去了，我的储蓄罐早已空空荡荡，仍有一只鼠迟迟未到。因为它的缺席，我的集结号终于没能吹响，战线也只能被迫越拉越长，让人焦躁而无望。
这样下去终归不是办法。我只能再次更换策略，是什么呢？写一封信。没错，我一个汉字不识五百、平常连作文也全跟套路走的十岁孩子，为了一部垂涎已久的傻瓜相机，要破天荒地动笔写一封长信寄给那家遥远外省的干脆面公司总经理叔叔，希望他破例圆了我的相机梦。我要试着用文字打动他！
具体写了些什么，我已经忘记了。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在那封信里动用了几乎所有我掌握的形容词、副词、成语和典故，以及比喻、排比、夸张、衬托等修辞手法，把字写得铿锵有力，把句子造得龙飞凤舞、文采斐然，有的段落甚至创造了声泪俱下的美学视听效果。我写道：“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我看见五光十色的风景，却只能眼睁睁看它们溜走。如果……”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我早已泪不能禁，婆娑着眼把它交给了小卖部的女人，让她帮我贴好邮票寄了出去。
之后就是等待。等待“外省叔叔”的回信。那段日子，我刚刚起跑的人生第一次品尝到了等待的真正滋味，同时也第一次觉得日子这么有奔头。多年后，当我学到“望眼欲穿”这个成语时，首先想起的就是一个男孩在家和小卖部间的那两百米村路上来回奔忙，一次次硬着头皮和一束女人的目光打交道的场景。
“嬷嬷，我的信到了吗？”
“谁会给你一个小脓包回信哟？回去吧。”
“到了吗？”
“冇。”
……
受不了我一天三五次的烦，她的回答和表情一次次缩水，走向极简，甚至，连“脓包”她居然都忘了说。再后来我们达成了默契，也不用多问，往店门口一杵，她一晃脑，我就知趣地走了。
等了多久呢？可能是十天，也可能是一个月，那段时间我在家里无所事事，整天出神地望着墙上的老挂钟，发现时间是按秒走的，并且越走越慢，和停止了也没多大分别。当秒针走完第1999999圈，当我捧着在悸动与失落间反复切换颜色的小心脏第N次走向小卖部、几乎要把她的门槛踏破时，终于，信到了！只是，信封的口子裂开了一道缝，有一个人比我先拜读了它，有一个人比我更渴望知道信里写了些什么，这个人不可能是别人，一定是那个在百无聊赖的生活中突然被一个男孩的秘密烦透了的小卖部女人！
我攥着这封信夺门而出，飞也似的奔回了家。我要找一个没有人的角落“拆”开它，我跑上了屋顶，我要让光芒万丈的太阳和我一起阅读，一起分享。可是，很快我就失望了，它有着一个热情洋溢的开头，却没能努力坚持到结尾。它让一个跟着秒针跑了1999999圈的男孩的梦想瞬间落空了。男孩脸上雀跃的红光随着阅读的递进而一寸寸消亡，他不相信，把信读了又读，直到清澈的瞳孔里再也拧不出一道泪光。
在信中，那位外省的总经理叔叔亲切地说道：“孩子，我尊重并理解你的梦想，但很遗憾，因为公司有严格的制度规定，我们无法为你破例，希望你用努力的成长来实现你做摄影师的梦想。”
时间过去了二十年，我没能如他所愿成为摄影师，而是以一名写作者的身份缓慢地复述了这个故事。我当然知道，一件二百字就可以说完的事，花费了十倍的笔墨来写，是犯忌讳且易遭致读者反感的。可是，我只能这样慢慢地讲，像挤牛奶一样一点一滴地写，把每一个有关或无关的细节和情绪还原;在幽缓、绵密而陌生的复述中，好像时间在回流，人生重新在发生，十岁的心脏重回胸膛，一封信再次奔波在风雨飘摇、未知无望的旅途，更多事物回归秩序之初，每个人都匍匐在一片望不到盡头的荒原上，谛听落日那惊心动魄的往群山之巅一寸寸狠狠砸去的旷世绝响。
（谢宝光，1990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获三毛散文奖、井冈山文学奖。出版散文集《捡影子的人》。）
特约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