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安全问题随着“柴薪时代—煤炭时代—石油时代—新能源时代”的路径演进，其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高碳—低碳—脱碳”的演进过程中，衍生出“经济成本上升”“供电不足”“稀有金属短缺”等风险；在全球疫情中，导致出现“能源价格振荡”“供应链断裂”等风险；能源系统的数字化与智能化，带来“极易遭受网络攻击”“能源系统脆弱性”等风险。对此，日本在国内层面，以“科技创新路径”“重启核能路径”和“变革需求侧路径”为主体，通过“设定节点目标”“规划发展路线图”“确定重点项目”等方式，积极构建以增强“能源韧性”为核心的政策因应体系。在国际层面，日本为进一步强化海外能源稳定供应，积极构建“综合性资源外交”,即以“官主民从”为特点的推进体制、以“开拓多元化进口源”为中心的能源网络、以“多样化手段”为杠杆的工具策略。然而，日本在应对新能源安全风险中，从国内外两个层面进行的政策因应，多是“问题驱动”型政策设计，因而其政策取向在“能源安全与环境保护”之间经常呈现“钟摆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