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李少君的诗歌有鲜明的生态指向，他以简洁的语言揭示了由生态危机引发的人类精神危机，并试图以“自然返魅”的方式建构新的生态伦理。在“自然返魅”的诗歌书写过程中，李少君吸纳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自然观，践行着“本土化”的生态书写路径。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语境中，李少君诗歌介入生态危机、接续古典生态诗学的审美建构，在重新激活现实主义诗学传统的同时，融合了浪漫化的诗学特质，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
　　关键词：李少君 生态意识 自然返魅 本土化诗学
　　李少君是新世纪以来颇具實力的优秀诗人，截止到2020年，他已经出版《草根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自然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神降临的小站》（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我是有背景的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海天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李少君诗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应该对春天有所表示》（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等多部诗集。李少君被称为“自然诗人”①，他的诗歌有着鲜明的生态指向，在书写“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拓展了新的诗学维度，敞开了“当代诗歌中崭新的生态主义视野”②。本文旨在对李少君的诗歌文本进行集中解读，挖掘其诗歌中丰富的生态意识，揭示其诗歌创作对生态危机的反思、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激活，在此基础上，辨析其诗歌生态书写的诗学贡献以及当前诗歌生态书写的问题与出路。
　　一、生态危机与“故乡”缺失
　　李少君曾在海南生活多年，常年临海而居，海洋成为他诗歌中的日常景观，他对生态危机的觉察与反思是从对海洋的书写开始的。如这首《并不是所有的海……》：“并不是所有的海/都像想象的那么美丽/我见过的大部分的海/都只有浑浊的海水、污秽的烂泥/一两艘破旧的小船、废弃的渔网/垃圾、避孕套、黑塑料袋遍地皆是/和我们司空见惯的尘世毫无区别/和陆地上大部分的地方没有什么两样”（李少君《并不是所有的海……》）遍地皆是的垃圾与黑塑料袋，正是对海洋污染的一种客观真实书写。据相关统计，“每年人类所生产和使用的塑料制品达2亿8千万吨，其中仅仅进入到海洋系统里的废塑料就达800万吨，包含约计5.25万亿片碎塑料。在这些污染的海域，一份海水中包含的碎塑料是浮游生物的6倍之多。”③海的浑浊与污秽是生态危机时代海洋污染的显豁现实，以否定语气开始这首诗，本身潜藏着一种“去蔽”冲动，这种冲动恰恰来自日常生活中海洋的耳濡目染，是对浪漫化的海洋想象方式的扬弃④。他对于海的个人化书写呈现出自身的独特性，在去浪漫化的书写中，为当代诗歌海洋书写的历史谱系增添了新质。与模式化的生态批判不同，诗人随即设置了诗意的转折，“但这并不妨碍我/只要有可能，我仍然愿意坐在海滩边/凝思默想，固执守候”，他沉醉于海所提供的精神氛围，而尝试与自然之海进行深度的沟通。这种抒情姿态意味着，新世纪以来我们不得不面临污秽化的自然现实，但我们依然要“守候”某种恒定而美好的东西。这首诗“以现实自然的凋敝开端，以内心自然的圆融结束”⑤，其中“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之间的微妙对话，构成我们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精神议题之一。当李少君由海洋转身而面对我们生存的土地与城市，生态危机以各种形式呈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构成一种弥漫性的现实：“原本神鬼汇聚的茂密森林/后来被挖掘机侵入骚扰/留下一片光秃秃的不毛之地/如今连猫狗都不愿光临”（李少君《心学集·五十五》）“挖掘机”激荡起现代人改造自然的信心与雄心，却破坏了“神鬼”“猫狗”和人类得以栖息的森林和大地，这是科技文明引领下人类工具理性的盲视。这在某种意义上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区隔”：“雪，已成为都市人群的乡愁/雪，俨然已被这个时代放逐/人们已习惯浓霾、堵车和流行病/雪隐匿不见，污染恶化加剧”（李少君《雪的怀念》）曾几何时，作为自然精灵的雪引起人们无限丰富的自然感受，然而，在雾霾弥漫的时代，“雪隐匿不见”，我们毁掉了自然的本来面目，失去了感悟原初自然的机会。
　　自然生态的恶化严重干扰、破坏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生态危机同时是甚至首先是人类精神意识的危机。在《冲决雾霾囚狱的潜艇》一诗中，“自然生态”的破坏给“精神生态”造成的压迫清晰可见：
　　“雾霾浓重的都市，铺天盖地的污浊/高楼阴森，飘忽的人影都像鬼魂/车灯憧憧，仿佛来自深渊的探照灯/整个大都市大得像人间最大的一间毒气室/深得像暗无天日的深海海沟//我心底涌现的深重的幻灭感/才是更可怕的一种意识的雾霾/阴暗的念头如灰尘，渗入每一个毛孔/神经忍受着黑色炸弹无休止的轰炸。”（李少君《冲决雾霾囚狱的潜艇》）
　　“意识的雾霾”暗示出雾霾时代人们精神的困顿与焦躁，在面对以海洋生态破坏、雾霾弥漫、土地荒芜为症候的生态危机时，李少君的诗歌彰显出批判、对抗、逃离等抒情姿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少君诗歌中频繁出现的山水田园、隐居、神等主题，正是对现实的一种对抗。例如，作为对充满雾霾的都市的逃离，“山中”成为人们得以自由呼吸的地方：“在山中，万物都会散发出自己的气息/万草万木，万泉万水/它们的气息会进入我的肺中/替我清理在都市里蓄积的污浊之气。”（李少君《山中一夜》）这首诗契合了雾霾时代大众的心声，在急遽的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的生活乃至生存本身面临严重的威胁，于是，“山林”与“都市”的对比以及建基于这种对比基础上的对立化情绪，构成当下生态书写典型的抒情姿态。
　　如果说空气、环境的破坏只是生态危机的一种表层现实，那么现代性洪流所导致的自然变迁与故乡缺失，则成为深层的精神残缺。由自然生态破坏所导致的人类精神的虚无，构成我们当下生存整体性的显豁现实。在《虚无时代》一诗中，李少君发出的隐隐忧虑，正是对现代人终极生存困境的一种概括：
　　“我，一个遥远的海岛上的东方人/因为世事的绝望和争斗的厌倦/转向山水、月亮和故乡的怀抱/但我也有隐隐的担心，在新的大跃进中/青山会不会被搬迁，月宫是否终有一日拆除/而每一个人的故乡，似乎都正在改造之中。” 　　山水、月亮、故乡象征性地构建了天地人相互融合的生态系统，诗人的隐忧同时也是时代的隐忧，诗歌由此形成一种反思的力量，以及对理想世界的想象性建构。李少君以传统（包括山水田园诗中的生态自然和谐的艺术诉求）来对抗这个加速的时代：
　　“站在中国高铁株洲制造工厂/我的思绪一下折回到人类速度史/从驴车马车轮船汽车到火车飞机/我的心一路加速，如绷紧的子弹/以二十一世纪的高速迅速发射出去//然而，在我的身边/是永远缓缓流淌的沉稳的湘江/这是衡岳缙云韶峰苍梧构成的画廊/这是潇湘芙蓉桃源洞庭编织的意境。”（李少君《后现代意象》）
　　这是“前现代”意境与“后现代”景观的对比，深刻地指认了当下中国两种“速度”并置与对比的复杂现实。如何维持“发展速度”与“生态保护”的平衡，或许正是当下的中国所面临的复杂问题，这也提示我们，应该摒弃理想化的、简单整一的生态理想，而是在充分体认中国现实的前提下，提供合理的生态诗学思想。李少君并没有表达一味地抨击现代化，也没有一味地赞美前现代生活，而是以“乡土与故乡”唤起精神深处的生命力量，如《我是有故乡的人》中所言：“我是有故乡的人/每次只要想到这一点/我心底就有一种恒定感和踏实感/那是我生命的源头和力量的源泉”。这首诗的题目本身就是对当下摧枯拉朽的后工业社会中“故乡缺失”的一种反证，它直接指向现代人“失根”的精神生态。在后现代语境中，“故乡”不再是某种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一种“乡愁”信念的来源。相对于20世纪初鲁迅《故乡》中对乡土凋敝、人心不古的书写，21世纪的故鄉之痛更加显豁。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寻找心中的故乡。如果说鲁迅的《故乡》旨在思想启蒙，以唤起人的主体性觉醒，那么李少君则致力于生态启蒙，以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
　　二、生态伦理与自然返魅
　　如上文所言，李少君对海的“守候”源自他与海的深层精神沟通。在某种意义上，有生命的、可沟通的海，成为李少君纾解生态忧虑的通道，也是他建构生态伦理的基石。如这首《忆岛西之海》：
　　“有些是大海沟，有些是小海沟/比起东部的海，它们要寂寞许多/大多藏在密密麻麻的木麻黄的背后/要穿过大片的野菠萝群才能发现它们/在被人遗忘的季节里，浪花竞相绽放/一朵又一朵独自盛开，独自灿烂/独自汹涌，独自高潮，再独自消散/若有心人不畏险阻光顾，惊艳之余/还会听到它们为你精心演奏的大海的交响曲/和月光的小夜曲……/如果你愿意一直听到天亮/还会获得免费赠送的第一道绚丽晨光”
　　这首诗颇有些当年谢灵运寻找山水胜迹的意味，值得注意的是第二行的“寂寞”和后面的连续五个“独自”，暗示了岛西之海是一种充满生命感的、自在自为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塑型了人与海之间互相慰藉、互为知音的新型关系。李少君诗歌中的海是一种本真化的存在，他首先擦除附着在海之上的浪漫想象与宏大主题，直面原生态的海洋本身，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我”和海之间相互馈赠与坚守的精神联系。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李少君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对其他自然生命的功利化价值判断，充分尊重、认可自然界各种生命体的“内在价值”，将人的伦理延展至自然的伦理。如《某苏南小镇》所表达的：
　　“在大都市与大都市之间/一个由鸟鸣和溪流统一的王国/油菜花是这里主要的居民/蚱蜢和蝴蝶是这里永久的国王和王后/深沉的安静是这里古老的基调//这里的静寂静寂到能听见蟋蟀在风中的颤音/这里的汽车像马车一样稀少/但山坡和田野之间的平缓地带/也曾有过惨烈的历史时刻/那天清晨青草被斩首，树木被割头/惊愕的上午，持续多年的惯常平静因此打破/浓烈呛人的植物死亡气味经久不散//这在植物界被称为史上最黑暗时期的‘暴戮事件’/人类却轻描淡写为‘修剪行动’”（李少君《某苏南小镇》）
　　人类的“修剪行为”以人的经济、审美价值为依据，其结果是制造出整体化一的自然景观。李少君以“生命共同体”的视角对这一行为进行重新审视，其深层旨归在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警示人们尊重自然万物的生命，这是一种伦理观念的深层转换。在生态主义的视野中，人类行为中暴力、不合理的一面得以揭示。区别于经过人类修剪的“人工化自然”，李少君为我们勾勒出了自足的自然王国：“白鹭站在牛背上/牛站在水田里/水田横卧在四面草坡中/草坡的背后/是簇拥的杂草，低低的蓝天/和远处此起彼伏的一大群青山//这些，就整个地构成了一个春天。”（李少君《春天》）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李少君诗歌的“无我之境”深得道家自然美学的遗韵，它的意义在于传递出某种生态观念，并因而暗合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愿景和大众想象。这源自李少君对古典诗歌美学的信奉，尤为对“境界”的深层理解，“何谓境界？我的理解就是指个人对自然的领悟并最终与自然相融和谐共处。”对“境界”的理解塑型了李少君以“自然”为审美理想的诗歌观，他认为诗歌“是对自然与世界的逐步认识、领悟，并不断自我提升，自我超越。”⑥自然万物之生命的自性、生命同共体的观念是得以支撑李少君诗歌生态书写的思想基石。《春天》暗示出，在“天地大美”的面前，任何人为的行为都可能是这种整体性的美的损伤。藉此，我们看到李少君诗歌中截然不同的两种抒情姿态，当面对原生态的完整自然时，他充满赞美与欣喜之情;而针对人类违背生态伦理的行为，则充满厌恶与抵抗之情。这种抒情姿态的建立与诗人亲近自然的性情、海南长期的生活经历有关，更重要的则是对生态伦理的深刻体悟。相对于20世纪中国诗歌占据主流的人文主义传统，李少君的诗句有某种“价值转换”的意味。“新世纪以降，观照自然的诗作可谓浩若繁星。诗人李少君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就与其自然文本的深度书写有关。”⑦这种深度书写鲜明地表现为生态伦理与生命共同体观念的建构，并通过自然返魅、建构神性自然的方式得以实现。这在他广为流传的《神降临的小站》一诗中得以彰显：
　　背后，站着猛虎般严酷的初冬寒夜
　　再背后，横着一条清晰而空旷的马路
　　再背后，是缓慢流淌的额尔古纳河 　　在黑暗中它亮如一道白光
　　再背后，是一望无际的简洁的白桦林和枯寂明净的苍茫荒野
　　再背后，是低空静静闪烁的星星
　　和蓝绒绒的温柔的夜幕
　　再背后，是神居住的广大的北方
　　这首《神降临的小站》在“小如蚂蚁的我”和逐层打开的神性自然之间获得了巨大的审美张力，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中“我”与自然的空间关系，它扭转了现代性思想中人“面对”自然进而改造、役使自然的抒情姿态，转化为“背后”所缔结的共同体关系。“现代性将人摆在自然之巅的一个玻璃盒子里，坚持人与自然界其他事物彻底分离的态度。它脱离地球共同体这一更大的故事来构思人类的故事。要想成为真正的后现代就要反对分离性，要打开盒子把我们重新放回到更大的背景，即地球、宇宙、神圣的整体中去。”⑧李少君称自己是“有背景的人”，“云雾成为了我们的背景”，人类重新回到自然的怀抱，并因此在生活中始终葆有自然的诗意。这首诗的抒情姿态昭示着一种新的自然观的出现，暗含着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修复。“原本处在自然的对立面的现代人，现在陷入到自然的内在结构层次当中，这个自然向人敞开的过程，其实是封闭的自我向自然的敞开。”⑨自然向人类的敞开与人类向自然的回归同时展开，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的神秘和部分的神性得以彰显。“神很容易就在小事物之中显灵”，李少君通过对“万物有灵”的大地神性的重塑实现自然的复魅。李少君诗歌中的“神”，是在重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神”，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美学颠覆，对古典生态智慧的一种激活。他的《神降临的小站》《神的家里》《神之遗址》等都在自然的书写中植入神性的维度，如这首《神的遗址》：
　　“我们都深信神经常垂顾此地/他們踩着白云随时去来，他们以风显灵/或在冬雪隐匿之后托繁花表达意志//通灵的人总是在瞬间领会，立即策马追逐/高原上到处是寻觅神之身影的春忙景象/人们载歌载舞，发誓要追寻到远方和天边”（李少君《神之遗址》）
　　这首诗呈现的是“天地神人”和谐共生、充满生机的世界，恰如李少君自己所言，“现代意义世界，应在天地神人的不断循环之中建立，兼具自然性、人性、神性三位一体，因为，自然乃人存在的家园，这是基础;而对人性、人心、人权的尊重和具备，是必需的现代准则。神性，则代表一种向上的维度，引导人的上升而非坠落。”⑩这段文字显示了李少君世界观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也启发我们，生态写作在充分尊重自然价值、以自然为主体的同时，并不是对“人类中心主义”“文学是人学”观念的片面化超越，而是一种超越基础上的融合。李少君并没有仅仅局限于诗歌的内部来谈诗，而是在更宽广的文化视野中进行谈论，进而开启了对新世纪诗歌更辽远的想象。
　　实际上，在整个新文学尤为1949年以来的文学中，人们对“自然”的主流价值取向是以“祛魅”为旨归的，直到1990年代以来现代生态思想的深入人心，“自然”才逐渐获得独立的价值维度，自然的复魅成为文学书写的重要思想指向。李少君的《在北方的林地里》在与弗罗斯特、冯至等诗歌相同题材的处理中实现了对自然的复魅书写。与弗罗斯特《一条未走的路》、冯至十四行诗《我们天天走着一条小路》不同，李少君诗歌的旨归（诗歌思想的落脚点）是自然的神秘、伟大，是人在自然面前的谦卑与渺小，自然上升到“主体”的位置：“这样的迷惑还有很多，就像头顶的星星/闪烁了千万年，至今还迷惑着很多的人”。自然之谜是永恒的，这也提示我们应对其保持敬畏之心，这首诗在深层的思想指向上是对现代社会以来“科技宗教信仰”的消解。这是异常简单而朴素的道理，但是在绝对化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支配下，业已在现代人的思想观念中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少君的诗歌是对现代性文化的解构与反思。由此，李少君诗歌鲜明地体现为一种“生态启蒙”意义，是对“人的文学”的纠正与丰富，同时构成对中国古典诗歌“自然”传统的对接。如陈晓明在《应该对春天有所表示——李少君诗集》的推荐语中所言：“李少君视‘自然’为现代人的精神故乡，并试图以更大的‘自然’概念囊括人类的生活。”正是基于这种诗歌观和自然观，李少君诗歌中的自然是神圣的，自然是人类灵魂最终的皈依之所。
　　三、生态诗学的“本土化”路径
　　在“自然复魅”的诗歌书写过程中，李少君吸纳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自然观，践行着“本土化”的生态书写路径。如《清明》一诗：“这一天，神和鬼私自默契/应允许诺万物以安宁清净/这一天，天和地亦商量妥当/要启用这一天来达成一个世上的大和解。”（李少君《清明》）某种意义上，这首诗激活了“清明”背后的生存经验和民族精神。“清明”这一节气（节日）本身就是中国古人遵循自然节序之生存智慧的体现，“既有慎终追远的感怀，有生离死别的黯然销魂，又有欢乐赏春的气氛，有清新明丽的生动景象。”这首诗所呈现的死生一体、天人交通的世界，蕴藏着中国文化对生死、自然的前现代的魅性理解。李少君对这一经验的呈现，既是对全球化时代“去中国化”经验的重新召回，更为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生态书写提供了本土化的实践路径。这种“复魅”的诗性冲动，不是要在现实中重启前现代的神秘文化，而是一种“生态启蒙”，其重点在于启示现代人敬畏自然、融入自然、纾解精神焦虑、以抵达更加自如安宁的精神世界。李少君的《玉蟾宫前》有这样的诗句：
　　“一道水槽横在半空/清水自然分流到每一亩水田/牛在山坡吃草，鸡在田间啄食/蝴蝶在杜鹃花前留恋蹁跹/桃花刚刚开过，花瓣已落//山下零散的几间房子/大门都敞开着，干干净净/春风穿越过每一家每一户/家家门口贴着“福”字//在这里我没有看到人/却看到了道德，蕴涵在万物之中/让它们自洽自足，自成秩序”（李少君《玉蟾宫前》）
　　诗歌的前两节是有着“无人之境”的山水田园，值得注意的是诗歌的最后一节，这其中的山水田园犹如现代的世外桃源，诗歌中的“清水”“大门都敞开着”无疑暗示了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美好，而“道德”自然让人想起《道德经》中“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蕴含着道家的审美意蕴。在《道》一诗中，李少君继续着道家自然哲学意义上的诗歌书写：“道藏于野/在这深山里/道，就是那一朵独自灿烂的白菜花”（李少君《道》）。如果说《玉蟾宫前》践行了老子“道为天下母”的思想，那么《道》则是对庄子“万物齐一”的诗性言说。前者“使人与自然万物在生成上有了共同的本源，这正是老庄十分重要的生态存在论审美观的内涵之一”;而后者则认为道无处不在，体现于一切事物之中，“体现了一种古典形态的事物均具有其内在价值的观念”。道家思想蕴含着深邃的自然智慧，李少君的这类诗歌正是对此的一种现代演绎。 　　借助于对道家自然思想和古典山水田园诗、隐逸诗的吸收转化，李少君不断建构着“本土化”的生态书写。在《敬亭山记》中，李少君重审李白《独坐敬亭山》中“人和山互为主体而观，最终消解了物我”的主客关系，显示了激活古典自然审美传统的努力。《佛山》一诗中，李少君叙述了佛山上一群人“在宾馆里饮酒、打牌、讲黄段子”和“商店、发廊与喧哗、叫卖一应俱全”的世俗生活场景，在诗歌的最后，抒情主体获得精神上的升华，因之获得了某种超越性的诗意空间：“但半夜我们走过大悲寺时/抬头看见山顶有灯，一盏、两盏、三盏……/佛法如灯，一灯可燃千灯明/那一瞬间，我们全都驻足，屏气息声/每个人心中的那盏灯也被依次点燃。”这是“心灯”被点亮的瞬间，佛教智慧以悄无声息的方式消解了世俗生活的喧嚣，这是一种顿悟的心灵境界，暗藏着超越性的诗意机制。“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看，寺院开拓的参悟环境，完全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和谐发展的优美境界。”这种参悟的思想源头是佛教信仰，而其旨归则是由内而外地建构一种和谐观。故而，“寺庙”成为诗人的“朝圣”之处，“一条小路通向海边寺庙/一群鸟儿最后皈依于白云深处。”（李少君《朝圣》）“朝圣”因而超越了其单一的精神维度，而实现了精神信仰与自然维度的深层融合。“李少君的‘自然意识’既指向对现实自然生态的忧思，同时也涵盖了他与内心‘人文自然’交互融合后的怡然自得之感。”《北京胡同肖像》构筑了一座“日常生活博物馆”，这里有即将被现代化消解的“邻里间总是客客气气嘘寒问暖”的良好社会生态，有“一声声鸟啼”带来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在精神生态。以古典资源和日常现实为依托，李少君试图建立一种基于生态审美的“现代性诗学”，这体现在《云之现代性》中。“云，始终保持着现代性，高居现代性的前列”。对于李少君来说，《云之现代性》是一首“非典型之诗”，是一首有着坚定立场和论辩色彩的诗。“云”无时不在变动，又构成人类永恒不变的生存背景，它超越地域与国别，与每一个时代都息息相关。“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云”的邈远与洁白，在引发诗人情感的同时，构筑起精神的乌托邦。云的现代性意味对自然的新鲜感、感悟力和审美力，“对青山绿水的尊重和热爱，其实暗含着生态意识，而生态意识恰是最现代的意识。”《云之现代性》触及到生态政治的话题，彰显了李少君深层的自然/社会价值观，这里浸润着李少君对时代、诗歌之现状与前景的清醒认识，显示了他对“现代性”的独特理解，这种理解挣脱了繁杂的理论辨析，直抵我们时代的症候。这昭示着一种建基于古典自然诗学资源与日常现实融合之基础上的生态诗学观，对于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的审美提升与思想引领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生态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书写方兴未艾，形成了“把生态和谐与现代化进程对立起来，在批评功利主义的现代化叙事中进行生态文化启蒙，在创作中表现为欲望批判、科技批判，以及赞美前现代生活”等模式化的书写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生态书写应有的复杂性和本土性。生态写作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浅层的、缺少思想深度的“鼓与呼”，也不应该是西方生态理论指引下的亦步亦趋，抑或是对中国古典自然诗学的一味复制，而是要植入更深更广的中国现实，通过深入的体验挖掘更具普遍性的诗歌经验，并熔铸为具有中国特色与创新融合价值的诗歌美学。李少君2006年重新开始写诗，在这之前他在海南长期担任大型综合性杂志《天涯》的编辑、主编，“当时我们在《天涯》上比较有意识的输入现代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文学”，长期的编辑工作对他的生态意识是一种有效的激发，使他得以在甄别大量学说的基础上进行思考、在一种综合性的生态视野中进行写作。李少君对雾霾时代诗歌的功能与担当有清醒的认识，“雾霾时代，诗人何为？雾霾就是诗意的敌人，是反诗意的。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尤其需要诗人站出来，有所承担，带头重新认识自然，回归自然，对人为制造的雾霾说不，对雾霾的制造者说不，与雾霾争夺人类生存和幸福的空间。”某种意义上，李少君重新将“介入诗学”引入21世纪的诗歌中，强调诗歌直面当下显豁现实的品质与能力。
　　吴晓东在《应该对春天有所表示——李少君诗集》的封底中提及李少君的“情境诗学”，认为他“把十九世纪的西方浪漫主义的抒情传统与东方型智者的哲思品质加以混溶，尤其对情境诗学的多维呈现，给现代诗学中的情境化美学赋予了现代性的深度与广度。”这段论述准确地揭示了李少君诗歌的艺术特色，这也是李少君连通古典诗学传统、拓展现代诗学的一种尝试。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对古典诗歌情境诗学传统的承袭，李少君的诗歌多为抒情性短诗，表现在“亲自然性”和诗歌文体的短小整齐（类似于古典诗的律诗、绝句）。这种诗歌美学暗合了当下生态危机严重、古典传统回暖的时代诉求，成为李少君在新世纪诗坛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语境中，李少君饱含生态意识的诗歌写作有其重要的时代价值，而其介入生态危机、接续古典生态诗学的审美建构，在重新激活现实主义诗学传统的同时，融合了浪漫化的诗学特质，无疑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
　　注释：
　　①最早见易彬：《“自然诗人”李少君》，《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
　　②吴晓东：《生态主义的诗学与政治——李少君诗歌论》，《南方文坛》2011年第3期。
　　③孟悦：《生态危机与“人类纪”的文化解读——影像、诗歌和生命不可承受之物》，《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3期。
　　④海洋在当代诗歌中的典型意义在于它的浪漫化情愫，这在舒婷《致大海》和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样极具传播效应的诗歌中得以凸显。李少君的诗句“和我们司空见惯的尘世毫无区别”具有强烈的与前文本进行对话的冲动，海子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写到，“愿你们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所绘制的“大海”与“尘世”（象征着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被李少君熨平。
　　⑤卢桢：《灵魂自治者的风景美学——论李少君的诗》，《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6期。
　　⑥李少君：《自然对于当代诗歌的意义》，《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1期。
　　⑦罗振亚、邵波：《智性的自然之思——读李少君的诗》，《名作欣赏》2011年第34期。
　　⑧[美]斯普瑞特奈克：《真实之复兴》，张妮妮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⑨张永峰：《重建诗意栖息的家园——论李少君诗歌的“草根性”》，《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4期。
　　⑩李少君：《百年新诗的历史意义》，《我是有背景的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178页，
　　见李少君诗集：《应该对春天有所表示——李少君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封底。
　　余世存：《时间之书：余世存说二十四节气》，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66页。
　　曾繁仁：《生态美学——曾繁仁美学文选》，山东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13、316页。
　　陈炎等：《儒释道的生态智慧与艺术诉求》，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6页。
　　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页。
　　李少君：《青山绿水是最大的现代性》，《光明日报》2015年7月6日第13版。
　　王光东、丁祺：《新世纪以来中国生态小说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李少君：《诗心、诗情与诗意——一个谈话》，《星星》2018年第23期。李少君作为《天涯》编辑、主编的时期，编发了大量生态文学相关的文字，如2007年第1期刊载的蒋子丹散文《双向的沉重》认为“如果真的关心大自然、关心生态、关心人类的前景，面对当下的现状，我们的心必将是沉重的。”
　　李少君：《自然对于当代诗歌的意义》，《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