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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人难,写“活”一个人更难,写“活”一个身边的人尤其难,写“活”一个身边的公众人物,难上加难。
从事文学写作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写一个人,写出轮廓、大概,写出表面形象,不难;要写“活”一个人物,将其身段、声音、精神、气质、思想,乃至发掘人物隐秘性格,展示人物与“环境”的冲突融合等,不下一番“敲骨吸髓”的功夫,是做不到的。如果写一个比较有距离的人,写作者可以用一定的想象进行必要补充,相对难度较小。如果写一个身边的人物,缺少相对合理的距离感,尽管感性材料很多,但整天和这个人物在一起,习以为常,总会感觉到没有什么值得书写。因为太熟悉了,人物的音容笑貌,时时可见,即使一个公众人物、世界名人,写作者也很难把他当做公众名人来观照,很难做到“陌生化”,拿起笔来,反而不知道写什么,怎样写。所谓“距离产生美”,美会推动写作欲望,当距离太近,接近于零,写作的欲望就很难产生了。所以,写身边人、身边事,比写作较远距离的人或事,难度更大,要写得好,写的活,殊非易事。
公众人物,长期被大众传媒“追打着”,各种各样的新闻报道,“小报记者”式的渲染,不断变换视角的明星式炒作,使公众人物成为大众眼球的聚焦点,成为大家都觉得很“熟悉”的人物,在公众视野中,他的形象基本定型。要想写出新意,就必须透露一些“猛料”,作为身边人的写作者,端出公众人物的“私人化”生活空间,不失为一条便捷的途径。问题是,端出名人的私人化生活空间,可能建构一个不同于“公众形象”的公众人物,必然与大众的认可程度产生较大差异。这样一来,作者与读者、作者与新闻媒介、作者与书写对象(公众人物)、公众人物与读者之间,不免出现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对公众人物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名人”不大赞同身边工作人员书写自身,而名人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轻易不会书写公众人物(回忆性、纪念性文字除外),除非是刻意炒作、或者能够在大众传媒语境下“长袖善舞”的特殊人物,相对严谨的公众人物,最好不要趟“浑水”。
张艺谋是一个公众人物,他不仅“活”在银幕上,更“活”在大量传播媒体中。关于张艺谋的新闻报道形形色色,有些内容,让他“很受伤”。如果没有健康的体魄、强大的神经、超然的态度,很难长期承受。也许,正缘于此,张艺谋一向严守私人化生活空间,有点“神龙见首不见尾”,面对负面报道,也不进行必要的回应和解释,而是以陕西“愣娃”的“顽固”,尽力保守、维护私人空间的私有性和完整性。所以,张艺谋的“私人形象”长期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他的私人化生活空间,非一般公众所能了解。周晓枫作为张艺谋身边的工作人员,既掌握着不少“猛料”,也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思考,《宿命》塑造了一个不同于大众传媒的张艺谋,一个充满矛盾、有血有肉、生灵活现的张艺谋。周晓枫对张艺谋的观照视角,《宿命》所叙述的诸多细节,她对张艺谋“性格和命运”特殊的体验和思考,不仅对于张艺谋本人,而且,对于当代中国艺术,对于许多电影艺术家,对于大众传媒,具有特殊意义。
“张艺谋是个极端的矛盾体,因此才会充满性格张力和命运起伏”。善于抓住人物自身的矛盾性,将人物放置在艺术工作和日常生活双重语境中观照,用一个个生动鲜活的细节和富有个性化的语言,揭示人物“内在规定性”,写出人物的真性情、真气质、大胸怀,塑造人物的立体形象,是《宿命》的鲜明特点。周晓枫从三个层面凸显张艺谋的矛盾性:双重性格矛盾性,某一性格呈现状态的矛盾性,人物内在性格与外在环境公众媒体的矛盾性。进而,从多层面的矛盾性分析张艺谋“公众形象”与“私人形象”的差异,以个性化体验和灵动叙述,阐释张艺谋的“宿命”。
在周晓枫笔下,张艺谋是“话痨”与寡言的矛盾体。对待电影艺术,张艺谋创意多、想法多且多变,话就特别多,逮着谁就练谁,往往滔滔不绝,不管不顾别人的状态,非得说尽兴、说完整,剧组人员多不堪其苦,采多种方式“逃避”。“张艺谋不挑人,谁睁眼睛谁倒霉,被张艺谋逮住就往死里谈”,“我”经常被搞得精疲力竭,“把毕飞宇熬得活活昏死过去”,葛优为了逃避,用“活着”盖住脸面。即使脸埋在“马桶圈”里,张艺谋也不放过对情节的讨论,搞得剧组的人最怕张艺谋的“回头望”。相对于这种“话痨”的工作方式,张艺谋在世俗生活中常常沉默寡言,喜欢独处,有些该说的话不会说,有些正常的交际不注意,面对生人交谈时要人陪着,甚至和女儿一起吃饭,也要带着两个同事陪着,害怕冷场。周晓枫用许多趣事、真事,展示了张艺谋性格双重性:一方面是话痨,能连续说十几个小时,一方面“打死也不说”。“话痨”表明张艺谋对待工作的精益求精,“寡言”表明张艺谋不善于应付交际,这种性格矛盾,对张艺谋的“宿命”产生不小影响。同样的性格矛盾性,还有张艺谋“较真”与“随意”,对待电影非常较真、苛求,个人生活中却总能“凑合”,随遇而安,穿衣、饮食从不讲究,最有趣的故事是在德国吃面条,给人深刻印象。
张艺谋是一个性格鲜明的艺术家,有些性格在艺术创作中是优点,到实际生活中就是缺点,有些性格因素表现“出格”,也会带来负面效应。“张艺谋性格上的执着,典型陕西人的一根筋。性格直接简单,没有太多皱褶,做人和交往是优点,转换成作品,反而局限。”“张艺谋热衷创新,这本来是好事,但他求变不求稳,结果可能是石破天惊,也可能是鱼死网破。”周晓枫讲述了“妈妈不知情为好”的故事,说明张艺谋以为“创新”陷入思维和认知盲区,却不自知,还固执地坚持。这个故事不仅有趣,更能说明张艺谋的性格特征,以及性格对“命运”的深刻影响。
作为一个特立独行和影响世界的电影人,张艺谋与社会环境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特别是与新闻媒体。在这些矛盾冲突中,有些是张艺谋被误解,有些是张艺谋性格中某种因素被利用。周晓枫向我们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张艺谋“孝”与“不孝”的故事,一个是张艺谋的善良带来负面效应的故事。在前一个故事中,作者引入高仓健行孝的故事,表明自己的倾向性,周晓枫引用张艺谋的话:“孝顺不是作秀,它是你内心的情感,用不着证明给别人看”,掷地有声,面对媒体的有意误解,张艺谋坚决不妥协,“死不吭声”。有摄影记者设计好背景,“请君入瓮”,张艺谋尽管心生排斥,但当了一次“老好人”,结果拍出了一组“形象被丑化”的照片。
作为张艺谋身边的工作人员,周晓枫所掌握的“材料”肯定远不止这些,对张艺谋也有自己的情感判断。最为难得的是,周晓枫用这么近的距离叙述张艺谋,能够坚持冷静、求实,不夸饰,不隐恶,不是挑拣喜欢的、“正能量”的内容,而是力图全面反映张艺谋。在《宿命》中,张艺谋有很多优点,但缺点也不少,比如:不会关心家庭、同事(甚至儿子),不会给身边的同事说句“暖话”,性质执拗,“一根筋”,不大考虑别人的感受,不善于应酬交际等等。这,才是一个真人版的张艺谋!
周晓枫用生动的细节、绘声绘色的叙述語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立体版的张艺谋。该说的,她都说了,不该说的,她也说了。我就不用啰嗦了,只想提醒读者朋友:
瞧,这个人!
从事文学写作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写一个人,写出轮廓、大概,写出表面形象,不难;要写“活”一个人物,将其身段、声音、精神、气质、思想,乃至发掘人物隐秘性格,展示人物与“环境”的冲突融合等,不下一番“敲骨吸髓”的功夫,是做不到的。如果写一个比较有距离的人,写作者可以用一定的想象进行必要补充,相对难度较小。如果写一个身边的人物,缺少相对合理的距离感,尽管感性材料很多,但整天和这个人物在一起,习以为常,总会感觉到没有什么值得书写。因为太熟悉了,人物的音容笑貌,时时可见,即使一个公众人物、世界名人,写作者也很难把他当做公众名人来观照,很难做到“陌生化”,拿起笔来,反而不知道写什么,怎样写。所谓“距离产生美”,美会推动写作欲望,当距离太近,接近于零,写作的欲望就很难产生了。所以,写身边人、身边事,比写作较远距离的人或事,难度更大,要写得好,写的活,殊非易事。
公众人物,长期被大众传媒“追打着”,各种各样的新闻报道,“小报记者”式的渲染,不断变换视角的明星式炒作,使公众人物成为大众眼球的聚焦点,成为大家都觉得很“熟悉”的人物,在公众视野中,他的形象基本定型。要想写出新意,就必须透露一些“猛料”,作为身边人的写作者,端出公众人物的“私人化”生活空间,不失为一条便捷的途径。问题是,端出名人的私人化生活空间,可能建构一个不同于“公众形象”的公众人物,必然与大众的认可程度产生较大差异。这样一来,作者与读者、作者与新闻媒介、作者与书写对象(公众人物)、公众人物与读者之间,不免出现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对公众人物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名人”不大赞同身边工作人员书写自身,而名人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轻易不会书写公众人物(回忆性、纪念性文字除外),除非是刻意炒作、或者能够在大众传媒语境下“长袖善舞”的特殊人物,相对严谨的公众人物,最好不要趟“浑水”。
张艺谋是一个公众人物,他不仅“活”在银幕上,更“活”在大量传播媒体中。关于张艺谋的新闻报道形形色色,有些内容,让他“很受伤”。如果没有健康的体魄、强大的神经、超然的态度,很难长期承受。也许,正缘于此,张艺谋一向严守私人化生活空间,有点“神龙见首不见尾”,面对负面报道,也不进行必要的回应和解释,而是以陕西“愣娃”的“顽固”,尽力保守、维护私人空间的私有性和完整性。所以,张艺谋的“私人形象”长期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他的私人化生活空间,非一般公众所能了解。周晓枫作为张艺谋身边的工作人员,既掌握着不少“猛料”,也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思考,《宿命》塑造了一个不同于大众传媒的张艺谋,一个充满矛盾、有血有肉、生灵活现的张艺谋。周晓枫对张艺谋的观照视角,《宿命》所叙述的诸多细节,她对张艺谋“性格和命运”特殊的体验和思考,不仅对于张艺谋本人,而且,对于当代中国艺术,对于许多电影艺术家,对于大众传媒,具有特殊意义。
“张艺谋是个极端的矛盾体,因此才会充满性格张力和命运起伏”。善于抓住人物自身的矛盾性,将人物放置在艺术工作和日常生活双重语境中观照,用一个个生动鲜活的细节和富有个性化的语言,揭示人物“内在规定性”,写出人物的真性情、真气质、大胸怀,塑造人物的立体形象,是《宿命》的鲜明特点。周晓枫从三个层面凸显张艺谋的矛盾性:双重性格矛盾性,某一性格呈现状态的矛盾性,人物内在性格与外在环境公众媒体的矛盾性。进而,从多层面的矛盾性分析张艺谋“公众形象”与“私人形象”的差异,以个性化体验和灵动叙述,阐释张艺谋的“宿命”。
在周晓枫笔下,张艺谋是“话痨”与寡言的矛盾体。对待电影艺术,张艺谋创意多、想法多且多变,话就特别多,逮着谁就练谁,往往滔滔不绝,不管不顾别人的状态,非得说尽兴、说完整,剧组人员多不堪其苦,采多种方式“逃避”。“张艺谋不挑人,谁睁眼睛谁倒霉,被张艺谋逮住就往死里谈”,“我”经常被搞得精疲力竭,“把毕飞宇熬得活活昏死过去”,葛优为了逃避,用“活着”盖住脸面。即使脸埋在“马桶圈”里,张艺谋也不放过对情节的讨论,搞得剧组的人最怕张艺谋的“回头望”。相对于这种“话痨”的工作方式,张艺谋在世俗生活中常常沉默寡言,喜欢独处,有些该说的话不会说,有些正常的交际不注意,面对生人交谈时要人陪着,甚至和女儿一起吃饭,也要带着两个同事陪着,害怕冷场。周晓枫用许多趣事、真事,展示了张艺谋性格双重性:一方面是话痨,能连续说十几个小时,一方面“打死也不说”。“话痨”表明张艺谋对待工作的精益求精,“寡言”表明张艺谋不善于应付交际,这种性格矛盾,对张艺谋的“宿命”产生不小影响。同样的性格矛盾性,还有张艺谋“较真”与“随意”,对待电影非常较真、苛求,个人生活中却总能“凑合”,随遇而安,穿衣、饮食从不讲究,最有趣的故事是在德国吃面条,给人深刻印象。
张艺谋是一个性格鲜明的艺术家,有些性格在艺术创作中是优点,到实际生活中就是缺点,有些性格因素表现“出格”,也会带来负面效应。“张艺谋性格上的执着,典型陕西人的一根筋。性格直接简单,没有太多皱褶,做人和交往是优点,转换成作品,反而局限。”“张艺谋热衷创新,这本来是好事,但他求变不求稳,结果可能是石破天惊,也可能是鱼死网破。”周晓枫讲述了“妈妈不知情为好”的故事,说明张艺谋以为“创新”陷入思维和认知盲区,却不自知,还固执地坚持。这个故事不仅有趣,更能说明张艺谋的性格特征,以及性格对“命运”的深刻影响。
作为一个特立独行和影响世界的电影人,张艺谋与社会环境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特别是与新闻媒体。在这些矛盾冲突中,有些是张艺谋被误解,有些是张艺谋性格中某种因素被利用。周晓枫向我们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张艺谋“孝”与“不孝”的故事,一个是张艺谋的善良带来负面效应的故事。在前一个故事中,作者引入高仓健行孝的故事,表明自己的倾向性,周晓枫引用张艺谋的话:“孝顺不是作秀,它是你内心的情感,用不着证明给别人看”,掷地有声,面对媒体的有意误解,张艺谋坚决不妥协,“死不吭声”。有摄影记者设计好背景,“请君入瓮”,张艺谋尽管心生排斥,但当了一次“老好人”,结果拍出了一组“形象被丑化”的照片。
作为张艺谋身边的工作人员,周晓枫所掌握的“材料”肯定远不止这些,对张艺谋也有自己的情感判断。最为难得的是,周晓枫用这么近的距离叙述张艺谋,能够坚持冷静、求实,不夸饰,不隐恶,不是挑拣喜欢的、“正能量”的内容,而是力图全面反映张艺谋。在《宿命》中,张艺谋有很多优点,但缺点也不少,比如:不会关心家庭、同事(甚至儿子),不会给身边的同事说句“暖话”,性质执拗,“一根筋”,不大考虑别人的感受,不善于应酬交际等等。这,才是一个真人版的张艺谋!
周晓枫用生动的细节、绘声绘色的叙述語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立体版的张艺谋。该说的,她都说了,不该说的,她也说了。我就不用啰嗦了,只想提醒读者朋友:
瞧,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