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田令支撑起国家赖以维系的经济和军事支柱，为贞观之治奠定了有力基础，然而，在制度设计上，官民不均、田亩不均的问题始终存在。
　　1961年，根据敦煌唐代户籍残卷整理编辑的《敦煌资料（第一辑）》问世。历史学家翻阅了其中记载较全的41户居民的田产情况，发现了一件怪事。
　　根据朝廷规定，永业田可以传之后代。自从武德七年（624年）朝廷颁布均田令以来，当地居民徐庭芝的祖上，至少有五代人享受过朝廷配授的永业田，如果传到徐庭芝这儿，起码也该有百亩以上。可是，天宝六年（747年）的户籍资料上，徐庭芝名下的永业田只有20亩。
　　户籍册上记丢的那些永业田，究竟去哪儿了？朝廷的均田令，究竟出了什么幺蛾子呢？
　　看起来很美的“均田令”
　　武德七年（624年），这是唐王朝建立以后的第七个年头。朝廷颁布了均田令。此后几经增删，日臻完善，其核心要义包括两方面：
　　其一，全面授田。“丁男（十八岁至六十岁）受田一顷。其中八十亩为口分田，栽种谷物以缴纳租税，二十亩为永业田，种植桑、榆、枣，生产绢帛以纳户调”。
　　其二，买卖受限。“诸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听卖永业田，即流移者亦如之。乐迁就宽乡者，并听卖口分”。“其官人永业田及赐田，欲卖及贴赁者，皆不在禁限”。
　　对于普通农民而言，口分田两权分离，使用权归农民，只有被疏解出人口稠密区，才可以转让使用权，而所有权归官府，农民死后，口分田还给国家，重新分配；永业田虽然分给农民，但并非真正的“永业”，而只是有限产权，售卖和继承的条件都比较苛刻。
　　这样的顶层设计，使得农民“有恒产者有恒心”，踏踏实实种地，生活更加安稳；而官员的地既是增收的保障，也可以成为随时变现的资产，有利于提升官员的忠诚度、工作积极性；此外，受田农民死后，大部分土地还可以被官府收回，重新配授，相当于盘活了死资产，定期补足流动性，给子孙后代留下腾挪空间。
　　国家的地不白给，受田农民既要缴税，支撑起国家机器赖以为系的经济支柱——租庸调制，又要自备装备，前线当兵，支撑起国家机器赖以为系的军事支柱——府兵制。租庸调制积累的财富和府兵制下唐军开疆拓土的赫赫战功，开创了贞观之治以来的百年盛世局面。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均田令这一制度性基础。然而，这项看起来很美的均田令，在执行过程中却问题成堆。
　　“均田不均”的现实与困惑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仅是孟子名言，也是传统社会的普遍价值观之一。在封建社会，资源均等分配是相对的，而不均，乃至贫富悬殊是绝对的。均田令在制度设计上，曾考虑在平民阶层实现土地配授的相对公平，实现全社会利益均沾。然而，“均田不均”的问题，一开始就已现端倪。
　　其一，官民不均。
　　根据均田令，丁男死亡，如果永业田由遗孀继承，土地性质就要变为口分田。遗孀故去，这些口分田就会被官府收走，重新分配。如果永业田由遗孤继承，按照《旧唐书》里“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的提法，要通过官府“授”的手续，使这些永业田在名义上先回到了国家手里，再分配给这位遗孤。那么，国家原本该给这位遗孤分配的永业田，就被这些遗产顶了。
　　显然，敦煌当地户籍册上记丢的永业田，大体就是循此路径，被官府变戏法似的拿走了。跟老百姓不同，各级官员的永业田和赐田，不仅可以上市售卖，而且继承无障碍。在产权性质上，官和民的差异有点大。
　　其二，田亩不均。
　　即便在平民阶层内部，土地的分配也难称均等。《唐田令》规定：“凡授田先课后不课，先贫后富，先无后少。”制度设计上，纳税人优先、家贫者优先、无地者优先，但实操就走了样。
　　如此看来，在国家控制的土地资源有限，无法做到足额配授的情况下，官府优先配授的，是有能力纳税服役的富裕家庭，而非更需要土地但交不起税的贫困家庭。《唐田令》里提到的“三优先”，被简化成“课税者先”，即“先课后不课”。这或许也是一种不均的表现。
　　当然，对于“均田不均”的一些客观现象，官府并非没动脑筋。对于人多地少的“狭乡”，官府通过减少授田额度，推动居民向人少地多的“宽乡”流动，并给予足额授田和免收田租的待遇。然而，这样的调剂政策成效不彰。
　　均田之堤，溃于盛世
　　均田制为唐王朝走向盛世保驾护航。当盛世来临之时，其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些必然现象，又逐渐成为蛀空均田之堤的蝼蚁。
　　其一，人地矛盾尖锐。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全国在籍人口380万户，到天宝十三年（754年）增至906万户。按照均田令的授田额计，全国应授田总数应有14亿亩，但实际垦田数量仅8.5亿亩。因此，足额授田在开元天宝时期，就成了无法完成的任务。
　　敦煌户籍残卷记载，天宝六年（747年），当地居民程思楚的已受田只占应受田的21%，这样的比例在当地很普遍。作为宽乡的敦煌尚且如此，像長安、洛阳之类的狭乡，更难以想象。就连唐玄宗也不得不承认：“京畿地狭，民户殷繁，计口给田，尚犹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均田令规定的授田额就成了一纸空文，其实施已很困难。
　　其二，土地零星分割。百年以来，不断的授田还田，往复腾挪，土地被人为分割，越来越小。日本探险队在吐鲁番地区发现的唐开元年间的土地文书残卷显示，当时授田的地块，几乎都是多次更换过耕种者，最小的不足半亩，最大的也只有4亩多，绝大多数都是1亩或2亩的小地块。这说明，官府对于频繁调整地块的情况也难以招架，索性把地块切成整数单位面积，便于分割配授。久而久之，每家分得的土地不再连成一片，而是越来越散。
　　大历四年（769年）敦煌县居民令狐进尧获得口分田15块，有的在城东15里，有的在城东20里，大多分散。更糟糕的是，这些地块只有2块毗连，其余都是分散的。种地的通勤成本大幅增加。
　　其三，私有与兼并并行。均田令尽管对口分田和永业田的售卖进行了严格的制度限制，但在现实生活中，私相授受的土地转让从未停止。“农民卖舍贴田，以供王役”的情况不在少数。口分田两权分离的属性基本名存实亡。朝廷三令五申，强调“不得违法买卖口、永业田”，但被置若罔闻。
　　从经济层面分析，土地兼并不仅仅是阶级剥削的体现，其实质无非就是土地的不停换手。可它造成的后果之一，是丧失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大量逃亡。而“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征税和征兵失去了参照，官府掌握的可配授土地又日渐萎缩，再加上安史之乱的动荡，均田制已难以维系。
　　唐德宗时代颁布的两税法，以土地和财产作为征税对象，意味着官府层面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从此，均田不复存在，官府不再抑制兼并。均田，从国家制度蜕变为农民的一厢情愿，以及农民起义的口号，走进了历史的故纸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