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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几天，关于电煤的一则消息再次引爆业界。
消息说，澳大利亚私人矿业公司源库资源宣布与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一笔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的出口合同”——总额600亿美元的煤炭大单，期限20年，每年数量3000万吨。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中国电力)的母公司为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后者为中国五大发电集团之一——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简称中电投)的旗舰公司，也是全国性发电集团首家在香港上市的红筹企业。
尽管中国电力稍后以“仅为意向性合同”辟谣了源库资源的说法，但电煤矛盾一直是中国能源焦点问题之一，“600亿煤炭大单”的刺激性字眼，加之中电投集团及属下企业此前关于煤电一体化的频频举动，再次引发业界对“煤电一体化”的关注。
煤电一体化热潮
煤电一体化就是煤炭企业独立建电厂、电力公司独立办煤矿。煤电二者联手建厂属于煤电联营。
2007年10月，中电投安徽淮南煤电基地田集电厂一期工程全部投产，丁集煤矿开采的煤通过铁路专用线专供田集电厂发电，电通过华东电网直送上海，这被业界认为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煤电联营企业。
此后，中电投进军上游煤炭行业的步伐越来越快。2008年以来，除了扩建已有煤电一体化项目外，中电投还在宁夏、新疆、黑龙江等省区积极推进这种模式。
中电投总经理陆启洲在集团公司2010年工作会议上透露，2009年中电投煤炭产量同比增长30％，2010年计划新增煤炭产能2260万吨，总产能将达7275万吨，走在同行前列。
从其他四大发电集团2010年工作会议透露的消息看，和中电投一样，实现煤电一体化是重点工作中的重点。
比如，装机容量超过1亿千瓦的中国华能集团公司，2009年新增煤炭产能2048万吨，同比增长75％。并计划2010年再增煤炭产能1500万吨，使自产煤增至三成。
另一个装机过亿千瓦的中国大唐集团公司，虽然2010年计划煤炭产量仅700万吨，但5年后的规划产量高达1亿吨。
2009年4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以建设大型煤电基地为重点，积极推动煤电—体化进程。”
“我们支持煤电一体化，在煤电体制矛盾解决无望的情况下，解决发电企业眼下的亏损问题，只能用这个办法，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大唐集团总会计师胡绳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可能是认为政府“积极推动”的力度不够，一些发电企业希望政府在特殊的煤电博弈阶段，加大对煤电一体化的干涉力度，帮助电企解困。
胡绳木说：“决策层对发电企业仅仅作出鼓励性的导向式表态远远不够，还要拿出具体的支持措施。因为发电企业产权大多归中央政府所有，煤矿大多归地方政府，在煤电价格体制双轨、煤炭价格一直高位运行的现实情况下，地方政府是不愿意把优质煤矿出售给中央发电企业的。”
权宜之计的长久之忧
政府倡导，电力企业为眼下脱困而积极响应，煤炭企业想借此摆脱历史上曾经受制于电的被动地位，煤电一体化的红火程度可想而知。
但有人却以“动机不纯”为由对此提出质疑。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一位参与煤电问题专题调研的人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煤电一体化是煤电矛盾的反映形式，虽然被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提出来，但并不值得推崇，因为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煤电矛盾由来已久。
1993年开始，中国煤炭价格进入市场化轨道，在经历了1998年至2001年的三年低迷后，开始一路上涨，从2003年到2009年的涨幅以倍数计算。电价则没有和煤价市场化进程同步，至今，终端销售电价仍沿用行政审批制度，单纯与煤炭价格涨幅相比，电价涨幅要小得多。
为解决“市场煤”“计划电”矛盾，国家发展改革委2004年年底颁布《关于建立煤电价格联动机制的意见》规定，电厂上网电价根据动力煤价格的波动相应浮动，原则上煤价上涨的70％转移到电价，其余30％由电力企业内部消化。
近几年，由于煤价上涨过快，政府担忧居民、企业承受能力，电价没有联动到位，火力发电企业政策性亏损严重，2008年仅五大发电集团的火力发电就亏损400亿。
“时至今日，中西部地区大多火力发电企业仍然亏损，又不敢停机停发，所以只能拼命向上游煤炭行业发展。”胡绳木对本刊记者说。
在2009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电投副总经理兼中电国际董事长李小琳建议煤电联营应该走向一体化，原因同样为“火力发电企业亏损严重”。
“政府应该解决致使煤电矛盾的规则缺失问题，不应过多关注行业特别是具体企业的亏损问题。”上述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人士对本刊记者说，他不反对个体企业在市场机制下的煤电一体化行为，但反对政府相关部门将此作为政策全面推行，因为煤电一体化不是解决煤电矛盾的治本之策，仅是一种修修补补的权宜之计，是用煤炭企业的盈利来填补火力发电企业的政策性亏损。
华能集团一位研究人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也不反对企业自主进行煤电一体化运作，但反对政府行为介入，因为有的政府部门爱搞一刀切，结果只能是脱离实际，使矛盾加剧。”
煤电议题值得“两会”关注
国家发展改革委一位长期关注煤电矛盾的官员对本刊记者说：“煤价高了就收购煤矿搞煤电一体化，铁路不畅难道就搞煤电路一体?再有，运煤码头拥挤了就收购港口，那全社会不就变成一个公司了吗?”
这位官员的担心已经变成了现实。
本刊记者综合各类公开信息发现，五大发电集团在2010年将推进煤炭物流体系建设，加大对下游铁路和港口的投资，进一步打造煤电运一体化产业链。
中电投将加快蒙煤南运大通道的建设；华能将抓好西平等铁路项目的合作开发，建好太仓、海门等中转基地；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也将力争唐山曹妃甸煤码头三期项目核准、北煤南运通道项目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
“社会分工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分工越细效率越高。煤电矛盾是由市场化体制改革停滞引发，政府应加大改革力度，而不应该倡导一体化经营。”上述国家发展改革委官员说。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一位从事电力政策研究的人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从发电企业眼下的一些实际情况看，虽然进人陌生的煤炭行业增加了管理成本，但与其直接采购煤炭的高昂交易成本比较，企业还是乐于接受前者。”
胡绳术也对本刊记者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说，“我们发电企业也向往优质、高效的社会化分工服务，但现在的煤炭、运力市场很难给我们提供，所以煤电一体化真是不得已而为之。”
煤电一体化还引发了电力外送的担忧。电网有能力将这些火电输送出去吗?这些质疑不仅重燃输煤还是输电之争，同时一些反对建设特高压电网的人批评说，煤电一体化是在为特高压电网建设造势。
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继续深化电价改革，逐步完善上网电价、输配电价和销售电价形成机制，适时理顺煤电价格关系。
显然，在即将召开的2010年全国“两会”上，煤电问题仍是不可避免的议题。
消息说，澳大利亚私人矿业公司源库资源宣布与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一笔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的出口合同”——总额600亿美元的煤炭大单，期限20年，每年数量3000万吨。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中国电力)的母公司为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后者为中国五大发电集团之一——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简称中电投)的旗舰公司，也是全国性发电集团首家在香港上市的红筹企业。
尽管中国电力稍后以“仅为意向性合同”辟谣了源库资源的说法，但电煤矛盾一直是中国能源焦点问题之一，“600亿煤炭大单”的刺激性字眼，加之中电投集团及属下企业此前关于煤电一体化的频频举动，再次引发业界对“煤电一体化”的关注。
煤电一体化热潮
煤电一体化就是煤炭企业独立建电厂、电力公司独立办煤矿。煤电二者联手建厂属于煤电联营。
2007年10月，中电投安徽淮南煤电基地田集电厂一期工程全部投产，丁集煤矿开采的煤通过铁路专用线专供田集电厂发电，电通过华东电网直送上海，这被业界认为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煤电联营企业。
此后，中电投进军上游煤炭行业的步伐越来越快。2008年以来，除了扩建已有煤电一体化项目外，中电投还在宁夏、新疆、黑龙江等省区积极推进这种模式。
中电投总经理陆启洲在集团公司2010年工作会议上透露，2009年中电投煤炭产量同比增长30％，2010年计划新增煤炭产能2260万吨，总产能将达7275万吨，走在同行前列。
从其他四大发电集团2010年工作会议透露的消息看，和中电投一样，实现煤电一体化是重点工作中的重点。
比如，装机容量超过1亿千瓦的中国华能集团公司，2009年新增煤炭产能2048万吨，同比增长75％。并计划2010年再增煤炭产能1500万吨，使自产煤增至三成。
另一个装机过亿千瓦的中国大唐集团公司，虽然2010年计划煤炭产量仅700万吨，但5年后的规划产量高达1亿吨。
2009年4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以建设大型煤电基地为重点，积极推动煤电—体化进程。”
“我们支持煤电一体化，在煤电体制矛盾解决无望的情况下，解决发电企业眼下的亏损问题，只能用这个办法，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大唐集团总会计师胡绳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可能是认为政府“积极推动”的力度不够，一些发电企业希望政府在特殊的煤电博弈阶段，加大对煤电一体化的干涉力度，帮助电企解困。
胡绳木说：“决策层对发电企业仅仅作出鼓励性的导向式表态远远不够，还要拿出具体的支持措施。因为发电企业产权大多归中央政府所有，煤矿大多归地方政府，在煤电价格体制双轨、煤炭价格一直高位运行的现实情况下，地方政府是不愿意把优质煤矿出售给中央发电企业的。”
权宜之计的长久之忧
政府倡导，电力企业为眼下脱困而积极响应，煤炭企业想借此摆脱历史上曾经受制于电的被动地位，煤电一体化的红火程度可想而知。
但有人却以“动机不纯”为由对此提出质疑。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一位参与煤电问题专题调研的人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煤电一体化是煤电矛盾的反映形式，虽然被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提出来，但并不值得推崇，因为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煤电矛盾由来已久。
1993年开始，中国煤炭价格进入市场化轨道，在经历了1998年至2001年的三年低迷后，开始一路上涨，从2003年到2009年的涨幅以倍数计算。电价则没有和煤价市场化进程同步，至今，终端销售电价仍沿用行政审批制度，单纯与煤炭价格涨幅相比，电价涨幅要小得多。
为解决“市场煤”“计划电”矛盾，国家发展改革委2004年年底颁布《关于建立煤电价格联动机制的意见》规定，电厂上网电价根据动力煤价格的波动相应浮动，原则上煤价上涨的70％转移到电价，其余30％由电力企业内部消化。
近几年，由于煤价上涨过快，政府担忧居民、企业承受能力，电价没有联动到位，火力发电企业政策性亏损严重，2008年仅五大发电集团的火力发电就亏损400亿。
“时至今日，中西部地区大多火力发电企业仍然亏损，又不敢停机停发，所以只能拼命向上游煤炭行业发展。”胡绳木对本刊记者说。
在2009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电投副总经理兼中电国际董事长李小琳建议煤电联营应该走向一体化，原因同样为“火力发电企业亏损严重”。
“政府应该解决致使煤电矛盾的规则缺失问题，不应过多关注行业特别是具体企业的亏损问题。”上述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人士对本刊记者说，他不反对个体企业在市场机制下的煤电一体化行为，但反对政府相关部门将此作为政策全面推行，因为煤电一体化不是解决煤电矛盾的治本之策，仅是一种修修补补的权宜之计，是用煤炭企业的盈利来填补火力发电企业的政策性亏损。
华能集团一位研究人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也不反对企业自主进行煤电一体化运作，但反对政府行为介入，因为有的政府部门爱搞一刀切，结果只能是脱离实际，使矛盾加剧。”
煤电议题值得“两会”关注
国家发展改革委一位长期关注煤电矛盾的官员对本刊记者说：“煤价高了就收购煤矿搞煤电一体化，铁路不畅难道就搞煤电路一体?再有，运煤码头拥挤了就收购港口，那全社会不就变成一个公司了吗?”
这位官员的担心已经变成了现实。
本刊记者综合各类公开信息发现，五大发电集团在2010年将推进煤炭物流体系建设，加大对下游铁路和港口的投资，进一步打造煤电运一体化产业链。
中电投将加快蒙煤南运大通道的建设；华能将抓好西平等铁路项目的合作开发，建好太仓、海门等中转基地；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也将力争唐山曹妃甸煤码头三期项目核准、北煤南运通道项目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
“社会分工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分工越细效率越高。煤电矛盾是由市场化体制改革停滞引发，政府应加大改革力度，而不应该倡导一体化经营。”上述国家发展改革委官员说。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一位从事电力政策研究的人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从发电企业眼下的一些实际情况看，虽然进人陌生的煤炭行业增加了管理成本，但与其直接采购煤炭的高昂交易成本比较，企业还是乐于接受前者。”
胡绳术也对本刊记者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说，“我们发电企业也向往优质、高效的社会化分工服务，但现在的煤炭、运力市场很难给我们提供，所以煤电一体化真是不得已而为之。”
煤电一体化还引发了电力外送的担忧。电网有能力将这些火电输送出去吗?这些质疑不仅重燃输煤还是输电之争，同时一些反对建设特高压电网的人批评说，煤电一体化是在为特高压电网建设造势。
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继续深化电价改革，逐步完善上网电价、输配电价和销售电价形成机制，适时理顺煤电价格关系。
显然，在即将召开的2010年全国“两会”上，煤电问题仍是不可避免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