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中有“商邑”“大邑商”的记载。但“大邑商”的范畴具体为何，直到近几年才为大众所知。
　　2016年5月，河南省安阳市柏庄镇辛店集，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下称“研究所”）进行灰坑（垃圾坑）和墓葬的考古挖掘。坐下喝口水的功夫，研究所所长孔德铭发现地面“有一块灰色的东西，我捡起来看了会儿。”孔德铭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那是陶范的碎片。基于此，孔德铭坚信辛店遗址有铸铜作坊。就这样，距离殷墟中心区10千米的安阳商代辛店铸铜作坊这一具有重要考古和史学意义的遗址被发现了。

“殷商，是大邑商”

　　辛店铸铜遗址，是殷墟范围内（殷墟宫殿宗庙区、王陵遗址及洹北商城遗址）铸铜遗址之外发现的唯一一处商代晚期大型铸铜遗址，其与殷墟文化遗址共同构成了“大殷墟”文化，让殷商成为真正的“大邑商”。
　　据考证，这一大型铸铜作坊区距殷墟中心区10千米，南北相距1400米，东西750米，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在安阳市考古研究所已发掘的3000平方米中，发现了至少5处晚商（约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时期的大型四合院建筑及6个独立的铸铜遗址区。同时，还发现有大型的房基、密集的铸铜作坊、大批与铸铜有关的工匠墓地，铸铜工具200多件。除此之外，出土的60多件青铜礼器中，有40多件铸有“戈”字青铜铭文。“我们称之为‘戈’族。辛店遗址是在‘戈’族控制下的一个大型晚商时期的铸铜遗址。”孔德铭说，“辛店遗址让我们对殷墟的范围、布局有了突破性的认识。由此，殷墟遗址的范围得到了大大扩展。”
　　孔德铭说，辛店遗址延续时间长、规模大，代表了商代晚期中国青铜铸造技术的最高水平，也为研究商代晚期铸铜技术的交流、传播，青铜制品流通、管理与使用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辛店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印证了甲骨文中“商邑”“大邑商”的记载，展示了真实意义上的“大邑商”的范畴，对于研究殷墟时期都城的布局、范围等都是一次突破性的发现。
　　2016年起，研究所还在安阳市任家庄发现了另一处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商代晚期大型铸铜遗址。这个由“齿”族控制下的任家庄南地遗址，有大量的陶模陶范，以及鼎、簋（guǐ）、甗（yǎn）、盉（hé）等常见的青铜礼器，还有刀、削等青铜工具。“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遗址，离殷墟核心区约2.5公里，是殷墟最南大型铸造遗址。”孔德铭说。

“大邑商”人的生活样貌

　　铸铜遗址的不断发现，丰富了人们对商朝人生活的认识。
　　以辛店铸铜遗址和任家庄南地铸铜遗址为例。孔德铭说，辛店遗址中遗迹分布密集、有序，族邑聚落、铸铜遗址与墓葬相互叠压，是殷墟文化中“居、葬、生产合一”社会形态的集中体现。而同时，殷墟核心区之外铸铜手工作坊的发现，表明青铜文明已深入影响了附近的重要族邑聚落。这意味着，青铜器铸造技术不断得到推广，而一批专门以青铜器铸造、销售与交换为职业的手工业生产族群形成。
　　在任家庄南地，遗址功能分区明确：西部负责熔铜、铸造；东部则是铸铜工匠的居住、管理及陶模陶范的制作区。两区域相互联系，分工明确。“这为研究殷墟时期铜器浇铸阶段的工序流程提供了新数据。”与此同时，据孔德铭介绍，任家庄南地遗址的墓葬也出现随葬兵器的现象，说明他们平时进行商品生产，战时又可能是战士，兵民不分，这一现象也為研究商王军队中战士的来源、构成及管理提供了新的资料。

不间断的考古文化序列

　　孔德铭所在的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是安阳市从事文物勘探调查、田野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的专门机构，成立于1986年，前身是安阳市文物钻探队。在30多年的时间中，这支队伍配合国家、河南省、安阳市重点建设项目，总计文物钻探面积100万平方米以上，考古发掘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发掘古墓葬2万余座，发掘出土各类文物3.4万余件（套），为安阳市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事业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在安阳市，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及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两大专业考古机构。“两个工作站有合作也有分工。社科院安阳工作站大多是主动性挖掘。安阳研究所大多是配合地方性建设进行的发掘，比如在道路建设、住房建设前进行考古探测，如有考古发现，就要根据情况进行现场或者搬迁转移到实验内进行挖掘。辛店铸铜遗址，便是研究所配合安阳西北绕城高速建设工程进行的发掘。”孔德铭说。研究所的考古发掘，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城市道路、大型基本建设等项目，平衡了文物保护及地方发展。
　　安阳的考古文化序列是不间断的，实有“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踏就是秦砖汉瓦”之感。据孔德铭介绍，从距今2.5万年前的旧石器文化时代到明清，几乎任何一个时代，都可以进行考古。“从殷墟，到西汉三杨庄遗址，到三国曹操墓，到隋唐安阳城墙遗址，安阳考古的时代范围广且影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