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后现代艺术的政治性问题是西方理论家们争论的一个焦点.詹姆逊、伊格尔顿等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将后现代主义视为先锋艺术受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商业文化腐蚀后的蜕变,是缺乏社会政治批判性的文化垃圾.然而哈琴却认为后现代艺术依旧是富有政治性的文化实践,它用“亦此亦彼”为运作逻辑,以同谋性批判为实践策略,以反讽和戏仿为批判武器.尽管后现代主义也有其无法避免的悖论性,但却依旧蕴含着值得期许的政治潜力,它虽然不能带来现实的政治变革,但却为变革孕育着可能.虽然哈琴让人们注意到了后现代主义的特殊政治蕴含,我们还是应该指出她对后现代主义的政治性过于乐观了.她强调后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之间是同谋与批判共存的关系,但她使用的术语却是“同谋性批判”而非“批判性同谋”,即她在某种程度上把同谋看作是为了批判不得不做出的某种献身和让步,是一种值得付出的代价.哈琴没有看到,许多貌似政治性的后现代艺术其实真正所作的乃是“批判性同谋”.另外,即使后现代主义果真如她所说总是“无可避免地政治的”,它也未必真的能够带来积极的政治行动,因为任何真正的积极政治行动都离不开有着共同政治愿景的行动主体的集合和共同遵守的行动方案,而后现代主义的差异崇拜却让它厌烦任何打着“共同”旗号的事物.哈琴视觉的独特及局限同样能给我们带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