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公立医院雏形与新兴教会医院
中国医疗的社会化是从清朝末年开始的。光绪末年，出现了公立医院的雏形——官医院，只是当时并没有“公立医院”这个名称。北京的内城和外城大概有三四个官医院，其中还有一个是回民医院。在官医院看病是不收费的，一般老百姓（包括城区和城郊的市民）就医看病都不收费，个别的如回民医院还有住院处，除伙食费要自己掏钱，诊疗费、药费、住院费都不用花钱。我查过一个统计数字，光绪末年到辛亥以前，北京的这三四个官医院，每年就诊人次达到29万，北京当时城区和城郊的人口才一百多万，这是个不小的数字了。
进入民国以后，官医院还保留了两三年。官医院的任务除了给穷苦民众看病，另外一个就是防疫的职能。京城如果发生疫情，及早控制疫情是官医院的事情，因此官医院归警察厅管辖，当时警察厅管得宽，很多民事都归警察厅管。民国后，官医院每年的开销由政府拨给，后来由于经费的缘故，官医院改成了公立医院。改为公立医院后由免费改为收费，不过诊疗金比较便宜，一般人也都还能支付得起。这种公立医院一般是简单的现代医学诊治（西医），中医仍是个人开业。民国后又增加了几所公立医院，但是由于公立医院是公益性的事业，资金不足，医务人员待遇不高，这也使得没有好的医护人员进入，所以从公立医院整体来说，医疗水平、医疗器械、设备都比较简陋。
除了公立医院外，比较突出还有教会医院。清代末年已经有教会医院，典型的比如今天北京安定门内交道口北的第六医院。这个医院的前身是1885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办的妇婴医院，长老会还在附近办了一所男子医院，1912年这两所医院合并，开始定名为“道济医院”，1952年改为第六医院。道济医院当时在教会医院中已经是很大的医院了，分科较细，科目也多，病床已有120多张，盖了洋楼，还有医护人员宿舍，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大的规模。
其实外国人开的医院并不都是教会医院，这一点人们常常误会。有的医院对社会也都开放，比如说崇文门内的同仁医院，创办者具体的名字没人知道，只知道被人们称为“蓝大夫”，擅长眼科，所以同仁医院早期最擅长的是眼科和耳鼻喉科，并不是综合性的医院，到后来才发展为综合性医院，同仁医院就是外国人开的医院，但不是教会医院。
再有就是位于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开始是为在京的使馆人员服务的。德国医院就是今天北京医院的前身，所在地址也是今天的北京医院。法国医院在1949年以后没有了，当时是为法国人服务的，后来这两家医院也接受中国人就医，但由于诊金费用昂贵，因此，基本上没有普通民众去看病。但在北京的上层社会，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可以说在民国一代最为著名，不但可以占据病房小病大养，甚至还成为避难的所在。
明令取消中医引轩然大波
除了公立、私立和教会医院之外，最多的就是私人诊所。私人诊所包括传统的中医，也有西医。我们过去称西医和中医，今天我们把西医称为现代医学，中医称为传统医学。民国后突出的是中西医之争。拿公立医院来说，最早是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包括引入了x光的检查手段。后来，西医的力量逐渐加大，中医影响力渐渐削弱。私人开业的医生也由原来的以中医居多，变成西医居上。人们开始认为西医更科学、更现代，而中医则相对落伍。
大概是1912年的时候，当时的教育总长汪大燮提出取缔中医的主张，遭到很多人反对，最后没有推行。1929年，全国统一，南京国民政府当时是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他颁布政令明文取消中医引起轩然大波，全国各地的中医派出代表团到南京请愿。北京的请愿代表领袖是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由孔伯华率团到南京请愿。后来京沪两地的中医联手，在京沪多次联合行动，上海的中医界代表就有后来写过《银元时代》的陈存仁。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最后的结果是中医以胜利告终，汪精卫不得不废除了这个政令，中西医可以并行。同时严格了中医的考试制度。
还有一个论争就是西医内部之争，这个争端不亚于中西医之争。民国初年在西医界已经开始了德日派和英美派之争。这个争执不仅在医务界，也波及到患者之中。所谓的德日派，是清末到日本学习西医的留学生，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是传统的和医（日本医学），明治维新之后到德国学习西医，所以中国留学生基本上是学习日本人从德国引进的现代医学。也就是说，中国留日的学生多是在日本学习的现代医学，很少有真正留德学医的，因此可以说是舶来的“二手西医”，这一派被称为“德日派”。英美派认为德日派学习的是日本人学德国人的余唾，不够先进，但是德日派在民国初期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时候德日派是主流，英美派很少。民国初期的大官僚和实业家家里请的基本上都是德日派大夫。
德日派医生和英美派医生的举止、做派都不一样。英美派医生基本上分两类，一类是直接去英美学习医学的留学生；还有一类是协和医学院、燕京医学院的毕业生，学习的是英美派的医学；也有的是在这些学校毕业以后再到英美去深造。也有少数留法或其他国家的医生，比如著名的内分泌专家邝安堃，就是留学法国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发生的英美派与德日派的两派之争，不亚于中西医之争，这就牵扯到二十年代以后出现了“在朝”和“在野”的状况。西医的“在朝”与“在野”是个人的观点，当然没有这样的称呼。意思是说，在二十年代以后，能够进入公立医院、外国医院或者大医院的主流西医基本都是英美派，而私人开业的西医基本上都是德日派。
鲁迅和周作人在早期绝对是德日派的拥趸，他们在北京常去看病的一家医院叫山本医院，兄弟俩都很相信这家山本医院，直到这家医院把周作人的女儿误诊致死。周作人打算上告山本医院，但鲁迅却持反对的态度，这也是兄弟俩失和的原因之一。《鲁迅日记》里能屡见鲁迅到山本医院看病、检查、拿药，甚至1926年还有住入山本医院的记录。山本医院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西单以北的第二条胡同内。 当时一个普遍的现象是社会阶层比较高的人都是信服外国医院的。鲁迅在1926年“三·一八”之后开始避难，3月到5月有两个月时间住在医院，先是在山本医院暂短住了几天，后来在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都住了。那时候一些下野的政客、军阀也都会在这两所医院住院。当时这两家医院都有八九十张病床，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上层社会还常常住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小病大养，检查、治疗、疗养兼而有之。其中法国医院的西餐非常好，是出了名的。
二战时期盘尼西林与黄金等价
过去西医看病流程和今天差不多。自从有了官医院后就有了挂号制度，去官医院看病要先挂号，然后按顺序就诊。官医院开药绝对没有贵重药，但一年下来几个官医院开支也得几千两银子。过去挂号费很低廉，可能一毛钱。但是检查费就贵了，那时的检查手段顶多有x光、验血常规、大小便常规。
那时候医院确实是比较简单，基本上就是看病、吃药、打针。中医私人诊所看病不需要挂号，就是诊金。西医私人诊所看病一般没有药房，但医生会自备一些常用药，那些药名一般不会让患者知道，价格总会比公立医院要贵得多。除了中医医院有药房，其他开业的中医是没有自备药房的。四大名医一般都没有自己的药房，要到指定的药铺去抓药。
有些病在过去是要命的病，比如肺结核，就像今天的癌症似的。肺结核那时候检查手段很简单，查血沉——现在都没这项了，还有查痰——有没有结核菌，再一个是查x光胸部透视，那时一般x光结果不出片子，出片子就了不起了。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都是给你照透视，写上肺里未见异常就完了，至于出片子就算是很深入的检查了，现在出张片子至多一刻钟，那时候得第二天才能出。出了片子如果照出肺里有阴影，边缘清晰或是有空洞，那就意味着治不了了，所以当时肺结核是很可怕的。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发明了链霉素和雷米封，实际上给了肺结核病人最大的福音，结核不再是可怕的病了。自从用了青霉素盘尼西林之后，很多感染性的疾病得到了控制，所以二战时期的盘尼西林几乎和黄金等价，也出现了很多药品走私生意。
老协和医院绝对名不虚传
实际上，英美派西医真正在北京占绝对地位的是协和医院。协和应该说是先有学校而后有医院，最早是协和医学堂，后来改为协和医学院。协和医院在民国时期属于外国私立医院，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后来成为一体。协和医学院的教授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外国人，是中国所有高校中外国教师最多的，协和医院的大夫也有外国人，但不是太多。
1917年，美国洛克菲勒集团仿照美国霍普金斯医院，开始筹建协和医院，1921年正式接诊。当时还有其他美国人开的小型医院，比如通县的潞河医院，潞河医院是很大的教会医院，通县当时教会非常发达，是北京当时唯一的一个卫星城，那里有教会医院，还有教会中学，比如潞河中学，刘绍棠就是那所中学毕业的。
筹建协和医院的时候买下了当时的清豫王府，有一张照片是1918年协和医院的工地刚开工，还有残存的大殿。三四年时间，建成了既有西式装修，又有中式琉璃瓦大屋顶的协和医院大楼。1921年协和医院开业，当时北京较大的道济医院有120张病床，已经相当不错，但协和一开办就是250张床，内外妇儿各科非常齐备，是一家综合性医院。设施一流，检查手段、化验手段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而且有一流的好医生。协和建成之后就成了北京最重要的医院，很多病人被其他医院误诊之后都会送到协和医院来。最典型就是梁启超，他在德国医院误诊后送到协和医院，详细检查后，发现是肾癌，最后死在了协和。可以说，协和医院留下了中国现代史上无数名人的足迹。
协和的其他长处不说，就说协和医院的病案管理，也是世界一流的。协和医院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从建院以来所有的病历到今天都保存着。记者采访对象出生在协和医院，林巧稚医生接生，出生的小脚丫印子在他的病历里面现在还保留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协和医院曾经抽样1947、1948在协和出生的人进行体检，给了他从民国37年出生到后来的完整病历。他出生后一个月，协和医院寄来的卡介苗预防接种通知现在都保留着实物。老协和医院医护人员的素养绝对是一流的。“文革”后期他曾得哮喘，多次到协和医院急诊观察室输液，当时一晚上能来一二十个危重病人，外科的、内科的、心脑血管的、心脏骤停的，两三个值班医生有条不紊，七八个护士操作麻利，让人叹为观止。当时医护人员的素质和水平让人敬佩，协和之所以成为全国最让人信赖的医院绝对不是虚名。（据《南方都市报》）
编辑/吴雨
中国医疗的社会化是从清朝末年开始的。光绪末年，出现了公立医院的雏形——官医院，只是当时并没有“公立医院”这个名称。北京的内城和外城大概有三四个官医院，其中还有一个是回民医院。在官医院看病是不收费的，一般老百姓（包括城区和城郊的市民）就医看病都不收费，个别的如回民医院还有住院处，除伙食费要自己掏钱，诊疗费、药费、住院费都不用花钱。我查过一个统计数字，光绪末年到辛亥以前，北京的这三四个官医院，每年就诊人次达到29万，北京当时城区和城郊的人口才一百多万，这是个不小的数字了。
进入民国以后，官医院还保留了两三年。官医院的任务除了给穷苦民众看病，另外一个就是防疫的职能。京城如果发生疫情，及早控制疫情是官医院的事情，因此官医院归警察厅管辖，当时警察厅管得宽，很多民事都归警察厅管。民国后，官医院每年的开销由政府拨给，后来由于经费的缘故，官医院改成了公立医院。改为公立医院后由免费改为收费，不过诊疗金比较便宜，一般人也都还能支付得起。这种公立医院一般是简单的现代医学诊治（西医），中医仍是个人开业。民国后又增加了几所公立医院，但是由于公立医院是公益性的事业，资金不足，医务人员待遇不高，这也使得没有好的医护人员进入，所以从公立医院整体来说，医疗水平、医疗器械、设备都比较简陋。
除了公立医院外，比较突出还有教会医院。清代末年已经有教会医院，典型的比如今天北京安定门内交道口北的第六医院。这个医院的前身是1885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办的妇婴医院，长老会还在附近办了一所男子医院，1912年这两所医院合并，开始定名为“道济医院”，1952年改为第六医院。道济医院当时在教会医院中已经是很大的医院了，分科较细，科目也多，病床已有120多张，盖了洋楼，还有医护人员宿舍，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大的规模。
其实外国人开的医院并不都是教会医院，这一点人们常常误会。有的医院对社会也都开放，比如说崇文门内的同仁医院，创办者具体的名字没人知道，只知道被人们称为“蓝大夫”，擅长眼科，所以同仁医院早期最擅长的是眼科和耳鼻喉科，并不是综合性的医院，到后来才发展为综合性医院，同仁医院就是外国人开的医院，但不是教会医院。
再有就是位于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开始是为在京的使馆人员服务的。德国医院就是今天北京医院的前身，所在地址也是今天的北京医院。法国医院在1949年以后没有了，当时是为法国人服务的，后来这两家医院也接受中国人就医，但由于诊金费用昂贵，因此，基本上没有普通民众去看病。但在北京的上层社会，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可以说在民国一代最为著名，不但可以占据病房小病大养，甚至还成为避难的所在。
明令取消中医引轩然大波
除了公立、私立和教会医院之外，最多的就是私人诊所。私人诊所包括传统的中医，也有西医。我们过去称西医和中医，今天我们把西医称为现代医学，中医称为传统医学。民国后突出的是中西医之争。拿公立医院来说，最早是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包括引入了x光的检查手段。后来，西医的力量逐渐加大，中医影响力渐渐削弱。私人开业的医生也由原来的以中医居多，变成西医居上。人们开始认为西医更科学、更现代，而中医则相对落伍。
大概是1912年的时候，当时的教育总长汪大燮提出取缔中医的主张，遭到很多人反对，最后没有推行。1929年，全国统一，南京国民政府当时是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他颁布政令明文取消中医引起轩然大波，全国各地的中医派出代表团到南京请愿。北京的请愿代表领袖是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由孔伯华率团到南京请愿。后来京沪两地的中医联手，在京沪多次联合行动，上海的中医界代表就有后来写过《银元时代》的陈存仁。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最后的结果是中医以胜利告终，汪精卫不得不废除了这个政令，中西医可以并行。同时严格了中医的考试制度。
还有一个论争就是西医内部之争，这个争端不亚于中西医之争。民国初年在西医界已经开始了德日派和英美派之争。这个争执不仅在医务界，也波及到患者之中。所谓的德日派，是清末到日本学习西医的留学生，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是传统的和医（日本医学），明治维新之后到德国学习西医，所以中国留学生基本上是学习日本人从德国引进的现代医学。也就是说，中国留日的学生多是在日本学习的现代医学，很少有真正留德学医的，因此可以说是舶来的“二手西医”，这一派被称为“德日派”。英美派认为德日派学习的是日本人学德国人的余唾，不够先进，但是德日派在民国初期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时候德日派是主流，英美派很少。民国初期的大官僚和实业家家里请的基本上都是德日派大夫。
德日派医生和英美派医生的举止、做派都不一样。英美派医生基本上分两类，一类是直接去英美学习医学的留学生；还有一类是协和医学院、燕京医学院的毕业生，学习的是英美派的医学；也有的是在这些学校毕业以后再到英美去深造。也有少数留法或其他国家的医生，比如著名的内分泌专家邝安堃，就是留学法国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发生的英美派与德日派的两派之争，不亚于中西医之争，这就牵扯到二十年代以后出现了“在朝”和“在野”的状况。西医的“在朝”与“在野”是个人的观点，当然没有这样的称呼。意思是说，在二十年代以后，能够进入公立医院、外国医院或者大医院的主流西医基本都是英美派，而私人开业的西医基本上都是德日派。
鲁迅和周作人在早期绝对是德日派的拥趸，他们在北京常去看病的一家医院叫山本医院，兄弟俩都很相信这家山本医院，直到这家医院把周作人的女儿误诊致死。周作人打算上告山本医院，但鲁迅却持反对的态度，这也是兄弟俩失和的原因之一。《鲁迅日记》里能屡见鲁迅到山本医院看病、检查、拿药，甚至1926年还有住入山本医院的记录。山本医院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西单以北的第二条胡同内。 当时一个普遍的现象是社会阶层比较高的人都是信服外国医院的。鲁迅在1926年“三·一八”之后开始避难，3月到5月有两个月时间住在医院，先是在山本医院暂短住了几天，后来在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都住了。那时候一些下野的政客、军阀也都会在这两所医院住院。当时这两家医院都有八九十张病床，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上层社会还常常住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小病大养，检查、治疗、疗养兼而有之。其中法国医院的西餐非常好，是出了名的。
二战时期盘尼西林与黄金等价
过去西医看病流程和今天差不多。自从有了官医院后就有了挂号制度，去官医院看病要先挂号，然后按顺序就诊。官医院开药绝对没有贵重药，但一年下来几个官医院开支也得几千两银子。过去挂号费很低廉，可能一毛钱。但是检查费就贵了，那时的检查手段顶多有x光、验血常规、大小便常规。
那时候医院确实是比较简单，基本上就是看病、吃药、打针。中医私人诊所看病不需要挂号，就是诊金。西医私人诊所看病一般没有药房，但医生会自备一些常用药，那些药名一般不会让患者知道，价格总会比公立医院要贵得多。除了中医医院有药房，其他开业的中医是没有自备药房的。四大名医一般都没有自己的药房，要到指定的药铺去抓药。
有些病在过去是要命的病，比如肺结核，就像今天的癌症似的。肺结核那时候检查手段很简单，查血沉——现在都没这项了，还有查痰——有没有结核菌，再一个是查x光胸部透视，那时一般x光结果不出片子，出片子就了不起了。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都是给你照透视，写上肺里未见异常就完了，至于出片子就算是很深入的检查了，现在出张片子至多一刻钟，那时候得第二天才能出。出了片子如果照出肺里有阴影，边缘清晰或是有空洞，那就意味着治不了了，所以当时肺结核是很可怕的。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发明了链霉素和雷米封，实际上给了肺结核病人最大的福音，结核不再是可怕的病了。自从用了青霉素盘尼西林之后，很多感染性的疾病得到了控制，所以二战时期的盘尼西林几乎和黄金等价，也出现了很多药品走私生意。
老协和医院绝对名不虚传
实际上，英美派西医真正在北京占绝对地位的是协和医院。协和应该说是先有学校而后有医院，最早是协和医学堂，后来改为协和医学院。协和医院在民国时期属于外国私立医院，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后来成为一体。协和医学院的教授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外国人，是中国所有高校中外国教师最多的，协和医院的大夫也有外国人，但不是太多。
1917年，美国洛克菲勒集团仿照美国霍普金斯医院，开始筹建协和医院，1921年正式接诊。当时还有其他美国人开的小型医院，比如通县的潞河医院，潞河医院是很大的教会医院，通县当时教会非常发达，是北京当时唯一的一个卫星城，那里有教会医院，还有教会中学，比如潞河中学，刘绍棠就是那所中学毕业的。
筹建协和医院的时候买下了当时的清豫王府，有一张照片是1918年协和医院的工地刚开工，还有残存的大殿。三四年时间，建成了既有西式装修，又有中式琉璃瓦大屋顶的协和医院大楼。1921年协和医院开业，当时北京较大的道济医院有120张病床，已经相当不错，但协和一开办就是250张床，内外妇儿各科非常齐备，是一家综合性医院。设施一流，检查手段、化验手段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而且有一流的好医生。协和建成之后就成了北京最重要的医院，很多病人被其他医院误诊之后都会送到协和医院来。最典型就是梁启超，他在德国医院误诊后送到协和医院，详细检查后，发现是肾癌，最后死在了协和。可以说，协和医院留下了中国现代史上无数名人的足迹。
协和的其他长处不说，就说协和医院的病案管理，也是世界一流的。协和医院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从建院以来所有的病历到今天都保存着。记者采访对象出生在协和医院，林巧稚医生接生，出生的小脚丫印子在他的病历里面现在还保留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协和医院曾经抽样1947、1948在协和出生的人进行体检，给了他从民国37年出生到后来的完整病历。他出生后一个月，协和医院寄来的卡介苗预防接种通知现在都保留着实物。老协和医院医护人员的素养绝对是一流的。“文革”后期他曾得哮喘，多次到协和医院急诊观察室输液，当时一晚上能来一二十个危重病人，外科的、内科的、心脑血管的、心脏骤停的，两三个值班医生有条不紊，七八个护士操作麻利，让人叹为观止。当时医护人员的素质和水平让人敬佩，协和之所以成为全国最让人信赖的医院绝对不是虚名。（据《南方都市报》）
编辑/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