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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桥头堡”建设和云南作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应运而生。云南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前沿，机遇和挑战并存，本土外语翻译专业人才的匮乏就是其中之一。本文从国家战略、云南的区位特征和民族文化三方面阐述了云南对外开放的优势和对本土翻译人才的需求，并具体报告了云南省对外开放前沿的景洪、河口和瑞丽三市对外语人才的需求状况，以期为云南本土外语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关键词：云南 “一带一路” 本土外语翻译人才 需求
项目基金：本文为2014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桥头堡’背景下云南本土特色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AC14006）成果。
引言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种趋势，通过多边合作交流，促进各国的经济发展和交流。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积极开展对外合作与交流。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云南因为其特殊的区位特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与老挝、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相连。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云南作为面向东南亚的“桥头堡”和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对外开放与合作成为必然要求。因此，培养能够胜任云南对外开放的本土化外语及翻译专业人才，从而更好地服务对外合作与交流成了当务之急。
1 云南本土翻译专业人才需求背景
1.1 国家战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2010年正式建成，建成以后成为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自由贸易体，占世界贸易的1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从2000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提出到2010年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建成，得到了区域内各国的支持与响应，为区域内各国带来了广泛利益，实现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云南与东盟国家紧密相连，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开放的前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为云南对外开放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为了充分利用这个机遇，云南需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区位优势，提高云南自身的竞争力。在这样一个对外发展开放的背景下，人才需求被摆在了突出位置，尤其是对外交流的本土专业翻译人才，还有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小语种翻译人才。房慧、张九洲（2008）指出，随着经济发展和对外合作的深入，云南本土高级口译人才缺乏，很难独立完成外事接待任务，满足国际会议、经贸谈判、旅游市场拓展等需求。
2009年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在考察云南时提出“使云南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要求，旨在把云南建设成西部地区重要的外向型特色优势产业基地，把云南打造成我国重要的出口加工贸易基地、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等特色基地。“桥头堡”建设是国家的战略目标，同样也是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难得机遇，余文静（2010：172）提出云南在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开展合作交流的时候，需要大量的外语、外经、外贸人才，在政治、经济、语言、文化等方面都要做好准备，这样才能在对外开放发展的过程中占得先机。在国家“桥头堡”战略背景下，云南不仅只是面对南亚和东南亚各国，而是以南亚和东南亚为首要合作交流伙伴，面向印度洋沿岸乃至西亚和非洲东部等国家；这是在以往开放上的提升，更加需要大批复合型的专业翻译人才。庞学峰（2012：51）提出，“云南桥头堡建设必须加强专业翻译人才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使其早日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区域中心”。随着开放发展的深入，云南已经成为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合作交流的前沿阵地，杨玉（2013）指出，长期以来以英语为唯一外语进行交流、教育的政策已经跟不上云南发展的需求，云南需要大量的外语人才，特别是需要掌握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语种的人才，只有这样才能推进云南的发展，深化与这些国家的交流合作。“桥头堡”战略涉及56个国家，云南省在旅游、农业、交通等各个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对人才素质和专业技能等各方面也有了新的要求，急需大量的具有宽阔国际视野、国际商务知识、并且具有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商务英语人才（李桂丽，2013）。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习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建设虽然会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重叠，但同样也带来了新的内涵和活力。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云南需要发挥自己的区位优势，改善交通带来的不便，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在东南亚国家和南亚国家，共有19种语言，每种语言又带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方言，为了同这些国家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语言翻译的工作变得尤为重要（李德鹏，2016）。王婷婷（2016：108）指出，为实现“一带一路”伟大战略的人文先行，培养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化多元化英语人才势在必行，云南处在开放发展的前沿，对各种小语种和多元化英语人才需求迫切。聂丹（2015：66）指出，现如今我国非通用语的语言资源匮乏，语言教育薄弱，语言人才缺乏，语言服务落后，不能满足“一带一路”语言互通的需要。云南作为中国连通东南亚、南亚的大门也同样急需语言人才。“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资本和企业走出去，从“引进来”转为“走出去”（文秋芳，2016：27）。在对外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经济建设等方面，需要培养掌握本土文化的外语翻译人才。2016年，赵磊在“一带一路”语言问题多人谈中指出“语言是实现人心相通的基础，一带一路的核心内涵是互联互通，一定要重视软联通，就是要重视语言、文化、精神和价值层面的沟通和交流。”赵明昊（2016）和周庆生（2016）也同样在“一带一路”语言问题多人谈中提到要培养精通别国语言的跨文化交际人才。能够融入当地生活，更好的服务两国建设。在云南的边陲市对这类人才的需求较高，他们往往需要频繁地跨越两国，进行沟通交流，合作建设。 1.2 地理位置
云南位于我国西南边界，毗邻东南亚、南亚，是我国内陆对外开放条件最好的省份， 具有其他省市不可比拟的独特区位条件。在国家采取的各种政策之下，构成了以云南为中心的多个区域经济（熊理然，骆华松，蔡定昆，向云波，2005）。正是这种独特的区域地理优势使得云南的经济发展迅猛，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扩展，同时也导致了多元化人才的紧缺。在进行对外寻求合作交往的时候，本土跨文化专业翻译人才的数量跟不上需求。云南的边界线长4060公里，大约是中国内陆边境线的1/5，与缅甸、老挝、越南相接，毗邻泰国、柬埔寨、孟加拉等国；云南处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汇处，连接着南亚和东南亚，为孟加拉湾国家进入中国提供了最佳通道。优越的地理优势让商品运输到国外更加方便、快捷，给合作交流提供了优越条件。“云南凭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将从国内的地理边缘变成自由贸易区某些方面的中心，将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蔡定昆，骆华松，熊理然，王家文，胡燕花，2006：93）独特的地理优势加上国家的政策执行，给了云南难得的发展机遇，在不断深入的发展交流中，对人才的需求愈加迫切，特别是本土专业翻译人才，他们在区域合作发展中架起沟通的桥梁，无论是商品、文化的“走出去”，还是国外商品、文化的“走进来”，都需要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者。
1.3 区域文化
2013年卫志民提出关于“构建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体系的设想”，认为文化产业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形式，可以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在文化产业的构建和发展中，国内图书存在翻译出版人才不足的现状，缺乏大量可以将民族文化资源变为民族文化产业的人才。云南有26个世居民族，民族的多元性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云南文化，多个族群之间相互渗透、融合。尹绍亭（1989）认为，根据经济形态以及围绕经济生活的主要精神文化的共性和差异性可将云南全省划分为四大文化区域：寒温带文化区域、北亚热带文化区域、中亚热带文化区域和南亚热带文化区域。这四个经济区域又包括了八个经济文化类型，这种多彩文化的对外输出需要了解当地文化的本土翻译人才，大量的本土翻译人才对展示云南形象，提升云南文化软实力都有重要作用。彭清（2011：154）提出民族地区外宣翻译中本土文化输入的必要、问题和策略，认为“民族地区在制作和翻译外宣材料时，应该适当地融入本土文化元素，通过文化软实力的宣扬和扩张，于无形中展示出我国民族地区的正面形象”。 在云南，多民族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给中国提供了许多具有说服力的文化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例子（杨福泉，2010）。云南多姿多彩的民族特色文化需要外语翻译工作者在对外交流的时候，不仅要熟练地掌握外语更要熟悉云南的本土文化，把独特的云南多彩文化展现出来。陈平（2016）在“一带一路”语言问题多人谈中提到，我们还应该积极主动融入学习别国知识文化，了解别国风土人情，生活习惯，这样才能形成中国文化和中国经济的世界放射性效果。云南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开放的“桥头堡”，应该积极树立并展示一个生态优美，文化多元的云南形象，让南亚和东南亚的国家通过云南深入了解我国的多彩文化。
2 调查研究和数据分析
2013年，据新华网报道，亚洲交通运输部长论坛第二届会议在曼谷举行，期间，亚美尼亚、柬埔寨、中国、印度尼西亚、伊朗、缅甸、韩国、俄罗斯和越南等国在曼谷签署了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政府间陆港协定》，云南昆明、瑞丽、景洪和河口被列入国际陆港城市。瑞丽、景洪和河口这三座城市属于云南的边陲城市，分别靠近缅甸、老挝和越南。本研究报告了云南的这三个典型边陲城市的外语需求，对当地居民的基本信息、外语能力、外语学习需求和工作中外语使用状况做了相关研究调查。数据涉及景洪市156人，河口197人，瑞丽104人；其中景洪涉及7个少数民族，河口9个少数民族，瑞丽9个少数民族（详见表1）。这三个边陲城市表展示了云南的多元文化色彩，在云南“桥头堡”的建设中，应加快民族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并有效对外进行云南民族文化传播，让南亚及东南亚各国了解我国民族地区的状况，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对外传播本土文化的意识和能力（杨玉，2013）。在民族本土文化对外传播中，学生对外语的掌握是必不可少的能力，急需云南本土专业的翻译人才。
瑞丽、景洪和河口被列入国际陆港城市，成为云南对外开放发展的前沿，然而除了景洪会外语的人有84.5%外，河口和瑞丽仅有大约一半的受访者会外语。由此可见云南内陆城市外语普及率也并不会太高。云南边陲陆港城市外语普及率并不算高，要发展跨国界、跨文化的经济文化关系，语言人才很重要（陆生，2000：96）。云南作为国家“一带一路”政策在南亚、东南亚实施的首要重点，需要提升外语普及率，更好地展示美丽云南。从景洪的地理位置可知，相比河口、瑞丽，景洪市更加临近老挝、缅甸和泰国，以至于人们会说的语种数量和所会外语人数相比河口和瑞丽要多。然而景洪说英语的受访人数有100人，占景洪受访者总人数的64.1%；河口说英语的人数为71，占河口受访者总人数的35.5%；瑞丽说英语的人数为63人，占瑞丽受访者人数的57.3%。相比其他小语种而言，学习过英语的人数占了大半（见表2和表3）。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建设的背景下，李丽生（2011）指出，“长期以来实行的以英语为主要甚至是唯一外语语种的外语教育政策已不适应云南社会经济发展对外语人才需求的实际”。 近几年随着“一带一路”的稳步建设，云南拥有着开放发展的新机遇，但机遇往往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加快多元化外语人才的培养成了云南省目前的急需之事。 李丽生（同上）提到多元外语教育能为经济发展提供语种多样性人才，增强国家之间的了解，建立和谐的国家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中国威胁论”。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是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各国的门面，增加培养云南各地本土小语种翻译人才既能对中国边境的稳定做出贡献，也能带动云南当地的经济发展。云南作为旅游大省，各种了解本地多彩文化的小语种人才定能让云南的多彩文化广泛传播。 云南省景洪、河口和瑞丽三市作为国际陆港城市，对周边国家语言的需求相比其他云南中部城市更大。景洪、河口和瑞丽三市受访者认为学习外语非常有必要加上有必要的人数和比例分别为：108人（69.4%）、137人（68.5%）和77人（70%）（见表4）。在当地所占比例都超过了一半的人数，说明特殊的地理位置需要人们对外语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除此之外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府的经济政策，加速了云南的经济发展，给云南带来了发展机遇。景洪市在地理位置上更靠近缅甸、泰国和老挝，河口更靠近越南，瑞丽更靠近缅甸，因为地理原因和对外开放政策，三市受访者对最想学习的外语比例都不一样。景洪市人更加中意泰语、缅甸语和作为国际通用语的英语，河口市更注重越南语和英语，而瑞丽市更中意英语、泰语和缅甸语（见表5）。陈平（2016）在“一带一路”语言问题多人谈中指出，“一带一路”促使人们尽快培养各种懂得语言，熟悉别国宗教信仰、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的人才，这种人才要懂得交朋友，先交朋友，后做生意。特殊地理环境给了景洪、河口和瑞丽三市更加优越的条件去学习邻近国家的语言，去深入了解国外的生活习惯，加之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更加激发了当地人想要学习国外语言，想要与外国合作交流的意愿。
景洪、河口和瑞丽三市的受访者对学习周边国家外语都有很强的愿望，但对于外语的学习，包括方方面面：语言技能、语言知识、外国文化、中国文化、东南亚知识和其他相关知识。语言知识和技能是学习外语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最基本的要求，有助于简单的交际。除了语言技能和知识，景洪、河口和瑞丽三市受访者对外国文化、中国文化和东南亚知识也有相应的需求，这既基于我国文化、经济“走出去”的战略意义，同样基于和别国的稳定发展，交流合作（见表6）。人才培养要创新，需要大力培养能够帮助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摆渡型”人才；语言翻译人才、文化传播人才都是培养对象（卫志民，2013：35）。云南省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推广我国的传统文化，同样需要了解国外的文化。刘丹青在2016年“一带一路”语言问题多人谈中提到“一带一路”不是单向、强势地推广我国文化和语言，而是要建立互利共赢、相互沟通的状态。可见，在“一带一路”的大格局下，云南省景洪市、河口市和瑞丽市在面对南亚、东南亚发展交流的过程中，对本国知识文化，国外知识文化以及东南亚文化都有一定的需求。
由于“一带一路”，“桥头堡”经济战略的实施和建设，为云南建设成为民族文化强省，绿色经济强省提供了机遇与支持。为了推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云南需要大量外语人才，尤其需要精通南亚、东南亚国家语言的人才（杨玉，2013）。云南景洪、河口和瑞丽三地是靠近国外的陆港城市，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去那里工作的人员大部分都需要运用到外语，在景洪有82.7%的受访者在工作中使用外语，河口有71.5%的受访者在工作中使用外语，瑞丽有84.5%的受访者在工作中使用外语（见表7）。相信在“一带一路”不断加快建设进程中，当地对外语的需求量会不断增加。
经济全球化让世界各国都积极寻求合作伙伴，建立经济贸易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在融洽地进行着，语言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也积极采取措施紧跟世界发展的步伐，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并为之努力。云南地处东亚、东南亚、南亚和太平洋、印度洋的结合部，是我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重要桥梁，连接着中国、东南亚、南亚三个经济圈，沟通着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域（李德鹏，2016）。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域的前沿，景洪、河口和瑞丽三市都需要多种外语语种人才，在景洪受访者工作中需求的语种有8种，在河口需要的语种有4种，在瑞丽需要的语种也有8种（见表8）。 “语言资源特别是非通用语种资源已成为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一带一路亟须语言资源建设。”（聂丹，2015）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城市都面临着挑战与机遇，云南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边陲省份，需要接受挑战，把握机遇，培养掌握非通用语种的本土人才，这样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建设大美云南。
由于云南的区位优势、与东盟经济的互补性加上滇侨优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为云南企业“走出去”，为提升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张祥熙，2010）。在云南省景洪、河口和瑞丽三个边陲市中，调查显示三市大部分受访者在工作中外语使用的区域集中在境内和境外自贸区。受访者工作中在景洪境内和境外自贸区内使用外语的人数所占比例为36.5%和42.9%，河口为33.5%和17.5%，瑞丽则为29.1%和9%（见表9）。显而易见，在境内自贸区和境外自贸区，使用外语的人数占了大多数。基于国家的经济政策，三市乃至云南全省，机遇与挑战并存。房慧、张九洲（2008）提出，云南本土高级口译人才严重不足，很难在没有外援的帮助下完成外事接待，满足国际会议、贸易谈判、旅游市场拓展等活动和会议的翻译要求。无论是经济政策，还是地理优势都提供给云南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云南需要牢牢把握，大力培养本土翻译人才，做好对外交流与合作。
3 结束语
随着“一带一路”国家经济战略的发展与深入，在与别国交流合作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吸收借鉴别国的优秀文化，也需要推广本国的灿烂文化。语言作为沟通交流的必要手段之一，决定了我们需要培养了解云南本土多民族文化的本土翻译人才。云南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合作交流的前沿需要把握开放发展的机遇，在与别国进行经济合作的同时，也要注重本土多彩文化的输出，以提升云南省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更美好的云南。
注：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为彭庆华、张彪2015年出版的《外语教育规划的微观研究》。
参考文献：
[1] 蔡定昆，骆华松，熊理然，王家文，胡燕花.云南面向泛珠三角的比较优势及其区域合作对策[J].经济问题探索， 2006（2）：89-93. [2] 房慧，张九洲.云南—东盟高级口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东南亚纵横， 2008（6）：40-42.
[3] 李德鹏.“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区域性语言服务——以云南省为例[J].渤海大学学报， 2016（1）：85-89.
[4] 李桂丽.云南省高校商务英语翻译人才的培育策略研究[J].商业教学， 2013（12（b））：185-186.
[5] 李丽生.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实施区域性多元外语教育政策的必要性[J].中国外语， 2011（4）：55-59.
[6] 陆生.培养面向东南亚的复合型语言人才[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0（4）：93-96.
[7] 连谊慧.“‘一带一路’语言问题”多人谈[J].语言战略研究， 2016（2）：61-67.
[8] 聂丹.“一带一路”亟需语言资源的互联互通[J].中国战略， 2015（22）：66-71.
[9] 庞学峰.以云南桥头堡建设为导向的翻译硕士（MTI）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 2012（10）：48-51.
[10] 彭清.民族地区外宣翻译本土文化输入研究[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2011（5）：153-157.
[11] 彭庆华，张彪.外语教育规划的微观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
[12] 文秋芳.“一带一路”语言人才的培养[J].语言战略研究， 2016（2）：26-32.
[13] 王婷婷.“一带一路”背景下就业导向型英语人才培养初探[J].语文学刊， 2016（6）：105-108.
[14] 卫志民.建构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体系的设想[J].现代经济探讨， 2016（4）：32-35.
[15] 熊理然， 骆华松， 蔡定昆， 向云波.云南在多边外向区域合作中的“轮轴—辐条”效应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 2005（12）：112-115.
[16] 杨福泉.桥头堡建设与云南特色的社会事业[J].学术探索， 2010（6）：79-84.
[17] 尹绍亭.试论云南民族地理[J].地理研究， 1989（1）：40-49.
[18] 余文静.围绕建设“桥头堡”培养云南外语外经外贸人才[J].经济问题探索， 2010（5）：172-178.
[19] 杨玉.桥头堡战略视阈下云南外语政策思考[J].前沿， 2013（20）：112-114.
[20] 张祥熙.中国—东盟自贸区视阈中云南的机遇与挑战[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10（6）：34-36.
◇责任编辑 龙惠慧◇
关键词：云南 “一带一路” 本土外语翻译人才 需求
项目基金：本文为2014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桥头堡’背景下云南本土特色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AC14006）成果。
引言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种趋势，通过多边合作交流，促进各国的经济发展和交流。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积极开展对外合作与交流。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云南因为其特殊的区位特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与老挝、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相连。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云南作为面向东南亚的“桥头堡”和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对外开放与合作成为必然要求。因此，培养能够胜任云南对外开放的本土化外语及翻译专业人才，从而更好地服务对外合作与交流成了当务之急。
1 云南本土翻译专业人才需求背景
1.1 国家战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2010年正式建成，建成以后成为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自由贸易体，占世界贸易的1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从2000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提出到2010年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建成，得到了区域内各国的支持与响应，为区域内各国带来了广泛利益，实现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云南与东盟国家紧密相连，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开放的前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为云南对外开放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为了充分利用这个机遇，云南需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区位优势，提高云南自身的竞争力。在这样一个对外发展开放的背景下，人才需求被摆在了突出位置，尤其是对外交流的本土专业翻译人才，还有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小语种翻译人才。房慧、张九洲（2008）指出，随着经济发展和对外合作的深入，云南本土高级口译人才缺乏，很难独立完成外事接待任务，满足国际会议、经贸谈判、旅游市场拓展等需求。
2009年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在考察云南时提出“使云南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要求，旨在把云南建设成西部地区重要的外向型特色优势产业基地，把云南打造成我国重要的出口加工贸易基地、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等特色基地。“桥头堡”建设是国家的战略目标，同样也是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难得机遇，余文静（2010：172）提出云南在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开展合作交流的时候，需要大量的外语、外经、外贸人才，在政治、经济、语言、文化等方面都要做好准备，这样才能在对外开放发展的过程中占得先机。在国家“桥头堡”战略背景下，云南不仅只是面对南亚和东南亚各国，而是以南亚和东南亚为首要合作交流伙伴，面向印度洋沿岸乃至西亚和非洲东部等国家；这是在以往开放上的提升，更加需要大批复合型的专业翻译人才。庞学峰（2012：51）提出，“云南桥头堡建设必须加强专业翻译人才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使其早日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区域中心”。随着开放发展的深入，云南已经成为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合作交流的前沿阵地，杨玉（2013）指出，长期以来以英语为唯一外语进行交流、教育的政策已经跟不上云南发展的需求，云南需要大量的外语人才，特别是需要掌握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语种的人才，只有这样才能推进云南的发展，深化与这些国家的交流合作。“桥头堡”战略涉及56个国家，云南省在旅游、农业、交通等各个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对人才素质和专业技能等各方面也有了新的要求，急需大量的具有宽阔国际视野、国际商务知识、并且具有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商务英语人才（李桂丽，2013）。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习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建设虽然会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重叠，但同样也带来了新的内涵和活力。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云南需要发挥自己的区位优势，改善交通带来的不便，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在东南亚国家和南亚国家，共有19种语言，每种语言又带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方言，为了同这些国家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语言翻译的工作变得尤为重要（李德鹏，2016）。王婷婷（2016：108）指出，为实现“一带一路”伟大战略的人文先行，培养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化多元化英语人才势在必行，云南处在开放发展的前沿，对各种小语种和多元化英语人才需求迫切。聂丹（2015：66）指出，现如今我国非通用语的语言资源匮乏，语言教育薄弱，语言人才缺乏，语言服务落后，不能满足“一带一路”语言互通的需要。云南作为中国连通东南亚、南亚的大门也同样急需语言人才。“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资本和企业走出去，从“引进来”转为“走出去”（文秋芳，2016：27）。在对外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经济建设等方面，需要培养掌握本土文化的外语翻译人才。2016年，赵磊在“一带一路”语言问题多人谈中指出“语言是实现人心相通的基础，一带一路的核心内涵是互联互通，一定要重视软联通，就是要重视语言、文化、精神和价值层面的沟通和交流。”赵明昊（2016）和周庆生（2016）也同样在“一带一路”语言问题多人谈中提到要培养精通别国语言的跨文化交际人才。能够融入当地生活，更好的服务两国建设。在云南的边陲市对这类人才的需求较高，他们往往需要频繁地跨越两国，进行沟通交流，合作建设。 1.2 地理位置
云南位于我国西南边界，毗邻东南亚、南亚，是我国内陆对外开放条件最好的省份， 具有其他省市不可比拟的独特区位条件。在国家采取的各种政策之下，构成了以云南为中心的多个区域经济（熊理然，骆华松，蔡定昆，向云波，2005）。正是这种独特的区域地理优势使得云南的经济发展迅猛，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扩展，同时也导致了多元化人才的紧缺。在进行对外寻求合作交往的时候，本土跨文化专业翻译人才的数量跟不上需求。云南的边界线长4060公里，大约是中国内陆边境线的1/5，与缅甸、老挝、越南相接，毗邻泰国、柬埔寨、孟加拉等国；云南处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汇处，连接着南亚和东南亚，为孟加拉湾国家进入中国提供了最佳通道。优越的地理优势让商品运输到国外更加方便、快捷，给合作交流提供了优越条件。“云南凭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将从国内的地理边缘变成自由贸易区某些方面的中心，将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蔡定昆，骆华松，熊理然，王家文，胡燕花，2006：93）独特的地理优势加上国家的政策执行，给了云南难得的发展机遇，在不断深入的发展交流中，对人才的需求愈加迫切，特别是本土专业翻译人才，他们在区域合作发展中架起沟通的桥梁，无论是商品、文化的“走出去”，还是国外商品、文化的“走进来”，都需要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者。
1.3 区域文化
2013年卫志民提出关于“构建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体系的设想”，认为文化产业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形式，可以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在文化产业的构建和发展中，国内图书存在翻译出版人才不足的现状，缺乏大量可以将民族文化资源变为民族文化产业的人才。云南有26个世居民族，民族的多元性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云南文化，多个族群之间相互渗透、融合。尹绍亭（1989）认为，根据经济形态以及围绕经济生活的主要精神文化的共性和差异性可将云南全省划分为四大文化区域：寒温带文化区域、北亚热带文化区域、中亚热带文化区域和南亚热带文化区域。这四个经济区域又包括了八个经济文化类型，这种多彩文化的对外输出需要了解当地文化的本土翻译人才，大量的本土翻译人才对展示云南形象，提升云南文化软实力都有重要作用。彭清（2011：154）提出民族地区外宣翻译中本土文化输入的必要、问题和策略，认为“民族地区在制作和翻译外宣材料时，应该适当地融入本土文化元素，通过文化软实力的宣扬和扩张，于无形中展示出我国民族地区的正面形象”。 在云南，多民族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给中国提供了许多具有说服力的文化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例子（杨福泉，2010）。云南多姿多彩的民族特色文化需要外语翻译工作者在对外交流的时候，不仅要熟练地掌握外语更要熟悉云南的本土文化，把独特的云南多彩文化展现出来。陈平（2016）在“一带一路”语言问题多人谈中提到，我们还应该积极主动融入学习别国知识文化，了解别国风土人情，生活习惯，这样才能形成中国文化和中国经济的世界放射性效果。云南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开放的“桥头堡”，应该积极树立并展示一个生态优美，文化多元的云南形象，让南亚和东南亚的国家通过云南深入了解我国的多彩文化。
2 调查研究和数据分析
2013年，据新华网报道，亚洲交通运输部长论坛第二届会议在曼谷举行，期间，亚美尼亚、柬埔寨、中国、印度尼西亚、伊朗、缅甸、韩国、俄罗斯和越南等国在曼谷签署了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政府间陆港协定》，云南昆明、瑞丽、景洪和河口被列入国际陆港城市。瑞丽、景洪和河口这三座城市属于云南的边陲城市，分别靠近缅甸、老挝和越南。本研究报告了云南的这三个典型边陲城市的外语需求，对当地居民的基本信息、外语能力、外语学习需求和工作中外语使用状况做了相关研究调查。数据涉及景洪市156人，河口197人，瑞丽104人；其中景洪涉及7个少数民族，河口9个少数民族，瑞丽9个少数民族（详见表1）。这三个边陲城市表展示了云南的多元文化色彩，在云南“桥头堡”的建设中，应加快民族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并有效对外进行云南民族文化传播，让南亚及东南亚各国了解我国民族地区的状况，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对外传播本土文化的意识和能力（杨玉，2013）。在民族本土文化对外传播中，学生对外语的掌握是必不可少的能力，急需云南本土专业的翻译人才。
瑞丽、景洪和河口被列入国际陆港城市，成为云南对外开放发展的前沿，然而除了景洪会外语的人有84.5%外，河口和瑞丽仅有大约一半的受访者会外语。由此可见云南内陆城市外语普及率也并不会太高。云南边陲陆港城市外语普及率并不算高，要发展跨国界、跨文化的经济文化关系，语言人才很重要（陆生，2000：96）。云南作为国家“一带一路”政策在南亚、东南亚实施的首要重点，需要提升外语普及率，更好地展示美丽云南。从景洪的地理位置可知，相比河口、瑞丽，景洪市更加临近老挝、缅甸和泰国，以至于人们会说的语种数量和所会外语人数相比河口和瑞丽要多。然而景洪说英语的受访人数有100人，占景洪受访者总人数的64.1%；河口说英语的人数为71，占河口受访者总人数的35.5%；瑞丽说英语的人数为63人，占瑞丽受访者人数的57.3%。相比其他小语种而言，学习过英语的人数占了大半（见表2和表3）。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建设的背景下，李丽生（2011）指出，“长期以来实行的以英语为主要甚至是唯一外语语种的外语教育政策已不适应云南社会经济发展对外语人才需求的实际”。 近几年随着“一带一路”的稳步建设，云南拥有着开放发展的新机遇，但机遇往往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加快多元化外语人才的培养成了云南省目前的急需之事。 李丽生（同上）提到多元外语教育能为经济发展提供语种多样性人才，增强国家之间的了解，建立和谐的国家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中国威胁论”。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是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各国的门面，增加培养云南各地本土小语种翻译人才既能对中国边境的稳定做出贡献，也能带动云南当地的经济发展。云南作为旅游大省，各种了解本地多彩文化的小语种人才定能让云南的多彩文化广泛传播。 云南省景洪、河口和瑞丽三市作为国际陆港城市，对周边国家语言的需求相比其他云南中部城市更大。景洪、河口和瑞丽三市受访者认为学习外语非常有必要加上有必要的人数和比例分别为：108人（69.4%）、137人（68.5%）和77人（70%）（见表4）。在当地所占比例都超过了一半的人数，说明特殊的地理位置需要人们对外语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除此之外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府的经济政策，加速了云南的经济发展，给云南带来了发展机遇。景洪市在地理位置上更靠近缅甸、泰国和老挝，河口更靠近越南，瑞丽更靠近缅甸，因为地理原因和对外开放政策，三市受访者对最想学习的外语比例都不一样。景洪市人更加中意泰语、缅甸语和作为国际通用语的英语，河口市更注重越南语和英语，而瑞丽市更中意英语、泰语和缅甸语（见表5）。陈平（2016）在“一带一路”语言问题多人谈中指出，“一带一路”促使人们尽快培养各种懂得语言，熟悉别国宗教信仰、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的人才，这种人才要懂得交朋友，先交朋友，后做生意。特殊地理环境给了景洪、河口和瑞丽三市更加优越的条件去学习邻近国家的语言，去深入了解国外的生活习惯，加之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更加激发了当地人想要学习国外语言，想要与外国合作交流的意愿。
景洪、河口和瑞丽三市的受访者对学习周边国家外语都有很强的愿望，但对于外语的学习，包括方方面面：语言技能、语言知识、外国文化、中国文化、东南亚知识和其他相关知识。语言知识和技能是学习外语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最基本的要求，有助于简单的交际。除了语言技能和知识，景洪、河口和瑞丽三市受访者对外国文化、中国文化和东南亚知识也有相应的需求，这既基于我国文化、经济“走出去”的战略意义，同样基于和别国的稳定发展，交流合作（见表6）。人才培养要创新，需要大力培养能够帮助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摆渡型”人才；语言翻译人才、文化传播人才都是培养对象（卫志民，2013：35）。云南省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推广我国的传统文化，同样需要了解国外的文化。刘丹青在2016年“一带一路”语言问题多人谈中提到“一带一路”不是单向、强势地推广我国文化和语言，而是要建立互利共赢、相互沟通的状态。可见，在“一带一路”的大格局下，云南省景洪市、河口市和瑞丽市在面对南亚、东南亚发展交流的过程中，对本国知识文化，国外知识文化以及东南亚文化都有一定的需求。
由于“一带一路”，“桥头堡”经济战略的实施和建设，为云南建设成为民族文化强省，绿色经济强省提供了机遇与支持。为了推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云南需要大量外语人才，尤其需要精通南亚、东南亚国家语言的人才（杨玉，2013）。云南景洪、河口和瑞丽三地是靠近国外的陆港城市，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去那里工作的人员大部分都需要运用到外语，在景洪有82.7%的受访者在工作中使用外语，河口有71.5%的受访者在工作中使用外语，瑞丽有84.5%的受访者在工作中使用外语（见表7）。相信在“一带一路”不断加快建设进程中，当地对外语的需求量会不断增加。
经济全球化让世界各国都积极寻求合作伙伴，建立经济贸易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在融洽地进行着，语言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也积极采取措施紧跟世界发展的步伐，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并为之努力。云南地处东亚、东南亚、南亚和太平洋、印度洋的结合部，是我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重要桥梁，连接着中国、东南亚、南亚三个经济圈，沟通着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域（李德鹏，2016）。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域的前沿，景洪、河口和瑞丽三市都需要多种外语语种人才，在景洪受访者工作中需求的语种有8种，在河口需要的语种有4种，在瑞丽需要的语种也有8种（见表8）。 “语言资源特别是非通用语种资源已成为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一带一路亟须语言资源建设。”（聂丹，2015）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城市都面临着挑战与机遇，云南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边陲省份，需要接受挑战，把握机遇，培养掌握非通用语种的本土人才，这样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建设大美云南。
由于云南的区位优势、与东盟经济的互补性加上滇侨优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为云南企业“走出去”，为提升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张祥熙，2010）。在云南省景洪、河口和瑞丽三个边陲市中，调查显示三市大部分受访者在工作中外语使用的区域集中在境内和境外自贸区。受访者工作中在景洪境内和境外自贸区内使用外语的人数所占比例为36.5%和42.9%，河口为33.5%和17.5%，瑞丽则为29.1%和9%（见表9）。显而易见，在境内自贸区和境外自贸区，使用外语的人数占了大多数。基于国家的经济政策，三市乃至云南全省，机遇与挑战并存。房慧、张九洲（2008）提出，云南本土高级口译人才严重不足，很难在没有外援的帮助下完成外事接待，满足国际会议、贸易谈判、旅游市场拓展等活动和会议的翻译要求。无论是经济政策，还是地理优势都提供给云南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云南需要牢牢把握，大力培养本土翻译人才，做好对外交流与合作。
3 结束语
随着“一带一路”国家经济战略的发展与深入，在与别国交流合作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吸收借鉴别国的优秀文化，也需要推广本国的灿烂文化。语言作为沟通交流的必要手段之一，决定了我们需要培养了解云南本土多民族文化的本土翻译人才。云南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合作交流的前沿需要把握开放发展的机遇，在与别国进行经济合作的同时，也要注重本土多彩文化的输出，以提升云南省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更美好的云南。
注：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为彭庆华、张彪2015年出版的《外语教育规划的微观研究》。
参考文献：
[1] 蔡定昆，骆华松，熊理然，王家文，胡燕花.云南面向泛珠三角的比较优势及其区域合作对策[J].经济问题探索， 2006（2）：89-93. [2] 房慧，张九洲.云南—东盟高级口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东南亚纵横， 2008（6）：40-42.
[3] 李德鹏.“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区域性语言服务——以云南省为例[J].渤海大学学报， 2016（1）：85-89.
[4] 李桂丽.云南省高校商务英语翻译人才的培育策略研究[J].商业教学， 2013（12（b））：185-186.
[5] 李丽生.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实施区域性多元外语教育政策的必要性[J].中国外语， 2011（4）：55-59.
[6] 陆生.培养面向东南亚的复合型语言人才[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0（4）：93-96.
[7] 连谊慧.“‘一带一路’语言问题”多人谈[J].语言战略研究， 2016（2）：61-67.
[8] 聂丹.“一带一路”亟需语言资源的互联互通[J].中国战略， 2015（22）：66-71.
[9] 庞学峰.以云南桥头堡建设为导向的翻译硕士（MTI）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 2012（10）：48-51.
[10] 彭清.民族地区外宣翻译本土文化输入研究[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2011（5）：153-157.
[11] 彭庆华，张彪.外语教育规划的微观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
[12] 文秋芳.“一带一路”语言人才的培养[J].语言战略研究， 2016（2）：26-32.
[13] 王婷婷.“一带一路”背景下就业导向型英语人才培养初探[J].语文学刊， 2016（6）：105-108.
[14] 卫志民.建构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体系的设想[J].现代经济探讨， 2016（4）：32-35.
[15] 熊理然， 骆华松， 蔡定昆， 向云波.云南在多边外向区域合作中的“轮轴—辐条”效应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 2005（12）：112-115.
[16] 杨福泉.桥头堡建设与云南特色的社会事业[J].学术探索， 2010（6）：79-84.
[17] 尹绍亭.试论云南民族地理[J].地理研究， 1989（1）：40-49.
[18] 余文静.围绕建设“桥头堡”培养云南外语外经外贸人才[J].经济问题探索， 2010（5）：172-178.
[19] 杨玉.桥头堡战略视阈下云南外语政策思考[J].前沿， 2013（20）：112-114.
[20] 张祥熙.中国—东盟自贸区视阈中云南的机遇与挑战[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10（6）：34-36.
◇责任编辑 龙惠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