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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以来，王蒙的《春之声》就成为被评论界认同、作者满意的成功之作。在这部作品里，他创造和实践了一种“中国式”或“东方式”的意识流文学。作品问世后，为研究者热捧。当然，其中也夹杂了微弱的质疑声。无论是肯定还是质疑，关注点大多都聚焦在《春之声》创作形式上的革新及其对中国文艺表现手法的影响上。谈及作品内容，论者以为《春之声》流露了作者对国家民族在经历了荒唐的动乱之后快步进入“现代化”的焦虑和想象，显示了作者对国家民族振兴的急迫。曾镇南的评述兼及《春之声》形式和内容，其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王蒙的《春之声》、《夜的眼》等短篇小说“确实揉进了外国‘意识流’的某些技法，但它是有时代特色，有中国气派的。作家笔下流泻的，是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人生世相之流，是在经历十年浩劫之后处于转机之中的中国人民的激情之流”①。
反观当初被称为“开启”“历史‘暗门’的钥匙”② 的《春之声》，不能不承认，在进行文本样式创新的同时，王蒙以一种思想家的睿智和儒教传统下知识分子特有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试图通过激发高涨的民族情绪和心力，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了一个集体想象。这一想象，契合或者说代言了当时希望踏上追赶“西方”快车的全民心态，《春之声》的好评如潮就不难理解。
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与西方沟通、合拍的迫切渴望、跨越了20多年有喜有忧、有进有退的改革开放历程，在全球化、反思现代性及西方道路的语境下，重读《春之声》，更多的意义浮出水面。
后现代批判者弗里德里克·杰姆逊认为：“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永远都是政治知识分子。”“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③ 当然，大梦初醒，“运用脑髓”“放出眼光”看世界的王蒙及国人不可能一下子在雾里完全看清“花”的颜色和性质，但《春之声》作为一种“东方寓言”，确实暗合了“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理论主张和实践行动，并有“自内殖民”（internal colonized）的特点。经历了不同阶段的“东方主义”是西方学者创制的、作为“西方”二元对立面的“东方”的一种设想的过程。它既是地理上的概念，更是文化、知识甚至道德上的“区隔”。作为一种流动变化的权力运作策略，“东方主义”是西方对东方进行重建、支配及统治的一种方式。
一、焦虑的心情，急迫的发声——中国该向何处去
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是一个多事之秋，也是一个希望之“春”。政治上刚刚结束了荒谬绝伦的十年浩劫，进入拨乱反正时期，经济列车徘徊在濒于崩溃的边缘，文化的严冬里微微透出些许春天的信息，整个社会进入了转型期。就像一头苏醒后饥饿的雄狮，整个民族在物质、文化上存在着巨大的匮乏。怎样填补这些匮乏？发展之路在哪里？怎么才能达致目标？中国在国际世界的位置如何？一系列问题不可回避地困扰着国人。在不同时空下，社会转型期的这些问题都会拷问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阶级的当事人，心情急切、愿望强烈、急于表达是一种正常现象，文学艺术往往充当了民族心声的预言者、形塑者、表现者。王蒙的《春之声》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表的。
《春之声》讲述的是刚刚从欧洲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归国的工程热物理学家岳之峰回家过春节的所见所闻所感，时间是1980年。从作者选材和编织故事的时间看，其意图再明显不过了：岳之峰，一个实地考察、体验过西方现代文明的中国科学家，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来临之际回“家”。不言而喻，岳之峰当然具有了“世界”眼光，准确地说应该是西方眼光。值得注意的是，岳之“峰”的高度当然是因为在西方的留学造成的，并且他的专业也是国际通用的工程热物理学——如果要给当年的瓦特颁发学位的话，大约也是这种吧。当初中国辗转从德国引进了社会科学，今天已经轮转到了自然科学和工程学了。
现代/传统，先进/落后，文明/暗昧，富庶/贫穷……德国与中国宛如“两重天”。穿行于经济、文化诸方面迥异的东西方两个世界，主人公产生强烈的情感碰撞和眩晕感是必然的客观结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即将来临之时，正在梦寐以求地渴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人们，却还要坐瓦特和史蒂文森时代的闷罐子车！”无论它有多么荒谬，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对比产生的巨大落差成为王蒙心理压力的来源，以及激发出的现代性诉求和想象的起点。
在归心似箭地踏上“故乡”路的开始，科学家岳之峰产生了许多不适应。一时间，他难辨东西，“无论魏晋”。不知“我”是谁，不知情之所归？出国考察三个月，体验了现代化德国舒适、高速的飞行，此时要像沙丁鱼挤在罐头盒子里一样，在闷罐子车里熬两小时四十七分钟才能到家，他辨别不出火车行驶的方向。闷罐子车里环境混杂——“轻柔的歌曲”与“京剧锣鼓里的噪音”、“易北河客轮”、“三叉戟”与“闷罐子车”——“各种信息在他的头脑里撞击”。一切是如此“令人不快”，难以忍受。
这些象征意味十分强烈的符号化表述，反映了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中国之间巨大的差异在叙事主人公内心造成的恍惚感、自卑感、责任感。值得追究的是，作者对德国—西方及中国—东方的抽象性表达与“东方主义者”眼中的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及其建构的文化和潜移默化中形成的文化心理、权威地位认知、有意的本质化想象全然相类。中国—东方原始落后、愚昧不文明、怪异不人道、混乱无序、不可理喻，是一个陌生、奇异的“他者”，处于文明边缘的前现代，需要西方启蒙、引导、开化、拯救。“东方主义者”以“差异”作为立论的出发点，并将东西方之间的“差异”上升到形而上“二元对立”的高度加以本质化、静止化，仿佛这种不同和差异的沟壑永远难以填平。于是，这种心理、态度和认识，堂而皇之地成为支撑和说服西方对东方进行经济入侵、文化歧视和改造的“合法”缘由。
王蒙的《春之声》提供的正是这样的“情境”。也许会有人觉得这个观点过于严重地对待《春之声》作为文学文本的作用，认为把它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来分析阐释、界定，似乎有言过其实、小题大做之虞。也许，有读者说，王蒙将中国/德国、东方/西方符号化，并明显地表达出以西方文明为旗帜的价值取向，只是文章必要的铺垫或伏笔，是为了让读者在强烈的对比中了解和理解中国的落后形状，激发“一定要把四化搞上去的决心”。④ 是的，不得不承认当时中国贫穷落后、百废待兴的现实，也不否认王蒙们为老病中国开“处方”时迫切的心情、善意的愿望以及阐释中国时焦虑的心情和寻觅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之路时显露的责任感。
这些无疑都是《春之声》的题中之意，本文试图换一种视点，揭示《春之声》在文化上的深层意义。
继后现代主义之后，爱德华·W·赛义德为始开创的后殖民文化批评传统，在东西方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将批判的目光聚焦在殖民主义之后，西方对待和处理与原殖民地国家关系时，在文化、意识形态、文化心理等各个方面所体现出来的傲慢、偏见以及以“我”为中心的想象。随着殖民地的独立，当军事入侵、殖民占领、经济掠夺、文化奴役成为不可能时，西方国家依然通过经济渗透、资本输出、军事威胁、信息控制等各种更加隐蔽的手段，推行西方的那一套，以求最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同化、钳制东方。意识形态、政治，甚至军事目的被潜藏在经济合作、技术交流、文化对话、信息输出中。在西方，文化、艺术、科技、学术交流、教育、信息传播等方面建构的一整套东方“他者”的形象和理论依然占据着主流地位。但遗憾的是，这样的知识、文化、学术思想在东方却得到了有意无意的接受、应和与传播。在后殖民理论看来，这种情形就是一种“自内殖民”。一些坚持线性发展观点的人简单地以为，先进的文明和文化就应该统治和领导落后的文明。这种现象和呼声在一些原殖民地国家非常有市场。例如1997香港回归之前，部分香港人担心回归之后会使香港整个社会倒退而宁愿保持英属殖民地身份。获得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裔英国作家维迪亚达·苏拉吉普拉萨德·奈保尔就坚持“先进”的文明应继续实行对“落后”文明的统治而不使殖民地的文明程度降低。在被迫打开了国门之后，百余年中国历史上，完全西化派的声音从来就未消失过。
《春之声》虽然在一开始就将读者带到了两种文明高低不同、差异明显的氛围中，随着岳之峰思绪的变化和叙述的发展，先进与落后的对比自然成为了鼓舞人们奋发的伏笔。但岳之峰对待两种现实情境、两种文化面貌的态度无可辩驳地说明：在表征文化现状、为国家民族画像的时候，作者的情感和态度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民族发展之路应该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二、美好的想象，纯真的意愿——“现代化”的空洞寓言
随着火车“咣”的关门声，岳之峰的回乡历程展开了。车门关上，“和外界隔开了”，岳之峰的想象和“意识”活跃了，流动了起来。“斯图加特的奔驰汽车工厂的装配线在不停地转动，车间洁净敞亮，没有多少噪音。西门子公司规模巨大，具有一百三十年的历史。我们才刚刚起步。赶上，赶上！”通过岳之峰的思绪，作者描绘出了赶超的目标，给出了文明参照的对象。仿佛通过加快建设，就可以跨过“桥”——“连接着过去和未来，中国和外国，城市和乡村，此岸和彼岸的桥啊！”这一结论是在“检讨”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之后得到的，“难道他生在中华，就是为了作一辈子的检讨的么？”这一结论来源于对现实生活的研究和判别。西方文明的代表已经“友好”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与中国古老的文明“和平”地相处着，有的甚至成为了本土的东西：“自由市场，百货公司，香港电子石英表，豫剧片《卷席筒》，羊肉泡馍，醪糟蛋花，三接头皮鞋，三片瓦帽子，包产到组，收购大葱，中医治癌，差额选举，结婚筵席……”这些符号表述了现代与传统的“杂处”以及中西两种文明不分高下地“共在”。这是一种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简单而表面的呈现，也是作者乃至主流民意单方面的善良想象。主人公岳之峰的科学家身份，明白无误地表露了王蒙在寻求中国振兴之路时，祭出的是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的大旗。但这还不能完全反映出作者的意图和思想的全面。
当作者的意识之流还流于表面或现象阶段时，他试图通过一个抽象的“桥”不费心力地将现代与传统、中国与外国、城市与乡村，此岸与彼岸轻松地连接起来。这些描述直接给人一种误判的“符码”，好像以一颗善良的心、美好的愿望、追赶的意志，艰苦奋斗的精神，就可以得到“斯图加特”、德国、西方的技术，享受“三洋”的文明，分享“西门子”的成就。在这里，王蒙以自己对西方的一腔热情甚至膜拜，一方面掩盖了自己在认识西方时的迷思。另一方面，也迷惑了读者，误导了读者对他的“想象”的认识。
黑暗中，看见拥有“三洋”牌录音机、学着德语、听着《五月的轮转舞》的女性时，岳之峰态度的鲜明变化让人可以看出一些名堂。“何以那个带着小孩的妇女一出现，朦胧的境界就豁然开朗：一方面，那位妇女并非单独出现，与她一块登场的是一台‘三洋’牌收录机。在那样的一个贫瘠的时代，这样的一台‘洋玩意’无疑很容易成为人们对所谓‘现代化’的想象载体。特别是，在这一想象背后作支撑的，正是对‘知识、技术’的崇拜。可以相互印证的是，那位妇女在刻苦学习的，正是‘德语’，而‘德语’在整个的小说中，是与‘斯图加特的奔驰汽车工厂’、‘西门子公司’等代表着‘技术现代性’的先进势力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这位妇女的最后登场以及其形象的‘明晰’所表征的不是别的，正是那起初还朦胧的‘现代性’想象逐渐清晰定型、指向日益明确的过程。”⑤在这里，不妨大胆地设想，这位妇女是中国的具象表达，她“经历过风霜的，却仍然是年轻而又清秀的脸”正是浩劫之后中国的面容。
行文至此，读者豁然开朗：作者的意识流向终于明白无误地呈现出来了。王蒙为老旧中国所开“处方”中关键的一味“药”登场了——向德国/西方学习，学习德国/西方的技术、管理（环境洁净无噪音）、文明，德国/西方是中国的老师。通过这些措施，中国就一定能够实现四个现代化，赶超德国/西方，达到同德国/西方的平等交流与相处。这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发展观，也是对西方与东方之间关系的幼稚“想象”和对中国现代性的空洞预言。
三、历史的沉重，陷阱的遍布——主体性的艰难建构
《春之声》的关键词是“春”。在小说中，作者以各种类型、通过不同层面和方式阐释着“春”的气息，“春”被赋予激情、火热、希望、生机、生命等丰富内涵。妇女录音机里传出的德语声、德语歌曲、主人公内心奔腾的希望之声，所有这一切，都被王蒙以约翰·施特劳斯的《春之声》概括。未必巧合的是，《春之声》依然来自德国。作者旨在以“春”表现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地上人们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精神面貌。但今天看来，作者所开出的“药方”、描绘的前景，的确太过简单空疏，流于肤浅。不经意间，作者提到过民族历史，却伴随着否定的态度，以致于对“春”的讴歌也无法掩饰对历史的否弃。
小说一开始就出现了“坟墓”意象，“坟墓”是父亲的。结尾处，岳之峰一下车，就看到了“闷罐子车的破烂寒伧的外表”，“看到远处墓地上的黑黑的、永远长不大的松树”。或许是为了给自己一些希望，作者特意写到：“闷罐子车”的火车头是“崭新的、清洁的、轻便的内燃机车”。“闷罐子车”和主人公眼睛里的混浊、杂乱、黑暗消退了，“他转过头，想再多看一眼那一节装有小鸟、五月、烟草花和约翰·施特劳斯的神妙的春之声的临时代用的闷罐子车。”不难看出，这里留下的是被叙事者过滤了的记忆。而它们，都是现代德国/西方的象征。除了作为中国象征的有着崭新车头的闷罐子车，车里车外，过去与现在，经历时那些具体真实的中国场景都被有意“遗忘”了。只有在这时，主人公的情绪才由急迫、焦虑转为轻松，“他好像从来还没有听过这么动人的歌。他觉得如今每个角落的生活都在出现转机，都是有趣的，有希望的和永远不应该忘记的。春天的旋律，生活的密码，这是非常珍贵的。”当列车一往无前地前进时，任何多余的负担都是累赘，应该抛之身后。“中国”成为空壳子，里面装载的是德国/西方符号。历史就这样被否弃了，作为传统中国象征的“父亲”已被宣告死亡，并送入“坟墓”。“春之声”来自德国，新的转机和希望、中国的明天在学习德语和西方文明中方可降临。西方和西方道路，成为中国的拯救者和突围的出口。
急切间，作者刹住了意识流之车。巨大的思考和想象空间留下来了。按照作者的表白，创作此文是要激起中国和中国人加快实现四化的热情。不言而喻，中国和中国人是现代化的主体。从作者的行文里可以看出，这个主体是落后、甚至死去的主体；是被动、需要西方带来转机和希望的主体；只有热情、自觉地接受西方的教导，西方文明便可以帮助、成就中国的现代化目标。这不能不说是一厢情愿，自觉不自觉地走进了西方殖民主义者设定的“圈套”。上世纪80年代之后20多年改革开放、文化交流与冲突的历史实践表明：东西方之间、“先进”与“落后”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公平公正平等的“交往理性”尚未实现，不以国家民族为依托和资本，任何交流和交往都只能是陷阱不断、受伤不断。否弃自我，只能成为“西方”和“现代性”的“他者”。
王蒙自陈：“有人说《春之声》是意识流手法，我想，我不必否认我从某些现代派小说包括意识流小说中得到的启发。”“李贺、李商隐的一些诗就很有点意识流的味道。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也有意识流的味儿。还有《红楼梦》，《红楼梦》对于传统小说是大突破，里边有大量的关于心理以至关于潜意识的描写。”⑥ 由此可见，他的意识流融合了东西方文学创造形式，是西方意识流和中国本土艺术元素大融合的结晶。作为东方意识流的探索和实验，《春之声》无疑是成功的。这种成功，或许正得益于王蒙一方面有开阔的创作视境，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根基。但若谈及《春之声》对中国问题的表现和思考，他对西方和中国的想象与呈现则存在着刻板成见，因而不免流于空洞和偏颇。它暗合了西方殖民主义者想象、生产关于中国/东方知识时优越的殖民者心态，所不同的是，王蒙对西方的认同和对中国的否弃是一种“自内殖民”。
春之声不能是单向的、单声部的放送，而应该是多声部的合唱。岳之峰应该从一个长途贩运的“知识掮客”成长为国际“文化贸易”的伙伴。在高速的时代里，反思文化磁悬浮眩晕的隐患。
西方一位哲人说过，在最后胜利的欢宴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席位。几千年前，中国先哲们也提出了“和而不同”的人类理性交往理想，当今中国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在国家民族还存在的时空里，实现这个目标的历程的确曲折、艰难。在后殖民主义看来，互为“他者”的东西方要进行平等的经济文化交流，必须尊重各自的主体性，抛弃意识形态、文化心理上的堡垒，并在主体之间建立交往理性，构筑中间状态的道德和法律律令。对中国/东方乃至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来说，需要进行双重“解殖”（decolonization）。既要解除外来经济文化的殖民，也要解除“自内殖民”。只有这样，平等、自由、相互尊重的交往才会不断取得有形和无形的进展。当然，这并不排除东西方在一些领域中嫁接、融合，不断取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成果。
注释
①曾镇南：《王蒙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7-298页。
②⑤朱杰：《“讲述”了的和“讲述”之外的——王蒙的〈春之声〉重读》，《中文自学指导》2005年第2期。
③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251页。
④王蒙：《关于〈春之声〉的通信》，《小说选刊》1980年第1期。
⑥王蒙：《漫话小说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67、53-54页。
（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反观当初被称为“开启”“历史‘暗门’的钥匙”② 的《春之声》，不能不承认，在进行文本样式创新的同时，王蒙以一种思想家的睿智和儒教传统下知识分子特有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试图通过激发高涨的民族情绪和心力，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了一个集体想象。这一想象，契合或者说代言了当时希望踏上追赶“西方”快车的全民心态，《春之声》的好评如潮就不难理解。
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与西方沟通、合拍的迫切渴望、跨越了20多年有喜有忧、有进有退的改革开放历程，在全球化、反思现代性及西方道路的语境下，重读《春之声》，更多的意义浮出水面。
后现代批判者弗里德里克·杰姆逊认为：“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永远都是政治知识分子。”“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③ 当然，大梦初醒，“运用脑髓”“放出眼光”看世界的王蒙及国人不可能一下子在雾里完全看清“花”的颜色和性质，但《春之声》作为一种“东方寓言”，确实暗合了“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理论主张和实践行动，并有“自内殖民”（internal colonized）的特点。经历了不同阶段的“东方主义”是西方学者创制的、作为“西方”二元对立面的“东方”的一种设想的过程。它既是地理上的概念，更是文化、知识甚至道德上的“区隔”。作为一种流动变化的权力运作策略，“东方主义”是西方对东方进行重建、支配及统治的一种方式。
一、焦虑的心情，急迫的发声——中国该向何处去
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是一个多事之秋，也是一个希望之“春”。政治上刚刚结束了荒谬绝伦的十年浩劫，进入拨乱反正时期，经济列车徘徊在濒于崩溃的边缘，文化的严冬里微微透出些许春天的信息，整个社会进入了转型期。就像一头苏醒后饥饿的雄狮，整个民族在物质、文化上存在着巨大的匮乏。怎样填补这些匮乏？发展之路在哪里？怎么才能达致目标？中国在国际世界的位置如何？一系列问题不可回避地困扰着国人。在不同时空下，社会转型期的这些问题都会拷问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阶级的当事人，心情急切、愿望强烈、急于表达是一种正常现象，文学艺术往往充当了民族心声的预言者、形塑者、表现者。王蒙的《春之声》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表的。
《春之声》讲述的是刚刚从欧洲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归国的工程热物理学家岳之峰回家过春节的所见所闻所感，时间是1980年。从作者选材和编织故事的时间看，其意图再明显不过了：岳之峰，一个实地考察、体验过西方现代文明的中国科学家，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来临之际回“家”。不言而喻，岳之峰当然具有了“世界”眼光，准确地说应该是西方眼光。值得注意的是，岳之“峰”的高度当然是因为在西方的留学造成的，并且他的专业也是国际通用的工程热物理学——如果要给当年的瓦特颁发学位的话，大约也是这种吧。当初中国辗转从德国引进了社会科学，今天已经轮转到了自然科学和工程学了。
现代/传统，先进/落后，文明/暗昧，富庶/贫穷……德国与中国宛如“两重天”。穿行于经济、文化诸方面迥异的东西方两个世界，主人公产生强烈的情感碰撞和眩晕感是必然的客观结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即将来临之时，正在梦寐以求地渴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人们，却还要坐瓦特和史蒂文森时代的闷罐子车！”无论它有多么荒谬，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对比产生的巨大落差成为王蒙心理压力的来源，以及激发出的现代性诉求和想象的起点。
在归心似箭地踏上“故乡”路的开始，科学家岳之峰产生了许多不适应。一时间，他难辨东西，“无论魏晋”。不知“我”是谁，不知情之所归？出国考察三个月，体验了现代化德国舒适、高速的飞行，此时要像沙丁鱼挤在罐头盒子里一样，在闷罐子车里熬两小时四十七分钟才能到家，他辨别不出火车行驶的方向。闷罐子车里环境混杂——“轻柔的歌曲”与“京剧锣鼓里的噪音”、“易北河客轮”、“三叉戟”与“闷罐子车”——“各种信息在他的头脑里撞击”。一切是如此“令人不快”，难以忍受。
这些象征意味十分强烈的符号化表述，反映了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中国之间巨大的差异在叙事主人公内心造成的恍惚感、自卑感、责任感。值得追究的是，作者对德国—西方及中国—东方的抽象性表达与“东方主义者”眼中的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及其建构的文化和潜移默化中形成的文化心理、权威地位认知、有意的本质化想象全然相类。中国—东方原始落后、愚昧不文明、怪异不人道、混乱无序、不可理喻，是一个陌生、奇异的“他者”，处于文明边缘的前现代，需要西方启蒙、引导、开化、拯救。“东方主义者”以“差异”作为立论的出发点，并将东西方之间的“差异”上升到形而上“二元对立”的高度加以本质化、静止化，仿佛这种不同和差异的沟壑永远难以填平。于是，这种心理、态度和认识，堂而皇之地成为支撑和说服西方对东方进行经济入侵、文化歧视和改造的“合法”缘由。
王蒙的《春之声》提供的正是这样的“情境”。也许会有人觉得这个观点过于严重地对待《春之声》作为文学文本的作用，认为把它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来分析阐释、界定，似乎有言过其实、小题大做之虞。也许，有读者说，王蒙将中国/德国、东方/西方符号化，并明显地表达出以西方文明为旗帜的价值取向，只是文章必要的铺垫或伏笔，是为了让读者在强烈的对比中了解和理解中国的落后形状，激发“一定要把四化搞上去的决心”。④ 是的，不得不承认当时中国贫穷落后、百废待兴的现实，也不否认王蒙们为老病中国开“处方”时迫切的心情、善意的愿望以及阐释中国时焦虑的心情和寻觅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之路时显露的责任感。
这些无疑都是《春之声》的题中之意，本文试图换一种视点，揭示《春之声》在文化上的深层意义。
继后现代主义之后，爱德华·W·赛义德为始开创的后殖民文化批评传统，在东西方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将批判的目光聚焦在殖民主义之后，西方对待和处理与原殖民地国家关系时，在文化、意识形态、文化心理等各个方面所体现出来的傲慢、偏见以及以“我”为中心的想象。随着殖民地的独立，当军事入侵、殖民占领、经济掠夺、文化奴役成为不可能时，西方国家依然通过经济渗透、资本输出、军事威胁、信息控制等各种更加隐蔽的手段，推行西方的那一套，以求最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同化、钳制东方。意识形态、政治，甚至军事目的被潜藏在经济合作、技术交流、文化对话、信息输出中。在西方，文化、艺术、科技、学术交流、教育、信息传播等方面建构的一整套东方“他者”的形象和理论依然占据着主流地位。但遗憾的是，这样的知识、文化、学术思想在东方却得到了有意无意的接受、应和与传播。在后殖民理论看来，这种情形就是一种“自内殖民”。一些坚持线性发展观点的人简单地以为，先进的文明和文化就应该统治和领导落后的文明。这种现象和呼声在一些原殖民地国家非常有市场。例如1997香港回归之前，部分香港人担心回归之后会使香港整个社会倒退而宁愿保持英属殖民地身份。获得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裔英国作家维迪亚达·苏拉吉普拉萨德·奈保尔就坚持“先进”的文明应继续实行对“落后”文明的统治而不使殖民地的文明程度降低。在被迫打开了国门之后，百余年中国历史上，完全西化派的声音从来就未消失过。
《春之声》虽然在一开始就将读者带到了两种文明高低不同、差异明显的氛围中，随着岳之峰思绪的变化和叙述的发展，先进与落后的对比自然成为了鼓舞人们奋发的伏笔。但岳之峰对待两种现实情境、两种文化面貌的态度无可辩驳地说明：在表征文化现状、为国家民族画像的时候，作者的情感和态度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民族发展之路应该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二、美好的想象，纯真的意愿——“现代化”的空洞寓言
随着火车“咣”的关门声，岳之峰的回乡历程展开了。车门关上，“和外界隔开了”，岳之峰的想象和“意识”活跃了，流动了起来。“斯图加特的奔驰汽车工厂的装配线在不停地转动，车间洁净敞亮，没有多少噪音。西门子公司规模巨大，具有一百三十年的历史。我们才刚刚起步。赶上，赶上！”通过岳之峰的思绪，作者描绘出了赶超的目标，给出了文明参照的对象。仿佛通过加快建设，就可以跨过“桥”——“连接着过去和未来，中国和外国，城市和乡村，此岸和彼岸的桥啊！”这一结论是在“检讨”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之后得到的，“难道他生在中华，就是为了作一辈子的检讨的么？”这一结论来源于对现实生活的研究和判别。西方文明的代表已经“友好”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与中国古老的文明“和平”地相处着，有的甚至成为了本土的东西：“自由市场，百货公司，香港电子石英表，豫剧片《卷席筒》，羊肉泡馍，醪糟蛋花，三接头皮鞋，三片瓦帽子，包产到组，收购大葱，中医治癌，差额选举，结婚筵席……”这些符号表述了现代与传统的“杂处”以及中西两种文明不分高下地“共在”。这是一种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简单而表面的呈现，也是作者乃至主流民意单方面的善良想象。主人公岳之峰的科学家身份，明白无误地表露了王蒙在寻求中国振兴之路时，祭出的是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的大旗。但这还不能完全反映出作者的意图和思想的全面。
当作者的意识之流还流于表面或现象阶段时，他试图通过一个抽象的“桥”不费心力地将现代与传统、中国与外国、城市与乡村，此岸与彼岸轻松地连接起来。这些描述直接给人一种误判的“符码”，好像以一颗善良的心、美好的愿望、追赶的意志，艰苦奋斗的精神，就可以得到“斯图加特”、德国、西方的技术，享受“三洋”的文明，分享“西门子”的成就。在这里，王蒙以自己对西方的一腔热情甚至膜拜，一方面掩盖了自己在认识西方时的迷思。另一方面，也迷惑了读者，误导了读者对他的“想象”的认识。
黑暗中，看见拥有“三洋”牌录音机、学着德语、听着《五月的轮转舞》的女性时，岳之峰态度的鲜明变化让人可以看出一些名堂。“何以那个带着小孩的妇女一出现，朦胧的境界就豁然开朗：一方面，那位妇女并非单独出现，与她一块登场的是一台‘三洋’牌收录机。在那样的一个贫瘠的时代，这样的一台‘洋玩意’无疑很容易成为人们对所谓‘现代化’的想象载体。特别是，在这一想象背后作支撑的，正是对‘知识、技术’的崇拜。可以相互印证的是，那位妇女在刻苦学习的，正是‘德语’，而‘德语’在整个的小说中，是与‘斯图加特的奔驰汽车工厂’、‘西门子公司’等代表着‘技术现代性’的先进势力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这位妇女的最后登场以及其形象的‘明晰’所表征的不是别的，正是那起初还朦胧的‘现代性’想象逐渐清晰定型、指向日益明确的过程。”⑤在这里，不妨大胆地设想，这位妇女是中国的具象表达，她“经历过风霜的，却仍然是年轻而又清秀的脸”正是浩劫之后中国的面容。
行文至此，读者豁然开朗：作者的意识流向终于明白无误地呈现出来了。王蒙为老旧中国所开“处方”中关键的一味“药”登场了——向德国/西方学习，学习德国/西方的技术、管理（环境洁净无噪音）、文明，德国/西方是中国的老师。通过这些措施，中国就一定能够实现四个现代化，赶超德国/西方，达到同德国/西方的平等交流与相处。这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发展观，也是对西方与东方之间关系的幼稚“想象”和对中国现代性的空洞预言。
三、历史的沉重，陷阱的遍布——主体性的艰难建构
《春之声》的关键词是“春”。在小说中，作者以各种类型、通过不同层面和方式阐释着“春”的气息，“春”被赋予激情、火热、希望、生机、生命等丰富内涵。妇女录音机里传出的德语声、德语歌曲、主人公内心奔腾的希望之声，所有这一切，都被王蒙以约翰·施特劳斯的《春之声》概括。未必巧合的是，《春之声》依然来自德国。作者旨在以“春”表现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地上人们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精神面貌。但今天看来，作者所开出的“药方”、描绘的前景，的确太过简单空疏，流于肤浅。不经意间，作者提到过民族历史，却伴随着否定的态度，以致于对“春”的讴歌也无法掩饰对历史的否弃。
小说一开始就出现了“坟墓”意象，“坟墓”是父亲的。结尾处，岳之峰一下车，就看到了“闷罐子车的破烂寒伧的外表”，“看到远处墓地上的黑黑的、永远长不大的松树”。或许是为了给自己一些希望，作者特意写到：“闷罐子车”的火车头是“崭新的、清洁的、轻便的内燃机车”。“闷罐子车”和主人公眼睛里的混浊、杂乱、黑暗消退了，“他转过头，想再多看一眼那一节装有小鸟、五月、烟草花和约翰·施特劳斯的神妙的春之声的临时代用的闷罐子车。”不难看出，这里留下的是被叙事者过滤了的记忆。而它们，都是现代德国/西方的象征。除了作为中国象征的有着崭新车头的闷罐子车，车里车外，过去与现在，经历时那些具体真实的中国场景都被有意“遗忘”了。只有在这时，主人公的情绪才由急迫、焦虑转为轻松，“他好像从来还没有听过这么动人的歌。他觉得如今每个角落的生活都在出现转机，都是有趣的，有希望的和永远不应该忘记的。春天的旋律，生活的密码，这是非常珍贵的。”当列车一往无前地前进时，任何多余的负担都是累赘，应该抛之身后。“中国”成为空壳子，里面装载的是德国/西方符号。历史就这样被否弃了，作为传统中国象征的“父亲”已被宣告死亡，并送入“坟墓”。“春之声”来自德国，新的转机和希望、中国的明天在学习德语和西方文明中方可降临。西方和西方道路，成为中国的拯救者和突围的出口。
急切间，作者刹住了意识流之车。巨大的思考和想象空间留下来了。按照作者的表白，创作此文是要激起中国和中国人加快实现四化的热情。不言而喻，中国和中国人是现代化的主体。从作者的行文里可以看出，这个主体是落后、甚至死去的主体；是被动、需要西方带来转机和希望的主体；只有热情、自觉地接受西方的教导，西方文明便可以帮助、成就中国的现代化目标。这不能不说是一厢情愿，自觉不自觉地走进了西方殖民主义者设定的“圈套”。上世纪80年代之后20多年改革开放、文化交流与冲突的历史实践表明：东西方之间、“先进”与“落后”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公平公正平等的“交往理性”尚未实现，不以国家民族为依托和资本，任何交流和交往都只能是陷阱不断、受伤不断。否弃自我，只能成为“西方”和“现代性”的“他者”。
王蒙自陈：“有人说《春之声》是意识流手法，我想，我不必否认我从某些现代派小说包括意识流小说中得到的启发。”“李贺、李商隐的一些诗就很有点意识流的味道。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也有意识流的味儿。还有《红楼梦》，《红楼梦》对于传统小说是大突破，里边有大量的关于心理以至关于潜意识的描写。”⑥ 由此可见，他的意识流融合了东西方文学创造形式，是西方意识流和中国本土艺术元素大融合的结晶。作为东方意识流的探索和实验，《春之声》无疑是成功的。这种成功，或许正得益于王蒙一方面有开阔的创作视境，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根基。但若谈及《春之声》对中国问题的表现和思考，他对西方和中国的想象与呈现则存在着刻板成见，因而不免流于空洞和偏颇。它暗合了西方殖民主义者想象、生产关于中国/东方知识时优越的殖民者心态，所不同的是，王蒙对西方的认同和对中国的否弃是一种“自内殖民”。
春之声不能是单向的、单声部的放送，而应该是多声部的合唱。岳之峰应该从一个长途贩运的“知识掮客”成长为国际“文化贸易”的伙伴。在高速的时代里，反思文化磁悬浮眩晕的隐患。
西方一位哲人说过，在最后胜利的欢宴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席位。几千年前，中国先哲们也提出了“和而不同”的人类理性交往理想，当今中国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在国家民族还存在的时空里，实现这个目标的历程的确曲折、艰难。在后殖民主义看来，互为“他者”的东西方要进行平等的经济文化交流，必须尊重各自的主体性，抛弃意识形态、文化心理上的堡垒，并在主体之间建立交往理性，构筑中间状态的道德和法律律令。对中国/东方乃至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来说，需要进行双重“解殖”（decolonization）。既要解除外来经济文化的殖民，也要解除“自内殖民”。只有这样，平等、自由、相互尊重的交往才会不断取得有形和无形的进展。当然，这并不排除东西方在一些领域中嫁接、融合，不断取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成果。
注释
①曾镇南：《王蒙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7-298页。
②⑤朱杰：《“讲述”了的和“讲述”之外的——王蒙的〈春之声〉重读》，《中文自学指导》2005年第2期。
③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251页。
④王蒙：《关于〈春之声〉的通信》，《小说选刊》1980年第1期。
⑥王蒙：《漫话小说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67、53-54页。
（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