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太累了，每个人的生活空间有限。城市越来越大，关系盘根错节，北京市和中央政府机构都在这里，动一下人事、结构，推动一下改革太难了”
　　
　　“我打算向东城区文化局申请一下，这块石头如果没用，就送给我吧。”在灯市口西街街口，濮存昕指着一个“孕妇装”门脸前的一块石头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从王府井向东北的方向走，不到一公里就是灯市口街。濮存昕1953年就出生在这里，至今已在这里住了50年。他指的那块石头，曾是灯市口街上一对威武的石狮子，他小时候经常爬到上面去玩，狮子表面都被磨得溜光。文革的时候，石狮子被红卫兵砸了，砸得面目全非，只剩下一块看不出形状的石头，随着不断的拆迁，它流落在一家“孕妇装”的门前，孤零零的。
　　濮存听见证了灯市口街区半个世纪的变迁，那对石狮子——眼前的这块石头承载了他对故土的温馨记忆。
　　
　　变化太快
　　
　　濮存昕第一次演戏的时候，父亲送给他一串念珠，是爷爷传下来的一串普通的木制念珠。父亲大概想在他走进舞台的花花世界前，加深他对家族的记忆。他的爷爷清朝末年在东北做官，日本成立伪满洲国，被迫做过两个月的满洲县长，之后他坚辞官职，赋闲在家，一直到老。国民党离开北京的时候带走了故宫的文物，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号召捐文物，濮存昕的爷爷就把皇上赐给的印捐给了故宫。至今濮存昕家里还藏有一方印，上面刻着“清白吏子孙”。
　　濮存昕受的是这样的家庭教导，他向本刊记者叙述自己的家族历史时怀着让人感动的亲切感。
　　“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城市，这就是传统、文化、文明。”濮存听说。
　　一个家庭的记忆留下来了，但是一个城市的记忆却在失去。“到处都在改造，翻新，失去记忆是极其可怕的。”濮存昕说，“以前的四合院拆了，再造的四合院，用水泥浇筑的，没有那个味道了。”
　　他说，现在的灯市日除了街形还在，马路的宽窄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其他的都变了。
　　“那就是原来的我家，就是那个小烟囱下面。”路过灯市口街的一个胡同时，濮存昕告诉记者。
　　他所说的“原来的我家”现在是一个小学。那是一栋日式的小楼，濮存昕在小楼里生活到16岁，后来，小楼所在的地方被征用，建成了史家胡同小学。现在，史家胡同小学又要拆迁了。
　　“我女儿现在不在家，她小时候玩的玩意儿我都留着。看着自己长大的地方，被推土机‘轰轰、轰轰’拆了。一个城市一点样子都没有了，我很难过。”
　　“故土难离的感觉越来越少喽。”濮存昕感慨。
　　在王府井大饭店的一个咖啡馆落座后，他指着饭店东门对面的一座青砖青瓦的老式建筑说，“这是原来基督教童子军的总部，后来改成了小音乐厅，现在要拆迁，保存价值正在争论呢!”
　　
　　无序
　　
　　咖啡馆的服务生见了濮存昕显得有点紧张，一杯牛奶的报价说错了几次，濮存昕一副大度熟络的态度，笑呵呵说：“小伙子，好好看一下，慢慢说。”
　　他脱掉外套，向上拉了一下毛衣的袖子，开始了他拉家常式的谈笑风生，时而带着表演的手势和表情。
　　谈到北京的精神气质，濮存昕颇有感触。
　　“北京人清高、淡定。这一点我们知青大聚会的时候特明显，所有人聚在一起，你看吧上海人精明，天津人能侃，哈尔滨人说不了几句话就要打。”
　　“现在有个名词叫‘北漂’，是指外地的人到北京奋斗，而北京的本地演员不这样，他们有种优越的状态，整天拿着茶杯，没有挣扎感。你看在北京胡同里住的人，拿个牙刷到下水道口刷牙，也不觉得怎么样。”他接着说。
　　谈兴正浓的时候，濮存昕忽然站起来，双手合十，向上举起，笑着向对面的一个人打招呼。然后走过去和他热情地握手。原来遇到了一个佛教界的老朋友。他的做派，让人不禁联想，老北京人踱进茶馆，偶遇老朋友，作揖拱手打招呼的情景，也大抵如此吧。
　　北京是元、明、清三朝古都，北京人住在皇城中，吃的是皇粮，骨子里有种优越感。虽然后来都是普通大众了，但遗风还在，懂规矩，讲礼仪，喜欢谈天说地，关心政治。
　　但是，北京的清高淡定和北京人骨子里的优越感后来被打破了。
　　“以前人们老老实实过自己的日子，做自己的事，守秩序，排队。改革开放后很多人变得无序。人们都在快跑，有人如果抄小路，走捷径，就有更多的机会，就可能先富起来。改革就像一列高速列车，人们扒着车门拼命往上挤，有兴高采烈上去的，有没上去的，还有被甩下来的。”濮存昕边说边带着表演的动作。
　　因此，很多规矩、礼仪不再讲究了。无序，导致在这里生活的人们焦灼。
　　濮存昕去过很多城市，他说印象最深的是北欧的人不会皱眉头，那里市民的工作和生活都是有序的，安定的，没有焦虑的。
　　“因为他们的福利好，有制度保障。你看我忙着做公益活动，但我知道，靠公益救不过来。”他说。
　　“现在的北京是个疲惫的城市。”他恢复了正襟危坐，目光平视前方说，“有很多人没上去，就不能开太远，要把所有人拉上去，才能去更大的圈转。”
　　
　　“这个城市太沉重”
　　
　　“说把北京建成国际化大城市，这一点，我将信将疑。”濮存昕说这句话时，带着孩子式的天真和诚恳。
　　50年来，北京城区扩大了5倍多，人口翻了几番，社会功能也渐趋复杂。
　　“在北京太累了，每个人的生活空间有限。城市越来越大，关系盘根错节，北京市和中央政府机构都在这里，动一下人事、结构，推动一下改革太难了。”2006年从北京人艺院长的位子上“撂挑子”的濮存昕对个中滋味体会很深。他说：“到深圳，就感觉很轻松，深圳更现代，政府也是公司化运作的。”
　　濮存昕对北京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2008年奥运会也颇有忧虑。
　　“到奥运会，整个城市怎么协调?行政命令可以做到，私家车别开出来了，出租车司机学外语，给外国人指路，讲礼貌。但是外国人真的来了，一看全民闯红灯，汽车横冲直撞的，肯定吓坏了。”“建体育馆容易，钱砸到那里，找一伙人来建就行了。但软性的东西怎么办?出租车是北京的形象，一进出租车就闻到司机刚吸过的烟味和不洗头发的味道，怎么办?中关村，号称北京的硅谷，高科技中心，实际上就像集贸市场，最乱。IT行业的大小都有车，但是不守交通规则。”
　　这都是濮存昕眼里“北京的沉重”。最后，他引用邓小平的一句话说“‘有了好的制度，坏人不敢做坏事，没有好的制度，好人也会做坏事。’北京需要运一口气，调整好状态，需要整个文明的发展。”
　　但濮存昕的生活并没有那么沉重，他热心于公益，一人身兼防艾、禁毒、无偿献血、关心残疾人四个代言人。
　　“我发现有知名度的人做事容易成，有人找我，我就尽力。对我来说，除了舞台，还有更大的生活，我有能量去做。我有钱、有房子、有车，就行了，公益让我的生活更饱满。”他说。
　　采访结束后，濮存昕从王府井大饭店步行回北京人艺，骑上他的老式二六自行车出来，在车流中熟练地穿行，回灯市口大街的家，经过记者身边时，他像邻居大哥似的招呼说：“上来，我带你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