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非洲的第一个援建项目是几内亚的卷烟厂，该厂使用几内亚自己出产的烟草制造香烟。为了与主流发展思路相一致，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第一波援助浪潮主要以轻工业为主：援建的工厂均须使受援国能够加工自己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进口替代型产品。
　　我们已经知道几十年前援建的这些工厂后来情况如何。为了符合当时中国与非洲的期望，它们均为国有企业。中国人离开之后，这些企业就全部出现衰退。政客将它们作为施与恩赐的便利资源，员工则随意偷窃物资。
　　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之后，毛泽东主义者对大型工厂式援助的偏爱只持续了不到十年时间。中国向非洲各国承诺的一些大型工厂项目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得以继续完成，这些项目包括多哥的阿尼耶糖联、卢旺达的第一家水泥厂西默瓦公司，以及乌干达的制冰厂和鱼市。在讲求务实的邓小平领导下，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工业援助主要侧重于巩固或改造早期援建工厂。
　　这些工作大都是政治性的。中国人不愿看到他们援助的丰硕、显著的果实逐渐凋零。但他们也相信只要中国人参与管理，这些工厂实际上都能赢利。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绝大多数非洲政府都拒绝出售国有资产，但租赁有时就是另一回事了。
　　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企业分别在马里、塞拉利昂、贝宁、多哥和马达加斯加管理或租赁了中国援建的糖厂。其他中国国有企业也返回非洲收拾纺织厂和水泥厂的残局。
　　但中国人已开始关注未来对非洲工业的参与。决策者在20世纪90年代出台了两种新的援助工具（从1995年开始，中国商务部为合资企业提供的援助基金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设立的优惠贷款基金）被用于再次进入工业领域。这两类基金最初都面向生产性合资企业，尤其是那些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合资企业：生产当地所需和使用当地资源的中小型生产项目；能够扩大对中国设备与机械的需求；以及涉及“成熟”的技术——那些在中国已经过时的技术。
　　1998年，加纳获得了中国进出口银行最初发放的优惠信贷额度1800万美元。罗林斯政府利用这笔贷款支持加纳人与中国投资者组建了几家私人合资企业，其中小牛可可项目位于特马工业园区附近。
　　合资双方分别为中国农牧渔业国际合作公司（占55％的股份）和卡里丹发展有限公司（占45％的股份）。在此政治操作相当明显：卡里丹发展有限公司是一个非政府组织“12月31日妇女运动”的赚钱工具，而该组织的领导人是杰瑞·罗林斯总统的夫人纳娜，其与执政党的妇女派存在联系。
　　当罗林斯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失败后，困难便接踵而至。到2002年，价值690万美元的工厂已经建成，所有设备已安装完毕。但加纳财政部长拒绝授权中国进出口银行发放最后一笔款项，称不相信卡里丹发展有限公司能够偿还贷款。该项目被广泛认为是帮助罗林斯政党获取选举经费的工具。这家工厂只能长期闲置。
　　我怀疑在此强调的问题并非特例。中国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大多数新的工业援建项目得以建立）非常不熟悉非洲的政治经济。而且它们大多为国有企业，可能并没有对非洲政府支持本国合资方的能力有足够的戒心。无知与漫不经心交织在了一起：由于深信中国政府将会保护那些他们认为首先是政治性的项目，一些中国企业甚至没有进行最基本的调查。
　　新千年即将来临之际，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商务部对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新建援助工具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到那时为止，中国进出口银行优惠贷款计划共向全世界31个国家的60个项目提供了资助，资金总额约为4.7亿美元。但只有一部分优惠贷款进入了制造业领域。尽管中国进出口银行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工具，但其管理者越来越忧虑，担心许多效果极差和增长快速项目的贷款难以收回。
　　2000年之后，那些现已转为投资的前援建项目的经营者们发现，他们已经很难获得优惠贷款来维持收支平衡。新的经济合作手段（海外贸易投资区和中非发展基金）源于如下信念，即要想在非洲进行可持续性投资，中国企业最好自身带好头，做好可行性研究，并为自己的资本承担风险。当然，华人所开办的企业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在非洲做了这些工作。
　　《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美）黛博拉·布罗蒂加姆著，沈晓雷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7月。本文摘自该书第七章，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