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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原名盛峻峰，1923年生于浙江宁波镇海，我国资深翻译家，曾任上海翻译家协会的首任会长。他毕生从事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为中国翻译事业和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1942年，盛峻峰开始以草婴为笔名翻译文学作品。他用20年的时间，独自完成《托尔斯泰小说全集》12卷共400万字翻译。1987年成为中国首位高尔基文学奖获得者；1997年获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翻译奖彩虹奖”；2010年获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5年10月24日在上海逝世。
为了庆祝雷士德工学院建校70周年，2004年10月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联合雷士德工学院校友会在海员医院（即雷士德工学院原址）举办专题展览。
草婴是1923年出生的浙江镇海人，1937年从宁波来到上海。草婴回忆：那是1938年3月1日的事情，当时跟俄國女教师格比（音似），很可怜的事是一个星期才上一次课，因为付不起学费，一个小时一块银元，家里给我的零花钱，我要拿出四块钱学俄语，自己就只有一块钱了，当时就是这么学的。俄文中文字典有一本，语法书有一本。老师的中国话也不大利落，也说不清楚。但是呢，我就这样子学了。
1938年，这一年草婴进雷士德念中学。星期一到星期六的上午到雷士德工学院的中学部读书，星期天上午在俄国女教师的家里学俄语。后来草婴通过介绍，认识了一位地下党的领导，叫姜椿芳同志。姜椿芳同志以前是中央马恩研究局的副局长，马恩列斯的翻译都是他最后定稿的。“文革”结束以后，他就从事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创办和主编工作。草婴认识了姜椿芳同志以后，得到了指导和帮助，逐步走上有效的俄语自学道路。
到了1942年6月22日，德国希特勒向苏联进攻，苏德战争爆发，那也就是德国法西斯去侵略苏联。当时上海已是日本军国主义控制下的，叫孤岛。我们中国的党，地下党，和苏联有关方面的人秘密谈判。在上海有一本中文杂志，就是《时代周刊》，专门报道苏德战争的真实情况。这些电讯稿子都是俄文送来的，姜椿芳同志就要我帮助他们一起翻译。草婴18岁那年，白天在学校念书，晚上和星期天做翻译工作。1942年又出来一本杂志叫《苏联文艺月刊》。那时他又翻译了一篇短篇小说在《苏联文艺月刊》第二期上发表。这是草婴从事文艺翻译工作的开始。
1945年5月9日德国投降以后，美国丢了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这颗原子弹使日本死伤了二十几万人，三天以后，第二颗原子弹又在长崎丢下。就在那个时候，8月8日，也就是丟两颗原子弹中间，苏联向日本宣战。这样一来，日本既受到美国原子弹轰炸，又受到苏联正式向日本出兵，宣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告日本投降。那时候草婴已经参加了时代出版社和苏联塔斯社的工作。草婴回忆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二天，日本宪兵一卡车就开到他们办公的，现在叫淮海东路常熟路口，有一个淮海公寓，是一个法国人造的，全部是我们办公的地方。苏联已经向日本宣战了。我们要赶快想办法离开这里，正在整理时，一卡车日本宪兵就开来了。我们一逃出来，就赶快往家里跑，因为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有名单在日本人那里。没想到，过了一两天日本的军队已经不愿意打仗了，上海的日本兵就自己投降了。日本投降以后，在上海又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斗争，从1945年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草婴本来要去北京中央翻译部工作，因为肺结核的原因，不适应北京环境，就在上海，参加了上海作家协会，成为上海作家协会最早的一批专业作家，主要介绍俄罗斯文学。
上世纪50年代，草婴自己翻译俄罗斯文学。上世纪60年代，“文革”时是上海冲击的对象。他说原因在于我翻译了俄国作家肖洛霍夫的作品。而江青，在“文革”开始以前就说，肖洛霍夫是苏修文艺鼻祖，因此要首先批判肖洛霍夫，我呢，是肖洛霍夫在中国的代言人。四人帮粉碎，“文革”结束，我继续翻译文学作品，这以后主要翻译出版了《托尔斯泰小说全集》。
我1938年进入雷士德中学部到1940年就离开了。那时候进雷士德主要是我父亲的意思，我父亲是个医生，同济大学毕业的，他一向仰慕科学救国，因此希望我成为一个工程师来救当时苦难的中国。
所谓搞学生运动，就是组织一批同学阅读一些进步的书刊——读书会，这两年一方面是念书，另一方面，是尽可能在同学中间传布一些进步的书刊，交流一些进步的思想。后来到1940年，我到了松江中学继续念书。原因是我当时对工科兴趣不大，还想学农科。什么原因学农科呢？一是想中国强大，一是想中国最痛苦的是农民，农民问题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因此我想自己学了农科后，在这方面出点力吧。这样就转到松江中学学农科，但我还是继续给《时代杂志》投稿。我那几年基本上白天念书晚上翻译，星期天也翻译，这几年我没有看过一场电影，也没有玩过任何东西，就是一心一意扑在读书和学习俄文翻译上面。
雷士德工学院它有很大的特点，学校的老师一般都是英国人，因此我们上课除了中国语文、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以外其他都是英文，包括数学、代数和几何都是英文的。因此那时候接触英文的机会比较多。英国人办学，我觉得比较科学。举个例子来说，现在我们的学生回家之后有很多回家作业，在雷士德绝对没有这种事，上午三节课，下午三节课，总共六节课，星期六半天，下午不上课。他们这个上课一般也就50分钟一节课，休息10分钟。每天教室里面有块黑板，这个板子每个星期都有张纸头钉在上面，哪天几号，板子上就有两个空的地方。今天不管上历史课、语文课、物理数学课，有一个老师在上面布置家庭作业，第二个老师也可以在上面布置，第三个老师就不行了。最多两个老师布置。学生回到家里最多只有两个老师的家庭作业，家庭作业的时间都不长。因此放学之后，喜欢玩的同学就去玩，喜欢看书的同学就看书，像我这样就练习俄语什么的，很宽松。同学人数不多的，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家庭出来的，家庭的环境对学生也有一定的帮助。
雷士德这个学校总共办了10年，1934年创办到1944年结束。这10年校友不多的，只有1000多人。现在我们这个校友会只有70多个校友。学校1934年成立到2004年建校70周年，有好多外地的校友、国外的校友都要回来。这一方面也表示我们同学之间，校友之间都很团结，关系很好。我们在初中部念书，这些老师都非常亲切可爱。特别是学外语，说得很多，通过这个方式，大大地提高英语水平。能说能写能看，练习的机会很多。因此我们雷士德出来的校友在外面都（被）认为是英语比较强的。特别是从事外交工作的，都认为雷士德出来的学生英语水平都是第一流的。我们这个学校一个年级分两个班，a班和b班，每个班规定的学生25个。每个班25个学生对教学很有利，学生和老师谈话、对话的机会很多。
学校为学生也做了一些服务工作，中午我们一般没饭吃的。但是我们在中学的时候，有个老的工友他会给我们烧一大锅牛肉汤，有面包供应，你要吃呢，去向他买一点。因此在学校吃饭也可以的，近的就回家吃，感到很方便。初中的运动不是很多，只有打乒乓，所以我们同学一直到现在，都是打得很好的。学校学习的环境很宽松的，外国学生很少，高中有几个，初中没有。雷士德学校培养了我比较良好的学习方式，另外它比较重视实践。
草婴读了两年的雷士德之后，到松江中学去念书，英语一直是第一名。那边松江中学的老师有些不相信，还以为我是什么地方抄来的。而那时学生毕业以后，一种是做土木工程师的，一种是做电气工程师的。笔者和草婴先生的交集除了这一次短暂的访谈外，大概就是中学时候读的无比费劲的先生所译托翁的《安娜·卡列尼娜》了，对于这样一位一辈子执著于翻译事业的老一辈翻译家，纪念先生最好的方式大概就是去读他的书吧。
栏目主持人：沈海晨 [email protected]
为了庆祝雷士德工学院建校70周年，2004年10月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联合雷士德工学院校友会在海员医院（即雷士德工学院原址）举办专题展览。
草婴是1923年出生的浙江镇海人，1937年从宁波来到上海。草婴回忆：那是1938年3月1日的事情，当时跟俄國女教师格比（音似），很可怜的事是一个星期才上一次课，因为付不起学费，一个小时一块银元，家里给我的零花钱，我要拿出四块钱学俄语，自己就只有一块钱了，当时就是这么学的。俄文中文字典有一本，语法书有一本。老师的中国话也不大利落，也说不清楚。但是呢，我就这样子学了。
1938年，这一年草婴进雷士德念中学。星期一到星期六的上午到雷士德工学院的中学部读书，星期天上午在俄国女教师的家里学俄语。后来草婴通过介绍，认识了一位地下党的领导，叫姜椿芳同志。姜椿芳同志以前是中央马恩研究局的副局长，马恩列斯的翻译都是他最后定稿的。“文革”结束以后，他就从事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创办和主编工作。草婴认识了姜椿芳同志以后，得到了指导和帮助，逐步走上有效的俄语自学道路。
到了1942年6月22日，德国希特勒向苏联进攻，苏德战争爆发，那也就是德国法西斯去侵略苏联。当时上海已是日本军国主义控制下的，叫孤岛。我们中国的党，地下党，和苏联有关方面的人秘密谈判。在上海有一本中文杂志，就是《时代周刊》，专门报道苏德战争的真实情况。这些电讯稿子都是俄文送来的，姜椿芳同志就要我帮助他们一起翻译。草婴18岁那年，白天在学校念书，晚上和星期天做翻译工作。1942年又出来一本杂志叫《苏联文艺月刊》。那时他又翻译了一篇短篇小说在《苏联文艺月刊》第二期上发表。这是草婴从事文艺翻译工作的开始。
1945年5月9日德国投降以后，美国丢了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这颗原子弹使日本死伤了二十几万人，三天以后，第二颗原子弹又在长崎丢下。就在那个时候，8月8日，也就是丟两颗原子弹中间，苏联向日本宣战。这样一来，日本既受到美国原子弹轰炸，又受到苏联正式向日本出兵，宣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告日本投降。那时候草婴已经参加了时代出版社和苏联塔斯社的工作。草婴回忆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二天，日本宪兵一卡车就开到他们办公的，现在叫淮海东路常熟路口，有一个淮海公寓，是一个法国人造的，全部是我们办公的地方。苏联已经向日本宣战了。我们要赶快想办法离开这里，正在整理时，一卡车日本宪兵就开来了。我们一逃出来，就赶快往家里跑，因为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有名单在日本人那里。没想到，过了一两天日本的军队已经不愿意打仗了，上海的日本兵就自己投降了。日本投降以后，在上海又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斗争，从1945年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草婴本来要去北京中央翻译部工作，因为肺结核的原因，不适应北京环境，就在上海，参加了上海作家协会，成为上海作家协会最早的一批专业作家，主要介绍俄罗斯文学。
上世纪50年代，草婴自己翻译俄罗斯文学。上世纪60年代，“文革”时是上海冲击的对象。他说原因在于我翻译了俄国作家肖洛霍夫的作品。而江青，在“文革”开始以前就说，肖洛霍夫是苏修文艺鼻祖，因此要首先批判肖洛霍夫，我呢，是肖洛霍夫在中国的代言人。四人帮粉碎，“文革”结束，我继续翻译文学作品，这以后主要翻译出版了《托尔斯泰小说全集》。
我1938年进入雷士德中学部到1940年就离开了。那时候进雷士德主要是我父亲的意思，我父亲是个医生，同济大学毕业的，他一向仰慕科学救国，因此希望我成为一个工程师来救当时苦难的中国。
所谓搞学生运动，就是组织一批同学阅读一些进步的书刊——读书会，这两年一方面是念书，另一方面，是尽可能在同学中间传布一些进步的书刊，交流一些进步的思想。后来到1940年，我到了松江中学继续念书。原因是我当时对工科兴趣不大，还想学农科。什么原因学农科呢？一是想中国强大，一是想中国最痛苦的是农民，农民问题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因此我想自己学了农科后，在这方面出点力吧。这样就转到松江中学学农科，但我还是继续给《时代杂志》投稿。我那几年基本上白天念书晚上翻译，星期天也翻译，这几年我没有看过一场电影，也没有玩过任何东西，就是一心一意扑在读书和学习俄文翻译上面。
雷士德工学院它有很大的特点，学校的老师一般都是英国人，因此我们上课除了中国语文、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以外其他都是英文，包括数学、代数和几何都是英文的。因此那时候接触英文的机会比较多。英国人办学，我觉得比较科学。举个例子来说，现在我们的学生回家之后有很多回家作业，在雷士德绝对没有这种事，上午三节课，下午三节课，总共六节课，星期六半天，下午不上课。他们这个上课一般也就50分钟一节课，休息10分钟。每天教室里面有块黑板，这个板子每个星期都有张纸头钉在上面，哪天几号，板子上就有两个空的地方。今天不管上历史课、语文课、物理数学课，有一个老师在上面布置家庭作业，第二个老师也可以在上面布置，第三个老师就不行了。最多两个老师布置。学生回到家里最多只有两个老师的家庭作业，家庭作业的时间都不长。因此放学之后，喜欢玩的同学就去玩，喜欢看书的同学就看书，像我这样就练习俄语什么的，很宽松。同学人数不多的，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家庭出来的，家庭的环境对学生也有一定的帮助。
雷士德这个学校总共办了10年，1934年创办到1944年结束。这10年校友不多的，只有1000多人。现在我们这个校友会只有70多个校友。学校1934年成立到2004年建校70周年，有好多外地的校友、国外的校友都要回来。这一方面也表示我们同学之间，校友之间都很团结，关系很好。我们在初中部念书，这些老师都非常亲切可爱。特别是学外语，说得很多，通过这个方式，大大地提高英语水平。能说能写能看，练习的机会很多。因此我们雷士德出来的校友在外面都（被）认为是英语比较强的。特别是从事外交工作的，都认为雷士德出来的学生英语水平都是第一流的。我们这个学校一个年级分两个班，a班和b班，每个班规定的学生25个。每个班25个学生对教学很有利，学生和老师谈话、对话的机会很多。
学校为学生也做了一些服务工作，中午我们一般没饭吃的。但是我们在中学的时候，有个老的工友他会给我们烧一大锅牛肉汤，有面包供应，你要吃呢，去向他买一点。因此在学校吃饭也可以的，近的就回家吃，感到很方便。初中的运动不是很多，只有打乒乓，所以我们同学一直到现在，都是打得很好的。学校学习的环境很宽松的，外国学生很少，高中有几个，初中没有。雷士德学校培养了我比较良好的学习方式，另外它比较重视实践。
草婴读了两年的雷士德之后，到松江中学去念书，英语一直是第一名。那边松江中学的老师有些不相信，还以为我是什么地方抄来的。而那时学生毕业以后，一种是做土木工程师的，一种是做电气工程师的。笔者和草婴先生的交集除了这一次短暂的访谈外，大概就是中学时候读的无比费劲的先生所译托翁的《安娜·卡列尼娜》了，对于这样一位一辈子执著于翻译事业的老一辈翻译家，纪念先生最好的方式大概就是去读他的书吧。
栏目主持人：沈海晨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