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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谢炯结缘还是在2017年的莫干山国际诗歌节上。当时，她的一组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其中，有一首就是被收入此次出版的诗集《黑色赋》中的《金盏菊》。当时，我就颇有惊艳感，因为这种冷静、克制的抒情，让它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
今年中秋，我没有抬头看月亮
走在一丛丛金盏菊之中
我染红双手
点红额头
有些花从未彻底凋零过
好比金盏菊
春天种下的，在春风里开过
夏季的炎热似乎已经把她打败成枯槁
秋风再度唤醒她沉睡的金黄
丰腴挺拔的多骨朵花
如一盏盏小太阳布满天宇
如佳肴，必出自流蜜的心
我染红双足，点红额头
在该睡的时候闭目，该醒的时候醒
今年中秋，我没有抬头看月亮
悲伤是容易的，快乐却稀有
隔空的思念是容易的，爱却稀有
我摘下一朵金盏菊
佩在你胸口
我完全能够想象，作为一个海外华人，她需要面对“母语的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母语就是那“枯槁”的“金盏菊”，和物理意义上的距离相比，心灵的隔阂才是一种真正的疏离。在航空业发达的今天，纽约和她的故乡上海，也不过是十几个小时航程的距离;可在离开母语语境那么多年之后，语言意义上的还乡是举步维艰的。
近年来，在国外的汉语诗人，我也接触过一些。其中一些，在出国前业已成名，比如严力、王敖、雪迪等，他们的写作在继续，因为早年在汉语诗坛确立的地位和联系，这种延续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的。虽然最近几年国内的出版社、刊物都在不遗余力地推海外华语诗人，但收效甚微，鲜有新晋者。
苏珊·桑塔格曾经在回答“写作的道德”和“作为语言的维护者”的角色等问题时如是说：“我说‘维护者’的意思是指充分使用语言，保持一种丰富而多样的词汇这一授权，……公共语言，也就是布罗茨基所谓的‘国家语言’，电视语言，是最小公分母的語言，……大多数人用25个形容词就够了，每次你用的形容词不是这25个形容词之一，那你就是在令一个词语保持活力。”作为语言的最高形式，诗歌一直是汉语里最重要的一部分。我清楚地记得2017年11月11日，那是首届莫干山国际诗歌节开幕的一天，获奖者谢炯专门写了一首名为《莫干山》的诗，在开幕式上，诗人王家新朗诵了它。这是一首至今让我难忘的诗，也被收录进了此次谢炯的新诗集。在王家新朗诵的那一刻，一个异国的“语言的维护者”形象清晰地浮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
仿佛还是昨夜
挤在上海去杭州的最后一班火车
在两节车厢间，坐在铺着旧报纸的地上
和你，和你们
我并不知道这座山叫莫干山
那是春天，新茶刚刚上市
翠竹将风轻弹过山峦，空气清新
我们进出了几座寺庙，夜宿在农家小院
你们三个轮流到屋后小便，吹口哨，抽烟
然后回屋裹在棉被里，高谈哲学
我突然听见山涛声、雨声、花吐蕊的咝咝声
你眼神踏过星空的马蹄声
仿佛还是昨天，1985年的清晨
阳光从木门底漫进来，不知名的山雀啁啾
我从山上走下来……
这首诗和《金盏菊》的精神脉络和语言气息是相通的，但它更注重叙事，更加能够勾画出一种“天涯孤客”的剪影，可以说，这是诗人的自画像：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汉语，已经成为怀旧的对象。我曾经读过沈苇的相关文章，他提出了一个概念——混血写作。谢炯想要尝试用汉语写作，语言巴别塔的困境，却很难用“混血”来解决。
关于混血写作，谢炯自己也说过：“我的诗得益于住在纽约这个彻底的混血城市，健身教练是瑞典女郎，客人从南美到印度到乌克兰，清洁工来自委内瑞拉，音乐老师是日本人， 周围都是杂七杂八的人，读的英文书是中文书的三倍，吃饭也是每顿不一样的，从法国菜到墨西哥菜每天换花样。纽约生活迫使你开放，如果我一直生活在上海，我面对的会是一个垂直变迁的时代，而移民到纽约，我同时又面临了横向的地域文化变化，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一直处在被打开的状态中，一直‘需要’用新鲜的眼睛看世界，也许恰恰是这种需要，使我一天到晚在潜意识中用自己的语言定义世界。”
谢炯平时在纽约和新泽西，作为一名职业律师，在工作日每天都要处理不少法律文书。在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也是一种写作——对语言的精准性要求更高的一种写作，但她是否享受这样的写作，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可能很多人在看好莱坞律政片时激情澎湃，那些义正辞严的语调都可以成为铿锵的音乐，抚慰着听众的耳朵。可或许，对于一个在上世纪80年代就在上海写诗的人而言，每天重复写出这些缜密的、工业螺丝一样的语言，会感到枯燥、繁复？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佩索阿、卡夫卡或者史蒂文斯——干着一份和文学毫不相干的工作，只能在解决俗事后认真地写作。谢炯说：“你看看我每天都在干什么，早晨走路上班，读两页诗歌，基本都是英文的，今天读了一首拉金的，然后处理客人银行50万跳票。然后是写不完的邮件，然后突然又读一首Moore的诗。”作为律师中的诗人和诗人中的律师，不仅要面对母语被第二语言侵占的困境，还必须面对文学语言和文书语言心灵亲疏的困境。从这个角度而言，她和那些公文写作者在写诗时的遭遇是相似的。
有一次，谢炯和我谈起重新写诗的际遇。她使用了这样的文字：“2014年南部非洲四国游后，我写了长篇大幅的游记，但是，我却一次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诗人，诗被埋葬得如此之深，深到我自己早已丧失了唤醒她的意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极度幸运的。2014年12月初，黑子加入上海交大文学群，联系上我之后，他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否还写诗？’我回答说：‘早就不写了’。奇怪的是，我很想告诉他，我还在写，在灵魂深处，我知道自己从来没有终止过喃喃自语。我突然意识到，在我使用的日常语言之下有另一种语言，那就是我的喃喃自语，那就是诗。12月11日，回家途中，路过纽约诗人之家前的河滨花园，我写了第一首诗《雨季的问候》，我很感慨，在雨中的花园徘徊到深夜，哭了很久。我不知道是我失去了诗，还是诗失去了我;我不知道是诗找到了我，还是我找到了诗;我不知道自己年近半百，诗前来敲门想干什么。但我流的是幸福的泪，是一个曾经失去过人生最珍贵的东西后失而复得的人流下的感激的眼泪。一瞬间，所有的面具都褪下了，不再重要，半个世纪的旅途之后，我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是个诗人。” 其实，在谢炯的讲述中，她一直忘了一件事情，为什么她重新写诗之后，她还是会选择用汉语写作。她是下意识的，在将自己“唤醒”之后，她就成为了一种新的发声系统。这不仅得益于谢炯天生的诗人才华，也得益于陌生语境对她的磨砺。诗人胡弦这样评价她：“因为身在异乡，谢炯曾很长时间不使用母语。而一经写作，母语则完全复活了，让人感慨母语在一个诗人那里的强大。”在这里，我们不禁要感叹语言的自我修复功能。对于某些人而言，在异国，可能完全失去母语，而在某些人的体内，母语是一座休眠的火山，随时都可能重新喷薄出巨大的能量。
谢炯出生于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在这里，她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根据她随笔中的记载，在来到纽约之后，她也有一段漫长的、痛苦的时期。但上海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和世界之都纽约之间，天生有一种关联性，这使得她的诗歌写作更加现代、收放自如。不像那些来自于内地农村的青年看纽约（他们带着一种不自知的猎奇感），谢炯的视角是相对平视的。
《法拉盛：诗和远方》《地铁随笔》《航班状态》《寻找海明威》《圣诞树》……在处理这些美国的城市经验时，谢炯显然是有把握的，她已经类似于本雅明所说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在谢炯的诗歌发声系统里，以上题材俯拾可见，证明她处理城市经验已经相当丰富。在謝炯的谈话中，从没有刻意表现出对这些题材的偏好——这和中国很多作家、诗人所刻意强调的“城市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关系。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即使在处理不那么城市的题材时，谢炯也能表现出她惊人的现代经验代入感。比如这首《小树林》中有这样的句子：“少了几只鸟/她们飞去了其他林子/还是那条长凳，同样无人，同样无语”。一般的诗人在写到鸟的时候，很少会将“凳子”代入进去，可谢炯却自然地将凳子作为一个意象。在这样接近自然的题材中，城市生活经验也被她不经意地移植了。
奥登说：“听弥撒最好的方式，是在你不懂那种语言的时候。”布罗茨基进一步解释说：“的确，无知有助于在这样的场合集中注意力，正如在每个意大利教堂，尤其是在冬天，朝圣者所忍受的微弱的照明一样。在经过诗歌的神秘期之后，谢炯不再将诗歌作为一种弥撒，而是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有益补充。在与诗人交往时，她也能写出这样的交游诗，可以说是在恢复中国诗歌的一种宝贵的传统。比如这首《过合肥致先发》：
我们通过
狭窄的旋转楼梯来到的
将是有序的后半生
庭院的合欢树在阳光下灼烧
剥开的石榴闲置在玻璃杯圈中
鹤在窗外的风景线优美地单脚独立
那么我们还要什么呢？
这其实是个答案
不过被我们以问句的形式抛出
尽管我们早已将平衡点建立在滚动的铁圈之上
对于铁与地面摩擦的瞬间
却依然充满最初的狂喜
这样的诗作，使谢炯的写作更接近于收放自如的状态。先前，她在写作的时候，即便是最日常的写作，也往往带着强烈的使命感，这使她看上去没有那么张弛有度。但我相信经过这样的训练之后，她将更快地在母语中被真正唤醒。
除此之外，近年来，谢炯还在翻译诗歌。对翻译者来讲，一般将外语翻译成母语是较为容易的，但谢炯却反其道而行之。随着对国内当下现代汉语诗歌的了解，她觉得在西方国家缺乏有效的汉语诗歌翻译文本，因此，她利用自己宝贵的业余时间，翻译了十三位中国诗人的作品。十三在西方是个隐晦的数字，史蒂文斯的名篇《观察黑鸟的十三种方式》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视角的诗学实践。她或许也想用这种方式，在西方国家打开中国诗人的一个诗学审美空间。她说，很多中国诗人的语言凝炼而晦涩，对她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挑战。这等于说，她要为这么多诗人在英语世界里重新写作。对于她而言，这是她在母语意识苏醒后的一次再出发。
有趣的是，谢炯的翻译不是单向的。她今年翻译了一本诗集——《墙上的字：保罗·奥斯特诗歌全集》，在将东方摆渡给西方后，她又将西方反馈给了东方。也许，在经历母语写作、英汉互译之后，谢炯能够用这“三重奏”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混血写作”。
今年中秋，我没有抬头看月亮
走在一丛丛金盏菊之中
我染红双手
点红额头
有些花从未彻底凋零过
好比金盏菊
春天种下的，在春风里开过
夏季的炎热似乎已经把她打败成枯槁
秋风再度唤醒她沉睡的金黄
丰腴挺拔的多骨朵花
如一盏盏小太阳布满天宇
如佳肴，必出自流蜜的心
我染红双足，点红额头
在该睡的时候闭目，该醒的时候醒
今年中秋，我没有抬头看月亮
悲伤是容易的，快乐却稀有
隔空的思念是容易的，爱却稀有
我摘下一朵金盏菊
佩在你胸口
我完全能够想象，作为一个海外华人，她需要面对“母语的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母语就是那“枯槁”的“金盏菊”，和物理意义上的距离相比，心灵的隔阂才是一种真正的疏离。在航空业发达的今天，纽约和她的故乡上海，也不过是十几个小时航程的距离;可在离开母语语境那么多年之后，语言意义上的还乡是举步维艰的。
近年来，在国外的汉语诗人，我也接触过一些。其中一些，在出国前业已成名，比如严力、王敖、雪迪等，他们的写作在继续，因为早年在汉语诗坛确立的地位和联系，这种延续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的。虽然最近几年国内的出版社、刊物都在不遗余力地推海外华语诗人，但收效甚微，鲜有新晋者。
苏珊·桑塔格曾经在回答“写作的道德”和“作为语言的维护者”的角色等问题时如是说：“我说‘维护者’的意思是指充分使用语言，保持一种丰富而多样的词汇这一授权，……公共语言，也就是布罗茨基所谓的‘国家语言’，电视语言，是最小公分母的語言，……大多数人用25个形容词就够了，每次你用的形容词不是这25个形容词之一，那你就是在令一个词语保持活力。”作为语言的最高形式，诗歌一直是汉语里最重要的一部分。我清楚地记得2017年11月11日，那是首届莫干山国际诗歌节开幕的一天，获奖者谢炯专门写了一首名为《莫干山》的诗，在开幕式上，诗人王家新朗诵了它。这是一首至今让我难忘的诗，也被收录进了此次谢炯的新诗集。在王家新朗诵的那一刻，一个异国的“语言的维护者”形象清晰地浮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
仿佛还是昨夜
挤在上海去杭州的最后一班火车
在两节车厢间，坐在铺着旧报纸的地上
和你，和你们
我并不知道这座山叫莫干山
那是春天，新茶刚刚上市
翠竹将风轻弹过山峦，空气清新
我们进出了几座寺庙，夜宿在农家小院
你们三个轮流到屋后小便，吹口哨，抽烟
然后回屋裹在棉被里，高谈哲学
我突然听见山涛声、雨声、花吐蕊的咝咝声
你眼神踏过星空的马蹄声
仿佛还是昨天，1985年的清晨
阳光从木门底漫进来，不知名的山雀啁啾
我从山上走下来……
这首诗和《金盏菊》的精神脉络和语言气息是相通的，但它更注重叙事，更加能够勾画出一种“天涯孤客”的剪影，可以说，这是诗人的自画像：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汉语，已经成为怀旧的对象。我曾经读过沈苇的相关文章，他提出了一个概念——混血写作。谢炯想要尝试用汉语写作，语言巴别塔的困境，却很难用“混血”来解决。
关于混血写作，谢炯自己也说过：“我的诗得益于住在纽约这个彻底的混血城市，健身教练是瑞典女郎，客人从南美到印度到乌克兰，清洁工来自委内瑞拉，音乐老师是日本人， 周围都是杂七杂八的人，读的英文书是中文书的三倍，吃饭也是每顿不一样的，从法国菜到墨西哥菜每天换花样。纽约生活迫使你开放，如果我一直生活在上海，我面对的会是一个垂直变迁的时代，而移民到纽约，我同时又面临了横向的地域文化变化，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一直处在被打开的状态中，一直‘需要’用新鲜的眼睛看世界，也许恰恰是这种需要，使我一天到晚在潜意识中用自己的语言定义世界。”
谢炯平时在纽约和新泽西，作为一名职业律师，在工作日每天都要处理不少法律文书。在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也是一种写作——对语言的精准性要求更高的一种写作，但她是否享受这样的写作，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可能很多人在看好莱坞律政片时激情澎湃，那些义正辞严的语调都可以成为铿锵的音乐，抚慰着听众的耳朵。可或许，对于一个在上世纪80年代就在上海写诗的人而言，每天重复写出这些缜密的、工业螺丝一样的语言，会感到枯燥、繁复？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佩索阿、卡夫卡或者史蒂文斯——干着一份和文学毫不相干的工作，只能在解决俗事后认真地写作。谢炯说：“你看看我每天都在干什么，早晨走路上班，读两页诗歌，基本都是英文的，今天读了一首拉金的，然后处理客人银行50万跳票。然后是写不完的邮件，然后突然又读一首Moore的诗。”作为律师中的诗人和诗人中的律师，不仅要面对母语被第二语言侵占的困境，还必须面对文学语言和文书语言心灵亲疏的困境。从这个角度而言，她和那些公文写作者在写诗时的遭遇是相似的。
有一次，谢炯和我谈起重新写诗的际遇。她使用了这样的文字：“2014年南部非洲四国游后，我写了长篇大幅的游记，但是，我却一次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诗人，诗被埋葬得如此之深，深到我自己早已丧失了唤醒她的意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极度幸运的。2014年12月初，黑子加入上海交大文学群，联系上我之后，他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否还写诗？’我回答说：‘早就不写了’。奇怪的是，我很想告诉他，我还在写，在灵魂深处，我知道自己从来没有终止过喃喃自语。我突然意识到，在我使用的日常语言之下有另一种语言，那就是我的喃喃自语，那就是诗。12月11日，回家途中，路过纽约诗人之家前的河滨花园，我写了第一首诗《雨季的问候》，我很感慨，在雨中的花园徘徊到深夜，哭了很久。我不知道是我失去了诗，还是诗失去了我;我不知道是诗找到了我，还是我找到了诗;我不知道自己年近半百，诗前来敲门想干什么。但我流的是幸福的泪，是一个曾经失去过人生最珍贵的东西后失而复得的人流下的感激的眼泪。一瞬间，所有的面具都褪下了，不再重要，半个世纪的旅途之后，我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是个诗人。” 其实，在谢炯的讲述中，她一直忘了一件事情，为什么她重新写诗之后，她还是会选择用汉语写作。她是下意识的，在将自己“唤醒”之后，她就成为了一种新的发声系统。这不仅得益于谢炯天生的诗人才华，也得益于陌生语境对她的磨砺。诗人胡弦这样评价她：“因为身在异乡，谢炯曾很长时间不使用母语。而一经写作，母语则完全复活了，让人感慨母语在一个诗人那里的强大。”在这里，我们不禁要感叹语言的自我修复功能。对于某些人而言，在异国，可能完全失去母语，而在某些人的体内，母语是一座休眠的火山，随时都可能重新喷薄出巨大的能量。
谢炯出生于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在这里，她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根据她随笔中的记载，在来到纽约之后，她也有一段漫长的、痛苦的时期。但上海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和世界之都纽约之间，天生有一种关联性，这使得她的诗歌写作更加现代、收放自如。不像那些来自于内地农村的青年看纽约（他们带着一种不自知的猎奇感），谢炯的视角是相对平视的。
《法拉盛：诗和远方》《地铁随笔》《航班状态》《寻找海明威》《圣诞树》……在处理这些美国的城市经验时，谢炯显然是有把握的，她已经类似于本雅明所说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在谢炯的诗歌发声系统里，以上题材俯拾可见，证明她处理城市经验已经相当丰富。在謝炯的谈话中，从没有刻意表现出对这些题材的偏好——这和中国很多作家、诗人所刻意强调的“城市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关系。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即使在处理不那么城市的题材时，谢炯也能表现出她惊人的现代经验代入感。比如这首《小树林》中有这样的句子：“少了几只鸟/她们飞去了其他林子/还是那条长凳，同样无人，同样无语”。一般的诗人在写到鸟的时候，很少会将“凳子”代入进去，可谢炯却自然地将凳子作为一个意象。在这样接近自然的题材中，城市生活经验也被她不经意地移植了。
奥登说：“听弥撒最好的方式，是在你不懂那种语言的时候。”布罗茨基进一步解释说：“的确，无知有助于在这样的场合集中注意力，正如在每个意大利教堂，尤其是在冬天，朝圣者所忍受的微弱的照明一样。在经过诗歌的神秘期之后，谢炯不再将诗歌作为一种弥撒，而是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有益补充。在与诗人交往时，她也能写出这样的交游诗，可以说是在恢复中国诗歌的一种宝贵的传统。比如这首《过合肥致先发》：
我们通过
狭窄的旋转楼梯来到的
将是有序的后半生
庭院的合欢树在阳光下灼烧
剥开的石榴闲置在玻璃杯圈中
鹤在窗外的风景线优美地单脚独立
那么我们还要什么呢？
这其实是个答案
不过被我们以问句的形式抛出
尽管我们早已将平衡点建立在滚动的铁圈之上
对于铁与地面摩擦的瞬间
却依然充满最初的狂喜
这样的诗作，使谢炯的写作更接近于收放自如的状态。先前，她在写作的时候，即便是最日常的写作，也往往带着强烈的使命感，这使她看上去没有那么张弛有度。但我相信经过这样的训练之后，她将更快地在母语中被真正唤醒。
除此之外，近年来，谢炯还在翻译诗歌。对翻译者来讲，一般将外语翻译成母语是较为容易的，但谢炯却反其道而行之。随着对国内当下现代汉语诗歌的了解，她觉得在西方国家缺乏有效的汉语诗歌翻译文本，因此，她利用自己宝贵的业余时间，翻译了十三位中国诗人的作品。十三在西方是个隐晦的数字，史蒂文斯的名篇《观察黑鸟的十三种方式》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视角的诗学实践。她或许也想用这种方式，在西方国家打开中国诗人的一个诗学审美空间。她说，很多中国诗人的语言凝炼而晦涩，对她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挑战。这等于说，她要为这么多诗人在英语世界里重新写作。对于她而言，这是她在母语意识苏醒后的一次再出发。
有趣的是，谢炯的翻译不是单向的。她今年翻译了一本诗集——《墙上的字：保罗·奥斯特诗歌全集》，在将东方摆渡给西方后，她又将西方反馈给了东方。也许，在经历母语写作、英汉互译之后，谢炯能够用这“三重奏”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混血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