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作家“的生命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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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决定退稿……"
  
  1998年底,一部名叫《啊,山还是山》的电视连续剧在广东有线电视台播出。播出前,照例有一个内部的观摩会,也照例请来了一批专家。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专家们进入剧情后不久便开始落泪。《羊城晚报》在《批评家为何流泪》的文章中写道:"观看者为了掩饰流泪,起初还假装扶眼镜而偷偷擦拭;后来泪水越流越多,扶眼镜再也掩饰不住了,他们干脆就用纸巾抹;当有人终于忍不住抽泣起来时,掩饰者觉得再去控制泪水就是虚伪了,索性就让流泪成为公开项目……"
  更令人惊奇的是,这部片子的编剧兼制片人,是一个日常工作极为繁忙、有着3.7万多职工的羊城铁路总公司的党委书记,他的名字叫李科烈,有人戏称他为"书记作家"。为了作品能"原汁原味"地反映底层百姓在略带苦味的人生中的艰辛和追求,李科烈付出的努力和代价是难以想象的。
  1997年夏天,李科烈的心情也像天气一样烦躁。他放下电视台改动好的剧本,抓起电话:"你们把我的剧本这样改法,我无法接受,我决定退稿……"五年了,多少个夜晚清晨,他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爬,才爬成为现在这20集的电视剧本,对于一个业余作者来说,也许这个决定将使他的作品永远失去搬上荧屏的机会。何况人家说的也有人家的道理呀,20集的本子连"共产党"三个字都看不到,政治上怎么立得起来?再说要奔获奖,就是对上领导的口味,老百姓的态度可管不了!蓦地,李科烈的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仔啊仔,等你大了,做得了事,莫忘了骚母是从破棉袱里爬出来的啊!"他心里一热,44 年前的一幕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江边,几个正在玩耍的孩子纷纷把手伸向一个衣服上缝着白色孝边的5岁男孩,嚷着:"无父仔,无父仔,把送纸钱还我们嘛!"男孩转身默默离去。起哄的叫嚷声在背后响着:"羞!羞!无父仔,拿人家的钱,还回来嘛!还回来嘛!"……男孩跑回家,来到病卧在破铺上的母亲跟前:"妈,把……把送纸钱还给他们!"母亲望着儿子:"你……?""阿明他们向我讨钱……"母亲叹了口气:"小孩子的话别当真。""他们……"望着母亲忧伤的目光,男孩咬咬嘴唇,把满肚的屈辱吞了回去,母亲拉起儿子的手轻轻地拍着:"仔啊仔,等你大了做得了事,莫忘了骚母是从破棉袱里爬出来的啊!"
  那就是李科烈的童年。靠着一支扁担,一对破箩,母亲艰难地拉扯着4个孩子。每次当母亲从旧课本上撕下一页纸,折成三角型纸袋的时候,家里就能开锅了。捧着从米铺买回的小纸袋米,母亲满足地说:"你们父亲在世时家里也饥一顿饱一顿。唉,有时没米下锅,眼巴巴盼他讨海回来,他呀,半路就把卖鱼的钱接济其他工友去了。讨海人哪个不知你们死鬼父亲成大的名,可有啥用?老婆孩子跟着他也衰,只配挨饿……"母亲口里虽说着埋怨的话,可一待生活稍有着落,她便谋划着把父亲生前在店铺打酒欠下的钱还清。尽管店铺老板一再表示一点小数目不必还了。可母亲不,她硬是几分一毛地积集起来,一点点把钱还清……
  "破棉袱"让小男孩品尝了生活的艰辛,也学懂了做人的自尊。现在当有人想用时髦的"政治香水",除去他剧本里散发着的"破棉袱"那浓浓的"汗臭味"时,他心里不断地喃喃着:"不都是从破棉袱里爬出来的么,干嘛嗅不得汗臭味!"
  也许正是这无法忘却的底层情,注定了李科烈不顾一切决定要独立自主地拍一部自己的戏。他把剧本寄给了素不相识的大导演王扶林。曾导演《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电视剧而蜚声海内外的王扶林接到剧本的第三天,就在电话里对李科烈讲:"你的本子把我感动了,你要我干什么都行,导演、顾问、总导演……你定吧,还有什么要求?""我……"李科烈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感情的闸门哗地冲开了,从心底掏出来的话发着颤音:"我……我不图得奖,只图拍一部实实在在属于底层老百姓的戏,可就这么难啊!王老师,我们欠老百姓太多太多……"
  这分明是一个"负债人"发自内心的感叹,干嘛要自找苦吃呀?也许只有他那印在铁道线上的一行行脚印,才能真实地披露出他的心路历程……
  
  执著往往意味着痛苦
  
  1964年,年仅16岁的李科烈提着一只旧藤箱,背着父亲留下的一张用染网汁泡过的被子,离开家乡粤东的达濠镇,投身于铁路工作。
  从当学徒时起,工友都笑他太木讷了,不懂跑"门子"。唉,那一叠叠的书几乎占去他床铺三分之一的空间,还有时间去跑么?那时候一个大房间住十几个单身汉,40多岁还讨不到老婆的"光叔"成了宿舍的棋王;结婚四五年没有房子,晚上老婆来的时候就用一匹蓝布把下铺围起来,搭成鸳鸯铺的"干部腔";每次探亲回来必给省委书记写信,反映乡下的干部欺压农民的"老布尔什维克"……他们各自藏着一份苦恼,只有打"狗肉煲",开大餐的时候,那苦恼就会被"五加皮"的酒气化成脏话、笑话、咸话一齐吼出来。有时他们吝啬得为一张四分钱的报纸吵得面红耳赤,可赶任务的时候他们一分也不计地甩下大把大把的汗水。抢险的风雨中,他们玩命得忘了自己是血肉之躯……李科烈被深深地感动了,带着稚气的冲动,他写出了第一篇小说《在闪光的轨道上》,热情地赞扬那些熟悉的工友们的"闪光"点。
  生活推著李科烈往前走,他被提为小干事,又当上了车间主任、段党委副书记、分局组织部长……他那为工友们描像的冲动依然不减,他写检车工人;写站台上的孩子;写寂寞的小站……随着工作岗位的变动,他接触了更多的人和事,他越来越被这些人和事背后的真实所震撼,奉献以及奉献后面的艰辛和苦涩使他的笔变得沉重起来,再也喊不起那稚气的冲动了。
  他忘不了那个因住房和父母闹僵又和头儿谈崩准备铤而走险的青工,多亏当时李科烈没有以段党委书记的身份,而是以哥们的义气和赤诚跟他一起埋怨发泄,才把烈马引出困境,于是观众在电视剧中看到,当猫仔听说分不到新房时,甩旗子拍桌子吼道:"猫山沟,干活,抢险是我们的,好事,分新房是他们的,我们成了龟孙子……讲奉献?奉献不是我们的专利!他们讲什么?我大小是个人,要个窝,养老婆,养孩子……"
  他忘不了那个在机车的黑影中把工友打出道心,自己却倒在血泊中,遗下老婆和两个幼儿的养路工,因为说不清的原因,他什么都算不上,他走得那么壮烈却又那么静悄悄……于是观众在剧中看到,高佬为打停列车被泥石流埋掉,只有那攥着红背心的手臂像旗帜一样插举着。
  他更忘不了那个为寻找神志不大正常的女儿的出路,而带着女儿一起走向绝路的老工人,读着这位老工人的遗书,他面壁而哭,任凭愧疚的泪水倾泻而出……于是剧里猫仔、大胡、高佬、老韩头等人物形象带着苦恼,带着无奈,带着苦涩的笑走来。李科烈深情地写道:"在这片热土的底层,那些连名字都没有人在意的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在略带苦味的人生中,以自己的那份追求,那份艰辛,那份宽容,那份真情,滋养着我们民族的根,民族的魂……"
  业余创作使李科烈的生活无法轻松下来,工作又把他推上总公司党委书记的位置。变幻的生活有时也使他显得很无奈,某种场合他也不得不说些违心的话,做他不想做的事,他把这种苦恼转化成对生活的思虑,他借剧中高佬的口说出:"不正常的是我们这些正常人,搞得人与人复杂化,正常的变成不正常,不正常的倒成了正常!"
  李科烈太执著了,而执著往往意味着不合时宜的痛苦。当初他要是不从电视台撤回剧本,他可以轻轻松松得到20万元的稿费。而现在,整天为收回投资而操心,他一分钱稿费也没拿,还是有人向铁道部告状,说他拍电视剧肯定是为个人捞钱。对此,李科烈无怨无悔,因为他用5年心血哺养出来的孩子---《啊,山还是山》,已经活生生地走到了荧屏上。他写道:"啊,孩子,你要记住,如果底层的人们因为你身上流着和他们一样的血,散发着和他们一样的气息而接纳了你,把你当成他们中间的一员,你就成功了,只有这时面对着这片生你养你的热土,你才可以无悔地说:我感谢你们!"□(编辑:橡子摄影: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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