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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年一度高考的临近,一向被视为高考最重要科目之一、安排在考试第一堂的语文,又成了一些专家学者们"炮轰"的对象。
"语文,我为你流泪","语文教育:世纪末的尴尬","中学语文坑死人","遗忘和隔离的工具"……
中学语文,你到底怎么了?
王蒙能考多少分?
著名作家王蒙曾经几次做过中学语文标准化试卷,想看看自己能得多少分。结果成绩都不理想,其中最好的一次成绩只有60 分,剩下的,连及格都达不到。王蒙认为,这些试卷的答案都相当死板,不是A就是B 。他提出,现在流行的标准化试卷也许是受英语电脑化、数据化考试的影响,亟待改革。
在冰心老人离开我们的时候,王蒙就曾经感慨地说:"今后还有这样大气和高明、有教养而纯洁的人吗?伟大古老的中华民族,不是应该多有几个冰心这样的人物吗?"眼见20世纪的中国文化大师们一个个走了,真叫人害怕后继无人。
许多专家学者在经历过一番痛苦的思索之后,英雄所见略同:新中国文化大师人才凋零,"中学语文"罪责难逃。日前,在"草原部落创作室"主任贺雄飞的策划下,一部以"拯救中学语文"为己任的著作《审视中学语文教育》出征了:孔庆东、摩罗、余杰上阵主编,严家炎、钱理群、王富仁、蓝棣之等全力顾问,葛兆光、杨东平、孙绍振等冲锋陷阵,直捣"中学语文"幕后可悲的僵化思想体系。
编者在"拯救语文"一文中这样说:悲惨的中学生朋友,我的弟弟妹妹,你们学了12年语文,居然写不好一张字条;你们学过数百篇课文,居然听不懂一首歌谣;你们呕心沥血背诵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写作特点"、"标准答案",只不过是为了应付几个小时的高考。假如你考上了中文系,大学老师第一天就会告诉你:"把你从前所学的,全部扔掉。"可怜的中学语文老师,你们也明知这样的教材不对,这样的教法不好,可是为了让学生考上大学,为了让家长露出微笑,为了能当上"优秀教师",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指导"……你们只好牙掉了咽下肚硬把老鼠讲成猫。你们在教研室也是愤愤不平,对"标准答案"热讽冷嘲,可是一走进教室,你们就黑手高悬黑教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此时,举国上下一片声讨"中学语文"的声音,这些声音或许有一点夸张和激愤,然而那是因为爱之深,痛之切;那是因为他们要拯救的,是世上最沉重最豪华的"泰坦尼克号",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我们立国立人的依靠。
学生的茫然和家长的尴尬
几乎每一个家长,包括在中国文学方面颇有成就的家长,似乎都尝试过在孩子面前的尴尬,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做不出小学5年级的语文题,他们的答案被孩子的老师打上大大的"×"。作家莫言哭笑不得地说他连女儿的作文都不敢改,因为如果按照老师给女儿规定的写作文的要求来看他的作品,将"没有一句不是病句"。
詩人邹静之也发现自己辅导不了上小学的女儿的作业。根据句子的意思写成语,关于"思想一致,共同努力",女儿答"齐心协力",老师判错,标准答案是"同心协力"。另一条"刻画描摹得非常逼真",女儿答"栩栩如生",他觉得没有什么不妥,想不到老师又判错,因为标准答案是"惟妙惟肖"。
笔者一位编辑朋友的儿子读小学5年级,一天向父亲请教寒假作业中的难题,题目是:请写出形容"最长的脚"和"最短的季节 " 的成语。
当了10年编辑的朋友想了半天,想出了"一步登天"和"白驹过隙"两个词,谁知第二天被老师打了两个大大的"×"回来了,原来标准答案应该是"顶天立地"和"乍暖还寒",朋友的儿子委屈地说:"爸爸,你要不会,下次不要乱说。"而朋友实在想不通,如果 " 顶天立地"可以形容"最长的脚",那么"一步登天"为什么不可以。
一位记者说,老师让他的孩子写作文描写他们在课外活动时丢沙包的情景,孩子写道:"沙包在我们手中像流星一样地飞来飞去,在中间跳来跳去的同学被打得屁滚尿流、狼狈逃窜……"记者认为写得很生动,想不到老师的批语是:胡说八道。后来,老师出了一篇作文题《我和我的朋友》,孩子写了他和他养的小动物之间的趣事,记者也认为写得挺好,想不到老师给的评分是不及格。记者很疑惑,特地到学校请老师拿出得了高分的同学的作文来看,原来内容几乎都是写同学中互相友爱雨中送伞之类的故事,从结构到用词好像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难道这才是我们要求的好作文吗?
难怪《审视中学语文教育》的作者要大声疾呼:"这是一本伤心的书,因为再不伤心我们的孩子将不会说话;这是一本拯救的书,因为再不拯救我们的民族将由聋而哑。
"两地的师生,一样的声音
现在让我们去看看另一个场景:9年前, 1990年12月6日上午,台北建国中学三年级26班教室,4个成年人和57名中学生正对台湾高中国文课本是否受欢迎一题进行探讨。
4个成年人是《国文天地》副总编辑连文萍、编辑陈晓怡、朱云丰,建国中学教师杨鸿铭。与会学生则是建国中学(高中)三年级26班的全体学生。
对"国文课能给我什么?"和"国文课的目的是什么?"两个敏感问题,台湾的中学生们如是说:
曹永正:国文教育应该要帮助我们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是目前的国文课并未达到这样的效果,这是因为我们的课本选材以儒家思想为主流,讲的不外是"忠孝节义"。但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号称黄金时代的春秋战国,却是诸子尽出、百家争鸣,国文课本应该可以把各家思想都选出来,让我们去比较,选择合乎自己兴趣、需要的思想,没有必要预先设置好个模式,叫大家跟着走,这样不过是训练一群只会读书的驴子。
王文聪:我以为"国文"课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教我们怎样表达自己的意见。
刘建宏:现在国文课本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取材不均匀,中国历代文人这么多,好文章必然也不可胜数。我稍作统计发现,六册的国文课本,以民国的文章最多,占了30%,唐、宋各占10%,其它各代则都不足10%。在作者方面,唐宋八大家共选17篇,独独曾巩未被选入。民国以来,孙中山、蒋中正、蒋经国的文章也占了9篇之多,这些文章大都是教我们要忠于国家。像这类文章占去太多篇幅,对我们学习国文实际上也没有任何帮助,应该予以删除或移到"公民"、"三民主义"课本比较合适。
萧必沛:对于政治性的文章,我认为应该予以删除,因为占掉太多的白话文的篇幅。这些政治文章取代表性即可,但现在的每一册课本竟然都选择了一至二篇,这无异是浪费国文课本的篇幅。最后,经与会全体同学认真讨论,评选出国文高中课本中最令人印象深刻和最不喜欢的文章。 最令人印象深刻课文前5名
《纵囚论》(欧阳修)《赤壁赋》(苏轼)《留侯论》(苏轼)《哲学家皇帝》(陈之藩)《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
最不喜欢的课文前5名
《我们国家的立场和国民的精神》(蒋中正)《一位平凡的伟人》(蒋经国)《灵山秀水挹清芬》(潘琦君)《革命哲学》(蒋中正)《这一代青年的新希望》(蒋经国)
无独有偶,在台湾这个座谈会过去8年之后,1998年12月12日,北京大学也有几个人对大陆中学语文进行了一番对话。此次对话的地点在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书斋,对话者共4人:钱理群教授和他的学生余杰及弟子摩罗、杨帆。让我们听听这段录音:
余杰:还有一个问题是政治人物的文章选得太多,谁的官大谁就进语文课本。
钱理群:这其实也是把语文课本简单地当作政治教育课。
余杰:鲁迅文章的选编也值得研究,是否应该选这么多。现在许多中学生都反映学鲁迅很痛苦,不知道在学什么?
钱理群:在大学里许多学生也很厌烦鲁迅,中学生自然更会感到受不了。原因大致有两个:他们选的是符合政治需要的文章,把鲁迅的作品扭曲后纳入他们"阶级斗争"的范围,因此特别看重论战性的文章。另外鲁迅作品所占的比例也实在太大。
余杰:中学语文的12本教材中,中国以外的作家所写的作品只占8%,照理应当有30%～40%。除高尔基外,20世纪的外国作家一个也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无一人入选。钱理群:教育方面的问题太值得关注了,也太值得批评了,我觉得1949年以来许多大的失误是比较容易弥补的,但有两个大的失误是很难解决的。一个大的失误是人口问题,这使我们现在面对如此众多的人口毫无办法;其次就是教育问题。而最近这20年来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问题。教育方面所造成的恶果短期内是看不出来的,越是一时看不出来,积累下来的问题就会越多,隐藏着的恶果也就必定越大。
目前最主要的弊端是太忽略人文教育的作用。语文教育有其特殊性,许多人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都会发现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往往是语文教育,或者是语文教师。就我而言,决定我一生发展的是语文老师。语文教育应当占有一个特殊甚至是核心的位置,因为语文的文学性对青少年更富有感染的力量。中学语文教育落实到人文教育上时,就是给人建立一种精神底子。我对整个中国改革的看法是,改革要早,步子要慢。也就是开局要机警,行动要谨慎。我们的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要么不改,要么改起来就乱来。有的问题反映一强烈,某个领导一句话就变了过来。语文教育的问题确实很严重,我们是要积极地宣传这方面的改革,但在具体操作上是一定要谨慎的。
"炮打"的目的是为了振兴
1998年,一次真正的中学语文改革浪潮兴起了。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羊城晚报》,都大胆地发表了一系列"炮打中学语文"的尖锐文章。
张智乾在"无法释怀的记忆"中写下了自己参加1998年高考阅卷的真实经历,也写下了心头的沉重和焦虑。这一年语文试题中,有一道题是用时间为主语,造出两个比喻句。在阅卷时,张智乾发现,那些写"时间如航船,载我们去胜利的地方!"之类句子的学生,都被老师认为"人生观很积极"而得到了满分。而一个写"时间好比我们手中的沙子,从我们手里漏去,从此不再归回;时间就像一列列车,载着我们,经过无数的人生小站,最后抵达死亡!"的学生,却被老师们认为是"一点都不乐观"而被判了零分。
张智乾曾尽力为这个学生辩解,认为这个学生的文笔和想象力都不错。可老师们一致认为不能宽恕这个"人生观灰暗"者。张智乾悲哀地想,如果"让托尔斯泰、鲁迅等大作家参加高考,说不定也会因他们的文章人生观灰暗而落榜吧?"
邹静之在"女儿的作业"一文中写道:"她的作文几乎是假话、假感想、假故事大全。她的同学几乎都写过扶老婆婆过街,给老师送伞,借同学橡皮那类的故事。她们快乐地共同编着一样的故事,然后套上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这样的格式,去到老师那儿领一个好分。她们老师说天下文章一大抄,谁不抄谁是傻子。我在书店看到过《儿童作文经典》这类的书,摆了一架又一架,我不知道经典这词现在已经变得这么随便。这些书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你的写作能力,它向你提供些应付考试的、可以改头换面的模本。……我曾接触过一些大学生,他们看过的经典比我在文革当知青时还要少,他们不看巴尔扎克,也不看冯梦龙,他们不看金斯堡,也不看白居易。谈到希望,再也不敢想十几岁的人能写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的句子来了。好像是文化提高了,好像是上学的儿童很多了,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模子里走出来的孩子。"孙绍振一篇"炮轰全国统一高考体制"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广泛注意,他在讲到高考语文命题时这样说:"许多考题出得莫名其妙,答案武断到荒谬绝伦,弄得语文考试比八股文还僵化。不但以学生为敌,而且以教师为敌。当高考题目发下来的时候,常常没有一个语文教师有把握说出答案。
"一个中学生告诉我,市里的质量检测结束以后,一位很有威信的教师照例给学生讲解试题。他仗着自己的资格老,懒得看标准答案,就一面讲一面问学生标准答案。学生用唱歌一样的声音作答,老师跟着解释为什么要作这样选择,而不是作另一种选择。机械重复使得一些思想活跃的学生觉得太不过瘾,就故意朗诵错误的选择,而教师就牵强附会地说明它是如何地正确。等到调皮鬼学生说明,真正的标准答案应该选择的是另一条,于是教师又口若悬河地证明为什么另一条的绝对正确性。全班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了设置陷阱,连出题者自己也跌入陷阱。一旦出卷者自己陷入谬误,而这种谬误又很轻易地化为标准答案,全国就没有任何人能够挽救。有这样一个事实:一位重点中学的权威教師,在调进高等学校的那一年,他的公子面临考大学。当他应儿子要求,为之做语文模拟卷子时,结果被认为错误百出。但是当他当语文教研组长的时候,他有出题的权力,他就是标准答案。
"高考考卷不但是一份考卷,而且是一根指挥棒。考试的猜谜性质迅速渗透到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中去。这样,堂而皇之的语文课就充满了一本正经的钻牛角尖,伤天害理的文字游戏。在等而下之的东施效颦的习题集的洪水冲击之下,语文教学就逐渐变成了应付恶作剧的黑色幽默。"这不但贻误了青年,而且使教师的头脑僵化、智力退化。两代人的才智就在这样荒谬绝伦的考试中无形地消磨着。
"如今,一部《世纪末的尴尬---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便是囊括了种种对中学语文改革呼声的新"盛世危言"。它是一部医书,一部为"中学语文"去顽疾的药典;它是一支敢死队,为了救亿万青少年出奴性圈。人们说,"炮打"的目的绝不仅仅是"炮打",它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拯救和振兴。
其实有问题的不仅仅是语文。这边厢,有关语文教育的争论沸沸扬扬,那边厢,广州《羊城晚报》一篇文章,又在历数我国英语教学中的种种弊端。文章指出,在我国中学的英语课本中,学生们竟然学不到"总理"一词;而一些大学毕业应付了四级英语考试的学生,被问到"油条"、"白粥"这种简单的日常用语时却不知如何作答。
面对教育这一"世纪末的尴尬",即将跨入下世纪的我们,将担负怎样的重任?□(编辑:肖霄)
"语文,我为你流泪","语文教育:世纪末的尴尬","中学语文坑死人","遗忘和隔离的工具"……
中学语文,你到底怎么了?
王蒙能考多少分?
著名作家王蒙曾经几次做过中学语文标准化试卷,想看看自己能得多少分。结果成绩都不理想,其中最好的一次成绩只有60 分,剩下的,连及格都达不到。王蒙认为,这些试卷的答案都相当死板,不是A就是B 。他提出,现在流行的标准化试卷也许是受英语电脑化、数据化考试的影响,亟待改革。
在冰心老人离开我们的时候,王蒙就曾经感慨地说:"今后还有这样大气和高明、有教养而纯洁的人吗?伟大古老的中华民族,不是应该多有几个冰心这样的人物吗?"眼见20世纪的中国文化大师们一个个走了,真叫人害怕后继无人。
许多专家学者在经历过一番痛苦的思索之后,英雄所见略同:新中国文化大师人才凋零,"中学语文"罪责难逃。日前,在"草原部落创作室"主任贺雄飞的策划下,一部以"拯救中学语文"为己任的著作《审视中学语文教育》出征了:孔庆东、摩罗、余杰上阵主编,严家炎、钱理群、王富仁、蓝棣之等全力顾问,葛兆光、杨东平、孙绍振等冲锋陷阵,直捣"中学语文"幕后可悲的僵化思想体系。
编者在"拯救语文"一文中这样说:悲惨的中学生朋友,我的弟弟妹妹,你们学了12年语文,居然写不好一张字条;你们学过数百篇课文,居然听不懂一首歌谣;你们呕心沥血背诵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写作特点"、"标准答案",只不过是为了应付几个小时的高考。假如你考上了中文系,大学老师第一天就会告诉你:"把你从前所学的,全部扔掉。"可怜的中学语文老师,你们也明知这样的教材不对,这样的教法不好,可是为了让学生考上大学,为了让家长露出微笑,为了能当上"优秀教师",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指导"……你们只好牙掉了咽下肚硬把老鼠讲成猫。你们在教研室也是愤愤不平,对"标准答案"热讽冷嘲,可是一走进教室,你们就黑手高悬黑教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此时,举国上下一片声讨"中学语文"的声音,这些声音或许有一点夸张和激愤,然而那是因为爱之深,痛之切;那是因为他们要拯救的,是世上最沉重最豪华的"泰坦尼克号",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我们立国立人的依靠。
学生的茫然和家长的尴尬
几乎每一个家长,包括在中国文学方面颇有成就的家长,似乎都尝试过在孩子面前的尴尬,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做不出小学5年级的语文题,他们的答案被孩子的老师打上大大的"×"。作家莫言哭笑不得地说他连女儿的作文都不敢改,因为如果按照老师给女儿规定的写作文的要求来看他的作品,将"没有一句不是病句"。
詩人邹静之也发现自己辅导不了上小学的女儿的作业。根据句子的意思写成语,关于"思想一致,共同努力",女儿答"齐心协力",老师判错,标准答案是"同心协力"。另一条"刻画描摹得非常逼真",女儿答"栩栩如生",他觉得没有什么不妥,想不到老师又判错,因为标准答案是"惟妙惟肖"。
笔者一位编辑朋友的儿子读小学5年级,一天向父亲请教寒假作业中的难题,题目是:请写出形容"最长的脚"和"最短的季节 " 的成语。
当了10年编辑的朋友想了半天,想出了"一步登天"和"白驹过隙"两个词,谁知第二天被老师打了两个大大的"×"回来了,原来标准答案应该是"顶天立地"和"乍暖还寒",朋友的儿子委屈地说:"爸爸,你要不会,下次不要乱说。"而朋友实在想不通,如果 " 顶天立地"可以形容"最长的脚",那么"一步登天"为什么不可以。
一位记者说,老师让他的孩子写作文描写他们在课外活动时丢沙包的情景,孩子写道:"沙包在我们手中像流星一样地飞来飞去,在中间跳来跳去的同学被打得屁滚尿流、狼狈逃窜……"记者认为写得很生动,想不到老师的批语是:胡说八道。后来,老师出了一篇作文题《我和我的朋友》,孩子写了他和他养的小动物之间的趣事,记者也认为写得挺好,想不到老师给的评分是不及格。记者很疑惑,特地到学校请老师拿出得了高分的同学的作文来看,原来内容几乎都是写同学中互相友爱雨中送伞之类的故事,从结构到用词好像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难道这才是我们要求的好作文吗?
难怪《审视中学语文教育》的作者要大声疾呼:"这是一本伤心的书,因为再不伤心我们的孩子将不会说话;这是一本拯救的书,因为再不拯救我们的民族将由聋而哑。
"两地的师生,一样的声音
现在让我们去看看另一个场景:9年前, 1990年12月6日上午,台北建国中学三年级26班教室,4个成年人和57名中学生正对台湾高中国文课本是否受欢迎一题进行探讨。
4个成年人是《国文天地》副总编辑连文萍、编辑陈晓怡、朱云丰,建国中学教师杨鸿铭。与会学生则是建国中学(高中)三年级26班的全体学生。
对"国文课能给我什么?"和"国文课的目的是什么?"两个敏感问题,台湾的中学生们如是说:
曹永正:国文教育应该要帮助我们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是目前的国文课并未达到这样的效果,这是因为我们的课本选材以儒家思想为主流,讲的不外是"忠孝节义"。但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号称黄金时代的春秋战国,却是诸子尽出、百家争鸣,国文课本应该可以把各家思想都选出来,让我们去比较,选择合乎自己兴趣、需要的思想,没有必要预先设置好个模式,叫大家跟着走,这样不过是训练一群只会读书的驴子。
王文聪:我以为"国文"课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教我们怎样表达自己的意见。
刘建宏:现在国文课本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取材不均匀,中国历代文人这么多,好文章必然也不可胜数。我稍作统计发现,六册的国文课本,以民国的文章最多,占了30%,唐、宋各占10%,其它各代则都不足10%。在作者方面,唐宋八大家共选17篇,独独曾巩未被选入。民国以来,孙中山、蒋中正、蒋经国的文章也占了9篇之多,这些文章大都是教我们要忠于国家。像这类文章占去太多篇幅,对我们学习国文实际上也没有任何帮助,应该予以删除或移到"公民"、"三民主义"课本比较合适。
萧必沛:对于政治性的文章,我认为应该予以删除,因为占掉太多的白话文的篇幅。这些政治文章取代表性即可,但现在的每一册课本竟然都选择了一至二篇,这无异是浪费国文课本的篇幅。最后,经与会全体同学认真讨论,评选出国文高中课本中最令人印象深刻和最不喜欢的文章。 最令人印象深刻课文前5名
《纵囚论》(欧阳修)《赤壁赋》(苏轼)《留侯论》(苏轼)《哲学家皇帝》(陈之藩)《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
最不喜欢的课文前5名
《我们国家的立场和国民的精神》(蒋中正)《一位平凡的伟人》(蒋经国)《灵山秀水挹清芬》(潘琦君)《革命哲学》(蒋中正)《这一代青年的新希望》(蒋经国)
无独有偶,在台湾这个座谈会过去8年之后,1998年12月12日,北京大学也有几个人对大陆中学语文进行了一番对话。此次对话的地点在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书斋,对话者共4人:钱理群教授和他的学生余杰及弟子摩罗、杨帆。让我们听听这段录音:
余杰:还有一个问题是政治人物的文章选得太多,谁的官大谁就进语文课本。
钱理群:这其实也是把语文课本简单地当作政治教育课。
余杰:鲁迅文章的选编也值得研究,是否应该选这么多。现在许多中学生都反映学鲁迅很痛苦,不知道在学什么?
钱理群:在大学里许多学生也很厌烦鲁迅,中学生自然更会感到受不了。原因大致有两个:他们选的是符合政治需要的文章,把鲁迅的作品扭曲后纳入他们"阶级斗争"的范围,因此特别看重论战性的文章。另外鲁迅作品所占的比例也实在太大。
余杰:中学语文的12本教材中,中国以外的作家所写的作品只占8%,照理应当有30%～40%。除高尔基外,20世纪的外国作家一个也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无一人入选。钱理群:教育方面的问题太值得关注了,也太值得批评了,我觉得1949年以来许多大的失误是比较容易弥补的,但有两个大的失误是很难解决的。一个大的失误是人口问题,这使我们现在面对如此众多的人口毫无办法;其次就是教育问题。而最近这20年来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问题。教育方面所造成的恶果短期内是看不出来的,越是一时看不出来,积累下来的问题就会越多,隐藏着的恶果也就必定越大。
目前最主要的弊端是太忽略人文教育的作用。语文教育有其特殊性,许多人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都会发现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往往是语文教育,或者是语文教师。就我而言,决定我一生发展的是语文老师。语文教育应当占有一个特殊甚至是核心的位置,因为语文的文学性对青少年更富有感染的力量。中学语文教育落实到人文教育上时,就是给人建立一种精神底子。我对整个中国改革的看法是,改革要早,步子要慢。也就是开局要机警,行动要谨慎。我们的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要么不改,要么改起来就乱来。有的问题反映一强烈,某个领导一句话就变了过来。语文教育的问题确实很严重,我们是要积极地宣传这方面的改革,但在具体操作上是一定要谨慎的。
"炮打"的目的是为了振兴
1998年,一次真正的中学语文改革浪潮兴起了。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羊城晚报》,都大胆地发表了一系列"炮打中学语文"的尖锐文章。
张智乾在"无法释怀的记忆"中写下了自己参加1998年高考阅卷的真实经历,也写下了心头的沉重和焦虑。这一年语文试题中,有一道题是用时间为主语,造出两个比喻句。在阅卷时,张智乾发现,那些写"时间如航船,载我们去胜利的地方!"之类句子的学生,都被老师认为"人生观很积极"而得到了满分。而一个写"时间好比我们手中的沙子,从我们手里漏去,从此不再归回;时间就像一列列车,载着我们,经过无数的人生小站,最后抵达死亡!"的学生,却被老师们认为是"一点都不乐观"而被判了零分。
张智乾曾尽力为这个学生辩解,认为这个学生的文笔和想象力都不错。可老师们一致认为不能宽恕这个"人生观灰暗"者。张智乾悲哀地想,如果"让托尔斯泰、鲁迅等大作家参加高考,说不定也会因他们的文章人生观灰暗而落榜吧?"
邹静之在"女儿的作业"一文中写道:"她的作文几乎是假话、假感想、假故事大全。她的同学几乎都写过扶老婆婆过街,给老师送伞,借同学橡皮那类的故事。她们快乐地共同编着一样的故事,然后套上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这样的格式,去到老师那儿领一个好分。她们老师说天下文章一大抄,谁不抄谁是傻子。我在书店看到过《儿童作文经典》这类的书,摆了一架又一架,我不知道经典这词现在已经变得这么随便。这些书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你的写作能力,它向你提供些应付考试的、可以改头换面的模本。……我曾接触过一些大学生,他们看过的经典比我在文革当知青时还要少,他们不看巴尔扎克,也不看冯梦龙,他们不看金斯堡,也不看白居易。谈到希望,再也不敢想十几岁的人能写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的句子来了。好像是文化提高了,好像是上学的儿童很多了,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模子里走出来的孩子。"孙绍振一篇"炮轰全国统一高考体制"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广泛注意,他在讲到高考语文命题时这样说:"许多考题出得莫名其妙,答案武断到荒谬绝伦,弄得语文考试比八股文还僵化。不但以学生为敌,而且以教师为敌。当高考题目发下来的时候,常常没有一个语文教师有把握说出答案。
"一个中学生告诉我,市里的质量检测结束以后,一位很有威信的教师照例给学生讲解试题。他仗着自己的资格老,懒得看标准答案,就一面讲一面问学生标准答案。学生用唱歌一样的声音作答,老师跟着解释为什么要作这样选择,而不是作另一种选择。机械重复使得一些思想活跃的学生觉得太不过瘾,就故意朗诵错误的选择,而教师就牵强附会地说明它是如何地正确。等到调皮鬼学生说明,真正的标准答案应该选择的是另一条,于是教师又口若悬河地证明为什么另一条的绝对正确性。全班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了设置陷阱,连出题者自己也跌入陷阱。一旦出卷者自己陷入谬误,而这种谬误又很轻易地化为标准答案,全国就没有任何人能够挽救。有这样一个事实:一位重点中学的权威教師,在调进高等学校的那一年,他的公子面临考大学。当他应儿子要求,为之做语文模拟卷子时,结果被认为错误百出。但是当他当语文教研组长的时候,他有出题的权力,他就是标准答案。
"高考考卷不但是一份考卷,而且是一根指挥棒。考试的猜谜性质迅速渗透到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中去。这样,堂而皇之的语文课就充满了一本正经的钻牛角尖,伤天害理的文字游戏。在等而下之的东施效颦的习题集的洪水冲击之下,语文教学就逐渐变成了应付恶作剧的黑色幽默。"这不但贻误了青年,而且使教师的头脑僵化、智力退化。两代人的才智就在这样荒谬绝伦的考试中无形地消磨着。
"如今,一部《世纪末的尴尬---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便是囊括了种种对中学语文改革呼声的新"盛世危言"。它是一部医书,一部为"中学语文"去顽疾的药典;它是一支敢死队,为了救亿万青少年出奴性圈。人们说,"炮打"的目的绝不仅仅是"炮打",它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拯救和振兴。
其实有问题的不仅仅是语文。这边厢,有关语文教育的争论沸沸扬扬,那边厢,广州《羊城晚报》一篇文章,又在历数我国英语教学中的种种弊端。文章指出,在我国中学的英语课本中,学生们竟然学不到"总理"一词;而一些大学毕业应付了四级英语考试的学生,被问到"油条"、"白粥"这种简单的日常用语时却不知如何作答。
面对教育这一"世纪末的尴尬",即将跨入下世纪的我们,将担负怎样的重任?□(编辑:肖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