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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卡梅隆执导的电影《阿凡达》以其令人炫目的3D技术让观众享受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视觉盛宴,一路飙升至27亿美元的票房昭示着这部产自美国本土的科幻电影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普遍的价值认同,这远远不只是电影技术领域飞跃式发展造就的辉煌,电影故事蕴含的思想性在当下更具有普遍意义。“阿凡达”一词源自梵文,意思是降临人间的天神的化身,他借助人类的身体施展神灵的力量,在印度教中担任着拯救人类的终极使命。电影中杰克通过克隆技术等科学手段变成了阿凡达人——兼具纳威人的身形和人类的意识。他承担了跨界沟通的使命,最终却背离了利欲熏心的人类,成为纳威人的精神领袖。显然卡梅隆想通过这部电影表达他对现今人类生存中面临的诸多问题的哲学思考,影片用众生平等、自然和谐、纯真美好扫荡了人类世界的诸多价值取向,而完成这一切的,正是一个独创的生命体——阿凡达。在影片中,我们看到生命的交流依赖歌声和触摸,信息的传递通过生命触角的链接,种族的精神仰仗大地聚合的生命能量。大胆想象的背后正是身体社会学的理论作为基石——阿凡达在反复的跨界中完成了自身“肉”与“灵”的统一,从而完成了对堕落于欲望渊薮的人类社会的终极救赎。
今天荧幕上鲜活的影像唤醒我们灵魂深处对“身体”的原始崇拜,回望统领人类精神世界的哲学观,“身体” 始终处于被尘封状态。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始,“身体”就作为和灵魂相对立的存在卑微地站立在意识形态的边缘。他们认为身体是灵魂的坟墓,灵魂同知识、智慧、精神、理性和真理站在一起,对身体享有优越感。中世纪,“身体”主要遭受道德伦理和宗教精神的压制,基于“身体”产生的种种欲望均被冠以恶之名。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短暂过渡后,“身体”之美还没有被放大就在笛卡尔那里夭折了。“我思故我在”,主体的标记是思考,而不是盲目的“身体”。这一思想在康德和黑格尔等哲学家那里被继承和改造,他们的关注点集中到了主体的认识能力上。启蒙之前,上帝是最高权威,一切法则由上帝制定;启蒙之后,上帝被作为主体的人所取代。对于人而言,身体原是显性的,心灵原是隐性的,为了突显人的主体性,隐性的心灵被放大,显性的身体被漠视。心灵强势出场,身体随之谢幕。
于是我们自以为是地以强者的姿态纵横地球,叫嚣着要改造山河。似乎我们已然忘记了自己当初从栖息的树枝轻盈一跃踩到厚实的土地时的那一份小心与惴惴,忘记了刀耕火种之后捧着金灿灿的谷穗伏地叩拜的那一份神圣与庄严,忘记了仰望星空之时感受柔柔的天宇灵光抚摸灵魂的那一份宁静与安然。我们将动物的生命穿在身上,有了水貂一样的雍容。我们将植物的生命压在房屋下,有了丛林一样广袤的商业圈。我们爱上了连绵的景观,一望无际的桃花园、动物园、蝴蝶园,花个门票钱就能轻易看见,生命可以像好莱坞电影一样被我们随意排演。我们践踏着一切可以践踏的躯体,甚至包括我们自己。
但是,人类认知世界的脚步不会就此停止,在孤独中日渐悲观的叔本华强调“被体验”的生命意志,而非“被认识”的生命意志;尼采则直接喊出“上帝死了”的豪言壮语,彻底颠覆了理性的逻各斯,身体具有了形而上的色彩。福柯的肉体实验则注重身体承载的各种抽象意识,模糊了生理意义上的肉体和精神意义上的心灵的界线。总之,他们的观点告诉我们:身体的沉默是理性的规制,身体的喧哗是非理性的张扬,身体的逻辑不归属于理性的逻各斯,身体是生命的起源之所,更是我们的意愿、感情和思想的根本之所。随着对过往观点的不断解构,随着对身体认识的不断复位,基于“身体”的各种理论也逐步开始建构,到20世纪80年代,身体社会学正式产生,并迅速产生广泛影响。
当我们把“身体”复位,聆听这大自然伟大奇迹的浅唱低吟,欣赏这生命载体的轻舞飞扬,我们发现,身体本身蕴藏的能量是无法忽视的。毋庸置疑,电影《阿凡达》多多少少受到这一学说的影响,而闫旭蕾的《教育中的“肉”与“灵”——身体社会学研究》也是用身体社会学之眼来观照教育的读本。之所以用如此冗长的文字梳理西方哲学思潮的流变,是为了突显“身体”在历来研究中的缺席,一旦明确意识到这种缺席,我们反思今天的教育往往就更容易看得透彻明白。
相比较漫长的哲学发展史而言,教育学依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现代科学教育学奠基人赫尔巴特在其《教育学讲授纲要》里所指出的,教育学来源于两个基础:一是实验哲学,二是心理学。而闫旭蕾却在社会学的视野下,从“身体”入手,深入教育的肌体之中,力求突出“身体”在教育场域中的能动性。
作者认为,人是由身心两部分组成的,但是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一直以来教育更多侧重于对心的研究,而忽视对身的探索,这就导致教育研究中的一些误区。作者希望在教育场域中能够重视身体,进而取得更为理想的教育实践成果。作者首先从两方面对教育中身体的重要性加以阐述,即“隐身”的成因和弊端,以及“显身”的必要性和可能路径。其实在某一程度上,作者对于隐身的批判也是为显身作铺垫。那么怎样从隐身转向显身,作者提出了三条路径,即“根身”“训身”“现身”。所谓“根身”,就是用“即身言心”的思维看教育,就是要回到本源,不让教育“板结化”,关注教育过程,不要把自己作为客体主动或被动地走进知识,而是要把自己作为知识的一部分,体验知识,这也是建构主义理论所支持的观点。所谓“训身”,就是把以往的“塑心”落实到“训身”,强调身、心是密不可分的,作者重点对考试制度的解析来推翻以往“身心对立”的观点。我们现行的教育正是通过考试制度,将一定的价值体系和社会观念注入学生自身,并且考试制度不仅在学校发挥作用,它的力量延伸至校外——家庭甚至社会。考试虽然不能完全置换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学科知识管理制度、学校组织的管理与控制,但考试却强化了这三者对人的规训,并突出了人的工具化和异化。所谓“现身”,就是要强调身体在教育中的构成意义,身体作为教育结果所呈现的状态。从大教育观来看,学生的自我建构是基于身体并通过身体来体现并最终得以实现的。学生进入学校之后,一方面把日常实践中基于身体所获得或形成的一切带进了校门,承受教育的检测、评判与引领,另一方面学校教育为社会运行机制的一种形式也在重塑或再生产学生的习性、认知与情感体验及自我认同。教育中身体体现,所包含的意义就是衡量学校教育的标尺。
厘清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了为什么今天的德育渗透如此艰难,为什么教育空间日益狭窄,为什么教育场域中尖锐的矛盾冲突层出不穷,这都是因为我们忽视了教育中一个重要的能动因素:身体!在今天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我们做了许多有悖于身体学习规律的事情,把身体当做一个生物概念中的僵化的肉体,使本来异彩纷呈的教育过程变得机械、繁琐、低效。
从身体社会学的学科之眼来看我们今天的新课程改革,我们会更愿意悦纳这样一些理念:参与学习的是这样一群主体:是那些健朗如朝阳的生命,是那些熠熠生辉的体魄,是那些纯美灵动的目光。站在教室里的教师,其使命是努力唤起一个群体的体验认同,或在不同体验的碰撞中引导学生发展自我。体悟、参与、合作、创新、自主成为“身体”出场后更有活力的学习过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把自己看成是与众生平等的生命体,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正如印第安酋长西雅图当年对入侵者的道白:“青草、绿叶、花朵是我们的姐妹,麋鹿、骏马、雄鹰是我们的兄弟。树汁流经树干,就像血液流经我们的血管一样。我们和大地上的山峦河流、动物植物共同属于一个家园。”当我们满怀敬意去面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体时,教育便成就了这样的美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遥望美好的教育未来,依稀听见《阿凡达》中深情款款的一句歌词:“眼相见,心相连”……
(作者单位:山西太原市36中学)
责任编辑 李淳
今天荧幕上鲜活的影像唤醒我们灵魂深处对“身体”的原始崇拜,回望统领人类精神世界的哲学观,“身体” 始终处于被尘封状态。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始,“身体”就作为和灵魂相对立的存在卑微地站立在意识形态的边缘。他们认为身体是灵魂的坟墓,灵魂同知识、智慧、精神、理性和真理站在一起,对身体享有优越感。中世纪,“身体”主要遭受道德伦理和宗教精神的压制,基于“身体”产生的种种欲望均被冠以恶之名。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短暂过渡后,“身体”之美还没有被放大就在笛卡尔那里夭折了。“我思故我在”,主体的标记是思考,而不是盲目的“身体”。这一思想在康德和黑格尔等哲学家那里被继承和改造,他们的关注点集中到了主体的认识能力上。启蒙之前,上帝是最高权威,一切法则由上帝制定;启蒙之后,上帝被作为主体的人所取代。对于人而言,身体原是显性的,心灵原是隐性的,为了突显人的主体性,隐性的心灵被放大,显性的身体被漠视。心灵强势出场,身体随之谢幕。
于是我们自以为是地以强者的姿态纵横地球,叫嚣着要改造山河。似乎我们已然忘记了自己当初从栖息的树枝轻盈一跃踩到厚实的土地时的那一份小心与惴惴,忘记了刀耕火种之后捧着金灿灿的谷穗伏地叩拜的那一份神圣与庄严,忘记了仰望星空之时感受柔柔的天宇灵光抚摸灵魂的那一份宁静与安然。我们将动物的生命穿在身上,有了水貂一样的雍容。我们将植物的生命压在房屋下,有了丛林一样广袤的商业圈。我们爱上了连绵的景观,一望无际的桃花园、动物园、蝴蝶园,花个门票钱就能轻易看见,生命可以像好莱坞电影一样被我们随意排演。我们践踏着一切可以践踏的躯体,甚至包括我们自己。
但是,人类认知世界的脚步不会就此停止,在孤独中日渐悲观的叔本华强调“被体验”的生命意志,而非“被认识”的生命意志;尼采则直接喊出“上帝死了”的豪言壮语,彻底颠覆了理性的逻各斯,身体具有了形而上的色彩。福柯的肉体实验则注重身体承载的各种抽象意识,模糊了生理意义上的肉体和精神意义上的心灵的界线。总之,他们的观点告诉我们:身体的沉默是理性的规制,身体的喧哗是非理性的张扬,身体的逻辑不归属于理性的逻各斯,身体是生命的起源之所,更是我们的意愿、感情和思想的根本之所。随着对过往观点的不断解构,随着对身体认识的不断复位,基于“身体”的各种理论也逐步开始建构,到20世纪80年代,身体社会学正式产生,并迅速产生广泛影响。
当我们把“身体”复位,聆听这大自然伟大奇迹的浅唱低吟,欣赏这生命载体的轻舞飞扬,我们发现,身体本身蕴藏的能量是无法忽视的。毋庸置疑,电影《阿凡达》多多少少受到这一学说的影响,而闫旭蕾的《教育中的“肉”与“灵”——身体社会学研究》也是用身体社会学之眼来观照教育的读本。之所以用如此冗长的文字梳理西方哲学思潮的流变,是为了突显“身体”在历来研究中的缺席,一旦明确意识到这种缺席,我们反思今天的教育往往就更容易看得透彻明白。
相比较漫长的哲学发展史而言,教育学依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现代科学教育学奠基人赫尔巴特在其《教育学讲授纲要》里所指出的,教育学来源于两个基础:一是实验哲学,二是心理学。而闫旭蕾却在社会学的视野下,从“身体”入手,深入教育的肌体之中,力求突出“身体”在教育场域中的能动性。
作者认为,人是由身心两部分组成的,但是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一直以来教育更多侧重于对心的研究,而忽视对身的探索,这就导致教育研究中的一些误区。作者希望在教育场域中能够重视身体,进而取得更为理想的教育实践成果。作者首先从两方面对教育中身体的重要性加以阐述,即“隐身”的成因和弊端,以及“显身”的必要性和可能路径。其实在某一程度上,作者对于隐身的批判也是为显身作铺垫。那么怎样从隐身转向显身,作者提出了三条路径,即“根身”“训身”“现身”。所谓“根身”,就是用“即身言心”的思维看教育,就是要回到本源,不让教育“板结化”,关注教育过程,不要把自己作为客体主动或被动地走进知识,而是要把自己作为知识的一部分,体验知识,这也是建构主义理论所支持的观点。所谓“训身”,就是把以往的“塑心”落实到“训身”,强调身、心是密不可分的,作者重点对考试制度的解析来推翻以往“身心对立”的观点。我们现行的教育正是通过考试制度,将一定的价值体系和社会观念注入学生自身,并且考试制度不仅在学校发挥作用,它的力量延伸至校外——家庭甚至社会。考试虽然不能完全置换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学科知识管理制度、学校组织的管理与控制,但考试却强化了这三者对人的规训,并突出了人的工具化和异化。所谓“现身”,就是要强调身体在教育中的构成意义,身体作为教育结果所呈现的状态。从大教育观来看,学生的自我建构是基于身体并通过身体来体现并最终得以实现的。学生进入学校之后,一方面把日常实践中基于身体所获得或形成的一切带进了校门,承受教育的检测、评判与引领,另一方面学校教育为社会运行机制的一种形式也在重塑或再生产学生的习性、认知与情感体验及自我认同。教育中身体体现,所包含的意义就是衡量学校教育的标尺。
厘清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了为什么今天的德育渗透如此艰难,为什么教育空间日益狭窄,为什么教育场域中尖锐的矛盾冲突层出不穷,这都是因为我们忽视了教育中一个重要的能动因素:身体!在今天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我们做了许多有悖于身体学习规律的事情,把身体当做一个生物概念中的僵化的肉体,使本来异彩纷呈的教育过程变得机械、繁琐、低效。
从身体社会学的学科之眼来看我们今天的新课程改革,我们会更愿意悦纳这样一些理念:参与学习的是这样一群主体:是那些健朗如朝阳的生命,是那些熠熠生辉的体魄,是那些纯美灵动的目光。站在教室里的教师,其使命是努力唤起一个群体的体验认同,或在不同体验的碰撞中引导学生发展自我。体悟、参与、合作、创新、自主成为“身体”出场后更有活力的学习过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把自己看成是与众生平等的生命体,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正如印第安酋长西雅图当年对入侵者的道白:“青草、绿叶、花朵是我们的姐妹,麋鹿、骏马、雄鹰是我们的兄弟。树汁流经树干,就像血液流经我们的血管一样。我们和大地上的山峦河流、动物植物共同属于一个家园。”当我们满怀敬意去面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体时,教育便成就了这样的美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遥望美好的教育未来,依稀听见《阿凡达》中深情款款的一句歌词:“眼相见,心相连”……
(作者单位:山西太原市36中学)
责任编辑 李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