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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圆一个“让农民过上好日子”的梦想，他放弃暴利的房地产行业，倾其所有投入马铃薯脱毒良种的引进、繁育和推广事业。8年间，他历尽坎坷，累计投入23个亿，终见“薯”光。如今'他的马铃薯集团已经培育出900多种脱毒马铃薯。拥有3个育种基地，年可扩繁脱毒种苗1亿4000万株，建立了全国唯一的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完成了从“地产大亨”到“脱毒薯王”的華丽转身。
刚刚颁布的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将马铃薯的内容写入其中。而为了这一天，梁希森已经呼吁了8年，等待了8年。
说起梁希森，关注过房地产的人一定不会陌生：他拥有北京最贵的别墅区“玫瑰园”，2005年排在“胡润富豪榜”第66位，身家20亿，他的商业成功案例人选哈佛教案。而他怎么又会和马铃薯联在了一起，走上马铃薯脱毒良种的引进、繁育和推广之路，被央视七套等称为“大农民”、脱毒“薯王”却有待探访。
为此，我们深度对话脱毒“薯王”梁希森。
“我只是个农民”
这是他见到我们说的第一句话。
1955年，梁希森出生在山东省乐陵县的农村。儿时留给他的全部记忆就是饿，“地里籽粒不收，我的一个弟弟就是生生被饿死的。”10到13岁，梁希森要了3年饭。
“要饭那刹儿，社会穷归穷，但是好人多。赶上饭点，经常有人把我叫进家去，一起坐在饭桌前，给一大块窝头，盛一碗热粥。帮我的人特多，还有人想收养我。”几十年后，梁希森清楚地记得每一个帮过他的人。
1986年，梁希森的企业刚刚有点收益，他就出资几十万元修建敬老院，被国家民政部授予“德高义重”的牌匾；90年代初，他悄悄与乡政府签订协议，自己出资100多万元为村民交纳了10年提留(而他刚刚有起色的企业因此减少一半的流资，很多农民至今还不知情)；更让人看不懂的是，2000年，刚刚接手玫瑰园资金还不宽裕的他，却一掷亿金对家乡两个村进行旧村改造，每家送一栋欧式二层别墅、一辆小型汽车，在整理出来的几百亩土地上建设亚洲最大的肉牛养殖加工场，农民以旧宅基地入股享受分红。经过10年的实践，他“把农民都变成产业工人，农业实现工业化，农村实现城市化”的“新农村构想”初步得到实现，并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
有人不理解，“把这些钱投到房地产中，能多挣多少钱?!”“等以后有了更多钱，再改造农村不是更好吗?!”
梁希森不这么认为，“钱多少是多?但是农村的环境早一天改变，农民的观念就早一天改变，生活就早一天改变。我不能等!”
“农民也有国际化大视野”
梁希森没上过几天学，斗大的字不识一筐，却缔造了一个个财富传奇，商业成功案例入选哈佛教案。
说到他的财富传奇，人们马上就想到北京玫瑰园。
北京玫瑰园是北京最大别墅区项目，也是中国第一个破产的房地产项目。梁希森1996年以建筑商的身份进入玫瑰园，垫资施工盖了100多座别墅，并和其他众多建筑商一起被“深度套牢”。他不顾属下的反对，却加大垫资力度，并收购其他建筑商已完工的别墅。最后，他以玫瑰园最大债权人的身份向法院申请玫瑰园破产，并最终于1999年以3.98亿竞拍成功，成为北京玫瑰园别墅的第五任主人。
一个农民，为什么敢于接手那些商界精英们都无能为力、公认为烂摊子的玫瑰园?他又凭什么能够把这个烂摊子盘活?
梁希森的理由和信心说来很简单：北京是中国的首都，首都只有一个；2008年北京要召开奥运会，开放程度会越来越大，来北京发展的外地和外国的富豪将越来越多；玫瑰园是北京最后一块别墅区项目，物以稀为贵。
这是站在国际化的高度上作出的战略判断，非大智慧者不能为更不敢为。
他高薪聘请加拿大皇家建筑学会最好的设计师进行设计，每栋别墅都不重样。整个玫瑰园的设计费用高达3600万元。这样的花费值不值?玫瑰园10年的骄人业绩，京城最高端别墅、国际化别墅的标杆，这些足以说明问题。
盘活玫瑰园的同时，梁希森把玫瑰园赚取的钱悉数投回家乡、山东最贫穷的乐陵市梁锥村。在整理出来的300多亩土地上，他建起了亚洲最大的牛业基地，养起了“中国第一牛”——鲁西黄牛。
“大农民”胸怀百姓心
2001年，梁希森有一次陪女儿去肯德基时随便问了服务员一句：“你们这些做薯泥薯条的土豆是在哪里生产的?”对方答道：“都是进口的，中国的土豆品质不行，不能用。”
这令梁希森十分不舒服：“我们这么一个农业大国，吃个土豆还要进口，这算什么事啊?!”再后来，属下给他查的资料让他心里更加不平衡：我国的种植面积逾8000万亩，为世界第一，种植面积和产量都约占世界的1／4。但是，我国马铃薯单产仅960公斤，列世界第93位，为西方发达国家近3000公斤的平均单产的1／3。
其主要原因是我国脱毒种薯产业发展缓慢，中国农民传统的生产习惯是用自产的马铃薯作种再播再收，因病毒导致种薯一代代退化，产量和品质难以提高。
“马铃薯在生长过程中会受多种病毒困扰，产生枯叶病、卷叶病、外病毒等，主要是破坏马铃薯的叶片，进行光合作用的叶片出问题了，产量质量自然就下降了。解决病毒的唯一办法是用脱毒种薯，荷兰、美国等国家早在60年前就用脱毒技术生产马铃薯，脱毒种薯可大幅提高产量和品质。而中国的种薯已经退化到不能再退化的地步了。”
中国马铃薯首席科学家孙慧生教授一生致力于脱毒种薯的研究和推广，在她精力投入最多的山东省，马铃薯单产已经从10年前的不足1吨上升到近年来的2吨半，最高纪录突破4吨。
“脱毒种薯这么好，怎么没人大力推广呢?”梁希森感到奇怪。那时的他还不完全明白，相对于大田杂交方式生产小麦和水稻良种而言，马铃薯脱毒种薯需要的实验室脱毒、组培繁育的条件十分苛刻，所需资金量十分巨大，周期长，见效慢，一般企业承受不起。
一个偶然的机会，梁希森看到了温总理对马铃薯的一个批示：“我们完全应该而且能够把土豆办成大产业，这就需要加快引进和培育优良品种，努力提高土豆的加工转化程度，不断开拓土豆的消费市场。”梁希森眼睛为之一亮，他决定投身于马铃薯脱毒种薯培育推广事业。以企业为龙头，带动这一先进技术富农强国。
应该说，这不是一个理性的企业决策，这里面更多地掺杂了一个“大农民”对农民、农村、农业的深厚感情。梁希森完全没有想到，在感情支配下的这一决定，将自己推上一条荆棘丛生、障碍重重的创业之路。这个曾经叱咤京城的地产大亨，也会因为小小的土豆而走到过年几乎揭不开锅、卖车、借钱、英雄垂泪的地步。
历经坎坷的“脱毒”之路
仅有一腔热情的梁希森，如无知无畏的堂吉诃德，单枪匹马闯进了马铃薯脱毒这个神秘的领域。由于没有完全掌握脱毒技术、没有控制好脱毒扩繁环境严格的无菌环境，头两年希森薯业走了不少弯路，薯苗扩繁一批死一批，扩繁越多损失越大，一千多万打了水漂。
正当梁希森重整旗鼓、满怀信心准备大干一场时，他怎么也想不到多年来—直支持他的几大银行突然釜底抽薪，这几乎把他逼到了绝境。
“除了农字号的农业银行，其他几大银行全都抽回贷款。半年内从企业抽走了近5个亿，别的企业肯定就死了口”梁希森现在回忆起7年前他企业的那次“金融危机”，仍免不了有些伤心，“银行认为农业项目风险大，要是我搞的还是地产项目，要多少钱给多少钱。银行大多是锦上添花，很少会雪中送炭。其他国家的马铃薯脱毒推广都是政府行为，我以一个企业的力量来搞，怎么国家银行都不支持呢?”
“在中国干个事，挺难的，尤其是要把事干成、干好，难上加难。但你不干，我不干，中国农民就永远用不上高产的脱毒种薯，中国农业就永远落后人家发达国家。我既然走上这条路，就一定要干成、干好，不然，总理说的话没人落实，这哪行?!”这就是一个农民的内心独白。
倔脾气上来的他，不再去求银行，而是完全依靠自己的企业积累，玫瑰园卖别墅的钱、牛场等相关企业的流资，甚至他儿子的大酒店的那点收入，都被他悉数投进这个“无底洞”。继山东乐陵马铃薯繁育中心之后，希森薯业在内蒙古自治区建立了自己的繁育基地，多达60万亩的现代化喷灌圈次第建成，仅设备进口投资就多达6个多亿，与此同时规模与乐陵中心相当的北京延庆中心也建成投产，梁希森对马铃薯的全国一盘棋的战略布局初步完成。
“大农民”梁希森不愿让别人看到大投入背后的困难，他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为了这小小的“地蛋”，这位福布斯上榜的亿万富豪甚至到了借钱、卖车的地步。有一年春节，为给属下发过年红包，梁希森从朋友那里借了几万元钱，一圈散完后，他兜里只剩下5。0元钱了，想给家里老爹老娘买点好点的年货都有心无力了。如今事业已经顺风顺水的他说起那段艰难的岁月来，不禁泪流成行。
“农业项目不同于其他的，不能停。一停，前面做的就全废了。8年啊，一点收益不见，就这样砸钱、砸钱，累计砸进了23个亿。”
除了“大农民”梁希森，谁能再有这样的大视野、大气魄、大手笔?
刚刚颁布的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将马铃薯的内容写入其中。而为了这一天，梁希森已经呼吁了8年，等待了8年。
说起梁希森，关注过房地产的人一定不会陌生：他拥有北京最贵的别墅区“玫瑰园”，2005年排在“胡润富豪榜”第66位，身家20亿，他的商业成功案例人选哈佛教案。而他怎么又会和马铃薯联在了一起，走上马铃薯脱毒良种的引进、繁育和推广之路，被央视七套等称为“大农民”、脱毒“薯王”却有待探访。
为此，我们深度对话脱毒“薯王”梁希森。
“我只是个农民”
这是他见到我们说的第一句话。
1955年，梁希森出生在山东省乐陵县的农村。儿时留给他的全部记忆就是饿，“地里籽粒不收，我的一个弟弟就是生生被饿死的。”10到13岁，梁希森要了3年饭。
“要饭那刹儿，社会穷归穷，但是好人多。赶上饭点，经常有人把我叫进家去，一起坐在饭桌前，给一大块窝头，盛一碗热粥。帮我的人特多，还有人想收养我。”几十年后，梁希森清楚地记得每一个帮过他的人。
1986年，梁希森的企业刚刚有点收益，他就出资几十万元修建敬老院，被国家民政部授予“德高义重”的牌匾；90年代初，他悄悄与乡政府签订协议，自己出资100多万元为村民交纳了10年提留(而他刚刚有起色的企业因此减少一半的流资，很多农民至今还不知情)；更让人看不懂的是，2000年，刚刚接手玫瑰园资金还不宽裕的他，却一掷亿金对家乡两个村进行旧村改造，每家送一栋欧式二层别墅、一辆小型汽车，在整理出来的几百亩土地上建设亚洲最大的肉牛养殖加工场，农民以旧宅基地入股享受分红。经过10年的实践，他“把农民都变成产业工人，农业实现工业化，农村实现城市化”的“新农村构想”初步得到实现，并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
有人不理解，“把这些钱投到房地产中，能多挣多少钱?!”“等以后有了更多钱，再改造农村不是更好吗?!”
梁希森不这么认为，“钱多少是多?但是农村的环境早一天改变，农民的观念就早一天改变，生活就早一天改变。我不能等!”
“农民也有国际化大视野”
梁希森没上过几天学，斗大的字不识一筐，却缔造了一个个财富传奇，商业成功案例入选哈佛教案。
说到他的财富传奇，人们马上就想到北京玫瑰园。
北京玫瑰园是北京最大别墅区项目，也是中国第一个破产的房地产项目。梁希森1996年以建筑商的身份进入玫瑰园，垫资施工盖了100多座别墅，并和其他众多建筑商一起被“深度套牢”。他不顾属下的反对，却加大垫资力度，并收购其他建筑商已完工的别墅。最后，他以玫瑰园最大债权人的身份向法院申请玫瑰园破产，并最终于1999年以3.98亿竞拍成功，成为北京玫瑰园别墅的第五任主人。
一个农民，为什么敢于接手那些商界精英们都无能为力、公认为烂摊子的玫瑰园?他又凭什么能够把这个烂摊子盘活?
梁希森的理由和信心说来很简单：北京是中国的首都，首都只有一个；2008年北京要召开奥运会，开放程度会越来越大，来北京发展的外地和外国的富豪将越来越多；玫瑰园是北京最后一块别墅区项目，物以稀为贵。
这是站在国际化的高度上作出的战略判断，非大智慧者不能为更不敢为。
他高薪聘请加拿大皇家建筑学会最好的设计师进行设计，每栋别墅都不重样。整个玫瑰园的设计费用高达3600万元。这样的花费值不值?玫瑰园10年的骄人业绩，京城最高端别墅、国际化别墅的标杆，这些足以说明问题。
盘活玫瑰园的同时，梁希森把玫瑰园赚取的钱悉数投回家乡、山东最贫穷的乐陵市梁锥村。在整理出来的300多亩土地上，他建起了亚洲最大的牛业基地，养起了“中国第一牛”——鲁西黄牛。
“大农民”胸怀百姓心
2001年，梁希森有一次陪女儿去肯德基时随便问了服务员一句：“你们这些做薯泥薯条的土豆是在哪里生产的?”对方答道：“都是进口的，中国的土豆品质不行，不能用。”
这令梁希森十分不舒服：“我们这么一个农业大国，吃个土豆还要进口，这算什么事啊?!”再后来，属下给他查的资料让他心里更加不平衡：我国的种植面积逾8000万亩，为世界第一，种植面积和产量都约占世界的1／4。但是，我国马铃薯单产仅960公斤，列世界第93位，为西方发达国家近3000公斤的平均单产的1／3。
其主要原因是我国脱毒种薯产业发展缓慢，中国农民传统的生产习惯是用自产的马铃薯作种再播再收，因病毒导致种薯一代代退化，产量和品质难以提高。
“马铃薯在生长过程中会受多种病毒困扰，产生枯叶病、卷叶病、外病毒等，主要是破坏马铃薯的叶片，进行光合作用的叶片出问题了，产量质量自然就下降了。解决病毒的唯一办法是用脱毒种薯，荷兰、美国等国家早在60年前就用脱毒技术生产马铃薯，脱毒种薯可大幅提高产量和品质。而中国的种薯已经退化到不能再退化的地步了。”
中国马铃薯首席科学家孙慧生教授一生致力于脱毒种薯的研究和推广，在她精力投入最多的山东省，马铃薯单产已经从10年前的不足1吨上升到近年来的2吨半，最高纪录突破4吨。
“脱毒种薯这么好，怎么没人大力推广呢?”梁希森感到奇怪。那时的他还不完全明白，相对于大田杂交方式生产小麦和水稻良种而言，马铃薯脱毒种薯需要的实验室脱毒、组培繁育的条件十分苛刻，所需资金量十分巨大，周期长，见效慢，一般企业承受不起。
一个偶然的机会，梁希森看到了温总理对马铃薯的一个批示：“我们完全应该而且能够把土豆办成大产业，这就需要加快引进和培育优良品种，努力提高土豆的加工转化程度，不断开拓土豆的消费市场。”梁希森眼睛为之一亮，他决定投身于马铃薯脱毒种薯培育推广事业。以企业为龙头，带动这一先进技术富农强国。
应该说，这不是一个理性的企业决策，这里面更多地掺杂了一个“大农民”对农民、农村、农业的深厚感情。梁希森完全没有想到，在感情支配下的这一决定，将自己推上一条荆棘丛生、障碍重重的创业之路。这个曾经叱咤京城的地产大亨，也会因为小小的土豆而走到过年几乎揭不开锅、卖车、借钱、英雄垂泪的地步。
历经坎坷的“脱毒”之路
仅有一腔热情的梁希森，如无知无畏的堂吉诃德，单枪匹马闯进了马铃薯脱毒这个神秘的领域。由于没有完全掌握脱毒技术、没有控制好脱毒扩繁环境严格的无菌环境，头两年希森薯业走了不少弯路，薯苗扩繁一批死一批，扩繁越多损失越大，一千多万打了水漂。
正当梁希森重整旗鼓、满怀信心准备大干一场时，他怎么也想不到多年来—直支持他的几大银行突然釜底抽薪，这几乎把他逼到了绝境。
“除了农字号的农业银行，其他几大银行全都抽回贷款。半年内从企业抽走了近5个亿，别的企业肯定就死了口”梁希森现在回忆起7年前他企业的那次“金融危机”，仍免不了有些伤心，“银行认为农业项目风险大，要是我搞的还是地产项目，要多少钱给多少钱。银行大多是锦上添花，很少会雪中送炭。其他国家的马铃薯脱毒推广都是政府行为，我以一个企业的力量来搞，怎么国家银行都不支持呢?”
“在中国干个事，挺难的，尤其是要把事干成、干好，难上加难。但你不干，我不干，中国农民就永远用不上高产的脱毒种薯，中国农业就永远落后人家发达国家。我既然走上这条路，就一定要干成、干好，不然，总理说的话没人落实，这哪行?!”这就是一个农民的内心独白。
倔脾气上来的他，不再去求银行，而是完全依靠自己的企业积累，玫瑰园卖别墅的钱、牛场等相关企业的流资，甚至他儿子的大酒店的那点收入，都被他悉数投进这个“无底洞”。继山东乐陵马铃薯繁育中心之后，希森薯业在内蒙古自治区建立了自己的繁育基地，多达60万亩的现代化喷灌圈次第建成，仅设备进口投资就多达6个多亿，与此同时规模与乐陵中心相当的北京延庆中心也建成投产，梁希森对马铃薯的全国一盘棋的战略布局初步完成。
“大农民”梁希森不愿让别人看到大投入背后的困难，他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为了这小小的“地蛋”，这位福布斯上榜的亿万富豪甚至到了借钱、卖车的地步。有一年春节，为给属下发过年红包，梁希森从朋友那里借了几万元钱，一圈散完后，他兜里只剩下5。0元钱了，想给家里老爹老娘买点好点的年货都有心无力了。如今事业已经顺风顺水的他说起那段艰难的岁月来，不禁泪流成行。
“农业项目不同于其他的，不能停。一停，前面做的就全废了。8年啊，一点收益不见，就这样砸钱、砸钱，累计砸进了23个亿。”
除了“大农民”梁希森，谁能再有这样的大视野、大气魄、大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