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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君子著书,不惟其言之,惟其行之也。仆生尘冥之中,治乱之故,观之也熟,农琐余隙,条其大者,为书八篇。仰瞻宇宙,抱策焉往,则亦留之空言而已。自有宇宙以来,著书者何限,或以私意搀入其间,其留亦为无用。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后之人苟有因吾言而行之者,又何异乎吾之自行其言乎?是故其书不可不留也。癸已九月梨洲老人书于药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