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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独特的海外经历，陈河创作的“文革”叙事不再是以控诉为主，而是在离散的语境下进行的反思性表达，并呈现出由体验到记忆再到文化审视的层层演进。
关键词：陈河；文革叙事；独特的艺术特质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0-0-01
作为“文革”的亲历者，与同时代其他作家一样，陈河面对这一历史事件，“文革”不仅成了其精神建构的元素，而且还转化为艺术创作的一部分。但不同的是，他的“文革”叙事是以“隔洋”的视角对历史文化进行的反思性表达。海外的独特经历与多元文化的浸染加深了陈河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并实现了由体验到记忆再到文化审视的层层深入。从而呈现出新的文学创作面貌。
一、冷静客观的审视
地理空间的远行似乎也带来了情感上的适度疏离。作为“文革”的亲历者，陈河没有像多数的本土作家那样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血泪史般的控诉，而更多的是采用冷静客观的视角进行叙述。他把“文革”作为故事展开的底色，很少对人物命运进行道德的审判与价值评价，而是让人物自身置于这一历史情境中演绎，以此来探讨历史变动与个体生存之间的幽秘。
《红白黑》就是以“文革”为背景，探讨了历史变动中的情感与命运的浮沉。出身社会底层的谢青，在“文革”前，由于成分好可以与高干子弟白蔚蔚交好甚至谈恋爱。但毕竟两人还是有着地位上的悬殊。随着运动的进行，现实颠了个个儿，白蔚蔚家也被红卫兵占领。这在谢青看来是多么的快活，因为他们地位相等了，有了进一步交往的可能。然而，故事并没有按照谢青的意志发展。在运动风势渐息之时，原本被看好的工人阶级出身却被抛在历史的边缘，而权力的好处日渐显示出来，白蔚蔚的父亲重新得势。俩人不久就分道扬镳。虽然谢青最后阴差阳错地娶了同样是高干子弟的杨虹。但可悲的是，两人的婚姻并没有走得很远。最终，谢青在国内几十年的生活转来转去“到底还是一场空”[1]（p27）。
《布偶》也是以“文革”为背景的创作，但陈河并未直接展示政治对人性的残害与压迫，而是把笔触伸向了历史变动中生存状态的变迁。尽管文中莫丘的流放与“文革”中荒诞的政治判断有关，但作者的用意并非在于对历史的控诉，而是着意于让主人公通过这一事件实现自我的成长与精神的超越。
二、对历史与人性救赎方式的思考
地理空间的远行，不仅使陈河脱离了单一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制约，而且使其经受了不同文化的浸染。因此当把笔触伸向对故土历史记忆的反思时，陈河往往能更深刻地探视到历史与人性之间的关系。但作者没有过多地探究特定历史时期个体命运在历史意志下的无力感，而是关注个体自身的精神与灵魂层面，努力从内在的创伤性记忆出发，探究人性的救赎方式。而他的这种救赎方式主要是通过“远行”实现的。
《红白黑》中的杨虹是一个有着强烈“恋父情结”的“红二代”。[2]由于受到父亲的影响，她对革命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情怀。但父亲却在“文革”中死于非命，这给了她很大打击，并致使她十分憎恨AC这个城市，因此也拒绝融入该地的世俗生活。一直到离开大陆，杨虹才逐渐走出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为了在异域取得自立，她不得不放弃血统的优越感，用AC市的世俗方式来帮助自己，但这也让她冲破了心理的桎梏，获得了解脱。
《布偶》中的莫丘在“文革”中因莫须有的强奸罪被判刑，但压抑的牢狱生活并没有压垮他，反而使其实现了从男孩到男人的精神蜕变。出狱后的他，当得知恋人为寻找自己而过度疲劳以致难产而死时，他的灵魂再次陷入了不安。他开始四处漂泊，并苦苦寻找自己的精神归宿。直到遇到和柯依丽像似的孕妇保护神雕塑后，莫丘才仿佛找到了归属。
三、独特的“成长”叙述视角
所谓“成长”视角，主要是指“文革”这一历史事件是文本中主人公成长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历史运动，他们不仅在生理上从青少年走向了成年，而且在心灵上也完成了自我的蜕变。尽管有的小说主人公的成长并不是在“文革”中完成的，但毕竟这一历史事件是促使他们走向成长的“催化剂”。以“成长”的视角书写“文革”，不仅拓宽了反思历史的广度与深度，而且也剖析出一段深刻的心灵成长史。
《布偶》中的柯依丽在“文革”中由于荒谬的政治判断和外在的压力，她把未婚先孕的责任都推给了莫丘。但得知恋人被无辜判刑后，她因愧疚而感到不安。为了忏悔罪恶感，她不顾有孕在身，拖着沉重的身体离家出走去看望莫丘，但结果见到的却是一个名字相似的陌生人。面对如此现实，柯依丽没有转身离去，而是依然选择把自己的爱意传达出来。从而可见，柯依丽也在历经磨难中完善了自己的人格。
此外，《红白黑》中的杨虹也是在“成长”视角下塑造的人物形象。杨虹是一个对革命抱有浓烈理想主义情怀的“红二代”。但因为父亲在“文革”中的被迫自杀，使她一直对AC市心怀仇恨，并拒绝融入当地的世俗生活。直到来到国外受到异质文化的浸润后，她才打破了长期束缚在自己身上的单一文化意识形态的制约，走向了自我精神的蜕变与成长。
总之，陈河对于“文革”的书写没有像同时代其他作家那样停留在尖锐的指责与模式化的指控上，而是冲破了诉说苦难与不幸，展示悲剧性、控诉极权政治的模式，展现了海外漂泊与移民经历给自己创作心态与视野带来的变化。他的创作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言说历史的可能。
参考文献：
[1]陈河.红白黑[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2]罗玉华.红白黑：宏大叙事的另一种建构[N].文艺报，2012-8-24（4）.
关键词：陈河；文革叙事；独特的艺术特质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0-0-01
作为“文革”的亲历者，与同时代其他作家一样，陈河面对这一历史事件，“文革”不仅成了其精神建构的元素，而且还转化为艺术创作的一部分。但不同的是，他的“文革”叙事是以“隔洋”的视角对历史文化进行的反思性表达。海外的独特经历与多元文化的浸染加深了陈河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并实现了由体验到记忆再到文化审视的层层深入。从而呈现出新的文学创作面貌。
一、冷静客观的审视
地理空间的远行似乎也带来了情感上的适度疏离。作为“文革”的亲历者，陈河没有像多数的本土作家那样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血泪史般的控诉，而更多的是采用冷静客观的视角进行叙述。他把“文革”作为故事展开的底色，很少对人物命运进行道德的审判与价值评价，而是让人物自身置于这一历史情境中演绎，以此来探讨历史变动与个体生存之间的幽秘。
《红白黑》就是以“文革”为背景，探讨了历史变动中的情感与命运的浮沉。出身社会底层的谢青，在“文革”前，由于成分好可以与高干子弟白蔚蔚交好甚至谈恋爱。但毕竟两人还是有着地位上的悬殊。随着运动的进行，现实颠了个个儿，白蔚蔚家也被红卫兵占领。这在谢青看来是多么的快活，因为他们地位相等了，有了进一步交往的可能。然而，故事并没有按照谢青的意志发展。在运动风势渐息之时，原本被看好的工人阶级出身却被抛在历史的边缘，而权力的好处日渐显示出来，白蔚蔚的父亲重新得势。俩人不久就分道扬镳。虽然谢青最后阴差阳错地娶了同样是高干子弟的杨虹。但可悲的是，两人的婚姻并没有走得很远。最终，谢青在国内几十年的生活转来转去“到底还是一场空”[1]（p27）。
《布偶》也是以“文革”为背景的创作，但陈河并未直接展示政治对人性的残害与压迫，而是把笔触伸向了历史变动中生存状态的变迁。尽管文中莫丘的流放与“文革”中荒诞的政治判断有关，但作者的用意并非在于对历史的控诉，而是着意于让主人公通过这一事件实现自我的成长与精神的超越。
二、对历史与人性救赎方式的思考
地理空间的远行，不仅使陈河脱离了单一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制约，而且使其经受了不同文化的浸染。因此当把笔触伸向对故土历史记忆的反思时，陈河往往能更深刻地探视到历史与人性之间的关系。但作者没有过多地探究特定历史时期个体命运在历史意志下的无力感，而是关注个体自身的精神与灵魂层面，努力从内在的创伤性记忆出发，探究人性的救赎方式。而他的这种救赎方式主要是通过“远行”实现的。
《红白黑》中的杨虹是一个有着强烈“恋父情结”的“红二代”。[2]由于受到父亲的影响，她对革命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情怀。但父亲却在“文革”中死于非命，这给了她很大打击，并致使她十分憎恨AC这个城市，因此也拒绝融入该地的世俗生活。一直到离开大陆，杨虹才逐渐走出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为了在异域取得自立，她不得不放弃血统的优越感，用AC市的世俗方式来帮助自己，但这也让她冲破了心理的桎梏，获得了解脱。
《布偶》中的莫丘在“文革”中因莫须有的强奸罪被判刑，但压抑的牢狱生活并没有压垮他，反而使其实现了从男孩到男人的精神蜕变。出狱后的他，当得知恋人为寻找自己而过度疲劳以致难产而死时，他的灵魂再次陷入了不安。他开始四处漂泊，并苦苦寻找自己的精神归宿。直到遇到和柯依丽像似的孕妇保护神雕塑后，莫丘才仿佛找到了归属。
三、独特的“成长”叙述视角
所谓“成长”视角，主要是指“文革”这一历史事件是文本中主人公成长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历史运动，他们不仅在生理上从青少年走向了成年，而且在心灵上也完成了自我的蜕变。尽管有的小说主人公的成长并不是在“文革”中完成的，但毕竟这一历史事件是促使他们走向成长的“催化剂”。以“成长”的视角书写“文革”，不仅拓宽了反思历史的广度与深度，而且也剖析出一段深刻的心灵成长史。
《布偶》中的柯依丽在“文革”中由于荒谬的政治判断和外在的压力，她把未婚先孕的责任都推给了莫丘。但得知恋人被无辜判刑后，她因愧疚而感到不安。为了忏悔罪恶感，她不顾有孕在身，拖着沉重的身体离家出走去看望莫丘，但结果见到的却是一个名字相似的陌生人。面对如此现实，柯依丽没有转身离去，而是依然选择把自己的爱意传达出来。从而可见，柯依丽也在历经磨难中完善了自己的人格。
此外，《红白黑》中的杨虹也是在“成长”视角下塑造的人物形象。杨虹是一个对革命抱有浓烈理想主义情怀的“红二代”。但因为父亲在“文革”中的被迫自杀，使她一直对AC市心怀仇恨，并拒绝融入当地的世俗生活。直到来到国外受到异质文化的浸润后，她才打破了长期束缚在自己身上的单一文化意识形态的制约，走向了自我精神的蜕变与成长。
总之，陈河对于“文革”的书写没有像同时代其他作家那样停留在尖锐的指责与模式化的指控上，而是冲破了诉说苦难与不幸，展示悲剧性、控诉极权政治的模式，展现了海外漂泊与移民经历给自己创作心态与视野带来的变化。他的创作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言说历史的可能。
参考文献：
[1]陈河.红白黑[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2]罗玉华.红白黑：宏大叙事的另一种建构[N].文艺报，2012-8-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