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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时，西藏是他最费心思的一个。为了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毛泽东在开国之初就对西藏地方领导人十四世达赖喇嘛进行了耐心的争取，并赢得了其8年的合作。但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达赖最终选择了背叛和出逃……
毛泽东的感召，使年轻的达赖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1949年底，随着人民解放战争以席卷之势推进到西南地区，达赖喇嘛和西藏上层人士的担心和疑虑越来越重：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佛教徒是唯心主义者，共产党人主张无神论，佛教徒主张有神论，共产党人能同佛教徒很好地合作吗?1950年5月，毛泽东在审阅西南局草拟的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10项条件时，对其他各条均表同意，唯独对第八条作了修改。第八条原文是：“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毛泽东在这一条的“由西藏人民”后面，特意又加写了“及西藏领导人员”7个字。这10项条件第二条就明确指出：“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这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对达赖喇嘛等西藏上层的尊重和重视。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确定进军西藏的同时，确定了争取和平解放的方针，并以多种方式，通过多种渠道开展了全方位的政治争取工作。当时，达赖喇嘛只有16岁，尚未亲政，以摄政达扎为首的亲帝分裂势力控制西藏地方政府，拒不接受中央的和平呼吁，并企图武力阻止解放军进藏。解放军被迫举行了昌都战役，以打促和。昌都战役后，西藏上层发生分化。1950年11月17日，执政10年的摄政达扎被迫辞职，十四世达赖喇嘛提前亲政(按西藏定制年满18岁才能亲政)。
达赖亲政以后，当即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他亲政的情况，表达了谋求和平谈判的愿望。信中说：“在我尚未成年之时，发生了汉、藏冲突的事情，甚感痛心。如今西藏僧俗人民同声呈请我亲政，实难推卸责任，不得已于藏历10月8日亲政。盼望毛主席关怀，施恩于我本人和全体西藏人民。”
达赖亲政，无疑对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而，达赖毕竟年轻，缺乏从政经验，还没有能力控制整个局势。在亲帝分裂势力的操纵下，达赖及部分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还是于1950年12月19日深夜秘密离开拉萨，于次年1月2日到达西藏南部的边境小镇亚东，组成“亚东噶厦”，坐观形势发展变化，并随时准备出逃印度。
1951年2月1日，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复信达赖喇嘛，转达毛泽东对他亲政的祝贺，说明中央人民政府欢迎他派代表赴北京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历来达赖喇嘛亲政，必须有中央政府的认可。毛泽东的祝贺，使达赖感觉得到了合法承认，因而大受感动和鼓舞，遂于2月18日作出决定，派出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赴京。
5月23日，经过20多天友好而充分的协商谈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即《十七条协》)在北京中南海签字，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6月，毛泽东在指示人民解放军向西藏和平开进的同时，为了争取达赖尽快从亚东返回拉萨，承认并拥护《十七条协》，特委派张经武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奔赴亚东先期做达赖的工作。行前，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单独接见了张经武。
毛泽东把达赖托西藏和谈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带给他的一封信，交给了张经武：“看信的口吻，达赖不会很快就逃亡国外，还在亚东。达赖年幼，他周围的一些反动分子是会竭力煽动他向国外跑的。”张经武同意毛泽东的分析。但情况处在动荡之中。
谈话从晚饭后一直到深夜。最后，毛泽东拿出一封写给达赖的亲笔信，托张经武带去当面交给他。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将张经武送到门口，再次叮嘱：“赴藏任务重大，要注意工作方法，统战上层，实行爱国一家，一定要说服达赖喇嘛返回拉萨。”
带着毛泽东的重托，张经武日夜兼程赶往亚东，于7月16日会见达赖，向他面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和协议副本。毛泽东在信中肯定了达赖喇嘛亲政后派代表来京谈判的正确做法，并进一步提出：“希望你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
7月21日，达赖离开亚东，8月17日回到拉萨，并于10月24日，以西藏地方政府和他个人的名义，向毛泽东发出拥护协议的电报。电文中表示：对《十七条协》“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这份电文，用藏文严格按照以往向上行文的惯例，写在一张上好的藏纸上，抬头处留得很宽，并绘有藏式图案。至此，《十七条协议》签订5个月后，达赖终于明确了拥护协议的态度。
这样，年轻的达赖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感召下，先后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政治选择，这是达赖人生道路上的巨大转折和进步。
1954年，达赖和班禅联袂进京，参加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9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亲切接见达赖、班禅。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会见十四世达赖，也是第一次同时接见两位佛爷。这一天，毛泽东同两位活佛作了长时间亲切交谈，勉励他们要加强学习，大胆工作，坚定不移地站在反帝爱国的立场上，为祖国、为西藏人民多做有意义的事情。
见到毛泽东，达赖非常兴奋和激动。这是继1652年五世达赖和1908年十三世达赖进京后第三位进京的达赖。回到自己的寓所后，他对来看他的人这样叙述自己当时的心情和感受：“我乍见到毛主席时，心里有点发慌，不知怎样才好。我站在毛主席跟前，觉得毛主席形象高大，而我是很微小的了。我给毛主席献哈达时，看见他的手指都发亮，毛主席额角很宽，有一种异常的光闪闪照人。我坐下后，向毛主席报告西藏的情况，最初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看到毛主席和蔼可亲，就安静多了，后来才渐渐镇定下来，无拘无束地把心头话说出来。”
在这次会上，达赖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当选为常务委员。班禅在随后召开的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这是历史上西藏地方政权的执政者在中央政府中担任的最高职务。当时，达赖19岁，班禅16岁，他们成了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
会后，时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国庆期间，达赖和班禅出席了国庆招待会和国宴，参加了各种座谈会；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会见各国来宾和各界知名人士。他们还于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检阅数十万群众游行队伍。随后，达赖、班禅由国家民委副主任刘格平等分别陪 同，先后赴天津、上海、杭州、沈阳、鞍山、哈尔滨等城市参观访问。
1955年2月23日，是藏历木羊新年的除夕。达赖、班禅特意回到北京欢度佳节。这一天，毛泽东又一次会见他们，并向他们祝贺新年。在听了达赖、班禅在各地参观的观感后，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工业很不发达，有许多机器我们自己还不能制造，我们没有大量的钢。但这不要紧，我们可以建设，再过50年，我们就可以建成一个像样子的国家。”
达赖表示：“我们西藏各方面的条件都很落后。但我们可以向主席保证，在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做好西藏的各项工作，不断地提高。”
第二天，是藏历木羊新年的第一天，达赖和班禅在中南海举行盛大宴会，邀请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度藏历新年。毛泽东到会祝贺，致祝酒词，还同达赖、班禅合影，留下了历史的记忆。
藏历新年过后，达赖即将离京返藏。3月8日，毛泽东亲自到御河桥达赖寓所为他送行。毛泽东亲切地说：“听说你要走了，今天我来看看你。你们走的事情都办好了吗?还有什么需要我帮你解决的吗?”
毛泽东认为达赖年轻、聪明，勉励他以后要更努力地学习，不但要学经典，还要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毛泽东还就即将成立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以及今后西藏的工作，深入诚恳地同达赖交换了意见，鼓励达赖大胆地担负起筹委会主任委员的责任，同西藏工委、军区、班禅亲密团结，共同把西藏的事情办好。在谈到民族之间的相互帮助时，毛泽东说，内地派去西藏的汉族干部是去帮助西藏发展的，“为了帮忙，性命也可以放弃，但还要把忙帮好，不准帮坏”。他诚恳地对达赖说：“凡是派去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有和你们搞不来的、团结不好的，你告诉我，我们就调回来。”
毛泽东亲临寓所送行，使达赖非常感动。他说：“主席的突然到来，我像在做梦。经过和主席的几次见面谈话，我的内心起了极大的变化。我回去之后，一定要把这些指示变成行动，一定打开以往应付的局面，真诚地互相帮助，共同努力工作。”
在京期间，与毛泽东的多次会见和交谈，使达赖的思想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激情创作了一首颂歌：
啊!毛主席!您的光辉和业绩
像创世主大梵天和众敬王—样，
只有从无数的善行中，
才能诞生这样一位领袖，
像太阳普照大地。
您的著作像珍珠一样宝贵，
像海浪一样汹涌澎湃，
远及天涯……
对毛泽东的钦佩甚至使达赖对共产主义产生了兴趣，他一度萌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念头。直到1990年，达赖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还对我国的一位学者说：“我实话告诉你，过去我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有很好的关系，我很钦佩他们那种献身精神。毛主席非常友善，有一种非常诚恳威严的精神，他只要站在那儿就能令人肃然起敬。我觉得他完全真实并且非常富有决断力，他说话缓慢清晰，句法简短，看起来威严而有自信，1954年我在北京时，还有过加入共产党的想法，当时想当半个喇嘛、半个共产党员。”
对于同班禅一起进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见毛泽东一事，达赖及西藏上层都很重视。1956年落成的罗布林卡达赖新宫“达旦明久颇章”中，有一幅精心描绘西藏历史的藏式壁画，上面按历史顺序先后画了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五世达赖喇嘛入觐清帝等重大历史事件，最后就画了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京会见毛泽东的情景。由此可见，至少在1956年之前，达赖喇嘛本人和西藏地方政府均视此为值得纪念的重大历史事件。
在随后的几年中，毛泽东和达赖多次书信交往，并互赠礼物，甚至互寄鲜花。1955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给达赖的信中说：“我时常想念你，想念你在北京的时候我们相处的那种愉快的情形。何时再能和你见面呢?大概要再等3年，等到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那时你也许会来这里吧。”“很高兴地看到你在信里附寄的西藏鲜花，我在这里也附寄一朵给你。希望经常看到你的信，随便写几句，不拘形式，就是好的。”信写得亲切、自然，流露着深情。
1956年，西藏工委关于民主改革的宣传和准备工作，引起了西藏上层人士广泛议论。达赖喇嘛向毛泽东写信反映了西藏准备民主改革的情况。毛泽东于8月18日复信达赖，阐明了中央对西藏改革的基本态度：“西藏社会改革问题，听说已经谈开了，很好。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大家谈一谈，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等到大家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可以少出乱子，最好是不出乱子。”“我们大家对你很了解，相信你能把西藏的工作做好。我总是担心，汉人在那里和你们合作得不好，得不到藏人的信任。请你负起责来，对于犯了错误的汉人，给他们以严格的教育，把他们当作你自己的干部看待。”并体贴地说：“这封信你能看懂否?草字尚多，一时改不过来，但比上次少了一点。”
毛泽东通过信件往来，与达赖增进感情，交流情况，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用党的方针政策争取达赖，用真情感化达赖。
毛泽东的争取没能使达赖的思想根本转变，达赖最终选择了背叛
令人遗憾的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争取、宽容和鼓励，并没有使达赖的思想发生根本转变。达赖本质上是以维护自己宗教地位和农奴制度为最高利益的，加之身边分裂势力的缠绕影响，其政治立场并不十分坚定，而是左顾右盼，摇摆不定。
1956年11月，印度政府邀请达赖和班禅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纪念活动。毛泽东大度地决定让他去，因为达赖是国家领导人，他有行动的自由。11月15日，在达赖赴印前夕，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预测分析了达赖出访可能出现的情况：“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
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达赖一行到达印度后，立即陷入西藏分裂分子的包围中。分裂分子大肆活动，挑唆达赖留在印度，搞所谓“西藏独立”。达赖立场有所动摇，意欲留居印度。这期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利用到印度进行访问的机会，连续3次同达赖及其随行人员谈话，一再转达毛泽东关于至少6年不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的方针，劝其早日返回西藏，并推心置腹地告诉达赖：“毛主席希望你能早日回去，不去噶伦堡(当时叛乱分子在印度的活动中心一笔者注)，到那里去，对你不利。”在周恩来的反复劝说下，达赖于1957年4月1日自印度 返回西藏。
达赖回国后，毛泽东及时去信，对达赖的回国行动表示称赞和肯定：“你在访问印度期间，拒绝了那些逃亡国外的反对分子出的坏主意，是做得对的。”
达赖自印回国，算是经受住了一次政治考验。两年后，当又一次更严峻的考验——西藏民主改革来临时，达赖最终没能站稳立场。因为其阶级本性，他并不愿意接受民主改革，不愿意看到广大农奴翻身做主人。1959年3月10日，由对民主改革的恐惧引发的西藏叛乱全面发生。3月17日夜，达赖终被挟持外逃到印度，从此开始了数十年的流亡生涯。
对达赖的出逃，毛泽东是有预见的，但他始终对达赖网开一面。早在1959年3月11日，毛泽东就指示西藏工委：“他们逃走时，我以为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西藏叛乱时，军区随时掌握着达赖集团的动向，在达赖等人出逃时按毛泽东指示精神未加拦阻。否则，达赖是很难顺利逃往国外的。当年西藏军区参谋长李觉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1959年3月17日夜，达赖他们在拉萨河北岸沙滩上准备渡河时，我们早已将大炮对准了他们，只要我们的炮一响，他们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河边沙滩。但是，中央没有命令阻截他们，我们是静静地坐在林子中，凭着明月之光看着他们惊慌地用牛皮船一船一船的往拉萨河南岸渡人。”
达赖外逃后，毛泽东一直希望他能回心转意，回到祖国。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第16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专门谈到了达赖回国问题：“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3封信。我们希望达赖回来，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25岁。假如他活到85岁，从现在算起还有60年，那个时候21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59年不回来，第60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中共中央对达赖外逃的处置一直留有余地。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仍然选举达赖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并保留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然而，达赖最终还是辜负了毛泽东的良苦用心，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64年12月，中央不得不作出了《关于撤销达赖职务的决定》。
毛泽东的感召，使年轻的达赖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1949年底，随着人民解放战争以席卷之势推进到西南地区，达赖喇嘛和西藏上层人士的担心和疑虑越来越重：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佛教徒是唯心主义者，共产党人主张无神论，佛教徒主张有神论，共产党人能同佛教徒很好地合作吗?1950年5月，毛泽东在审阅西南局草拟的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10项条件时，对其他各条均表同意，唯独对第八条作了修改。第八条原文是：“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毛泽东在这一条的“由西藏人民”后面，特意又加写了“及西藏领导人员”7个字。这10项条件第二条就明确指出：“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这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对达赖喇嘛等西藏上层的尊重和重视。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确定进军西藏的同时，确定了争取和平解放的方针，并以多种方式，通过多种渠道开展了全方位的政治争取工作。当时，达赖喇嘛只有16岁，尚未亲政，以摄政达扎为首的亲帝分裂势力控制西藏地方政府，拒不接受中央的和平呼吁，并企图武力阻止解放军进藏。解放军被迫举行了昌都战役，以打促和。昌都战役后，西藏上层发生分化。1950年11月17日，执政10年的摄政达扎被迫辞职，十四世达赖喇嘛提前亲政(按西藏定制年满18岁才能亲政)。
达赖亲政以后，当即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他亲政的情况，表达了谋求和平谈判的愿望。信中说：“在我尚未成年之时，发生了汉、藏冲突的事情，甚感痛心。如今西藏僧俗人民同声呈请我亲政，实难推卸责任，不得已于藏历10月8日亲政。盼望毛主席关怀，施恩于我本人和全体西藏人民。”
达赖亲政，无疑对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而，达赖毕竟年轻，缺乏从政经验，还没有能力控制整个局势。在亲帝分裂势力的操纵下，达赖及部分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还是于1950年12月19日深夜秘密离开拉萨，于次年1月2日到达西藏南部的边境小镇亚东，组成“亚东噶厦”，坐观形势发展变化，并随时准备出逃印度。
1951年2月1日，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复信达赖喇嘛，转达毛泽东对他亲政的祝贺，说明中央人民政府欢迎他派代表赴北京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历来达赖喇嘛亲政，必须有中央政府的认可。毛泽东的祝贺，使达赖感觉得到了合法承认，因而大受感动和鼓舞，遂于2月18日作出决定，派出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赴京。
5月23日，经过20多天友好而充分的协商谈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即《十七条协》)在北京中南海签字，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6月，毛泽东在指示人民解放军向西藏和平开进的同时，为了争取达赖尽快从亚东返回拉萨，承认并拥护《十七条协》，特委派张经武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奔赴亚东先期做达赖的工作。行前，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单独接见了张经武。
毛泽东把达赖托西藏和谈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带给他的一封信，交给了张经武：“看信的口吻，达赖不会很快就逃亡国外，还在亚东。达赖年幼，他周围的一些反动分子是会竭力煽动他向国外跑的。”张经武同意毛泽东的分析。但情况处在动荡之中。
谈话从晚饭后一直到深夜。最后，毛泽东拿出一封写给达赖的亲笔信，托张经武带去当面交给他。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将张经武送到门口，再次叮嘱：“赴藏任务重大，要注意工作方法，统战上层，实行爱国一家，一定要说服达赖喇嘛返回拉萨。”
带着毛泽东的重托，张经武日夜兼程赶往亚东，于7月16日会见达赖，向他面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和协议副本。毛泽东在信中肯定了达赖喇嘛亲政后派代表来京谈判的正确做法，并进一步提出：“希望你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
7月21日，达赖离开亚东，8月17日回到拉萨，并于10月24日，以西藏地方政府和他个人的名义，向毛泽东发出拥护协议的电报。电文中表示：对《十七条协》“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这份电文，用藏文严格按照以往向上行文的惯例，写在一张上好的藏纸上，抬头处留得很宽，并绘有藏式图案。至此，《十七条协议》签订5个月后，达赖终于明确了拥护协议的态度。
这样，年轻的达赖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感召下，先后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政治选择，这是达赖人生道路上的巨大转折和进步。
1954年，达赖和班禅联袂进京，参加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9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亲切接见达赖、班禅。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会见十四世达赖，也是第一次同时接见两位佛爷。这一天，毛泽东同两位活佛作了长时间亲切交谈，勉励他们要加强学习，大胆工作，坚定不移地站在反帝爱国的立场上，为祖国、为西藏人民多做有意义的事情。
见到毛泽东，达赖非常兴奋和激动。这是继1652年五世达赖和1908年十三世达赖进京后第三位进京的达赖。回到自己的寓所后，他对来看他的人这样叙述自己当时的心情和感受：“我乍见到毛主席时，心里有点发慌，不知怎样才好。我站在毛主席跟前，觉得毛主席形象高大，而我是很微小的了。我给毛主席献哈达时，看见他的手指都发亮，毛主席额角很宽，有一种异常的光闪闪照人。我坐下后，向毛主席报告西藏的情况，最初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看到毛主席和蔼可亲，就安静多了，后来才渐渐镇定下来，无拘无束地把心头话说出来。”
在这次会上，达赖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当选为常务委员。班禅在随后召开的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这是历史上西藏地方政权的执政者在中央政府中担任的最高职务。当时，达赖19岁，班禅16岁，他们成了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
会后，时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国庆期间，达赖和班禅出席了国庆招待会和国宴，参加了各种座谈会；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会见各国来宾和各界知名人士。他们还于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检阅数十万群众游行队伍。随后，达赖、班禅由国家民委副主任刘格平等分别陪 同，先后赴天津、上海、杭州、沈阳、鞍山、哈尔滨等城市参观访问。
1955年2月23日，是藏历木羊新年的除夕。达赖、班禅特意回到北京欢度佳节。这一天，毛泽东又一次会见他们，并向他们祝贺新年。在听了达赖、班禅在各地参观的观感后，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工业很不发达，有许多机器我们自己还不能制造，我们没有大量的钢。但这不要紧，我们可以建设，再过50年，我们就可以建成一个像样子的国家。”
达赖表示：“我们西藏各方面的条件都很落后。但我们可以向主席保证，在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做好西藏的各项工作，不断地提高。”
第二天，是藏历木羊新年的第一天，达赖和班禅在中南海举行盛大宴会，邀请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度藏历新年。毛泽东到会祝贺，致祝酒词，还同达赖、班禅合影，留下了历史的记忆。
藏历新年过后，达赖即将离京返藏。3月8日，毛泽东亲自到御河桥达赖寓所为他送行。毛泽东亲切地说：“听说你要走了，今天我来看看你。你们走的事情都办好了吗?还有什么需要我帮你解决的吗?”
毛泽东认为达赖年轻、聪明，勉励他以后要更努力地学习，不但要学经典，还要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毛泽东还就即将成立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以及今后西藏的工作，深入诚恳地同达赖交换了意见，鼓励达赖大胆地担负起筹委会主任委员的责任，同西藏工委、军区、班禅亲密团结，共同把西藏的事情办好。在谈到民族之间的相互帮助时，毛泽东说，内地派去西藏的汉族干部是去帮助西藏发展的，“为了帮忙，性命也可以放弃，但还要把忙帮好，不准帮坏”。他诚恳地对达赖说：“凡是派去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有和你们搞不来的、团结不好的，你告诉我，我们就调回来。”
毛泽东亲临寓所送行，使达赖非常感动。他说：“主席的突然到来，我像在做梦。经过和主席的几次见面谈话，我的内心起了极大的变化。我回去之后，一定要把这些指示变成行动，一定打开以往应付的局面，真诚地互相帮助，共同努力工作。”
在京期间，与毛泽东的多次会见和交谈，使达赖的思想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激情创作了一首颂歌：
啊!毛主席!您的光辉和业绩
像创世主大梵天和众敬王—样，
只有从无数的善行中，
才能诞生这样一位领袖，
像太阳普照大地。
您的著作像珍珠一样宝贵，
像海浪一样汹涌澎湃，
远及天涯……
对毛泽东的钦佩甚至使达赖对共产主义产生了兴趣，他一度萌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念头。直到1990年，达赖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还对我国的一位学者说：“我实话告诉你，过去我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有很好的关系，我很钦佩他们那种献身精神。毛主席非常友善，有一种非常诚恳威严的精神，他只要站在那儿就能令人肃然起敬。我觉得他完全真实并且非常富有决断力，他说话缓慢清晰，句法简短，看起来威严而有自信，1954年我在北京时，还有过加入共产党的想法，当时想当半个喇嘛、半个共产党员。”
对于同班禅一起进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见毛泽东一事，达赖及西藏上层都很重视。1956年落成的罗布林卡达赖新宫“达旦明久颇章”中，有一幅精心描绘西藏历史的藏式壁画，上面按历史顺序先后画了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五世达赖喇嘛入觐清帝等重大历史事件，最后就画了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京会见毛泽东的情景。由此可见，至少在1956年之前，达赖喇嘛本人和西藏地方政府均视此为值得纪念的重大历史事件。
在随后的几年中，毛泽东和达赖多次书信交往，并互赠礼物，甚至互寄鲜花。1955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给达赖的信中说：“我时常想念你，想念你在北京的时候我们相处的那种愉快的情形。何时再能和你见面呢?大概要再等3年，等到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那时你也许会来这里吧。”“很高兴地看到你在信里附寄的西藏鲜花，我在这里也附寄一朵给你。希望经常看到你的信，随便写几句，不拘形式，就是好的。”信写得亲切、自然，流露着深情。
1956年，西藏工委关于民主改革的宣传和准备工作，引起了西藏上层人士广泛议论。达赖喇嘛向毛泽东写信反映了西藏准备民主改革的情况。毛泽东于8月18日复信达赖，阐明了中央对西藏改革的基本态度：“西藏社会改革问题，听说已经谈开了，很好。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大家谈一谈，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等到大家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可以少出乱子，最好是不出乱子。”“我们大家对你很了解，相信你能把西藏的工作做好。我总是担心，汉人在那里和你们合作得不好，得不到藏人的信任。请你负起责来，对于犯了错误的汉人，给他们以严格的教育，把他们当作你自己的干部看待。”并体贴地说：“这封信你能看懂否?草字尚多，一时改不过来，但比上次少了一点。”
毛泽东通过信件往来，与达赖增进感情，交流情况，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用党的方针政策争取达赖，用真情感化达赖。
毛泽东的争取没能使达赖的思想根本转变，达赖最终选择了背叛
令人遗憾的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争取、宽容和鼓励，并没有使达赖的思想发生根本转变。达赖本质上是以维护自己宗教地位和农奴制度为最高利益的，加之身边分裂势力的缠绕影响，其政治立场并不十分坚定，而是左顾右盼，摇摆不定。
1956年11月，印度政府邀请达赖和班禅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纪念活动。毛泽东大度地决定让他去，因为达赖是国家领导人，他有行动的自由。11月15日，在达赖赴印前夕，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预测分析了达赖出访可能出现的情况：“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
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达赖一行到达印度后，立即陷入西藏分裂分子的包围中。分裂分子大肆活动，挑唆达赖留在印度，搞所谓“西藏独立”。达赖立场有所动摇，意欲留居印度。这期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利用到印度进行访问的机会，连续3次同达赖及其随行人员谈话，一再转达毛泽东关于至少6年不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的方针，劝其早日返回西藏，并推心置腹地告诉达赖：“毛主席希望你能早日回去，不去噶伦堡(当时叛乱分子在印度的活动中心一笔者注)，到那里去，对你不利。”在周恩来的反复劝说下，达赖于1957年4月1日自印度 返回西藏。
达赖回国后，毛泽东及时去信，对达赖的回国行动表示称赞和肯定：“你在访问印度期间，拒绝了那些逃亡国外的反对分子出的坏主意，是做得对的。”
达赖自印回国，算是经受住了一次政治考验。两年后，当又一次更严峻的考验——西藏民主改革来临时，达赖最终没能站稳立场。因为其阶级本性，他并不愿意接受民主改革，不愿意看到广大农奴翻身做主人。1959年3月10日，由对民主改革的恐惧引发的西藏叛乱全面发生。3月17日夜，达赖终被挟持外逃到印度，从此开始了数十年的流亡生涯。
对达赖的出逃，毛泽东是有预见的，但他始终对达赖网开一面。早在1959年3月11日，毛泽东就指示西藏工委：“他们逃走时，我以为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西藏叛乱时，军区随时掌握着达赖集团的动向，在达赖等人出逃时按毛泽东指示精神未加拦阻。否则，达赖是很难顺利逃往国外的。当年西藏军区参谋长李觉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1959年3月17日夜，达赖他们在拉萨河北岸沙滩上准备渡河时，我们早已将大炮对准了他们，只要我们的炮一响，他们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河边沙滩。但是，中央没有命令阻截他们，我们是静静地坐在林子中，凭着明月之光看着他们惊慌地用牛皮船一船一船的往拉萨河南岸渡人。”
达赖外逃后，毛泽东一直希望他能回心转意，回到祖国。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第16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专门谈到了达赖回国问题：“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3封信。我们希望达赖回来，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25岁。假如他活到85岁，从现在算起还有60年，那个时候21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59年不回来，第60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中共中央对达赖外逃的处置一直留有余地。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仍然选举达赖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并保留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然而，达赖最终还是辜负了毛泽东的良苦用心，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64年12月，中央不得不作出了《关于撤销达赖职务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