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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人民军队永远的精神支柱，是发展壮大、夺取胜利的精神保障，是克敌制胜、能打胜仗的重要法宝，是战胜困难、抵御诱惑的关键因素。
90年来，人民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之所以屡经艰辛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浴火重生，就在于这支军队是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始终坚守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英雄的人民军队也涌现出无数理想信念坚定的英雄人物。
抛弃荣华富贵、把一切献给党的董振堂
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董振堂，曾在西北军里担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等职。虽出身旧军队，但为人正直，身居高位而生活简朴，立志救国救民，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对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深表赞同，思想上日益倾向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争取下，1931年12月14日，第二十六路军举行宁都起义，被改编为红五军团，董振堂任副总指挥，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
参加红军不久，董振堂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把仅有的3000多块大洋积蓄全部交给了党。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劝董振堂：“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点给自己。”董振堂再三坚持：“革命了，个人一切都交给了党，还要钱干什么？”
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共产主义一定能解放全人类的坚定信仰，投身革命后的董振堂始终对党忠贞不渝，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浇灌理想信念之花。
董振堂毕业于正规军事院校，接受过系统军事训练，作战指挥认真细致而又果断勇敢，尤以打防御战见长。在他的指挥下，红五军团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逐渐成熟起来，成长为红军的一支主力军团，并形成了顽强坚韧、善打阻击的作战风格。
长征开始时，红五军团下辖13师、34师，共1.2万余人，担任全军后卫。打后卫意味着会付出更大的牺牲。面对尾追的中央军薛岳部9个师，红五军团顽强抗击，打阻击，走夜路，吃不好，睡不成，边打边走，边走边打，艰苦至极。董振堂紧咬牙关，指挥红五军团的将士们苦苦支撑，像一道铁闸，紧紧堵住了尾追之敌。湘江一役，红五军团损失惨重。红34师被阻隔在湘江东岸，演绎了这支英雄部队最悲壮的绝唱。渡过湘江后收拢部队，红五军团全部人马加起来还不到两千人。
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红五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第33军合编为红5军，董振堂任军长。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红5军又奉命西渡黄河，执行宁夏作战计划，踏上了征战河西的悲壮征程。1937年1月，董振堂率红5军主力3000余人坚守孤城高台，与10倍于己的马家军血战半月，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全军覆没。一代名将董振堂命殇高台。凶残的敌人将董振堂的头颅砍下，挂在城楼上悬首示众，而后又送到西宁邀功。
噩耗传到延安，红军广大将士深为悲痛。中共中央在宝塔山下为董振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深情地说：路遥知马力，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坚守信念、慷慨赴死的胡天桃
1934年11月，闽浙赣苏区红10军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合编为红十军团，在皖浙赣边地区艰苦转战。这时，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蒋介石集中20多万重兵“围剿”红十军团。红十军团无法在皖南立足，决定南下赣东北苏区。
1935年1月中旬，当红十军团抵达浙江省开化县杨林地区时，国民党军重兵迅速围拢上来，形成包围之势。经过一番苦战，红十军团主力最终没能冲出敌人的包围圈，除少数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
红21师师长胡天桃落入敌手后，被押解到补充第1旅旅部。身着笔挺将军服的旅长王耀武以胜利者的姿态审问了这位“败军之将”，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这位师长的上身穿着三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两只不同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瓷碗，除此以外，别无他物，与战士没有什么区别。王耀武后来回忆：以为在这样艰苦到极点的情况下，胡师长的意志可能已动摇了，然而实际上与我们的看法完全相反。
有道是：世事无常。历史给王耀武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13年后，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的王耀武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又过了11年，1959年12月4日，王耀武作为首批被特赦的国民党战犯走出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开始了新生活。他在《阻截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战役的经过》一文中，详细记述了当年与胡天桃那场令他几十年后仍历历在目的谈话。
王耀武说：蒋委员长对你们实行宽大及感化教育，只要你们觉悟，一样得到重用。
胡天桃答：我认为只有革命，坚决地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军阀，中国才有办法。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我們是坚决反对的。
王说：我们也希望国家好，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你说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有什么根据？
胡答：国民党丧权辱国，把东北让给日本，华北特殊化，掌握着军队不抗日，却来打内战，还请帝国主义的军官当顾问，协助你们计划指挥来攻打人民，这不是勾结帝国主义是什么？
王说：共产主义不适合国情，你们硬要在中国实行，这样必然会失败的。
胡答：我认为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我愿为共产主义而牺牲！
王问：你知道方志敏现在什么地点？
胡答：我不知道。
王又问：你们进入苏区后准备做些什么？方志敏对未突入封锁线的部队有什么指示？
胡仍答：不知道。
王耀武见与胡天桃谈问题、问情况，都不会有所获，就转移话题：你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保护你的眷属。
胡答：我没有家，没有人，不要保护。
王耀武明白，像这样顽强的人，要从他身上得到军事情报或利用他做些对红军的瓦解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 选择信仰道路艰难，坚守理想信念更难。面对死亡的威胁，胡天桃泰然处之，演绎了“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豪迈。
面对敌人利诱、甘愿绝食殉国的巫恒通
1937年底，上海、南京、句容等地先后被日军侵占。国民党政府泰兴县县长单成义惊恐万状，弃城奔逃。时任县教育局长的巫恒通获悉同学管文蔚在丹阳组织了一支抗日武装，立即嘱咐儿子巫健松去投奔，并约县警察局长张恨愚集中200余人枪，准备赴洪泽湖开展抗日游击战。不料遭单成义等人诬陷，被捕入狱。后经好友疏通，交保获释。
1938年，巫恒通获悉管文蔚已加入新四军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立即前去投奔。在管文蔚处，他与陈毅相会，畅谈抗战大计，走上了追随共产党抗日救国的道路。
巫恒通重返家乡后，筹集20余人枪，锄奸匪，保家乡，深受百姓欢迎。在新四军的帮助下，队伍扩编为“句容县东北区民众抗敌自卫团”，巫恒通任团长。1939年夏，巫恒通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胜感慨地说：“书生从军，要努力学会带兵打仗。我早年梦想教育救国，逐步改良，但国民党腐败无能，倒行逆施，使我完全失望。我混了半辈子，一事无成。如今我找到了共产党，要重新开始生活，弥补过去虚度之年华。”
11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自卫团编入新四军序列，改编为新3团，巫恒通任团长，转战于茅山一带，多次粉碎日军“扫荡”，逐步成长为新四军的一支劲旅。
1940年夏，新四军主力北渡长江，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新3团留在茅山地区坚持斗争。皖南事变后，日军反复“扫荡”茅山抗日根据地，新3团与敌苦苦周旋。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巫恒通出生入死，身先士卒，顽强奋战。他的兄长、嫂子、弟弟相继壮烈牺牲。巫恒通慷慨陈词：坚持抗敌，有敌无我，有我无敌！
1941年春，巫恒通调任苏南第5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句容县长。
敌人将巫恒通年仅11岁的幼子巫健柏作为人质捕至句容城内，妄想以此动摇巫恒通抗战意志。但巫恒通不为所动，誓死抗战到底，斗志愈坚。
9月6日，日伪军突袭苏南第5行政专员公署驻地句容县大坝村，巫恒通负伤被俘。敌人欣喜若狂，先是盛餐款待，诱其背叛共产党，遭到巫恒通的痛斥：“你们这些无人性的野兽，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今天到此只有一死以赴之，我生得光荣，死得光荣，想让我卖国求荣那是妄想！”
一计不成，敌人又生二计，授意伪句容县长陈希周出面劝降。巫恒通卧于囚室，以面向墙，不屑顾之。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大汉奸周佛海战前曾任江苏省教育厅长，妄想以旧日上下级关系拉拢巫恒通就范，写信并派专员劝降，但同样遭到严词斥责。此后，巫恒通拒医绝食，决意以身殉国，用生命捍卫自己的信仰。
在生命最后时刻，巫恒通嘱咐幼子：“你要记住伯父、伯母和叔父是怎样死的，记住你爸爸是怎样宁死不屈的。如今你哥哥在苏北抗日，是死是活还不知道。你要继承遗志，长大后献身革命，做一个有志气又有骨气的中国人。”
14日凌晨，巫恒通在绝食8天后，壮烈殉国，年仅38岁。
噩耗传来，苏南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无不肃然起敬，沉痛致哀。陈毅高度评价巫恒通：“被俘之日起，即义不食敌寇水米，敌寇利用其旧友亲朋来劝降，均遭严拒……死节之惨烈，抗战以来所仅见。”
自愿回乡务农、永葆老红军本色的方和明
方和明是1929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历任通讯员、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团长等职，身经大小战斗200余次，7次负伤，1 5 次立功受奖。
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准备安排体弱多病的方和明在延安休养。但他谢绝了，表示要解甲归田，回乡务农：“革命需要打仗，我扛起枪是战士；革命需要建设，我拿起锄头当农民！”
1949年底，方和明怀揣党员介绍信，背着行李卷、炒面袋，满怀豪情地离开延安，回到了刚刚解放的家乡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柳林村。朴实热情的乡亲对他的举动很不理解：“革命成功了不去享福，回来种田值得吗？”
方和明回答：“我们去参加红军的72人中只活了我一个，我不回来把家乡建设好对得起烈士们吗？”
乡亲们这才悟出了方和明解甲归田的原因：他没有忘记生他养他的土地，没有忘记革命先烈，没有忘记继续革命。
回乡后，方和明有功不骄，位尊不傲。当负责填写残废证的县民政科工作人员问他在部队担任何职时，方和明回答：红军战士。以后别人再问，他还是那句老话：我是一名红军战士。
在方和明看来，不能把资格、功劳、等级当作抬高自己、索取报酬的资本。从“官”到民没有万里长城，革命需要上就上，需要下就下。他永远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劳动者，是一颗革命的火种，艰苦奋斗在群众中。
春耕时节，他每天出工不见太阳，收工不见日头。秋收了，他一趟趟挑起粮食去交公粮。一过秤，多交了280斤。收粮的工作人员说：“你是老红军，可以减免。”他说：“正因为我当过红军，就要多交一点！”
十丈山麓曾是黄麻起义指挥部所在地，被国民党反动派烧杀成了“无人区”。1960年夏，方和明带领群众来到这里，砍荆棘，搭草棚，创建八一畜牧场。他对大伙说：“创业好比针挑土。革命先烈连生命都不要，我们还怕苦吗？！”在方和明的带领下，经过几年奋斗，原来穷困的柳林大队变了样：梯田平展，稻谷堆仓；茶树遍山岗，果园绕村庄；公路通南北，渠道盘山梁。
方和明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还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全国民兵先进工作者称号，受到毛澤东主席的接见。
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道上将偶然从《湖北日报》光荣榜上看到方和明的名字，心想：这个方和明是不是在长征途中带领一个营抢占李公铁索桥、掩护部队突围的那个红军团长？全国解放那年不是叫他去延安休养了吗？
出于对战友的思念和关怀，陈再道派人去打听。很快就查实，方和明正是当年和自己一起爬雪山过草地的战友。
陈再道立即请来方和明。20多年前的老战友见面，格外高兴。陈再道亲切地拍着方和明的肩膀说：“你过去当团长，在战场上是英雄；现在回乡当农民，是劳动模范，保持了红军的光荣传统，还是好样的！”
方和明回乡8年，当地群众只知道他是红军，不晓得他当过团长。会见的通讯登了报，群众争相传颂：“老方，有官不当官，有功不摆功，有福不享福，有难不怕难，真是个模范共产党员。”
方和明说：“我这个穷孩子，能够参加革命，全靠党和毛主席引路。功劳应该归于党、归于人民、归于毛主席。我只不过是个红军战士，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关乎事业成败。人民解放军9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表明：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人民军队永远的精神支柱，是发展壮大、夺取胜利的精神保障，是克敌制胜、能打胜仗的重要法宝，是战胜困难、抵御诱惑的关键因素。
90年来，人民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之所以屡经艰辛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浴火重生，就在于这支军队是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始终坚守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英雄的人民军队也涌现出无数理想信念坚定的英雄人物。
抛弃荣华富贵、把一切献给党的董振堂
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董振堂，曾在西北军里担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等职。虽出身旧军队，但为人正直，身居高位而生活简朴，立志救国救民，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对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深表赞同，思想上日益倾向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争取下，1931年12月14日，第二十六路军举行宁都起义，被改编为红五军团，董振堂任副总指挥，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
参加红军不久，董振堂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把仅有的3000多块大洋积蓄全部交给了党。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劝董振堂：“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点给自己。”董振堂再三坚持：“革命了，个人一切都交给了党，还要钱干什么？”
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共产主义一定能解放全人类的坚定信仰，投身革命后的董振堂始终对党忠贞不渝，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浇灌理想信念之花。
董振堂毕业于正规军事院校，接受过系统军事训练，作战指挥认真细致而又果断勇敢，尤以打防御战见长。在他的指挥下，红五军团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逐渐成熟起来，成长为红军的一支主力军团，并形成了顽强坚韧、善打阻击的作战风格。
长征开始时，红五军团下辖13师、34师，共1.2万余人，担任全军后卫。打后卫意味着会付出更大的牺牲。面对尾追的中央军薛岳部9个师，红五军团顽强抗击，打阻击，走夜路，吃不好，睡不成，边打边走，边走边打，艰苦至极。董振堂紧咬牙关，指挥红五军团的将士们苦苦支撑，像一道铁闸，紧紧堵住了尾追之敌。湘江一役，红五军团损失惨重。红34师被阻隔在湘江东岸，演绎了这支英雄部队最悲壮的绝唱。渡过湘江后收拢部队，红五军团全部人马加起来还不到两千人。
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红五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第33军合编为红5军，董振堂任军长。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红5军又奉命西渡黄河，执行宁夏作战计划，踏上了征战河西的悲壮征程。1937年1月，董振堂率红5军主力3000余人坚守孤城高台，与10倍于己的马家军血战半月，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全军覆没。一代名将董振堂命殇高台。凶残的敌人将董振堂的头颅砍下，挂在城楼上悬首示众，而后又送到西宁邀功。
噩耗传到延安，红军广大将士深为悲痛。中共中央在宝塔山下为董振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深情地说：路遥知马力，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坚守信念、慷慨赴死的胡天桃
1934年11月，闽浙赣苏区红10军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合编为红十军团，在皖浙赣边地区艰苦转战。这时，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蒋介石集中20多万重兵“围剿”红十军团。红十军团无法在皖南立足，决定南下赣东北苏区。
1935年1月中旬，当红十军团抵达浙江省开化县杨林地区时，国民党军重兵迅速围拢上来，形成包围之势。经过一番苦战，红十军团主力最终没能冲出敌人的包围圈，除少数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
红21师师长胡天桃落入敌手后，被押解到补充第1旅旅部。身着笔挺将军服的旅长王耀武以胜利者的姿态审问了这位“败军之将”，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这位师长的上身穿着三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两只不同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瓷碗，除此以外，别无他物，与战士没有什么区别。王耀武后来回忆：以为在这样艰苦到极点的情况下，胡师长的意志可能已动摇了，然而实际上与我们的看法完全相反。
有道是：世事无常。历史给王耀武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13年后，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的王耀武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又过了11年，1959年12月4日，王耀武作为首批被特赦的国民党战犯走出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开始了新生活。他在《阻截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战役的经过》一文中，详细记述了当年与胡天桃那场令他几十年后仍历历在目的谈话。
王耀武说：蒋委员长对你们实行宽大及感化教育，只要你们觉悟，一样得到重用。
胡天桃答：我认为只有革命，坚决地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军阀，中国才有办法。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我們是坚决反对的。
王说：我们也希望国家好，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你说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有什么根据？
胡答：国民党丧权辱国，把东北让给日本，华北特殊化，掌握着军队不抗日，却来打内战，还请帝国主义的军官当顾问，协助你们计划指挥来攻打人民，这不是勾结帝国主义是什么？
王说：共产主义不适合国情，你们硬要在中国实行，这样必然会失败的。
胡答：我认为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我愿为共产主义而牺牲！
王问：你知道方志敏现在什么地点？
胡答：我不知道。
王又问：你们进入苏区后准备做些什么？方志敏对未突入封锁线的部队有什么指示？
胡仍答：不知道。
王耀武见与胡天桃谈问题、问情况，都不会有所获，就转移话题：你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保护你的眷属。
胡答：我没有家，没有人，不要保护。
王耀武明白，像这样顽强的人，要从他身上得到军事情报或利用他做些对红军的瓦解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 选择信仰道路艰难，坚守理想信念更难。面对死亡的威胁，胡天桃泰然处之，演绎了“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豪迈。
面对敌人利诱、甘愿绝食殉国的巫恒通
1937年底，上海、南京、句容等地先后被日军侵占。国民党政府泰兴县县长单成义惊恐万状，弃城奔逃。时任县教育局长的巫恒通获悉同学管文蔚在丹阳组织了一支抗日武装，立即嘱咐儿子巫健松去投奔，并约县警察局长张恨愚集中200余人枪，准备赴洪泽湖开展抗日游击战。不料遭单成义等人诬陷，被捕入狱。后经好友疏通，交保获释。
1938年，巫恒通获悉管文蔚已加入新四军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立即前去投奔。在管文蔚处，他与陈毅相会，畅谈抗战大计，走上了追随共产党抗日救国的道路。
巫恒通重返家乡后，筹集20余人枪，锄奸匪，保家乡，深受百姓欢迎。在新四军的帮助下，队伍扩编为“句容县东北区民众抗敌自卫团”，巫恒通任团长。1939年夏，巫恒通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胜感慨地说：“书生从军，要努力学会带兵打仗。我早年梦想教育救国，逐步改良，但国民党腐败无能，倒行逆施，使我完全失望。我混了半辈子，一事无成。如今我找到了共产党，要重新开始生活，弥补过去虚度之年华。”
11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自卫团编入新四军序列，改编为新3团，巫恒通任团长，转战于茅山一带，多次粉碎日军“扫荡”，逐步成长为新四军的一支劲旅。
1940年夏，新四军主力北渡长江，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新3团留在茅山地区坚持斗争。皖南事变后，日军反复“扫荡”茅山抗日根据地，新3团与敌苦苦周旋。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巫恒通出生入死，身先士卒，顽强奋战。他的兄长、嫂子、弟弟相继壮烈牺牲。巫恒通慷慨陈词：坚持抗敌，有敌无我，有我无敌！
1941年春，巫恒通调任苏南第5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句容县长。
敌人将巫恒通年仅11岁的幼子巫健柏作为人质捕至句容城内，妄想以此动摇巫恒通抗战意志。但巫恒通不为所动，誓死抗战到底，斗志愈坚。
9月6日，日伪军突袭苏南第5行政专员公署驻地句容县大坝村，巫恒通负伤被俘。敌人欣喜若狂，先是盛餐款待，诱其背叛共产党，遭到巫恒通的痛斥：“你们这些无人性的野兽，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今天到此只有一死以赴之，我生得光荣，死得光荣，想让我卖国求荣那是妄想！”
一计不成，敌人又生二计，授意伪句容县长陈希周出面劝降。巫恒通卧于囚室，以面向墙，不屑顾之。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大汉奸周佛海战前曾任江苏省教育厅长，妄想以旧日上下级关系拉拢巫恒通就范，写信并派专员劝降，但同样遭到严词斥责。此后，巫恒通拒医绝食，决意以身殉国，用生命捍卫自己的信仰。
在生命最后时刻，巫恒通嘱咐幼子：“你要记住伯父、伯母和叔父是怎样死的，记住你爸爸是怎样宁死不屈的。如今你哥哥在苏北抗日，是死是活还不知道。你要继承遗志，长大后献身革命，做一个有志气又有骨气的中国人。”
14日凌晨，巫恒通在绝食8天后，壮烈殉国，年仅38岁。
噩耗传来，苏南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无不肃然起敬，沉痛致哀。陈毅高度评价巫恒通：“被俘之日起，即义不食敌寇水米，敌寇利用其旧友亲朋来劝降，均遭严拒……死节之惨烈，抗战以来所仅见。”
自愿回乡务农、永葆老红军本色的方和明
方和明是1929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历任通讯员、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团长等职，身经大小战斗200余次，7次负伤，1 5 次立功受奖。
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准备安排体弱多病的方和明在延安休养。但他谢绝了，表示要解甲归田，回乡务农：“革命需要打仗，我扛起枪是战士；革命需要建设，我拿起锄头当农民！”
1949年底，方和明怀揣党员介绍信，背着行李卷、炒面袋，满怀豪情地离开延安，回到了刚刚解放的家乡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柳林村。朴实热情的乡亲对他的举动很不理解：“革命成功了不去享福，回来种田值得吗？”
方和明回答：“我们去参加红军的72人中只活了我一个，我不回来把家乡建设好对得起烈士们吗？”
乡亲们这才悟出了方和明解甲归田的原因：他没有忘记生他养他的土地，没有忘记革命先烈，没有忘记继续革命。
回乡后，方和明有功不骄，位尊不傲。当负责填写残废证的县民政科工作人员问他在部队担任何职时，方和明回答：红军战士。以后别人再问，他还是那句老话：我是一名红军战士。
在方和明看来，不能把资格、功劳、等级当作抬高自己、索取报酬的资本。从“官”到民没有万里长城，革命需要上就上，需要下就下。他永远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劳动者，是一颗革命的火种，艰苦奋斗在群众中。
春耕时节，他每天出工不见太阳，收工不见日头。秋收了，他一趟趟挑起粮食去交公粮。一过秤，多交了280斤。收粮的工作人员说：“你是老红军，可以减免。”他说：“正因为我当过红军，就要多交一点！”
十丈山麓曾是黄麻起义指挥部所在地，被国民党反动派烧杀成了“无人区”。1960年夏，方和明带领群众来到这里，砍荆棘，搭草棚，创建八一畜牧场。他对大伙说：“创业好比针挑土。革命先烈连生命都不要，我们还怕苦吗？！”在方和明的带领下，经过几年奋斗，原来穷困的柳林大队变了样：梯田平展，稻谷堆仓；茶树遍山岗，果园绕村庄；公路通南北，渠道盘山梁。
方和明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还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全国民兵先进工作者称号，受到毛澤东主席的接见。
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道上将偶然从《湖北日报》光荣榜上看到方和明的名字，心想：这个方和明是不是在长征途中带领一个营抢占李公铁索桥、掩护部队突围的那个红军团长？全国解放那年不是叫他去延安休养了吗？
出于对战友的思念和关怀，陈再道派人去打听。很快就查实，方和明正是当年和自己一起爬雪山过草地的战友。
陈再道立即请来方和明。20多年前的老战友见面，格外高兴。陈再道亲切地拍着方和明的肩膀说：“你过去当团长，在战场上是英雄；现在回乡当农民，是劳动模范，保持了红军的光荣传统，还是好样的！”
方和明回乡8年，当地群众只知道他是红军，不晓得他当过团长。会见的通讯登了报，群众争相传颂：“老方，有官不当官，有功不摆功，有福不享福，有难不怕难，真是个模范共产党员。”
方和明说：“我这个穷孩子，能够参加革命，全靠党和毛主席引路。功劳应该归于党、归于人民、归于毛主席。我只不过是个红军战士，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关乎事业成败。人民解放军9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表明：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人民军队永远的精神支柱，是发展壮大、夺取胜利的精神保障，是克敌制胜、能打胜仗的重要法宝，是战胜困难、抵御诱惑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