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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巴纳德的“权威接受论”认为，权威的存在不是来源于上级的赋予，而是来源于下级的认可；在农村治理中，基层政府的权威不是来自于上级政府授予，而是来源于基层民众的认可，基层治理需以民众为导向。农村基层政府现有的选择性治理，是基于政府自身利益有选择性地展开行政工作，其产生原因是既有的压力型体制导致的内在激励不足和外在压力不强。应以制度化的手段扩大民众参与，建立公共利益有效表达机制，来代替选择性治理。
关键词：权威接受论 农村基层政府 选择性治理 公共利益表达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1)003－143－02
1、基于巴纳德的“权威接受论”的农村基层政府权威
1.1 关于巴纳德的“权威接受论”
传统的权威观以等级原则为基调，认为权威来源于产生合理合法权力的某个职位，把命令的发布者作为权威的本质，对权威的分析是自上而下的，上下级之问的职权关系按等级划定。而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社会学系统学派的创始人切斯特·巴纳德给权威以一种自下而上的解释，提出权威来自于下属的接受和认可，而非发布命令的人。巴纳德在《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中提出了区别于以往权威观的“权威接受论”，他认为，权威是正式组织中信息交流(命令)的一种性质，通过它的被接受，组织的贡献者或“成员”支配自己所贡献的行为，即支配或决定什么是要对组织做的事，什么是不对组织做的事。在巴纳德看来，如果一个命令已经下达给了命令的接受者，命令对他的权威就被确认或确定了，这成为接受者行动的基础。如果他不服从，就意味着他否认这个命令对他有权威。巴纳德突破了“命令是权威的必要条件”这一传统概念，认为一个命令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接受命令的人，而不完全决定于“权威者”或发布命令的人。
1.2 关于农村基层政府的权威
本文所涉及的基层政府，指的是处于地方政府层级结构最底层的地方政府，在它辖域范围内，不再存在更低层级的地方政府，但可能存在它的派出行政机构。农村基层政府是直接面对农村民众、承担农村治理事务责任的政府，因此其治理的结果直接影响当地农村民众的日常生活，从而更加受到农村民众的关注。学界普遍认为，农村基层政府的权威是指农村基层政府合法政治权力的影响力及农村民众对影响力的认同与服从。按照巴纳德的“权威接受论”观点，笔者认为，农村基层政府的权威不是来源于上级政府的赋予，而是来源于农村民众的认可，只有当农村民众认可了农村基层政府权威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时，农村基层政府的权威才得以产生，才能对农村民众产生影响力。
2、农村基层政府现有的治理方式及其产生原因
2.1 现有治理方式：选择性治理
在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基层政府并未及时转变政府职能来服务“三农”，而对于和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业务，农村基层政府的工作积极性确实空前提高，譬如招商引资、计生工作等。这是一种典型的选择性治理，即以农村基层政府为本位，对那些于己有利的事就去管、去做，对那些于己不利或者吃力不讨好的事就尽量不去管、不去做。农村基层政府的选择性治理，是基于自身利益有选择性地开展行政工作，而不是以农村民众的利益为导向，背离了“自下而上”的权威观，使农村基层政府的权威受到挑战。
2.2 现有治理方式产生的原因
农村基层政府之所以会选择性治理，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则力不足”或财政“空壳化”，而是既有的压力型体制导致的内在激励不足和外在压力不强。这种压力型体制是将上级政府确定的经济发展任务和指标层层下达，并将下级的“政绩”考核与其完成任务情况相挂钩。
2.2.1 内在激励不足
在现有的压力型体制下，对农村基层政府的政绩考核的结果是产生一种向上负责的而不是向下负责的激励机制：农村基层政府主要生产的是完成上级任务的“考评型”产品，而不是生产针对农村民众的“服务型”公共产品。因此，既有体制安排不仅使公共服务的内在激励不足，甚至产生了逆向激励的问题。农村基层政府不是基于公共利益来行政，而是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来进行选择性治理，这就是一种典型的逆向激励。农村基层政府的权威直接来源于农村民众，它和农村民众之间形成一种“代理-委托”的关系。此外，农村基层政府的权威在现实中的合法性也主要通过为农服务来建立。因此，它理应向农村民众问责，回应农村民众的需求。唯有如此，它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以农村民众利益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然而，在现实的行政过程中，农村基层政府大体上却不是问责于农村民众，而是它的上级政府；不是回应农村民众的利益需求，而是它的上级政府的要求。这是因为在压力型体制下，评价农村基层政府政绩的是它的上级政府，这个核心症结就是缺乏民众的有效参与和监督，没有建立与民众参与积极性相一致的激励机制和农村治理体制。
2.2.2外在压力不强
(1)行政压力作用弱化。中央多次在涉农的文件和决定中要求农村基层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及时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但是，这些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一般是非常规划力量，而不是体制性的常规力量，对农村基层政府难以产生稳定的预期和内在的激励：而农村基层政府面对这种行政压力，往往缺乏有效回应或者采取走过场的形式，一旦这种行政压力减弱以后又恢复到之前的状况。这也是农村基层政府历次改革成效不明显的一个重要原因。
(2)体制外的压力不强。这种压力既来自于市场经济也来自于农村民众。然而，一些农村基层政府在实现其职能的过程中，肆意运用政府权力来扩大其职能范围，损害市场正常运行机制，使公共产品不能得到有效配置；在压力型体制下，农村基层政府的工作职能以完成上级政府委派的各种行政任务为主，而对于向本地区农村民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则既没有积极性，也没有能力；此外，一些农村基层政府没有转变其职能，没有建立比较健全的民意表达机制和民众有效参与基层治理的体制，民众缺乏督促政府改革的力量。
3、“權威接受论”对农村基层政府治理的启示
权威来源于民众，治理方式也应以民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权威接受论”强调的是一种民主型权威，而民主型权威要求治理方式方式从选择性治理转为建立民众参与制度和公共利益有效表达机制，改革现有的压力型体制，转变政府职能。
3.1 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加强民众参与和监督
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上下级政府各自权限的同时，要变逆向激励为“正向激励”，这是改革现有的压力型体制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中，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制度是重点。
3.1.1 政府绩效评估：激励机制来自民众
(1)农村基层政府绩效评估应该从农村民众主体地位出发，实施农村民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农村民众作为基层政府权威来源的角色，其参与到基层政府绩效评估可以使农村民众更加了解基层政府工作的过程，保证评估内容真正与农村民众生活 密切相关，使农村民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时，农村民众作为连结者，在基层政府绩效评估中，可以相互协商，连结各方利益，最终以农村民众利益为主达成一致。这对农村民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可持续性具有积极作用。
(2)要建立与农村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相适应的绩效评估机制，评估重点应从注重过程与形式转向注重绩效与成果，从向上级政府提供考核性产品转为向农村民众提供公共产品，从注重财政收入与GDP的增长转向农村治理与公共服务，其中尤其应突出对“为农服务”这一绩效的考核。必须树立农村民众价值取向的绩效观，把农村民众的公共利益放在首位，并以农村民众满意与否作为绩效评估的终极标准。唯有这样，农村基层政府的行政方式和目标才能以农村民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建立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正向激励”机制。
3.1.2 行政问责制度：激励机制服务民众
要改变对上级的单向问责为对上级和对民众的双向问责，建构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行政问责体制。要想真正转化农村基层政府的问责方向，使之切实成为能为所在辖区内的农村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基层政府，最关键的还是使农村民众能够切实参与到农村事务治理中来，表达他们的合理诉求，使基层政府在关于公共服务的决策中，能够采纳民众的意见，通过扩大民主参与来改善农村治理，努力达到公共服务的价值要求。此外，要将问责信息公开，保证民众的知情权。如果民众获取信息的正式渠道受阻，而非正式渠道出来的消息具有不完整性，更容易让民众形成各种想象和猜测，从而使基层政府陷入被动的境地。因此，农村基层政府有必要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来公开相关政策和行为以及各部门的责任目标，主动接受农村民众的监督和审查。农村基层政府问责的目的是对农村民众负责，那么农村民众必须知道问责的起因、过程以及结果。
3.2 加强市场和民众压力。建立公共利益有效表达机制
虽然在现有的压力型体制不能提供公共服务的内在激励机制，但确实存在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要求农村基层政府转变职能。要促使农村基层政府进行自身改革，真正转化为“公共服务者”，除了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外，还需要有来自市场和民众的压力。来自市场的压力，一方面要求基层政府不要随意地干预经济，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求基层政府从管治者转换为服务者，从更多地执行政治类和经济发展类政策任务转向农业类以及公共产品和服务类政策任务，即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以及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要实现农村基层政府职能转为以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为主，则要求在管理方式上进行重大变革，从强制型、直接管理转变为服务型、间接管理；从全面控制与管理转变为向社会和市场开放和放权。
来自民众的压力，要求农村基层政府的权力不要肆意地凌驾于农村民众之上，而是变成服从于农村、服务于民众的公共机构，实现政府职能由“管治”转为“服务”、由“管治”转为“治理”。其中，最关键、最紧要的工作就是建立相应的公共利益有效表达机制。利益表达机制是指社会成员或利益群体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向公权力机关提出利益宣誓并要求得到满足的行为。首先，民众对于自身的利益需求更加了解，基层政府和官员不能随意地代替民众做出利益需求选择；其次，如果没有公共利益表达机制，政府的公共服务就缺乏有效的外在动力，导致基层政府公共服务的“缺位”问题；第三，如果没有建立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就不能有效听取民意并将之转换为政府的科学决策，基层政府即便愿意提供公共服务往往也与公共利益需求不一致，导致基层政府公共服务的“错位”问题。服务型政府实际上是一个有效回应民众公共利益需求的政府。建构以民众利益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必须以建立有效的公共利益表達机制为前提：巩固和加强农村基层政府的权威，必然要得到农村民众的接受与认可，要求建构以民众利益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
参考文献：
[1][美]巴纳德.经理人员的职能[M].孙耀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徐勇，高秉雄.地方政府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吴理财.用“参与”消解基层“选择性治理”[J].探索与争鸣，2009(04).
[4]戴煜.社会公正视野中的我国弱势群体问题研究[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07).
关键词：权威接受论 农村基层政府 选择性治理 公共利益表达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1)003－143－02
1、基于巴纳德的“权威接受论”的农村基层政府权威
1.1 关于巴纳德的“权威接受论”
传统的权威观以等级原则为基调，认为权威来源于产生合理合法权力的某个职位，把命令的发布者作为权威的本质，对权威的分析是自上而下的，上下级之问的职权关系按等级划定。而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社会学系统学派的创始人切斯特·巴纳德给权威以一种自下而上的解释，提出权威来自于下属的接受和认可，而非发布命令的人。巴纳德在《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中提出了区别于以往权威观的“权威接受论”，他认为，权威是正式组织中信息交流(命令)的一种性质，通过它的被接受，组织的贡献者或“成员”支配自己所贡献的行为，即支配或决定什么是要对组织做的事，什么是不对组织做的事。在巴纳德看来，如果一个命令已经下达给了命令的接受者，命令对他的权威就被确认或确定了，这成为接受者行动的基础。如果他不服从，就意味着他否认这个命令对他有权威。巴纳德突破了“命令是权威的必要条件”这一传统概念，认为一个命令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接受命令的人，而不完全决定于“权威者”或发布命令的人。
1.2 关于农村基层政府的权威
本文所涉及的基层政府，指的是处于地方政府层级结构最底层的地方政府，在它辖域范围内，不再存在更低层级的地方政府，但可能存在它的派出行政机构。农村基层政府是直接面对农村民众、承担农村治理事务责任的政府，因此其治理的结果直接影响当地农村民众的日常生活，从而更加受到农村民众的关注。学界普遍认为，农村基层政府的权威是指农村基层政府合法政治权力的影响力及农村民众对影响力的认同与服从。按照巴纳德的“权威接受论”观点，笔者认为，农村基层政府的权威不是来源于上级政府的赋予，而是来源于农村民众的认可，只有当农村民众认可了农村基层政府权威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时，农村基层政府的权威才得以产生，才能对农村民众产生影响力。
2、农村基层政府现有的治理方式及其产生原因
2.1 现有治理方式：选择性治理
在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基层政府并未及时转变政府职能来服务“三农”，而对于和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业务，农村基层政府的工作积极性确实空前提高，譬如招商引资、计生工作等。这是一种典型的选择性治理，即以农村基层政府为本位，对那些于己有利的事就去管、去做，对那些于己不利或者吃力不讨好的事就尽量不去管、不去做。农村基层政府的选择性治理，是基于自身利益有选择性地开展行政工作，而不是以农村民众的利益为导向，背离了“自下而上”的权威观，使农村基层政府的权威受到挑战。
2.2 现有治理方式产生的原因
农村基层政府之所以会选择性治理，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则力不足”或财政“空壳化”，而是既有的压力型体制导致的内在激励不足和外在压力不强。这种压力型体制是将上级政府确定的经济发展任务和指标层层下达，并将下级的“政绩”考核与其完成任务情况相挂钩。
2.2.1 内在激励不足
在现有的压力型体制下，对农村基层政府的政绩考核的结果是产生一种向上负责的而不是向下负责的激励机制：农村基层政府主要生产的是完成上级任务的“考评型”产品，而不是生产针对农村民众的“服务型”公共产品。因此，既有体制安排不仅使公共服务的内在激励不足，甚至产生了逆向激励的问题。农村基层政府不是基于公共利益来行政，而是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来进行选择性治理，这就是一种典型的逆向激励。农村基层政府的权威直接来源于农村民众，它和农村民众之间形成一种“代理-委托”的关系。此外，农村基层政府的权威在现实中的合法性也主要通过为农服务来建立。因此，它理应向农村民众问责，回应农村民众的需求。唯有如此，它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以农村民众利益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然而，在现实的行政过程中，农村基层政府大体上却不是问责于农村民众，而是它的上级政府；不是回应农村民众的利益需求，而是它的上级政府的要求。这是因为在压力型体制下，评价农村基层政府政绩的是它的上级政府，这个核心症结就是缺乏民众的有效参与和监督，没有建立与民众参与积极性相一致的激励机制和农村治理体制。
2.2.2外在压力不强
(1)行政压力作用弱化。中央多次在涉农的文件和决定中要求农村基层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及时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但是，这些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一般是非常规划力量，而不是体制性的常规力量，对农村基层政府难以产生稳定的预期和内在的激励：而农村基层政府面对这种行政压力，往往缺乏有效回应或者采取走过场的形式，一旦这种行政压力减弱以后又恢复到之前的状况。这也是农村基层政府历次改革成效不明显的一个重要原因。
(2)体制外的压力不强。这种压力既来自于市场经济也来自于农村民众。然而，一些农村基层政府在实现其职能的过程中，肆意运用政府权力来扩大其职能范围，损害市场正常运行机制，使公共产品不能得到有效配置；在压力型体制下，农村基层政府的工作职能以完成上级政府委派的各种行政任务为主，而对于向本地区农村民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则既没有积极性，也没有能力；此外，一些农村基层政府没有转变其职能，没有建立比较健全的民意表达机制和民众有效参与基层治理的体制，民众缺乏督促政府改革的力量。
3、“權威接受论”对农村基层政府治理的启示
权威来源于民众，治理方式也应以民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权威接受论”强调的是一种民主型权威，而民主型权威要求治理方式方式从选择性治理转为建立民众参与制度和公共利益有效表达机制，改革现有的压力型体制，转变政府职能。
3.1 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加强民众参与和监督
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上下级政府各自权限的同时，要变逆向激励为“正向激励”，这是改革现有的压力型体制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中，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制度是重点。
3.1.1 政府绩效评估：激励机制来自民众
(1)农村基层政府绩效评估应该从农村民众主体地位出发，实施农村民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农村民众作为基层政府权威来源的角色，其参与到基层政府绩效评估可以使农村民众更加了解基层政府工作的过程，保证评估内容真正与农村民众生活 密切相关，使农村民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时，农村民众作为连结者，在基层政府绩效评估中，可以相互协商，连结各方利益，最终以农村民众利益为主达成一致。这对农村民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可持续性具有积极作用。
(2)要建立与农村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相适应的绩效评估机制，评估重点应从注重过程与形式转向注重绩效与成果，从向上级政府提供考核性产品转为向农村民众提供公共产品，从注重财政收入与GDP的增长转向农村治理与公共服务，其中尤其应突出对“为农服务”这一绩效的考核。必须树立农村民众价值取向的绩效观，把农村民众的公共利益放在首位，并以农村民众满意与否作为绩效评估的终极标准。唯有这样，农村基层政府的行政方式和目标才能以农村民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建立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正向激励”机制。
3.1.2 行政问责制度：激励机制服务民众
要改变对上级的单向问责为对上级和对民众的双向问责，建构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行政问责体制。要想真正转化农村基层政府的问责方向，使之切实成为能为所在辖区内的农村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基层政府，最关键的还是使农村民众能够切实参与到农村事务治理中来，表达他们的合理诉求，使基层政府在关于公共服务的决策中，能够采纳民众的意见，通过扩大民主参与来改善农村治理，努力达到公共服务的价值要求。此外，要将问责信息公开，保证民众的知情权。如果民众获取信息的正式渠道受阻，而非正式渠道出来的消息具有不完整性，更容易让民众形成各种想象和猜测，从而使基层政府陷入被动的境地。因此，农村基层政府有必要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来公开相关政策和行为以及各部门的责任目标，主动接受农村民众的监督和审查。农村基层政府问责的目的是对农村民众负责，那么农村民众必须知道问责的起因、过程以及结果。
3.2 加强市场和民众压力。建立公共利益有效表达机制
虽然在现有的压力型体制不能提供公共服务的内在激励机制，但确实存在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要求农村基层政府转变职能。要促使农村基层政府进行自身改革，真正转化为“公共服务者”，除了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外，还需要有来自市场和民众的压力。来自市场的压力，一方面要求基层政府不要随意地干预经济，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求基层政府从管治者转换为服务者，从更多地执行政治类和经济发展类政策任务转向农业类以及公共产品和服务类政策任务，即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以及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要实现农村基层政府职能转为以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为主，则要求在管理方式上进行重大变革，从强制型、直接管理转变为服务型、间接管理；从全面控制与管理转变为向社会和市场开放和放权。
来自民众的压力，要求农村基层政府的权力不要肆意地凌驾于农村民众之上，而是变成服从于农村、服务于民众的公共机构，实现政府职能由“管治”转为“服务”、由“管治”转为“治理”。其中，最关键、最紧要的工作就是建立相应的公共利益有效表达机制。利益表达机制是指社会成员或利益群体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向公权力机关提出利益宣誓并要求得到满足的行为。首先，民众对于自身的利益需求更加了解，基层政府和官员不能随意地代替民众做出利益需求选择；其次，如果没有公共利益表达机制，政府的公共服务就缺乏有效的外在动力，导致基层政府公共服务的“缺位”问题；第三，如果没有建立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就不能有效听取民意并将之转换为政府的科学决策，基层政府即便愿意提供公共服务往往也与公共利益需求不一致，导致基层政府公共服务的“错位”问题。服务型政府实际上是一个有效回应民众公共利益需求的政府。建构以民众利益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必须以建立有效的公共利益表達机制为前提：巩固和加强农村基层政府的权威，必然要得到农村民众的接受与认可，要求建构以民众利益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
参考文献：
[1][美]巴纳德.经理人员的职能[M].孙耀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徐勇，高秉雄.地方政府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吴理财.用“参与”消解基层“选择性治理”[J].探索与争鸣，2009(04).
[4]戴煜.社会公正视野中的我国弱势群体问题研究[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