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为人，就意味着在一个受必然性撕扯的世界中生活，就意味着要在各种相互冲突的目标和阵营中做出艰难的甚至是危险的抉择。各种善好相互竞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它们之间有着不可通约性。”这是耶鲁大学教授斯蒂芬·斯密什的《政治哲学》一书首章中的一句话，凝练概括了研究政治哲学的必要性。
　　冲突、阵营、选择，我们都很熟悉，社会生活足以提供丰富的经验，但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有机会体验艰难、危险的抉择，感受善与善之间的不可通约。
　　2020年年初，中国人面对的正是一个极端情况—在疫情肆虐的反常背景下，自保需要与他人权利之间，如何达致最大程度的平衡。在抢购物资、分配物资、对医疗资源的竞争、隔离需要与人道主义对待等等，都是这种艰难甚至危险的抉择的体现。所谓危险，在于代价，那就是作为维系一个共同体所必須的道德情感和价值共识，会不会被视若无睹。其中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如何对待“湖北人”这一问题。
　　歧视已经发生，而歧视正意味着危险的浮现。探讨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可能不如其他实际的抗疫措施那般急切，但轻视这一问题可能带来的对共同体的负面影响，可能远比疫病本身还要深远。

反常与教条

　　“电车难题”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伦理学思想实验，至今仍然是解释社会冲突的一个著名模型。一个疯子，把5个无辜的人绑在一条电车轨道上，一列失控的电车正高速驶来，马上就要碾压他们。这时你就站在轨道边上，可以拉下一个拉杆，让电车换轨，糟糕的是，那个疯子在另一条轨道上也绑了1个无辜的人。
　　5个，还是1个，都是无辜的人，让谁死去？你来作出选择。很难，对不对？
　　但有人认为不难，比如一位网红经济学家，他说我们应该赞扬那些“发国难财”的人，因为价格引导着市场增加供给。也就是说，把这个拉杆者从“你”换成一种社会机制，让它自然选择，价高者得。
　　按照这种教条主义完美模型，这6个无辜的人，标签就不能仅仅是“无辜”，而必须有社会身份的识别，比如，那5个是穷人，这1个是富人，那么死的就是5个穷人。这就是他们的逻辑，就连他们的老祖宗之一的马尔萨斯都不会这样理解问题，因为马尔萨斯认为货币是一种特许权，与公平无关。他们的问题恰恰在于忽视公平，这可能跟不公平对他们有利有关。“理性经济人”理性到了没有任何道德负担，也就是说，“理性经济人”根本不是人，当然也就不存在公平问题。还有许多更为细致的现实情况，比如“国难”条件下市场是否还完整，甚至是否还存在？资源能否抵达最需要的那部分人从而有利于大局之下的每一个人？以及需求方饥不择食的情况下供给方会不会粗制滥造、假冒伪劣却以畸高的价格卖出？事实已经给出答案。
　　把“理性经济人”抽象化到没有任何道德感，模型所解释的其实是一种霍布斯状态—人对人是狼。供给者根据条件全心全意赚最多的钱，而需求者以占有多少货币为标准来决定生死。
　　霍布斯状态深嵌于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互相提防乃至敌意。而社会文明的必要性，正在于它能够用强力遏制敌意外化为行动，在于它能让人们“避免暴死”。因此文明的意义在这里就是指共同体意识和道德规则。教条主义者所表面崇奉的自由主义，在哲学上告诉我们，自利而利他，利他可自利，但具体到现实问题上，他们往往会忘记这一点。

如果按照绝对的理性计算，那么医护人员也早已经散伙。这就是人类通过代理方式委托一个“主权者”去采取措施避免战争状态成为现实的意义所在。

　　聚集性风险事实上让市场已经失灵。需求暴增的情况下，即便所有生产能力在价格引导下开足马力，也不足以供应全国的恐慌性需求；人们也不会因为需求大增而聚集生产，在大局要求上这也是不允许的；公共利益要求一些人的需求应该得到优先保障，而他们的需求和支付能力无关；如果按照绝对的理性计算，那么医护人员也早已经散伙。这就是人类通过代理方式委托一个“主权者”去采取措施避免战争状态成为现实的意义所在。

“湖北人”问题

　　人类组成社会是为了缓解问题，而不是加剧问题。在疫情条件下的“湖北人”问题上，不管依据何种思想，互助都应该是一个文明限度内的选择。
　　在全国各地陆续采取严格的人员流动控制、下沉到村居的疫情防范措施之后，湖北省外的湖北人，成为了处境最为特殊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总数以百万计。
　　这里所说的“湖北省外的湖北人”，主要包含几种身份：湖北籍人、从湖北这个居住地返乡者、从湖北这个居住地外出旅行者。
　　他们的处境也分为几种：1. 被重点监控、盯梢、举报，自我隔离事实上转变为强制隔离；2. 被疏远、孤立、骚扰、敌视，武汉拍照车辆被踹、被砸，相当于被实行社会剥夺；3. 流浪、躲藏、辗转、无助，时刻置身于一个不友善的环境。
　　所有的反常情况都有同样的特征—把这群湖北人一一识别出来，丢进社会边缘的流浪者群体。于是我们看到，湖北归来的乡亲被视同仇敌，湖北出来的游客无法找到食宿，湖北身份的旅行者被拒绝同机同车。
　　当然，其中也有许多友善、扶助、保护的仁慈友爱的行为发生，比如偷偷把空房子借给湖北游客住，酒店老板自发收留湖北同乡，志愿者和社会组织为他们提供帮助，部分地方政府如广东徐闻县给予来自官方的关爱，等等。
　　仁慈友爱应该是社会常态，识别、疏远与孤立才是反常表现。本文并不认为一切识别、疏远与孤立都存在过错，人们行为反常的原因在于疫病恐慌让社会本身并不处于常态。身份识别与合理限制，是疫情防控大局的要求，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发动人们自我保护，本身也是疫情防控的最根本手段。 　　不过，它的无限升级，乃至在局部地方和特殊场合下转化为歧视，已经让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人们把看不见的病毒这个真正的敌人人格化、可视化，把湖北人理解为斗争对象本身，不但错误，同时不利于对疫情的控制。
　　作为社会个体的普通人，今天面临的同样是一个电车模型式的伦理难题，是一种善与善的对抗。具体到“湖北人”问题，“湖北人”是少数，而其他人是多数，所以1个是“湖北人”，5个是其他人。“湖北人”没有选择权，其他人掌握主动，他们是一个共同体，甚至是一家人。而那个拉杆的人，是从这“5个人”中挣脱出来的其中一人。因此，在保护谁的问题上，对于拉杆者而言，没有疑问。然而保护“5个人”而碾死“1个人”，始终在伦理上跨不过一道坎。每一个人都想要活着，而每一个人的活着都没有在主观上试图以他人的无法存活为基础，因此两方都是善的，但善与善之间发生了冲突。
　　就像在东京机场，回上海的飞机在起飞之前，一群武汉人被发现，情况就变得复杂。非武汉人不想同机，而武汉人只想早点回家，主观上谁也没有想要损害谁。同机，在疫情条件下，是武汉人的自私；不同机，在常态条件下，是非武汉人的不讲道理。这个时候谁也没有错—都是“无辜”的。这时怎么办？如果按照教条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就应该是哪一方愿意出更大的价钱就哪一方先走。但社会显然不是这样运行的，至少在日本不是。
　　要纠正这一偏误，在当前看来只能依靠强有力的政府作为，作为“主权者”的代理人，不能在利益对立中牺牲任何人，依靠的就是强力、到位的人道主义救济。

外化恐惧

　　霍布斯认为，主导人们行为的从来不是理性，而是激情，也就是非理性。在对疫情的恐惧以及对“湖北人”的歧视行为中，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清楚。
　　疫情期的城市非常空旷，出门基本接触不到几个人，人与人之间也保持着足够的距离；冬天的风冷而急，户外的环境完全不符合交叉感染的环境条件。但是，每一个人都戴着口罩，包括那些全天候独自劳作的环卫工、菜农、货车司机。这是防范意识普及的表现，本身是积极的。作为一个观察者，除了从中看到人们的自觉意识，还应该能感知人们的恐惧：病毒无形，谁知道它在哪一寸空气里飘荡？

要纠正这一偏误，在当前看来只能依靠强有力的政府作为，作为“主权者”的代理人，不能在利益对立中牺牲任何人，依靠的就是强力、到位的人道主义救济。

　　人与人关系的改变，正是从这一点开始。
　　人人戴口罩的局面的实现，主要不是因为科学认知的普及，而是因为恐惧。通过科普改变人们的行为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但通过恐惧来撬动变化则很容易。“今年上门，明年上坟”“口罩还是呼吸机，您老看着二选一”，这些标语都是非常有效的动员方式，但它的作用机制是激发恐惧。恐惧的确被激发出来了，双黄连口服液和安宫牛黄丸的脱销就是证明。
　　有效的就是正确的，在严酷情势下没有选择余地。恐惧已经激发出来，行为也得到了改变，但普遍的疑问没有解决：“恐惧对象是什么，或者说，是谁？”这一点，就不再是有组织的官方动员所能回答的了。即便防控动员已经下沉到社区的条件下，人手也极其有限，确保人们在行为上符合动员目标，不要聚集娱乐，不要四处乱跑，已经非常困难，不可能有余力去全面、科学地回答认知问题。何况，即便是工作人员自身，也未必具备科学认知。
　　病毒是看不见的，对于多数人来说也是难以理解的。人们恐惧，而又不知道恐惧的对象何在，恐惧就会积存和深化。任何时代，消除心理恐惧都是人类非常重要的生存选择问题，它会迫使人们采取各种方式去对抗。
　　一个重要的对抗方式就是把恐惧外化，寻找一个多少可以联系起来的实体来作为攻击目标。就像在欧洲的过去，人们经常把无法理解的灾难归结于女巫的存在，从而把一些人认定为女巫并予以排斥甚至消灭。
　　少量发生的歧视湖北人的行为，正是这一心理逻辑的结果。在病毒面前，人是无力的，但在人面前，人是有力的。如果我们能把病毒这一无形之敌，转化为人这样的有形之敌，那么解除恐惧，就有了一种实体承载。正如人走夜路，害怕有鬼，但不那么怕人，如果我们所担心的鬼被证明是一个人，恐惧就大幅度解除了。

　　因此，前面提到的那些对湖北人的识别、孤立、驱赶、敌视行为，主观上其实是一个心理恐惧的外化和减轻过程。不可否认，它客观上对防控疫情有效，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体现人道精神的救济措施作为后续，那么整个社会就必须在正义和道德上付出代价。共同体意识事实上崩解了，在人的道德情感和权利尊严方面获得的共识，也被特殊的背景所否认。

转 化

　　拒绝和湖北人同机同车、拒绝和他们同住一间酒店、拒绝和他们有任何形式的接触，这些行为都是可以理解的，不但在逻辑上可以理解，在情感上也可以理解。
　　只需要一个反问即可击溃任何形式的义正辞严：“换作是你，你愿意嗎？”
　　自保，乃至自私都没有错，理智总能够让人们找到一种互相谅解、互不损害的解决方案。不过，在关于这一问题的交锋中，多数的声音并不理智，表现为一拥而上地谴责湖北人到处跑，本身是不负责任的施害者。
　　春节前大量人口流出武汉，无疑是造成严峻疫情的重要原因，这一后果的责任归因也是非常清楚的。流出武汉以及湖北的个体，事实上也是措施滞后的受害者—“湖北人”的回家与出游，主观上和其他地方人的回家与出游没有任何区别。如果人们真的从公共利益（里面包含个人利益）出发，那么合乎理智的选择就是想尽办法让这些人安定下来，食宿得到供应，不必到处流浪，从而减少病毒继续散播的可能性—只是可能性，并不是每一个武汉人、湖北人都是病毒携带者。

人们恐惧，而又不知道恐惧的对象何在，恐惧就会积存和深化。任何时代，消除心理恐惧都是人类非常重要的生存选择问题，它会迫使人们采取各种方式去对抗。

　　然而多数情况下都不能在复杂问题上对大众寄予希望，消极的现实就是，“湖北人”在四处碰壁的条件下不断地迁移和接触，客观上和把抗疫战争局部化的目标相背离。
　　这时我们又再回到电车难题。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选择之所以艰难，是因为可能的受害者都没有身份识别，只是一个简略的“无辜者”。如果能够进行身份识别，那么选择难度就会下降，如果你是那个拉杆的人，而一条铁轨上是你的亲人或朋友，你的选择就变得简单，因为你把选择交给了直觉反应，正如网红经济学家把选择交给市场一样。尽管，这些选择没有一种意味着公平。
　　在“湖北人是病毒的主动散播者，是不负责任的施害者”这一大众普遍观念的引导下，歧视行为就变成了一种直觉反应了，轨道上绑着的其中一方，就因为他们被指控为不是“无辜者”而被选择作为牺牲者。如果人们在心理上认为一方的遭遇是应得的，那就不再存在拉杆问题上的心理障碍。
　　然而倘若我们作出这样的选择，它的结果很可能是负面的。
　　一是，无助于提升公共利益—在外的“湖北人”被逼得到处流浪，接触更多的人。公共利益的实现，许多情况下确实要以人们的自私行为作为发动机制，然而这一界限不可掌控，它在多数情况下都会滑向它的反面。一个自发的“密探社会”会让人人自危，于是就收获了第二个负面效果。
　　二是，无助于增长个人利益—在对歧视、隔离、排斥、敌视的恐惧指引下，“湖北人”的必然反应就是隐瞒籍贯、来路乃至发热、咳嗽等症状，以图获得更加人道主义的对待。
　　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发生了转化，从一个正义的实现问题，而转化为一个权利的压制问题，结果也发生了转化，从大局上的有效防控，转化为以邻为壑的局部自保。
　　政府强有力的人道主义支持措施，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因为它是普遍性的，并不针对“湖北人”。